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我们讲到中国古代对孝亲的重视，子女自然不可以犯上，那如果知道长辈纵火的行为，是否应该举报告发呢？举报告发似乎是以下告上，不符合孝道和礼法，但不告发会不会受到惩罚？如果是谋逆的大罪，如果不告发是不是还要连坐？这期就讲讲对中国古代法律意义深远的“亲亲得相首匿制度”。这个其实包含了“亲亲相隐”和“亲亲相匿”，这是我国古代法律中一个重要制度，也是儒家精神在法律上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关于“亲亲相隐”最经典的出处是《论语·子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礼记》中也有要求子女“事亲有隐而无犯”。这里的“隐”根据郑玄注是指“不称扬其过失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不多说话，或一问三不知。在当时的语境下，也就是不告发父母之罪。在古代真的有这样的案例吗？有，而且还上升到了有律令为证的程度。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可（何）谓‘非公室告’？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告罪已行，它人有袭其告之，亦不当听。”
也就是说秦朝法律对于“子告父母，臣妾告主”的行为认为是“非公室告”，而且还要求官府“勿听，而行告，行者罪。”那究竟何谓非公室告？从字面的意思看，已经严重到父母对孩子、奴婢执行私刑，又是杀又是剃头发。有学者研究这一般是指子女盗窃父母的财产，父母私自对子女以及奴怯施以死刑、肉刑、髡刑。因为是家事，所以国家的权力机关就不介入了。亲亲相隐仅仅隐的是家事？不可能啊，连《论语·子路》里的例子已经是父顺手牵羊的例子。但是，我们一定要承认的是这里有个发展过程。因为商鞅时期，《商君书·禁使》就有“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也就是说当时并不推崇“亲亲相隐”。
从汉初的《二年律令》看，还是能看出律令对隐匿包庇犯罪的处罚。“匿罪人，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与同罪。其所匿未去而告之，除。”意思是说隐匿罪人，如果罪人是死罪，那藏匿的人就要被黥为城旦舂，如果罪人是其他罪，那隐匿的人与罪人是同罪。此处可完全没有排除子女或父母。也就说如果是“燔城、官府及县官集聚”，应处于弃市的罪人，隐匿他的子女就要被处以墨刑还要去舂米。即使到了汉武帝初年，也并没有放松对藏匿的惩处，甚至有“重首匿之科，著知从之律，以破朋党，以惩隐匿”的说法，但是至中后期，董仲舒倡导的“独尊儒术”开始盛行。儒家的“春天”马上就要到来了。
到了汉代，亲亲相隐或称“亲亲得相首匿”制度正式登上了中国法制史的舞台。汉宣帝于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发布诏令：
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此诏令将儒家思想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用天性来为相隐、相匿寻找到了一个理由。这段话的意思是将相匿和相隐的范围扩大到了“夫妻”“父子”“祖孙”，地位较低的“子”“妻”“孙”如隐瞒、藏匿地位较尊崇的家庭长辈，都不需要连坐，或者说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如果是家庭长辈“夫”“父”“大父母”隐瞒、藏匿地位较低的人，该犯所犯的罪在“殊死”之上的，那就要上报廷尉。如果是父母或者丈夫放火，家庭成员是不是可以隐匿他？根据《二年律令》，我们知道在汉代放火罪是很严重的，“贼燔城、官府及县官集聚，弃市。燔寺舍、民室屋庐舍、集聚，黥为城旦舂。”这处以“弃市”的放火罪是在“殊死”之上还是之下？对于殊死的解释，历代法学家都有不同的解释，一般认为汉代所指的“罪殊死”是指律有明文的大逆罪，当然还有些特殊的用法。现在我们知道，即便是家里长辈犯了放火焚烧官府的大罪，小辈也可以包庇，不至于被牵连。
自此之后，汉代开始了更为“严厉”的保护家长的律令，严厉处罚子女上告父母的情况。
《二年律令》子告父母、妇告威公，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听而弃告者市。
弃告者市，就是如果再有子女上告父母、媳妇告公婆、奴婢揭发主人及主人的父母妻子，都要处以弃市。这样的律令真的对维护封建家长的绝对权威有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家长的权威如果和统治者的权威有矛盾，该怎么办？自然是要让位，所以诏令有了一个“罪殊死”的例外，当然还有其他的例外。有学者从《二年律令》的律文中，总结出三种犯罪，是子女可以上告，且上告无罪的案例。第一个就是谋反，而且强调“若先告吏，皆除坐者罪”。第二个是抢劫，“劫人、谋劫人求钱财，虽未得若未劫，皆磔之，罪其妻子，以为城旦舂。其妻子当坐者偏捕，若告吏，吏捕得之，皆除坐者罪。”第三个是盗铸钱，《二年律令·钱律》：“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同居不告，赎耐。”此处同居者也包括子女。但是，封建法律制度始终是人治，即使在汉代依旧有拷问子女亲属来获取主犯罪证的案例。西汉末年中山国冯太后诅咒案，为了求得冯太后的罪状，“治冯太后女弟习及寡弟妇君之，死者数十人”。此时，什么亲亲得相首匿哪里还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