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近年来在全国多地基层调查发现，基层干部都很忙，“白加黑”、“五加二”，负荷拉得满满的，但是，最后的治理效能却未必如预期的那般高。
比如，2024年5月在西部某省B镇调查时看到，投资近千万的蔬菜大棚早已荒废，长满杂草。再比如，2023年9月在中部某省几个县做基层执法改革调查，发现一个乡镇建立了综合执法分局，配备了7名工作人员，但是全年执法只有2-3件。
像这样的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总体感觉就是国家和基层都很积极，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到某个（些）治理目标上，但是不小比例的安排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最后徒然增加了种种消耗——笔者将这种现象归结为“治理失真”。
图截自《新华每日电讯》2021年报道
一、表象
治理失真，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各级政府或公职人员的治理行为偏离了客观事实、客观需要，违背了客观规律。
从信息传递、情况研判到作出决策、最后政策执行的整个政策链条中，每个环节都可能会出现治理失真的现象。
首先是数据失真。
任何治理行为都要针对某个特定的领域或对象，都需要真正掌握治理领域或对象的各个方面的数据或情况。
除了网络上直接生成的大数据，治理数据一般都需要从乡村社区基层逐级上报，最了解情况的是乡村两级，越往上越不知道真实情况，只能将数据当事实。但是治理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往往会遭遇层层审核，筛选掉于己不利的内容，最后传递到上面的信息就会出现严重失真。
有时候，数据失真也是地方政府造成的。2017年到西部某省调查精准扶贫，当地基层干部反映开始是如实上报了一份贫困户的数据，但是省里主要领导认为全省总户数报少了，不符合西部省份的贫困特点；后来确定了总贫困户数，然后层层往下分解指标，基层干部没有办法，只好将贫困边缘户甚至非贫困户也纳入了精准扶贫对象。
其次是判断失真。
每个层级的政府对数据都有自己的理解与定位，他们可能会考虑地方保护、回避责任、治理生态、政治任务等，最后主观对客观进行了绑架，数据早已被歪曲得不像样子。关键是，上级政府还要对这些被歪曲的数据信息进行认真研究，进而形成判断。
比如，全国到底有多少贫困人口呢？考虑到一些地方政府主观要求扩大数据，因此其实一直没有一个精准的数。还有GDP，前几年有些省份因虚报还受到中央的批评与惩戒。
新华社2015年曾撰文《东北振兴须“甩干”数据水分》。图截自中国政府网
再次是决策失真。
在判断失真的基础上，作出的决策肯定也会是失真的。比如，贫困户增多了，不仅增加财政经费投入，还要增派政府工作人员进村入户去统计、帮扶。再比如，GDP数字偏高，财政收入偏高，就会增加投资、消费，还要增发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
最后是执行失真。
在基层调查，执行失真的现象也特别多。
2024年7月在东部某省S镇行政执法分局调查，基层干部反映在环境整治过程中有许多超越了基层社会的实际需求，比如不让鸭子下河游泳、不让小鸡到户外散步、不让农户在院子里堆放柴火等。2023年7月在华北D市调查，村干部也反映，搞环境整治居然要求农户家门口不能停放农用三轮车、摆放农具，甚至不能放一个小板凳。
此外，这些年全国搞非粮化、非农化整治，迫使基层干部要将山林深处的抛荒地复垦、将鱼塘复耕、将正值盛果期的黄桃林复耕等。
政策执行中有很多都超越了农民的生活生产需要，违背了乡村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规律。
此前，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一份加盖了村委会公章的《新农村美丽乡村行动人居环境罚款标准》在网上流传。
二、机制
治理失真是一种复杂的现象，无法抽象出某种单一的原因，与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监督等变量有关联，这些变量在当前的特殊运作逻辑下共同造成了基层治理失真现象。
先来看治理主体。
治理主体指各个层级的党和政府机关与职能部门以及工作人员。在基层治理中，县乡村各级一把手非常关键，他们都是不同层级圈层权力的核心，辖区内发展状况就是一把手的履职情况。
2024年在东部某省S镇S村调查，村干部小刘说，每年底对村书记主任的考核也就是对村的考核，也是对其他村干部的考核，直接关系到全村的荣誉，关系到每个村干部的工资待遇。正因如此，各级一把手自然要对自己负责、对下属负责、对地方负责，那么就要做出成绩来。
其中，首先要做好常规工作，也就是要不折不扣地完成自上而下的任务，即使发现这些任务有违基层实际，也要创造条件完成。其次还要创造政绩，因为大家都完成了常规任务，无法显示自己拥有特别的工作成绩，所以就要打造一些亮点工程。而这些工程往往是与当地实际不相符合的。比如西部某县在全县域内推广种植大棚蔬菜，最终因气候环境不适合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