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68，我一直怀疑是被过度阐释了。比如性解放运动的起因，学界一片争论：精神分析学说成为中产阶级附庸风雅的谈资、存在主义哲学盛行、越战的心理创伤、女权主义运动高炽……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功劳当记在GregoryPincus头上，他于1959年发明了雌二醇——人类历史上首个靠谱的口服避孕药。对美国人性交频次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陌生性交的次数与雌二醇的销售量两者间确实存在线性关系。知识分子身上有一种无法遏制的冲动，喜欢对生活琐事进行宏大叙事并抒情。生吃个卷心菜就是对大自然的向往了，穿件套头宽松毛衣当然是为了对资产阶级价值观发起强烈挑战。也正是为了反抗中产阶级令人生厌的婚姻观，他们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与陌生人性交。然而实情却是：在一场性事中，女人们虽然往往是挑逗和勾引在先，但让她们更享受的却是撩起裙子之后又经过一番复杂而精巧的算计，把主动者的帽子扣到男人头上。如此，突然从包里掏出个避孕套来就让自己不那么有说服力了。“事后吃一片”的雌二醇，出面为她们解了围。
五月风暴过后，福柯曾哀叹说：“知识分子从此q销声匿迹，只剩下各专业领域里忙碌的专家。”从这句话来看，福柯在致力于打造“无用的知识分子”与“有用的专家”这一对相对立的概念，并将两者做了类似于“形而上之为道”和“形而下之为器”之间的区分。但是在那如火如荼的1968年，西方知识分子的“形而上”简直可以与同时期中国“文革”相提并论。在我们这儿，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他们那儿，是福柯在宣扬暴力、萨特在高喊“人就是自由”。
“谁和同一个女人睡两次，谁就是资产阶级”——1968显然是达达式的。所不同的仅在于，五十年前的达达仅囿于艺术界，致力于反对词语联想；而1968的五月风暴则是席卷整个社会，并与所有现存秩序为敌的。“革一切的命”，这条长势迅猛的贪吃蛇，很快便落入吞吃自己的地步。
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的小说《历史人》（程淑娟译，新星出版社，2012年4月），就是通过对英国南方一所大学里的两个社会学教师及其家庭的描述，为我们回放了1968年的英国。这部小说被定义为“学术小说”。说是说，作者毫不感到为难和难为情地，把大段诘屈聱牙的社会学论文硬塞进小说情节，甚至干脆直接塞入人物的对话中。比如，说起主人公霍华德·科克与其妻子芭芭拉的婚姻，普通小说会说：“他们结婚了”；文艺小说则会说：“他们步入了婚姻神圣的殿堂”；而这本所谓社会学学术的2B小说则与我们平常所熟悉的小说迥然不同。它是这样的：“他们投入了一个制度，这个制度是社会为了政治稳定而使本身纯属偶然的关系变得永久化的一种技巧……带着祖辈留下的庄重，他们是社会和感情的婴儿。他们是传统意义上的芸芸众生，因为沉闷至极的生存状态而心情沉重。”
小说以科克夫妻于新学期开学第一天举办的一个聚会开始，以这个学期最后一天的第二个聚会结束。虽然书里的人大多是马尔库塞的陈辞滥调——半杯马克思，再加半杯弗洛伊德，并且充满了隐喻与象征，但因为情节紧凑对话机智，读起来还真是让人兴致昂然。书中的主人公科克夫妇本来是大学同学，芭芭拉因为家庭和孩子不得不成为一个心怀不满的家庭主妇。丈夫霍华德与女同事、男同事的妻子还有他的女学生睡觉，妻子则每周五乘火车去伦敦周一早上返回，以购物度假的名义与演员情人偷情。正如卡尔·荣格所说：“给予对方通奸的自由，是美满婚姻的必要前提。”夫妻俩小心而默契地维系着这个开放的婚姻，并极力对外展示婚姻的高级和美满。
与科克夫妻相对照的，是亨利与麦拉·毕梅斯夫妻。亨利和霍华德是研究生同学，两人又于同一年结婚，并来到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个系任教。但是不幸，亨利显然是没有跟上革命形势，他还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喜欢漂亮的房子、摆设、名牌沙发和传统的婚姻观。一言以蔽之，他是资产阶级的，浑身散发着霉味儿。麦拉·毕梅斯一生中只出过一次轨，就是与霍华德。但她太紧张太兴奋了，以致于事后除了尖叫和发抖什么都没回想起来。这让她对在通奸中表现得既从容又优雅的霍华德心生艳羡。
小说中，在第一次聚会上，可怜的亨利因为完全无法适应大麻、滥交，还有喝多了的妻子，对被时代抛弃的命运深感绝望，于是用胳膊打碎了霍华德家客卧的窗户玻璃，并把胳膊使劲往玻璃茬口上压，被送往医院缝了二十七针。麦拉不久后离家出走来到霍华德家，要求霍华德接纳她，并“帮助她成长”。
但最终，麦拉还是回到了亨利的身边，闷闷不乐地维系着毕梅斯一家糟糕的婚姻。而在第二次聚会中，芭芭拉做了亨利在第一次聚会中同样的事——仍然是在客卧。
小说没有交待芭芭拉的结局，就结束了。客卧是个隐喻——1968年，每个人都活在客人卧房里，无所谓在别人家还是自己家。关于知识分子，卡尔·曼海姆曾下过一个很精致的定义：“知识分子是把利益冲突化为理念冲突的人。他们把使人不安和不满的潜在根源揭露出来，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自我认知。”但1968年的麻烦正在于此：投身其中的知识分子只是为了理念冲突而冲突，并无自觉也无能力在利益层次将冲突具象化。他们就像热心于下棋却并不在乎输赢的人，于是棋局迅速成了乒乒乓乓朝别人脑袋上扔棋子。一场混乱过后，芭芭拉们被拖了出去，闷闷不乐的麦拉们再次出场，来抢收这满目狼藉——在不知道属于谁的客卧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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