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谣言概念界定及其揭示的不同面向
对谣言概念的不同界定为我们从不同维度理解谣言的产生与传播提供了不同视角。谣言的产生与传播具有多种动因，受个体和集体意识影响，也受整体社会环境和传播环境的影响。从1940年代至今，谣言概念先后发展出以下各有侧重的代表性界定，不同面向的谣言概念界定揭示不同的谣言产生与传播的动因和特征。
1.未被证实说
2.虚假说
与未被证实说最为接近的便是虚假说，国内学者普遍接受谣言是“未经官方证实的/虚假的”消息这样的界定，比如王国宁将谣言直接定义为：“传播开的虚假的消息”（王国宁，1991：53）。刘建明指出，“谣言作为舆论出现，是众人传播虚假事件的行为，但多数传播者并不认为是假的”（刘建明，2000：291）。胡钰认为，“没有的事情说成有，这就是谣言”（胡钰，2001：1-2）。蔡静认为，在定义某信息为“谣言”时，它已经基本被判断为“假”，如“辟谣”（蔡静，2008：3）。
3.故意说
是否故意一般被用来区分流言与谣言。苏萍认为，“流言”与“谣言”最大的不同在于“谣言的制造者是有目的、有意图的”（苏萍，2001：6）。王绍光指出，“‘流言’是没有根据的传言……‘谣言’不是一般的流言，而是有意制造出来的流言，但不一定都是坏话”（王绍光，2010：Ⅸ）。应该认识到，谣言产生也有非故意因素。“谣言”和“流言”在汉语习惯表达中显然具有不同的含义，但是，区分的标准以“是否故意”有失偏颇。一般来说，“谣言”的传播范围更广，强度更大，“流言”的传播范围较小，强度也较小。同时，“谣言”与“流言”既然在于“谣”和“流”一字之差别，“谣言”更具信息“故事化”的完整性；“流言”则更具信息“碎片化”的流通性。
4.即兴新闻说
美国社会学家特·希布塔尼认为，谣言反映了群体的智慧，当正式渠道的信息不可信时，人们就会用非正式的猜测或谣言来补偿。因此，谣言是在群体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Shibutani，1966）。需要注意的是，该定义中的即兴新闻需要与假新闻相区别。假新闻一般是指将故意或者非故意制造的虚假信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平台以新闻的形式进行广泛传播，并且假新闻显然是“假”的，而谣言可真可假。不过，虽然假新闻与谣言不同，但如果假新闻被民众接受并大范围传播，就容易演化成谣言。
6.历史习俗与神化说
诺伊鲍尔认为，谣言首先是人们所描述的那种随历史发展而变化的习俗，其次是在某一群体中以听传或类似的交际方式传播的信息，而谣言在古典时期留下的大部分痕迹都是保存在对神话、战争和历史这些根本问题的探讨中（汉斯－约阿希姆·诺伊鲍尔，1998/2004：Ⅹ，16）。安德鲁·斯特拉森也认为，“历史可以是一种谣言”，“神话的某个方面可以变成当下的谣言”（安德鲁·斯特拉森，2004/2005：109）。中国古代对于“谣（言）”的认识也在某种程度上有此含义，例如借助人们对于谣言所赋予的神权，使得改朝换代和战争更加合理化，或者赋予皇权更稳固的神圣地位（雷霞，2016b：34-35）。
7.都市传说（故事）说
8.对抗说
纳普指出，谣言能够表达人们的对抗性诉求，而这些对抗性诉求恰好反应的是无法通过其他有效途径表达的诉求（KnappR.，1944：22-37）。胡泳也认为，谣言常常作为一种社会抗议而出现（胡泳，2009：67-94）。这种观点将造谣与传谣者与某种社会现象形成对立，为谣言的产生与传播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并且赋予谣言一定的工具性意义。虽然从大量案例来看，谣言的传播主体并非都是对抗性的，但该角度为我们更加全面、理性地认识谣言（尤其是谣言产生的根源）提供了社会性与历史性维度。
9.反映与投射说
弗朗索瓦丝·勒莫将谣言看作“社会环境投射的影子”，因此，谣言只对那些对谣言所包含的信息感兴趣的人才起作用（弗朗索瓦丝，1999：21）。程中兴视谣言为人们之间社会互动的过程及其结果，认为谣言的逻辑凭借话语展开，而造谣则包含了个人的心灵与世界，即社会间双向的话语投射过程（程中兴，2007）。周裕琼指出，谣言反应人们内心真实的诉求（周裕琼，2009b）。该视角有利于将谣言传播同社会和时代背景及个人心理联系起来，对造谣、传谣的人群及其心理做更深入的考察与探究。同时，该视角启发我们认识到，对谣言易感人群的分类并非一劳永逸，不同谣言的易感人群很可能不同。
10.不确定信息说
雷霞将谣言界定为，谣言是被广泛传播的、含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的信息。谣言被广泛传播之初，其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大量的不确定性，而在传播过程中，又有众人对谣言所含信息的加工、增减、修补和变异，从而加大了谣言所含信息的不确定性，甚至虚假性。谣言的明了过程或辟谣过程是对信息的不确定性的消除过程（雷霞，2016a）。“不确定性”主要是指对其宣称的信息的真假不确定，而这种不确定性也正是区别谣言与新闻的重要指标。
二、谣言公式述评：谣言生命力主要构成要素
1.重要性与模糊性：经典谣言公式的经典要素及其拓展
重要性与模糊性已成为经典谣言公式的经典要素。学界普遍认为这两个要素由奥尔波特和波斯曼在其谣言公式中首次提出。后续研究则对这两个要素进行了拓展。
（1）奥尔波特和波斯曼谣言公式
奥尔波特和波斯曼认为，“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有三个条件：一是信息的缺乏。在缺乏可靠的、确定性信息的情况下，容易产生和传播“谣言”。人们对于某事件的真相越是不明晰，围绕该事件的“谣言”就越容易传播和扩散。二是不安和忧虑。在不安和忧虑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谣言”的传播。三是危机。当社会处于危机状态的时候，人们容易产生恐惧和紧张，“谣言”容易传播（奥尔波特，波斯曼，1947/2003：3）。“二战”带来极大的社会动荡和人心的焦虑不安，同时确定性信息又极度缺乏，上述三个条件为战时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出了合理的解释。
（2）巴斯德地震谣言研究结论与经典谣言公式的契合
（3）彼得森和吉斯特对模糊性的拓展
彼得森和吉斯特指出，不管谣言的“滚雪球式”传播过程是否取决于解释事件的视角，这种传播方式暗示迭出，扩大对某些细节的猜想。思考所有相互关联的谣言，往往来自一个共同的源头，逐渐被分化成不同的细枝末节，这种现象如同滚雪球一般，内容得以积累。但有些内容在传播详述的过程中丢失了，并不为人们所知（Peterson，Gist，1951：165）。因此，谣言信息本身的模糊性，一方面是传播过程中不断变异、增加、删减、改头换面、转换场景、移植等；另一方面是信息本身的含糊性和是否真实的不确定性。
（4）新媒体时代对重要性的新认识
2.公众批判力：可能的阻断要素
“谣言止于智者”，公众的批判力可以有效辨识谣言，从而阻断谣言的传播。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境下，公众的批判力受到挑战。
（1）克罗斯谣言公式及其拓展
（2）社会焦虑与个体焦虑：对公众批判力可能的挑战
（3）认知鸿沟：先入为主的判定
（4）信息反常度：对公众批判力的考验
3.社会环境：滋生/灭绝谣言的土壤
清代《房县志》记载，有人在北方丛林中发现了一群全身长毛的“毛人”，经过沟通，得知这些人的祖辈是逃避筑长城的劳役犯，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长城筑完乎？秦皇还在乎？”有人逗他们，说秦皇还在，“毛人”就吓得逃入丛林（何木风，2009：31）。这种可怕的传说被人们世代相传，到了20世纪50年代，与同样世代相传的“水鬼”、“水怪”结合，演化成了“毛人水怪”谣言。李若建分析指出，“毛人水怪”之所以在大丰县出现，与当年民众的恐慌与不满情绪有很大的关系，造谣者只是点燃导火线而已。谣言的爆发并非凭空产生，当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时，或者社会中蕴含着强大的不安定因素时，民间聚集的骚动能量没有得到疏通，就可能引发各种恐慌。谣言的实质是一个被重新建构的历史传说（李若建，2011：7，66）。而诸如“毛人水怪”这样的谣言，多半源于民众长期以来对政府的极度害怕与对政府高压的恐惧。
施爱东通过对大量谣言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后，分别总结出了灾害事件中预报谣言、灾情谣言、灵异谣言及问责谣言等四种类型的谣言传播公式，从谣言传播的过程入手总结出谣言传播的普遍规律，并指出，具体的谣言形态可以是完全形态的（即包含整个过程），也可以是非完全形态的（即有些环节缺失）（施爱东，2008）。这四种类型的灾害谣言中，涉及信息的“放大”、“歪曲”和“出乎常态的行为”等关键词。实际上，这几个关键词也让灾难谣言在灾难环境中显得更加神秘，从而增大了灾难谣言的吸引力及其传播范围。匡文波和郭育丰（2012）在经典谣言公式基础上加入信息不对称因素，提出“R=i×a×ia”（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强调谣言的传播与事件重要性、模糊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成正比关系，三者缺一不可（匡文波等，2012）。信息不对称性实际上也是取决于传播环境和政治环境，而从形成的后果来说，也可归属为事件的模糊性。
4.社会关系与群体互动：同伴影响
5.传播技术vs信息推送力度
更强。
三、结语
（雷霞：《谣言生命力解读——谣言概念及公式研究综述》，2020年第11期，本网页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