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小说是个什么东西呀，它的生成既在我的掌控中，又常常不受我的掌控，原定的《极花》是胡蝶只是要控诉，却怎么写着写着，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复一天，日子磊起来，成了兔子……
人走了，他说，又回，回那里去了。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
年轻的时候，对于死亡，只是一个词语，一个概念，一个哲学上的问题，谈起来轻松而热烈，当过了五十岁，家族里朋友圈接二连三地有人死去，以致父母也死了，死亡从此让我恐惧，那是无语的恐惧。曾几何时报纸上电视上报道过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我也觉得那非常遥远，就如我阅读外国小说里贩卖黑奴一样。可我那个老乡女儿的遭遇，使我在街上行走，常常就盯着人群，怀疑起了某个人，每有亲戚带了小儿或孙子来看我，我送他们走时，一定是反复叮嘱把孩子管好。
我出身于农村，十九岁才到西安，我自以为农村的事我没有不知道的，可八十年代初和一个妇联干部交谈，她告诉我：经调查，农村的妇女百分之六十性生活没有快感。我记得我当时目瞪口呆。十年前我那个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后，我去过一次公安局，了解到这个城市每年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无法得知，因为是不是被拐卖难以确认，但确凿的，备案的失踪人口近约数千人。我也是目瞪口呆。
大熊猫的珍贵在于有那么多的力量帮助它们生育，而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如果说他们是卑微的生命，可往往越是卑微生命的，如兔子，老鼠，苍蝇，蚊子，越是大量地繁殖啊！任何事情一旦从实用走向了不实用那就是艺术，城市里多少多少的性都成了艺术，农村的男人却只是光棍。记得当年兴时的知青文学，有那么多的文字在控诉着把知青投进了农村，让他们受苦受难。我是回乡知青，我想，去到了农村就那么不应该，那农村人，包括我自己，受苦受难便是天经地义？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在打击拐卖的一次一次行动中，重判着那些罪恶的人贩，表彰着那些英雄的公安，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谎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
这何尝不也是这个年代的故事昵？
这件事如此丰富的情节和如此离奇的结局，我曾经是那样激愤，又曾经是那样悲哀，但我写下了十页、百页、数百页的文字后，我写不下去，觉得不自在。我还是不了解我的角色和处境呀，我怎么能写得得心应手？拿碗在瀑布下接水，能接到吗？！我知道我的秉性是双筷子，什么都想尝尝，我也知道我敏感，我的屋子里一旦有人来过，我就能闻出来，就像蚂蚁能闻见糖的所在。于是我得重新再写，这个故事就是稻草呀，捆了螃蟹就是螃蟹的价，我怎么能拿了去捆韭菜？
2014年的漫长冬季，我一直在做着写《极花》的准备，脑子里却总是混乱不清。直到2015年春天过去了，夏天来了，我才开始动笔。我喜欢在夏天里写作，我不怕热，似乎我是一个热气球，越热越容易飞起来。我在冬天里乱七八糟的想法，无法完成于我的新作里，或许还不是这一个《极花》里，但我闻到了一种气息，也会把这种气息带进来，这如同妇女们在怀孕时要听音乐，好让将来的孩子喜欢唱歌，要在卧室里贴上美人图，好让将来的孩子能长得漂亮。又如同一般人在脖子上挂块玉牌，能与神灵接通，拳击手在身上纹了兽头，能更强悍凶猛。这个《极花》中的极花，也是冬虫夏草，它在冬天里是小虫子，而且小虫子眠而死去，在夏天里长草开花，要想草长得旺花开得艳，夏天正是好日子。
我开始写了，其实不是我在写，是我让那个可怜的叫着胡蝶的被拐卖来的女子在唠叨。她是个中学毕业生，似乎有文化，还有点小资意味，爱用一些成语，好像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知道，就那么在唠叨。
她是给谁唠叨？让我听着？让社会听着？这个小说，真是个小小的说话，不是我在小说，而是她在小说。我原以为这是要有四十万字的篇幅才能完的，却十五万字就结束了。兴许是这个故事并不复杂，兴许是我的年纪大了，不愿她说个不休，该用减法而不用加法。十五万字好呀，试图着把一切过程都隐去，试图着逃出以往的叙述习惯，它成了我最短的一个长篇，竞也让我喜悦了另一种的经验和丰收。
面对着不足三百页的手稿，我给自己说：真是的，生在那儿就决定了你。如瓷，景德镇的是青花，尧头（在陕西澄县）出黑轴。我写了几十年，是那么多的题材和体裁，写来写去，写到这一个，也只是写了我而已。
但是，小说是个什么东西呀，它的生成既在我的掌控中，又常常不受我的掌控，原定的《极花》是胡蝶只是要控诉，却怎么写着写着，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复一天，日子磊起来，成了兔子，胡蝶一天复一天地受苦，也就成了又一个麻子婶，成了又一个謍米姐。小说的生长如同匠人在庙里用泥巴捏神像，捏成了匠人就得跪下拜，那泥巴成了神。
2015年7月15日的上午，我记着这一日，十五万字划上了句号，天劈哩吧啦下雨，一直下到傍晚。这是整个夏天最厚的一场雨，我在等着外出的家人，思绪如尘一样乱钻，突然就想两句古人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