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即将出任的徐忠，想必票友们都不太了解。
徐忠：在央行历练多年..
徐忠，1968年生，经济学博士，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于南京大学，1998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目前为央行金融市场司巡视员（正司级）；曾在央行历练多年，1998年至2003年，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工作；2003年至2008年，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金融稳定评估处（副处长）和保险业风险评估处（处长）工作；2008年9月至2010年1月，任《金融研究》编辑部主任；
近年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目前为金融市场司巡视员；
学者型官员
徐忠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学者型官员，学术造诣非同一般，能胜任《金融研究》这样的期刊编辑部主任，可见功力不一般。此外，他还参与了中国金融40人论坛智库（PS: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论坛由40位40岁上下的金融精锐组成，即“40×40俱乐部”。智库的宗旨是：以前瞻视野和探索精神，致力于夯实中国金融学术基础，研究金融领域前沿课题，推动中国金融业改革与发展。）。
徐忠之前的研究领域较多在，农村金融、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制度、国际金融和货币银行学，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金融研究》、《世界经济》,JournalofAsianEconomics,SavingandDevelopment,WorldDevelopment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多部。
部分观点：
徐忠：银行可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缓解资本约束2013-09-21
徐忠：提高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能力迫在眉睫2013-09-21
徐忠：市场和政府各司其职才能改变扭曲的现状2013-05-25
徐忠：市场机制缺位与政府过于强势矛盾凸显2013-05-25
徐忠：解决顺差需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央行独立性2012-12-09
徐忠：放开资本项目对监管部门提出更高要求2012-12-09
徐忠：均衡汇率意义不大QE3使人民币由贬转升2012-12-09
徐忠：资本项目管制需逐渐放开，某些限制应取消2012-03-25
徐忠：货币政策体系需顶层设计，央行独立性需研究2011-10-23
徐忠：监管理念存在问题，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顺利2011-10-23
除“徐忠”外，其实他也很重要！
票友君昨日分析到票据交易所构建需要形成一个架构，需要前中后三台，前台是下单系统，中台是撮合系统，后台是登记结算；
不巧的事，上海清算所的现在领导，刚好有丰富的票据领域的经验，他就是上海清算所的许臻：
许臻，54岁，上海清算所党委书记、董事长
工作经历：1975．06—1986．08，先后在上海汽车运输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工具厂工作；1986．09—2000．11，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历任会计处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等职；2000．12—2009．10，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历任办公室副主任、副司长、正司局级副司长；2009．11至今，上海清算所筹备组组长，上海清算所党委书记、董事长；
特别贡献：许臻先生曾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11月至今任现职，长期从事支付清算领域的工作,并全程参与了《票据法》的起草,直接负责了实时全额支付系统、境内外币支付系统等的设计开发。他受命负责筹建上海清算所,为我国支付清算体系的基础理论梳理和政策框架搭建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看到这里，我想大家都应该懂了）
中国债券市场从零起步，到停滞不前，再发展到目前世界第三，亚洲第二，尤其是公司信用债到世界第二，这中间有很多发展经验教训值得总结。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在宏观调控、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结构调整以及金融改革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有关债券市场发展的评价出现了一些针锋相对的观点，也出现了以所谓金融创新名义的在建的多个准债券市场，如何正确认识这些观点和现象，关系到能否坚持债券市场正确的发展思路和监管理念，关系到中国的债券市场大好发展势头能否保持。
一、债券市场发展中有关问题的认识
首先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速度。有观点以目前中国债券市场规模占GDP比重为50%左右，远低于日本和美国的200%左右的比重,来否定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发展的成绩，甚至否定目前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发展模式，这是不尊重历史，也是不客观的。
中国债券市场始于1981年国债的恢复发行，在发展初期有过重大失误，如行政审批分配、将亏损企业债券通过银行柜台卖给个人投资者、市场不透明以及重股轻债等，以至出了企业债无法偿付引发社会矛盾、“327”国债事件以及银行资金大量流入股市等很多问题。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对债券市场发展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并着力发展本国债券市场。中国也总结了国内外债券市场发展的经验教训，经反复论证，认为中国对债券市场的发展思路和监管理念出现了问题，最终决定推倒重来。人民银行开始介入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并于1997年设立银行间债券市场，即面向机构投资者的场外市场。2004年以后，人民银行又以市场化的方式推动公司信用类债券市场发展，其中包括成立交易商协会，实行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注册制。监管竞争也推动了发改委的企业债和证监会的公司债放松管制，使得中国债券市场规模快速扩大，国际排名已从2004年第21位攀升至目前的第3位（BIS统计），公司信用债上升到全球第二。可见，不了解中国债券市场发展历史就容易得出错误结论。
中国也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因此银行持有债券的比例自然相对较高，这是与当前融资结构相适应的。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投资者群体日益丰富，银行持债的比例是持续下降的。从投资者数量来看，2014年底银行间市场共有投资者7369家，既有银行，又有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还有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银行理财、保险产品、信托计划、证券基金公司的资产管理计划等各类非法人产品。银行和信用社等存款类机构仅占投资者数量的17.8%,证券投资基金、企业年金占比较高，分别为21.2%和20.6%。同样，中国商业银行持债比重从1999年的99%降至目前的64%，持有信用债比例仅为43%，与日本德国比例大致相当；而保险公司、非法人产品持债比重则呈显著上升态势，分别从2004年的6%和4%上升至2013年的8%和15%。
第三，中国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应不应该到交易所发行？这个问题涉及到债券市场究竟是以场外为主还是场内为主？有人认为，交易所的投资者丰富，因此债券尤其是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应主要在交易所面向个人和企业发行。可是在实践中，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债券市场都以场外市场为主，在交易所发行交易债券仅仅是补充。事实上，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与其他固定收益产品一样，具有大宗个性化交易、定价相对更复杂的特性，因此也主要在采用询价交易、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场外市场（即OTC市场）发行和交易。同时，由于采用了结构化融资技术，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比其他固定收益产品在结构上更为复杂，对其风险和定价的分析需要更专业的知识。因此，这种产品总体上不适宜风险识别与承担能力较弱的个人投资者购买，“雷曼迷你债”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资产证券化产品几乎全部由机构投资者购买。
此外，中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与国际主流产品有所不同。国际上主流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主要是房屋抵押贷款证券化、信用卡、汽车贷款、学生贷款以及房屋权益贷款等，具有入池资产种类单一、集中度高的特点。因为数量众多，更适宜运用统计学的大数法则，获得资产池相对稳定的违约率，从而能够很好的定价。而中国的资产证券化以一般企业贷款的证券化为主（这与中国银行资产中房屋抵押贷款和消费类贷款占比相对较低有关），难以通过大数法则分析其违约率。2012年重启资产证券化至2014年末，以成功招标为统计口径，共发行77单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其中63单是公司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将所有的资产包打开分析,即使是银行专业投资者也搞不清楚违约率是多少以及如何准确定价，更何况个人投资者呢？现阶段，银行拿出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均为优质资产，其风险问题尚不突出，卖给个人投资者问题还不大。一旦这项业务常规化发展后，卖给个人投资者就有很大的问题。
第四，中国的债券市场是否存在市场分割。近来常有人将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市场并存视为债券市场的分割，但实际这是一个伪命题。从规模上看，中国债券市场的主体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场外模式银行间债券市场，占到整个债券市场的95%左右，交易所市场仅仅是补充。这与国际市场是一致的，全世界都是场内、场外并存，美国几乎无交易所市场，德国、英国情况也差不多。
从分工上看，银行间市场是通过一对一询价交易进行的，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场外市场；而交易所市场是通过集合竞价方式进行的，面对个人和中小投资者的场内市场；这是一个针对不同投资者的合理分工，低等级的公司信用债券不应该卖给个人投资者。从债券品种上看，大部分高等级的债券，如国债、国开债以及有地方政府支持的城投债等，可以自主选择在两个市场跨市场发行和交易。出于保护投资者的考虑，一些风险较高或复杂的券种还不能自由跨市场交易，但不能因此认为这是市场分割。如果高风险债券也面向公众投资者，则不可避免出现类似“超日债”的问题。
从投资主体看，目前主要的机构投资者均能在两个市场投资，2010年也试点允许公司治理较为完善的16家上市商业银行参加交易所的债券交易。出于防范系统性风险考虑，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尚不能参与交易所的债券交易。从转托管情况看，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市场的转托管机制已经建立，投资者可以实时将债券从银行间市场转出，也可将交易所转托管过来的债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实时交易，只是交易所市场目前还无法实现实时转出（入），转托管效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但这主要是托管体制存在问题，技术层面没有障碍。
所谓的公司信用债产品分割、交叉重复，常被视为债券市场分割的一个典型例子，但这种看法也是有失偏颇的。公司信用债本来就不适宜面向交易所的公众投资者发行。由于公司债品种繁多，结构复杂，风险识别难度较大，并不适合个人投资者，所以国际成熟债券市场通常面向具有较强分析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的机构投资者，通过场外市场发行。在我国企业债发展初期曾因投资者定位问题，引发了一系列不稳定事件，有过深刻教训。中国的企业债本质上是市政债性质的项目收益债，只不过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才存在城投债性质的企业债。因此，应在法律上规范，形成交易商协会注册的公司信用债与发改委注册的市政债性质的项目收益债两大产品体系。
二、如何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特别提到了要“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国债收益率曲线反映的是无风险资产的利率水平和市场状况，为一国的金融体系提供了基础性的市场化定价参考，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和金融运行状况。有些人认为只要在官方网站公布国债收益率曲线就完成任务了，其实不然。国债收益率曲线是反映某一时点上不同期限国债到期收益率水平的曲线。
首先，合理的国债品种和期限结构，是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的重要保障。当前，中国国债期限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中期国债比例过高。根据中国债券信息网2014年12月的统计结果，1-10年期限的国债比例高达70.7%，是最主要的期限品种；1年以下的短期国债占比9.6%；10年以上长期国债仅有19.8%。其次，不同期限的国债流动性对于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至关重要。2013年中国国债换手率（二级现货市场交易量除以债券余额）仅为0.71，不仅低于中期票据和企业债的换手率（分别为3.24和2.97），更远低于发达国家成熟市场国债换手率（一般在15倍以上，如美国36、加拿大19、英国17、日本16）。
要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首先要改变国债发行管理制度，重视其金融功能。我国国债发行管理制度过度强调其财政功能，忽视了其金融功能，导致国债期限结构不合理和流动性差，影响了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完善。我国自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以来，一直采取逐年审批年度发行额的方式管理国债。每年的国债发行计划，由国务院在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请审议。一旦通过，国债发行计划就如同法律文本一样具有法律效力。从2006年起，尽管中国也借鉴国际经验实行国债余额管理，但实际只考虑了上一年国债的余额和本年赤字，未考虑财政支出状况和金融市场的变化，国债发行灵活性不够；财政部门更多从还本付息压力考虑，没有考虑国债发行的金融功能，偏爱发行中长期国债，这导致中国金融市场短期债券供给的长期短缺，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很不完整。国债偏向长期，交易时具有较高的久期风险，二级市场长期债券价格不确定性较高，不利于提高换手率。
二是应消除税收政策对国债市场的扭曲。根据现在的税收制度，只有国债利息收入免税，而其他品种债券的投资者均需对利息缴税，这就导致中国的国债无法成为收益率曲线的基准。相反，国开债发行量大且不免税，反而成为中国金融市场收益率曲线的基准。虽然国债可以享受免税优惠，但多数机构的免税收入并不能计入交易户或者投资户的利润所得，这会明显抑制交易户的参与热情，从而影响国债的流动性。另外，国债免税也仅限于票息收入，而资本利得部分并不免税，因此也促使投资人更加倾向于持有到期，而不进行交易，这是我国国债换手率低的重要原因。国债税收优惠鼓励了商业银行持有到期，不利于活跃国债二级市场，也对整个金融市场造成扭曲。
三、阻碍中国债券市场发展的主要问题究竟是什么？
中国债券市场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当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下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扭曲，即封建式监管，这已成为影响债券市场进一步发展最主要的障碍。
这种封建式监管还反映在监管部门的本位主义和画地为牢的落后监管理念，只有管人、管机构的市场才去监管，否则不监管。美国证监会本身不建市场，但对任何证券类犯罪都要予以查处。如果狭隘地将机构监管理解为“谁的孩子谁抱”，将不可避免地衍生市场分割、以审批代监管、重发展轻监管、监管部门行政不作为与乱作为并存等一系列问题,机构监管有余，功能监管不足，严重抑制市场的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中国金融业进行FSAP评估时，就明确指出，中国金融业监管与发展存在冲突。发展的动力与创造力来自市场，监管应注重健康合规。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思维影响，中国监管部门习惯于将自己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充当被监管部门的父母官，兼有发展本行业和监管的职能，导致发展与监管不分。分业监管体制下每个监管部门都从部门自身监管角度来考虑问题，以扩大监管地盘作为监管最主要目标，成为影响债券市场进一步发展最主要的障碍。
当前，中国的债券市场在经济金融体系中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管理体制安排是涉及全局的重要改革议题。总的来说，中国债券市场发展势头良好，但近期出现了一些阻碍债券市场发展的情况。各国金融市场体制的调整均是危机后针对问题进行的，对中国债券市场客观评价并准确诊断问题，是促进中国债券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阻碍债券市场发展的主要问题不是市场分割而是监管部门的本位主义和封建式监管，切忌犯诊断性错误。当前，应充分利用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和《证券法》修改的时机，推动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并在《证券法》修改中吸取国内外金融市场发展的经验教训，避免《证券法》成为部门法，形成中国债券市场发展新的障碍。
从走进外滩的金融行业新兵，到重返外滩的“金融巨舰”统帅，许臻与外滩之间的不解之缘，构成了外滩金融文化积淀传承、外滩金融人才培育成长的一个生动、鲜活的案例。
外滩北京东路口，一栋见证百年风雨的优秀历史建筑静静伫立。走道里，圆拱形玻璃窗反射着黄浦江水和热辣烈阳。
厚重的大门上写着“上海清算所”几个字。木质大门、大理石地面、欧式吊顶，古典的装饰并没有使这栋老楼湮没在历史中，相反，这家成立不到5年的新机构，让老楼有了新故事。
上海清算所董事长许臻，戴着细边眼镜，“头势”清爽，笑起来眼睛微眯，很有电影里老上海金融家的干练儒雅派头。一开口，他说的便是：“我是地地道道的老上海，父亲是宁波人，母亲是苏州人，他们是第一代上海移民。”
从搬运工到金融领域的行家里手
许臻的第一份工作，并不在金融系统。
毕业后，关于事业前途，他与父亲有过一番深谈。父亲对许臻说：“你热情、直爽，像你的母亲，最好的归宿是做工人。”于是喜欢读书的许臻选择当一名工人，在运输公司做搬运工。
那段日子非常辛苦。早上6点就上班，体重56公斤的许臻，要搬50公斤的生铁。那时，一般学徒工月收入约16元，而他是搬运工，体力劳动工资高，月收入是36元，还有粮票44斤。这样的收入足以养活一家子，就是太过辛苦了，可也磨炼了意志。
父亲因病逝世后，许臻子承父业，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不过那个年代，最难的不是进一家新单位，而是老单位不放人，一份工作，只要干起来几乎就是一辈子，很少听说有人会“跳槽”。许臻好说歹说，好不容易说服运输公司同意放人，当时还在运输界引起了很大震动。
几经磕绊，终于进入心仪的行业。
进入金融行业之后，许臻从一名普通的会计，经过不断努力，成为所在部门的一把手。业务上，也成为货币资金跨机构划付处理的底层架构——支付清算领域的行家里手。当时领导对他的评语是：“除了会计人员必须具备的严谨细致之外，还特别善于思考、敢于创新。”
51岁再出发，求解一个超前命题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仅上海市的金融机构票据交换，就从起初的1-200人，发展到需要6-700人，这么多人一起手工打算盘做轧差收付，场面非常壮观。每个银行的支行派出员工，一天分两场清算，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有丝毫闪失，手工算错一点点，所有人一天的活儿都白干。
为彻底改变这个状况，探索电子化处理票据交换业务的新路子，人民银行决定组建票据交换场。许臻作为青年骨干，成为筹备组的一员。此前，他已经参与上海市票据交换暂行规定的起草，后来还去北京，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在该领域，许臻是佼佼者。
“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创建过程很艰辛。”许臻说，筹备之初，筹备组全体吃喝住都在一个楼里，大家在沙发上睡了4个月，直到上海票据交换场挂牌成立，探索出区域内跨行资金清算的“上海模式”。
许臻说，1933年的上海票据交换场，是中国现代金融史上的第一家票据清算机构，被誉为“金融枢纽”。能从自己手上重新创建一家同样的机构，特别真实地感受到了外滩金融文化的历史传承。
由于表现出众，2000年，许臻被调到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任人民银行支付结算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这个办公室就是后来支付结算司的前身。从此，他离开了土生土长的上海长达十年之久，为中国的支付清算体系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比如，参与设计开发实时全额支付系统、境内外币支付系统、银行账户管理系统、中央银行会计核算系统等。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银行意识到必须要建设专业化的场外清算系统，以应对“场外交易中买方与卖方之间的信任问题”，于是决定组建一个全新的金融清算机构，专门做中央对手清算业务。这种意识在全球都是属于领先的。在此之前，美国也没有类似机构，因为格林斯潘时代的美联储认为，场外交易不应该监管，应该完全由市场主导，这也间接导致了后来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经验也是教训，美联储在2009年初宣布成立清算机构，属全球第一家，而位于上海的中国第一家清算所，在2009年下半年即宣布成立，属全球第二家、亚洲第一家，“中国香港、新加坡都组团来上海学习，再回去建立清算机构，可见其领行业之先”。
不过彼时，谁都没做过金融衍生品的场外清算，这是一个超前的命题。人民银行选来选去，最终选中许臻作为清算所的筹备组组长。
时年51岁的许臻，又再次出发。技术不通，好在路况还是有点懂的实际远比想象艰难。
许臻熟悉的领域是支付清算，起初他也以为，清算这种事自己应该十拿九稳，直到筹建组开始启动，他才发现场外清算与支付清算完全是两回事。
“我是一个自信的人，甚至有点骄傲。”许臻直言不讳当初的想法，“清算所初创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总是相信自己可以。因为我是从基层干起来的，没那么怕，经得住挫折和挑战。”
2009年，我国场外金融衍生品还处在发展初期。初期是什么概念呢？利率和汇率衍生品市场规模均不足万亿元。市场对中央对手清算机制几乎可以用“陌生”来形容。无论是理论、技术还是机制上，都还没有准备好。而且还不能照搬国外的做法，必须闯出一条适合国情的清算道路。
“我心想不好，赶紧去做调研，这调研一做就是八九个月。”又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许臻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说，“八九个月里，我一头扎进去，一声都不响。总行后来急了，一直追问我究竟怎么回事，筹建进度怎样了。”
“真的全是生面孔。”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许臻说：“后来他们自报家门，原来是时任黄浦区区长周伟同志带着一行人来了。我说要不进来谈吧。他们表示不用，就在门口聊一会儿。”
虽然只是一小会儿，但这一聊，许臻立即察觉了不同。对方几乎没有提清算所落户上海会给多少优惠云云，反而说的是外滩金融集聚带自身有哪些优势、符合哪些金融条件。
“这样的思路，正是我们想要的。我听了非常高兴。”许臻说，黄浦区后来又写了一封信给他，提到了外滩的金融历史，提及了1933年1月10日中国现代金融史上第一家票据清算机构“上海票据交换场”就坐落于外滩区域的香港路59号。
在许臻看来，清算所的功能定位，与外滩金融集聚带高度契合。因为场外金融市场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以机构投资者双边交易为主；二是强调原发创新，金融产品非标准化。这都与交易所市场的个人为主、匿名交易、产品标准化形成鲜明对比。相应的，服务场外市场的清算所，也就需要与市场机构建立面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交流沟通机制。也就是说，金融家们之间需要时常照面、需要一起喝咖啡品下午茶来交流，而外滩恰能提供这一切。
央行领导也多番来上海考察，最终大家达成普遍共识，清算所最终选择落户有百年金融底蕴的上海外滩。
2009年11月27日上午，创立大会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一号楼九楼三号会议室召开。之后，筹备组全体成员赶赴上海，为成立仪式作最后准备。11月28日，上海清算所正式挂牌开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时任上海市市长韩正共同揭牌。
六到八年才能完成的事，四年半就搞定
那一天，上海清算所成为圆桌会议召开地。会议计划下午两点开始，许臻一点半就已到达，查看会场准备情况，做事之严谨认真足见一斑。
中间本有两次茶歇，安排嘉宾们参观上海清算所，但是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会议几乎刹不住车，参观只好一推再推。将近晚上6点半，会议才结束，原来说好的参观也就取消了。
有人感慨，许臻主掌的上海清算所，能取得今日的成就，绝非偶然，而是应和了那句古话——天时地利人和。
开业初期，上海清算所只有十几个人，办公电脑靠租、靠借、靠员工自带，全部办公场所只有中山南路318号12楼一南一北两个房间。许臻没有独立办公室，全体人员在类似教室课桌椅式摆放的办公桌前工作。
四年多里，上海清算所创造了许多“第一”——第一个中国银行间市场债券中央对手清算业务，实现我国在该领域零的突破；首次实现全国外汇清算环节的专业化经营，每年交易量达到5万亿美元；创造性地推出跨市场的航运及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品中央对手清算业务，实现了产品创新和定价权的建立；2014年1月，作为利率市场化第一个利率风险对冲工具，人民币利率互换实现了集中清算；全国第三家登记托管公司地位确立，上海已占全国债券发行量的44%……截至2014年6月30日，上海清算所共推出5项清算业务，规模总计55万亿元。
本来六到八年才能完成的事情，在外滩这片热土上四年半就完成了，除了自身努力，大环境确实非常重要。”许臻壮志在胸，“未来我们还要走向国际。”
从新兵到统帅，人生转场选定外滩
从走进外滩的一名金融行业新兵，到重返外滩的一名“金融巨舰”统帅，许臻与外滩之间的不解之缘，构成了外滩金融文化积淀传承、外滩金融人才培育成长的一个生动、鲜活的案例。
现如今，上海清算所的一批人才也在外滩脱颖而出。“上海清算所目前招聘的专业人才，以数学、金融工程为主。清算所业务涉及数学建模、风控等知识。其中两个部门最重要，一个是研究部，另一个是风控部。此外，对人才的英语水平要求也很高，这对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来说也是一个重要条件。”
许臻还谈及清算所一个有趣的现象，“目前女职员占据了70%，女孩子更经得起考试吧。”而第一年招聘的22名大学生，在四年后，有8个已成为资深经理，可见清算所对人才的重视与渴求。
采访进行到尾声，许臻又讲起了小时候的故事。他本来是学校乒乓球队的一员，多年的比赛经历让他印象深刻：只要流行的打法一变，就需要一段艰苦的适应期。一些本来优秀的选手难以适应，最终被淘汰。
他拿乒乓球比喻改革开放后的上海，也比喻自己从人民银行到上海清算所的角色转换，“就好比小球转变成了大球”。
显然，无论大球小球，许臻都在场上拼杀自如。上海清算所取得的成绩，便是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