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曾氏家族；“活”的人口史；婚姻行为；生育行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人口学的兴起，有力推动了对历史上有关婚姻、生育、死亡等人口行为的研究。不过，建立在人口统计学基础之上的历史人口学研究，不少成果的主体部分是由各类统计图表及统计结果构成的，囿于所利用的族谱、户口册等资料，难以对这些统计结果背后的人口情境、过程等做出令人信服的解读。可以说，这些统计结果体现的是人口行为的某种态势或倾向，是学者们通过统计分析得到的一些规律性认知。事实上，人口行为的发生是很具体的、情境化的，是具有能动性的人在某一时刻、某一具体的场域内所做出的行为选择，几乎没有人在做出这些人口行为的时候会以这种态势作为行动的指南。因此，只有将人口行为置于历史的生活场域中进行考察，才会还原人口行为背后的发生机制及动态过程，笔者将这样一种研究思路姑且称之为“活”的人口史研究。
笔者发现，曾国藩及亲人的家书、日记等文献中包含了不少在19世纪中国具体生活情境中所发生的人口行为的细节资料，这为“活”的人口行为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文本。本文将从曾氏家族的婚姻、生育实例出发，藉此管窥清代官宦之家人口行为的诸多面相。不过要说明的是，因曾氏亲人的家书、日记等所记载的人事主要是围绕着曾国藩本房而展开的，所以本文的考察仅限于曾国藩的近亲。另外，本文并不打算就曾氏家族的所有人口行为进行全方位的考察，而仅就家书、日记等资料中反映较多而一般的族谱、户口册中没有或零星记载的某些婚姻、生育行为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曾国藩
一、从注重统计的历史人口学到“活”的人口行为史研究
从中国历史人口学研究的路径来看，目前学界有关人口行为的研究主要是利用族谱、户口册、档案、年谱、文集、墓志铭以及田野调查等资料，通过数据统计，就男女婚姻的结婚率、未婚率、结婚年龄、夫妻年龄差、再婚率、生育率、生育年龄、生育间隔、死亡率、预期寿命等进行了量化的微观研究。
吴建华著《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
上述现象与资料的缺乏不无关系。陈寅恪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历史人口学研究进入“丰产期”恰恰与族谱、户口册、档案、年谱等资料的发现与利用有关。不过，可资用来进行历史人口学统计分析的资料有其特殊性，并不是所有的族谱、户口册等资料都可以进行历史人口学分析。就拿族谱资料来说，“一部族谱是否适用于人口的分析，最重要的条件就看它所记载的成员生卒日期是否相当的完整”，只列家族成员的名字（一般只载成年男性）及世代相承关系而无其他生命信息的族谱，对于历史人口学研究毫无用处。而且，族谱、年谱等资料具有很大的同质性，建立在此类史料之上的统计分析难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此外，因资料体例的限制，这类资料对人口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往往缺少记录或是语焉不详，也就难以利用这些资料对统计结果做出圆满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目前的历史人口学研究陷入了“资料缺乏”“解释贫乏”的双重困境。
定宜庄、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著《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
二、“活”的人口史视域下曾氏亲人的婚姻行为
在此部分，笔者以曾氏亲人的婚姻实践为例，藉此探讨19世纪中国官宦之家的定亲、初婚、入赘三类婚姻行为。
（一）早聘与“大龄”定庚：曾氏亲人的定亲
自宋代以来，民间婚姻的礼俗基本遵循朱熹的“三礼”，提亲、定亲成为缔结婚姻程序的开始。由于资料中反映再婚定亲的资料较少，故而忽略不计，现仅将曾氏家族文献中有关初婚定亲、定聘的情况整理如下（见表1）：
曾氏亲人之所以热衷于较早定亲，恐怕与曾国藩仕途的升迁以及曾氏宗族声誉的提升不无关系。曾国藩自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入翰林以来，屡屡蒙恩荣升，历任翰林院侍讲、翰林院教习庶吉士、翰林院侍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升授翰林院侍讲学士，成为四品大员；及至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曾国藩已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成为堂堂的二品大员。因此，曾国藩儿女、侄孙的婚事也成为当时仕宦家族之间通过联姻以达到在官场上互相扶植、互相提携的重要桥梁。
郭松义著《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
道光二十四年初，时任安徽庐凤道道员的周介夫便迫不及待地要将女儿许配给曾国藩之子曾纪泽，而当时安徽臬台常南陔也想其孙女能与曾纪泽喜结良缘，当时曾纪泽才4周岁；道光十八年戊戌科进士（与曾国藩同年）、湖北蕲水人郭沛霖于道光二十八年欲将其女许配给曾国藩之子曾纪鸿时，纪鸿尚不满百日。上文统计结果所显示的曾氏男子定亲的平均年龄要比女性更低，这或许反映了外姓女方之家急于与曾家男子联姻的强烈愿望。
除了政治上互相扶持、提携以外，联姻还具有巩固友情、亲上加亲的作用。曾国藩的侄子曾纪渠（曾国潢次子）与同县朱蓂（尧阶）之女定盟时年仅3周岁，女方5周岁，而朱蓂是曾国藩的老乡、好友，曾国藩在没有入仕之前曾得到朱蓂多年的接济与帮助；另一侄子曾纪瑞（曾国荃长子）与同县江家之女定盟时仅2周岁，女方仅3周岁，其侄媳江氏与曾国藩的母亲来自同一家族；曾国藩的侄女（曾国荃第三女）与衡阳欧阳定幹（欧阳牧云之子）定庚时方5周岁，而欧阳牧云是曾国藩的妻弟。
曾国荃像
由上可见，为了在仕途上互相扶植、提携，或者为了巩固友谊、亲上加亲，仕宦宗族之间的联姻现象较为常见。而为了不错失门当户对、攀龙附凤的机会，双方定亲时的年龄一般较为年幼，也就是说，在仕宦家族中盛行早聘之风。
至于表1内“大龄”定庚的曾氏女子，多事出有因。曾国藩的妹妹曾国芝之所以在年满20周岁时才与朱丽春（咏春）定庚，是因为身体有残疾。对此曾国藩在为她所撰的墓志中写道：“适朱氏妹……幼而病痀，父母恐不宾于婿，特慎许人。年二十二矣，友人某告余曰：‘闻若为女弟择所归。有朱氏子咏春，愿而敦，讷而慈爱。必得佳婿，莫良此子。’国藩卜之，吉。请于父母而嫁之。”可见，曾国芝自幼曲背、驼背，家人恐怕不被婆家人待见，所以在亲事上很慎重。及至20多岁，曾国藩的朋友说朱咏春敦厚老实，是妹婿的可靠人选，后经曾国藩占卜得吉兆，父母才最终同意这门亲事。由此可知，在曾国芝定亲的整个过程中，作为哥哥的曾国藩一直处于主动地位，并掌握着婚事的话语权。至于朱咏春为何同意这门亲事则没有交代，不过巧合的是，此门亲事的确定是在曾国藩考中进士并成为翰林院庶吉士的次年，应该说，曾国藩的成功在当时湘乡之地是件非常轰动、无限荣光的大事。尽管曾家姑娘有残疾，但朱家能与这样的人家结亲也算是件有脸面的事情。
曾国藩的孙女曾广珣（曾纪泽次女）在年满21周岁时才与浙江湖州府归安县吴永定庚，大概与曾广珣的经历不无关系。曾广珣于光绪四年（1878）末随父母出洋至欧洲，时年11周岁，直至光绪十二年十月才回国，此时广珣已19周岁了，之后于光绪十四年二月初一日定庚，一个多月之后便结婚了。可见，曾广珣之所以这么晚才定亲，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政府被迫与西洋诸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中国开始进入“国际大家庭”。1861年清廷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办外国事务，并于光绪元年之后，清廷陆续向各国派出驻外公使。郭嵩焘成为第一任驻英法公使，1878年曾纪泽接任郭嵩焘成为第二任驻英法公使，曾广珣作为驻外人员家属跟随父亲出洋，一呆就是8年。回国一年后，曾广珣与吴永定亲。
李文杰著《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
（二）“早婚”与“大龄婚”：曾氏亲人的初婚
对于清代男女的结婚年龄，《钦定大清通礼》中规定：“男年十六以上，女年十四以上，身及主昏者，无期以上服，皆可行。”也就是说，按照清代礼法的要求，只要男女分别达到虚岁16岁、14岁以上，且不存在为近亲持丧者就可以结婚。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礼法规定的婚龄自然属于“早婚”的范畴。
王跃生著《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建立在1781-1791年个案基础上的分析》
由表2—1的统计可以得出，曾氏男性、曾家女婿初婚的平均年龄为17周岁，其中初婚最小者13周岁，最大初婚者已满22周岁，男性初婚年龄较为集中在17周岁、18周岁。表2—2显示，曾氏男子初婚的平均年龄为16.89周岁。这一结果比上文提及的清代皇族男性、辽宁旗人男性以及全国男性初婚的平均年龄要低。
其实，曾国藩一直担心兄弟子侄过早结婚会影响读书。咸丰六年（1856）初，在家人张罗着为儿子曾纪泽操办喜事之际，身在前线的曾国藩致信诸弟说：“纪泽儿授室太早，经书尚未读毕。上溯江太夫人来嫔之年，吾父亦系十八岁，然常就外傅读书，未久耽阁。纪泽上绳祖武，亦宜速就外傅，慎无虚度光阴。”可见，曾国藩希望弟弟们督促儿子在结婚以后要外出读书，不要因过早完婚而耽误学业。咸丰十一年当弟弟曾国潢要为未满13周岁的儿子曾纪渠娶亲时，曾国藩在家书中建议他将婚期推迟两三年，并说自己三女儿的婚事要等女婿年满十八岁再说；而他在同治二年（1863）九月初四日给曾国潢的另一封信中说：“弟好劝人早婚。好处固多，然亦微有差处。谚云‘床上添双足，诗书高挂搁’，亦至言也。”可见，结婚与读书有时的确有冲突。事实上，曾国藩便践行了“晚婚”，他于道光十三年十二月与欧阳氏结婚时已年满22周岁，这或许与曾国藩常年读书、科考不无关系。由此可知，在曾氏这样的官宦家族，有的男子初婚年龄较高，可能与他们婚前集中精力勤奋读书、追求功名有关。
由表3—1统计得出，曾家媳妇、曾家女儿初婚的平均年龄为18.68周岁，其中初婚最小者为12周岁，初婚最大者已满23周岁，女性初婚较为集中在17周岁、19周岁、21周岁几个年龄段。表3—2的统计显示，曾家女儿初婚的平均年龄为19.69周岁。总体来看，这一结果低于清代皇族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龄，而高于利用档案、年谱资料统计得出的清代全国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龄，与刘素芬推算出的清代全国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龄大致相当。
由于本文的统计样本太少（男子11个，女子22个），即便是一两个因某种原因所导致的过高或过低的婚龄都会对统计结果产生很大影响。如上文提及的曾国藩的姊妹、女儿、孙女因特殊原因导致在20周岁以上（最大23周岁）才结婚，这会大大拔高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龄。当然，这样的年龄在一般平民百姓之家或许已是“剩女”，而对于追求门当户对、政治联姻的官宦绅士之家出现这样“大龄”初婚女子的现象也并非难堪之事。因为这些官宦之家，也以恪守礼法为荣，如遇亲人去世“守丧”等原因致使初婚年龄较大，也是情有可原的。
至于曾国藩兄弟、子侄大多在17周岁、18周岁以下就完婚，如前所言，可能是外姓女子之家在婚姻上高攀曾家的结果。就曾国藩的本家近亲而言，初婚年龄上所呈现出的“女高男低”的现象或许在达官显贵之家的婚姻中并不鲜见，这一点从曾国藩父子兄弟的书信、日记中对此现象的轻描淡写、坦然处之的态度中可见一斑，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这一现象并非“不同寻常”，否则的话他们一定会在书信、日记中对此加以辩护和解释的。
综合以上因素，再参考其他学者的统计结果，笔者以为，清代男子初婚的平均年龄大致为20岁—23岁左右，女子为17岁—20岁左右。这样的初婚年龄，比礼法规定的婚龄要高很多，似乎不能将其视为“早婚”行为，这也说明我们对古人流行“早婚”的传统认知还有不小商榷的空间。
曾麟书等撰《曾氏三代家书》
（三）没有自卑感的赘婿：曾氏亲人的入赘行为
据表1所示，曾纪泽与省城贺长龄之女于咸丰二年二月定亲。咸丰五年曾国荃写信给在前线指挥湘军作战的哥哥曾国藩，谈及曾纪泽的婚姻，说贺家有招赘之意（贺家有女无儿），对此曾国藩在回信中表示“入赘之说，则断不可，我乡向无此例，恐习富贵习气”。然而，半年之后曾国藩却又同意了贺家招赘，但他所认同的“招赘”仅限几日，“招赘之后，七日即回湘乡”。可见这种“招赘”更多是一种象征仪式，具有临时性的特点，即婚礼在女方家举行，婚礼举行不久新婚夫妻便回男方之家。
《曾纪泽日记》
光绪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曾纪泽次女曾广珣嫁给湖州归安吴永，吴家当时系在京城借宅行礼。婚礼过后曾广珣及女婿便长期住在曾纪泽家，如光绪十四年八月十一日曾纪泽到贡院为女婿吴永送考；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七日曾纪泽为女婿“改七绝诗八章”；光绪十五年四月初五日曾广珣长女出生在曾纪泽之家。可见，曾纪泽的女婿吴永虽无招赘之名却有招赘之实。
由上面的例子可以发现，曾纪泽的入赘是因为贺家无男且居住在省城，而当时纪泽却居乡下；曾国藩次女婿陈远济之所以同意入赘曾家，是因为陈父已死、家道中落；曾国藩六女婿聂家之所以答应到江南入赘，是因为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不论官职还是当时的居住环境都好于聂家；曾纪泽的女婿吴永有招赘之实是因为曾纪泽当时居住在京师。由上可知，仕宦之家的男子之所以同意入赘，是因为岳父之家在官职、居住地或经济条件方面要优于男方，这种优势不论是为了照顾夫妻的婚后生活，还是为了女婿的前程都是有好处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入赘之举非但对女婿的声誉无损，有时还会因入赘名门显宦或京师之家反而提高了社会影响力。当然，囿于乡俗之见，官宦之家对于入赘之举或多或少也有一些思想包袱，这从曾聂两家对于是否入赘问题上的讨价还价中可以管窥到。
曾广珣与吴永
三、“活”的人口史视域下曾氏亲人的生育行为
《礼记·昏义》中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白虎通·嫁娶》中也说：“人道所以有嫁娶何？……重人伦，广继嗣也。”可见，男女举行婚礼、结婚的目的除了履行祭祀祖先的责任外，还要生儿育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婚姻是一种生育型的婚姻。另外，民间也流行着“早种稻子早打谷，早生儿子早得福”“多子多福”的说法，可见，对中国人而言，婚姻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生育，而且要争取早育多育。那么在现实社会中是否真正实现了早育、多育了呢？生育观念又是怎样的呢？在下文中，笔者将聚焦于19世纪曾氏亲人的生育实例，藉此管窥清代官宦之家的生育行为。
（一）并不明显的婚内抑制：曾国藩直系三代的生育行为
刘翠溶著《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
笔者根据表4中的资料，将曾国藩直系三代的生育间隔列表如下（见表5）。
由于曾纪鸿在33周岁就去世了，所以他们夫妻并没有经历完整的生育周期，其他3对夫妻双方在50周岁以前都健在，所以仅对这3对度过完整生育周期的夫妇进行分析。
结合表4、表5，首先来看曾麟书夫妻的生育情况。他们夫妻分别在18周岁、23周岁生育头胎，在39周岁、44周岁时生育最后一胎，实际生育期长达21年，共生育了9个孩子，各胎之间的生育间隔平均为2.7年（32.5个月）。曾麟书夫妻实际寿命均为66周岁，且夫妻二人常年在乡下一起生活，所以受孕的几率高，生育的子女多，平均2年半左右生育一胎。如果对照上文所揭的中国生育特征的话，曾麟书夫妻的生育属于生育开始较早（尤其对于曾麟书而言）、生育间隔适中、生育期长、结束生育不太晚、生育子女较多的一种类型。
曾国藩夫妻分别在25周岁、21周岁开始生育，生育最后一胎时的年龄分别为40周岁、36周岁，实际生育期为15年，共生育了9个孩子，各胎之间的生育间隔平均为1.8年（21.6个月），他们的生育属于生育开始较晚、生育间隔较短、生育期较长、结束生育不太晚、生育子女较多的一种类型。
从曾国藩直系三代的生育情况来看，在曾国藩这样的仕宦之家并不存在显著的晚生、早停、生育间隔长（曾纪泽夫妇头次胎之间、最末两胎之间的间隔较长除外）、生育率低等现象，也就是说，像李中清等所说的中国式婚内抑制的生育机制在曾国藩直系三代的生育历程中并不明显。
李伯重曾发表《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一文，从药物、非药物两个方面论述了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传播途径。不过，对于这些节育方法的实际效果如何？主要有哪些阶层、多少数量的夫妻会在婚姻生活中自觉地采用呢？这些都难以找到确凿的证据。那么像曾国藩这样的仕宦家族成员是否会在婚内采用节育措施来控制生育数量呢？就笔者所知，曾氏文献中并没有任何的记载；而且从曾国藩直系三代生育6个—9个子女的结果来看，似乎也不存在婚内节育的情况。至于有的学者谈到母乳对生育的影响，认为中国的母亲产后长期哺乳，延长了产后闭经期，从而有助于拉长生育间隔、降低生育率。笔者在此要说明的是，雇用乳母在曾国藩这样的官宦之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既然官宦之家的产妇多不自乳婴儿，那么通过延长哺乳期以达到避孕效果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说，像曾国藩这样仕宦之家的生育应是一种自然状况之下的繁衍行为，生活中并没有采用人为的节育措施。
事实上，在曾国藩的心目中，一个念念不忘的心愿就是人丁兴旺，这一愿望在其晚年表现得尤为强烈。同治五年八月，曾国潢连添广文、广敷两孙，曾国藩也添一孙广铭，56岁的曾国藩得此喜讯后大喜过望，在九月初给弟弟的家书中表达了其兴奋之情，说这是“祖宗之泽，家庭之幸”，并说自己“年来衰态日增，他无所图，专盼家中添丁，闻此喜慰无量”；同治六年四、五月间当得知曾国潢的3个儿媳皆有身孕后，曾国藩再次表达了希望人丁繁盛的意愿，“吾自五十以后百无所求，惟望星冈公之后丁口繁盛，此念刻刻不忘”。而同治九年十一月，当得知曾国荃之孙曾广淮未满两月便夭折后，则说“家中丁口不旺，殊深焦虑”。可见，在曾国藩的观念里，多生多育、人丁兴旺是福泽所在，更是家族保持繁盛不衰的重要前提。
由上可知，尽管清代存在着诸如避孕、堕胎、绝育等节育方法及溺婴行为，但在19世纪的中国，像曾国藩这样的仕宦之家并没有采用上述控制人口的方法，相反人丁兴旺仍是官宦阶层的不懈追求。
（二）重男不轻女：曾国藩父子的生育观
一般观点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盛行着“重男轻女”的观念，那么在曾国藩这样的仕宦之家又具有怎样的生育观念呢？
由于受传宗接代观念的影响，中国人在生育问题上对于“生男”的偏好是根深蒂固的。如在古代，当人们尚不知晓是男是女的情况下一般将妇女怀孕统称为“梦熊之喜”，而按照传统风俗，人们一般认为梦见熊、罴之类是生男孩的征兆，梦见蛇是生女孩的预兆。时至今日，当儿女结婚之后做父母的期盼尽早抱上“大胖孙子”，尽管大家清楚地知道生男生女的几率大致相当，这些都是对男孩偏爱的一种自然流露。这一偏好，对曾氏父子而言也不例外，先看看曾纪泽对于男孩的钟爱。
同治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对曾纪泽来说是个大喜的日子，其夫人刘氏又生一子广銮。痛失长子的曾纪泽对广銮的照料更加悉心周到，他在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辰正起，在上房抚抱銮儿良久……入上房抚抱銮儿，以其食乳不合，腹泄数日，改用牛乳饲之”；同治十三年正月初七日日记说：“辰初起，竟日在上房抚抱銮儿，照料医药。向夜，儿病增剧，焦灼之至，夜陪汪医久谈。子初睡。儿病啼哭，不能成寐。”自曾广銮出生至光绪四年期间，在曾纪泽的日记中频繁出现“抚抱銮儿”“抚抱銮儿良久”“抚抱銮儿甚久”“抚抱銮儿极久”“抚视銮儿”“抚弄銮儿”等字眼。
由上可知，因男孩事关香火的延续和家运的传承，所以曾纪泽对于男儿疼爱有加。当然，曾纪泽的“重男”之举并不意味着“轻女”，事实上，他对女儿也很关心呵护，在她们成长教育的过程中，他也倾注了不少心血，可谓“重男”而“不轻女”。曾纪泽夫妇在生育男孩之前，连生三女，对此夫妻二人并未灰心丧气，而是很达观。同治七年十一月曾国荃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纪泽夫妇又添一女，其妻刘氏“得子较迟，并无自歉之意”；纪泽“所见甚宽，胸襟甚大”，对无男孩亦不太在意，而是“心中照常快乐”。
当女儿生病之时，曾纪泽陪医看脉、调理药物，有时还在半夜三更起来照料女儿。如同治九年二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陪徐医士看宝秀病……至上房抚视次女，夜饭后陪旭亭看次女……三更末，因次女病剧，起，披衣抱持之”；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夜调药物，与次女宝秀服之”。另外，“抚视次女良久”“抚视女儿”等字眼也频繁出现在日记之中。
曾纪泽对于女儿的教育也很用心。在同治九年三月廿二日，曾纪泽亲自送女儿福秀上学，之后还亲自为女儿写摹本二百余字；光绪元年正月廿四日“至上房一坐，定次女广珣课程单”；光绪元年正月廿六日“至上房坐极久，教女儿算法”；光绪二年四月初六日课“女儿诵读”；光绪元年二月初七日“至上房坐极久，教女儿作诗”；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上房坐极久，为女儿广璇改七绝诗二章”。可见，曾纪泽不仅亲自为女儿制定学习课程单、撰写摹本字，时常督促女儿诵读，还亲自教授女儿学算法、作诗，并帮女儿修改诗章。
其实，曾纪泽的做法继承了乃父之风，曾国藩对女儿也很关心。同治三年三月以来，大女儿气痛不食，及至五月病情加重，他在同治三年五月廿五日的日记中写道：“大小〔女〕儿病体殊重，为之照料一切”；次日他至上房看望大女儿，女儿病情反复，于是他又请徐朗仙、欧阳小岑、张锡范三人先后来看，同医生晤谈病情，当晚曾国藩移至外室，以便女儿在内室，“依其母以调养也”。
从曾国藩父子对于子女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作为父亲，重男不轻女，从平时抚抱幼孩、跟幼孩玩耍、亲自用牛乳喂养幼孩之举，到幼孩生病时的陪医问诊、照料医药，再至病势加重之时的焦灼万分、茶饭不思、睡不成寐，这些传统上属于家庭主妇的职责，作为父亲也主动承担，从中体验到了抚养孩童的酸甜苦辣，更为我们刻画出了一幅幅对儿女无微不至照料与关爱的“好父亲”画像。即便当儿女长大结婚，子女的生活起居、身体状况也时常牵动着父母的心。由此可见，即便在官宦之家，幼孩的抚育并非仅是母亲的天职，父亲也是抚育幼孩、关怀子女生活的积极参与者。
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
四、结语
本文以“活”的人口史研究作为切入点，主要就曾国藩的近亲在婚姻、生育行为上的某些方面进行了个案考察。尽管文内不少结论可能无法体现曾氏家族的整体状况，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向我们展现了19世纪中国仕宦之家在人口行为方面的不少细节与面相。
官宦之家也存在着新郎“入赘”的行为，但却与清代寻常百姓之家对赘婿轻视的态度不同，官宦之家的赘婿地位并不低下，更没有寄人篱下的自卑感。“入赘”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且具有临时性，其目的在于婚后更好的生活或者为了女婿的前程；赘婿的声誉不仅无损，有时还会因入赘名门显宦或京师之家反而提高了其社会影响力。
基于香火延续和耕读传家的考量，仕宦之家对男孩的偏爱是理所当然的，但“重男”并不意味着“轻女”。事实上，仕宦之家在女儿成长、教育、生活的过程之中也倾注了不少心血，可谓“重男”而“不轻女”。另外，从曾氏父子对子女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幼孩的抚育并非仅是母亲的天职，父亲也是抚育幼孩、关怀子女生活的积极参与者。
综上所述，在官宦之家，早聘与“大龄”定庚并存、早婚与“大龄婚”并行、“入赘婚”的存在以及“重男不轻女”等观念，这些可能体现了19世纪中国官宦阶层在人口行为上的某些共同特征。
本文作者：郭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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