关键词：乡土中国;现代化叙事;乡土文学;新乡土文学
作者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苏州215123）。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新定义了现代化理论，其实践也改写了西方的现代化叙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便是宏大的现代化叙事，而从乡土中国到“新乡土中国”，则是现代化叙事的一条重要线索。所谓“新乡土中国”，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乡土中国，其最终目标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完成乡土中国的转型，完成乡村振兴的历史使命。
在这一持续的历史过程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40年代的解放区文艺、五六十年代的农村题材创作和80年代以来的“新乡土文学”，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条重要脉络。不同阶段的乡土文学既有断裂也有联系，而非简单的新旧因素的更替。只有在长时段中考察，才能在乡土文学的参照下命名“新乡土文学”。新因素不断累积进而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价值判断、审美方式等方面出现持续的变化后，才有讨论“新乡土文学”的可能。作为现代化叙事的一部分，和现代乡土文学相比，改革开放以来的乡土文学经过40余年的发展、变化和累积，具备了成为“新乡土文学”的条件，其间蕴含了文学对乡土的再认识和对“新乡土”的新发现和新书写。可以说，文学为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叙事打开了辽阔的空间。以往的研究对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之间关系的讨论显然有待深化，从这一角度出发，或可对乡土文学作出新的阐释和解读。
二
从鲁迅的乡土小说开始，乡土就不是一个单向度的、纯粹的范畴；它也不是单单指涉一个确有所指的地点（故乡），而更多代表一种价值。无论是鲁迅笔下的S城，还是萧红笔下的呼兰河，抑或是沈从文念兹在兹的湘西，都是作家在离开故乡之后对乡土的重构。因为有了现代与乡土的时空落差，他们笔下的乡土在超时空的范畴中总是预先就已经凋败的。
乡土在上述两个意义层面之间不停切换，作家的主体化过程所依托的空间，就是这个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面目均已不再纯粹的乡土。这里的困境是，无论作家的主观意图如何，都无法将乡土从现代化或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剥离出来。在乡土被纳入现代化的过程中，战争与革命改变了乡土中国的命运，乡土的面目远比作家意识到的要丰富和复杂。随着中国历史进程的发展，乡土文学的定义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又将发生变化。
三
真正引起乡土文学转变的是解放区的文艺实践。前述乡土的两个意义层面虽然在表现形态上判然两分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但归根结底都是对个人主义的演绎和对乡土文化的认知，其价值判断是启蒙主义的。随着解放区文艺实践的展开，乡土才在一定程度上沥干了主观性的个人抒情成分，转变为“翻身道情”。写作主体的革命化、阶级化，也重构了文学与乡土的关系。这就引发了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的关系问题，而这一问题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中。
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创业史》（第一部），是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乡土文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在这条线索中，赵树理的《三里湾》，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沙汀的《卢家秀》，王汶石的《风雪之夜》，浩然的《艳阳天》，等等，突出表现了新中国农村生活中的社会主义力量。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新人特征。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民，《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形象是柳青着力塑造的。梁生宝身上体现的集体主义精神，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时代精神。《创业史》影响巨大，路遥继承了柳青的创作精神，《人生》对新时期农村青年出路的再思考，延续了《创业史》中徐改霞的人生道路问题，小说的题记便是柳青的名言，其中说道：“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创业史》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平凡的世界》可视为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业史》。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到解放区文艺，再到五六十年代的农村题材创作，乡土文学观察乡土中国的视角、评判乡土中国的价值观和书写乡土中国的方法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这样的变化中，五六十年代关于乡土中国的小说，是乡土文学还是农村题材创作，其实不必在概念上过于纠结。我们无法以最初的乡土文学来定义五六十年代的农村题材创作，但对于乡土文学的认识和界定不妨宽泛一些，如此也可以将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创作纳入广义的乡土文学范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改变了乡土中国，也改写了乡土文学。
评判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乡土文学的意义，需要将其置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时代背景之中。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中，五六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同样是现代化叙事的一部分。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修改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但如何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已经不能完全适用。这一时期的经验与教训，影响着乡土文学的创作和在文学史中的沉浮。如果我们在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的双重视角中讨论五六十年代的乡土文学，或许更能贴近历史语境和乡土中国的真实面貌。
四
在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80年代文学是以重建乡村历史叙述开始的。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小说思潮的演进通常被叙述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与“新写实小说”。在这个序列中，也有一条乡土小说的脉络。我们今天仍然提及的许多作品，都是描写乡土之作：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芙蓉镇》，贾平凹的《商州初录》《浮躁》，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何士光的《乡场上》，蒋子龙的《燕赵悲歌》，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新写实”的特点或多或少也都体现在乡土文学中。乡土文学的价值判断和创作方法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正是乡土文学演变成为“新乡土文学”的一个表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改写了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叙事。在历史转折时期，乡土中国再次被置于中国社会前沿，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和成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之所以重要，与乡土中国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独特位置有很大关系。乡土中国被纳入现代化建设蓝图后，如果参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乡土小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此类作品可以称为“新乡土小说”。此后，乡土小说之“新”几乎都与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作家对现代化模式的认知有关。在这样的现代化叙事中，反思性得到凸显。可以说，“反思文学”是重建乡土叙事的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乡土文学”贯穿着一条重述乡村历史的线索。
20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叙事是在复杂的结构中展开的。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反抗帝国主义入侵的民族战争、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的革命，都是现代中国历史的重要脉络，这些脉络在乡土中国中纵横交织。历史交替之际，文学创作通常以重新表现和书写历史的方式来衔接历史。重述乡土中国的历史，构成了“新乡土文学”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新乡土文学”的价值判断和创作方法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当中既有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认识，也有西方现代化叙事的冲击，以及现实主义的新变和其他创作方法的影响。如果以《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李顺大造屋》《剪辑错了的故事》等为例，这些作品无论是对当代历史事件的反思，还是对土地与人的命运的思考，都带有鲜明的或潜在的启蒙主义立场。其中重要的问题是，基于现代化的价值判断，革命作为现代性的功能和代价是什么。这构成了80年代以来文学重述乡土的主题之一。
我们注意到，21世纪“新乡土文学”在重述历史的同时，也深度介入乡土现实，乡村的现代化历程在历史与当下的关联中得到更充分的呈现。阿来的《机村史诗》以6部既独立又有关联的作品构建了一幅藏族乡村的长卷，他在50年的时空中写出了乡村的命运。阿来在审美上再次回到“人的文学”层面，坚持“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并重新定义了“史诗”的概念：从写英雄、神灵转变为写人、写普通人，记录与表现社会变迁的轨迹和方向。
毫无疑问，在重述乡村历史时，现实主义仍是“新乡土文学”的创作方法，但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经不同。经历了现代主义冲击之后，“新乡土文学”采用的创作方法更为丰富多样。由于创作方法的敞开，“新乡土文学”有了重述乡村的更多可能，这在陈忠实的《白鹿原》、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和铁凝的《笨花》等长篇小说中，都有所体现。文学观念、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的多样性，在相当程度上既是现代性影响的结果，也是反思现代性的收获，在这一层面上，“新乡土文学”超越了乡土文学。
五
在《人生》之后，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描绘了更广阔的城乡世界，与面对抉择疑难的高加林相比，孙少平坚定了许多。《平凡的世界》自问世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经久不衰的欢迎。孙少平的人生经历，带给千千万万年轻人巨大的精神力量，他在困境中永不低头的坚强姿态和持之以恒的奋斗始终能给年轻一代以震撼与慰藉，受其激励和感发，很多人甚至因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路遥以独有的真诚赋予作品强烈的感染力，《平凡的世界》在人物刻画、城乡选择等问题上触及的牺牲精神、人道情怀、史诗性等问题以及作品的表现方式，使其在“新乡土文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化进程改变了乡村。如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所叙述的那样，乡村在“浮躁”之中敞开了，这才有了小说主人公金狗迂回曲折的人生道路。但《浮躁》呈现和蕴含的矛盾，延续到了90年代的乡土之中。到了90年代，路遥在《人生》中呈现的高加林式的困境，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命题原本的伦理维度而上升到存在论范畴。如果说80年代的乡土中国是在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之间选择了现代和开放，那么到了90年代以后，我们便无法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来叙述乡土中国的文化或精神特征，此时的乡土叠加了更多复杂的因素。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的冲突虽仍然存在，但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新乡土中国”具有了多面性，这是90年代以后乡土文学具有多种面向的现实基础。在讨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乡土文学”时，我们首先要看到乡土中国巨大的历史进步。
有意思的是，21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几乎都是长篇小说，这既与乡土问题本身的容量有关，也与作家观察把握乡土的视野和结构能力有关。贾平凹的《秦腔》等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50后”“60后”作家耳闻目睹了乡土在20世纪下半叶经历的种种沧桑变化，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以历时性的、近乎历史编年体的方式呈现乡土的流变，长篇小说的总体性视角和庞大体量为他们全方位、多维度描写乡土提供了合适的艺术形式。除此之外，红色经典作为“50后”“60后”作家最早接触的文学作品，也一再诱发了他们的史诗性冲动；他们渴望通过自己的“作品世界”重建另一种历史叙事（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私人叙事）的可能性。在这里，城与乡、离乡与返乡的涵义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甚至80年代的乡土文学已有很大不同。此时，乡土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成为重要的问题。
六
“新乡土文学”在以巨大的热情表现乡村发展进步的同时，也以深刻的忧患意识面对乡村工业化、城镇化中的困境。在对现代化弊端的思考中，乡土及其“乡土性”的文化意义被重新发现。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乡土作为一种价值，曾源源不断地为中国作家提供了建立主体性的内在资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乡土不断退出现代性体验的核心位置。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经验，乡村、乡土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再造和重新阐释。
乡土中国因发展缓慢而在文化结构上相对稳定，甚至有时处于停滞状态，因而成为传统文化的一种表征，现代乡土文学中潜在的传统与现代的结构关系呈现了乡土作为传统文化栖息地的符号意义。但乡土文学的经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遭到了挑战，“新乡土文学”面临的是“新乡土中国”。一方面，对国民性的批判仍然是“新乡土文学”的一个主题，而且被纳入人的现代化谱系中；另一方面，在时代急剧变革中，具象的乡土又被赋予了抽象的文化意义，以重释传统回应西方现代性，以激活传统抵抗现代化弊端，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显然，在乡村与城市都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之后，这两个概念的所指已经远非其本来的内容。在张炜的《融入野地》那里，城乡变成了形而上“存在”的两种状态。张炜特意选择了“野地”这个词来喻指“乡土”的形而上含义，野地的苍茫无际在隐喻的层面指向无区隔、原初、无限等抽象概念。《融入野地》原本是张炜长篇小说《九月寓言》的“代后记”，它在文本之外诠释了《九月寓言》的意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乡土文学”中，《九月寓言》独具意义，它超越了城与乡、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在精神本源层面重新理解乡村作为文化的意义。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浪漫主义的又一次复苏，在张炜创作于这一时期的一些小说中，自然、乡土、精神性等浪漫主义元素汇聚在一起。浪漫主义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每一次浮现，几乎都需要某种特定的现实背景，我们不妨将这种背景称作“浪漫主义氛围”。简单来说，就是浪漫主体总是需要在与其充满限制性的“对立面”的博弈中实现自己无限的主体性。张炜像其文学前辈沈从文那样，以原初的自然风景喻指乡土，并以理念中整一存在的乡土—自然对抗城市文明和现代文明。这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作家对西方式现代化弊端的认识和抵抗。
从乡土中国到“新乡土中国”，既是社会的也是美学的嬗变史。置身其中的写作者，其裤管自然粘上了泥土、浸透了露珠，乡土文学则是在大地上生长出的庄稼。当作家用心去观察、思考、描绘乡土中国时，展现的不仅是土地与人的命运，也显露了自身想象乡土中国的方式，这反映出文学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紧密关系。如是，乡土中国现代化叙事中的“新乡土文学”，既是思想史建构中的文学参与，也是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再反思与再探索。在中国的现代化叙事中，如何叙述乡土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问题，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新乡土中国”的大地上，我们有理由期待变化中的“新乡土文学”成为其中最美丽的风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