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中的中国期刊产业蕴藏着巨大的商机
其一，国民不断增长的期刊消费需求为投资期刊发行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国民的生活水平随着国家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正在得到极大的改善，居民消费结构随着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2001年城市和农村该指标分别降至37.9%、47.7%）而发生改变，这将使居民对期刊等传媒产品的消费需求快速增长。从总体上看，中国期刊业发展与我国人口规模及其需求是极不相称的。反映在期刊消费结构、消费总量和人均占有量等指标上，都亟待优化与增长。以2001年为例，当年我国期刊总印数289469万册，人均占有量仅2册多，而2000年欧洲发达国家人均期刊占有量一般在10册以上，美国为15册，日本在20册以上。可以预见，在未来10年间，期刊消费市场将快速扩容，期刊业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时期，期刊发行市场的投资潜力巨大。
表1中国期刊分类情况一览表
附图
表2部分国家期刊营业收入构成单位：%
（三）期刊增值服务：潜力无限的投资空间
强大的期刊产业离不开完善、高效的期刊增值服务业。长期以来，在政府主管主办的体制下，中国期刊实行条块分割，采、编、印、发、研各个环节内部承揽，“大而全、小而全”现象普遍存在。其结果是各期刊特色不特，内容单调、重复、陈旧，缺乏对受众的深入研究，造成刊社对市场变幻反应迟钝。近年来，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总体要求，国家相继将报刊从政府部门垄断意识的温床中揪离出去。正在被逐步推向市场的中国期刊则必须面对改变传统生产经营方式的选择。在以本量利的左右下，为赢得市场竞争的优势，期刊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对社会化增值服务的迫切需求，他们将自己办不好、也没有能力办好的生产服务工作交由社会服务机构完成。这种外协式的社会化增值服务涉及期刊生产的各个环节。然而，现实情况是专业化的期刊增值服务提供商严重不足，仅有数家机构无论其服务内容、服务手段还是市场覆盖面、服务效率都极不令人满意，社会化服务的滞后极大地制约着中国期刊产业的发展。中国期刊增值服务业还是一片空白，投资机会多多。
二、投资中国期刊产业的可行性分析
（一）不均衡发展格局的确立为期刊产业大规模并购埋下伏笔
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期刊业经营方式正在由政府主管主办、大包大揽由政府宏观调控、期刊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方面转变。在转变过程中，由于受观念更新、专业分工、历史积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期刊所拥有的竞争实力与市场地位相差甚大，期刊分化现象进一步加剧，市场资源向强势期刊集中的趋势更为明显（如《读者》、《知音》、《家庭》、《青年文摘》“四大名旦”都是期印数超过百万册的大户），“马太效应”也将更加突出。从平均期印数来看，25万册及其以上的期刊1999年为150种，2000年156种，2001年137种。尽管它们分别仅占当年全国期刊总数的1.83%、1.79%和1.54%，但其平均期印数分别占了全国期刊期印数的44.73%、46.06%和42.2%。（见表3）
表31999-2001年中国期刊业市场集中度(CRn)
表4期刊三大发行系统对比
表5国际数据集团(IDG)报刊投资构成
表62000年美国畅销期刊排行表
值得一提的是，为发挥强势期刊的带动作用，塑造精品期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已经开始实施“中国期刊方阵”工程。在2001年12月公布的首批进入方阵的1518种期刊中，双效重点期刊1154种，双百期刊192种，双奖期刊107种，双高期刊65种。方阵工程的正式启动宣告长期以来中国期刊均衡发展格局已被打破，国家将给予17.07%的入选期刊以大力支持，鼓励其通过组建期刊集团等方式进行扩张经营，做大做强；而未入选的、占总数的82.93%的7371种期刊，其未来经营将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所面临的生存考验也才刚刚开始。照此推断，未来几年将是中国期刊业产业集中度快速提高的时期，也是期刊大规模的并购时期。少数拥有市场、拥有品牌、拥有资本的强势期刊将实施集团化发展战略，通过兼并、收购等多种形式“收编”、“消化”弱势期刊，真正走上扩张的道路；而大量势单力薄的期刊将被出版集团、报业集团、广电集团、发行集团、电影集团和其他综合性传媒产业集团托管、兼并或收购，成为这些传媒集团多元化经营的一个组成部分，或逐步淡出期刊市场。
（二）期刊生存突围为投资者进入期刊产业准备了可供选择的合作伙伴
财政支持的减少直至取消已将中国期刊逼到生与死的十字路口。50多年的发展虽然使中国期刊逐步形成一个门类齐全、品种多样的期刊体系，但是中国期刊业是在基于数量扩张的基础上实现增长的，是粗放型的增长，绝大多数期刊个体实力羸弱。据资料显示，发展型期刊不足2成，超过8成的为生存型，这些生存型期刊基础差，积累少，苦苦支撑，维持着作坊式的生产。1999年真正赢利的期刊只有100家左右，发行量在几千册的不在少数，有的甚至不足1000册。2000年中国期刊市场规模仅为87.46亿元，即使经营比较成功的期刊，其营业额只在2亿元左右。更令人不安的是，在尚未完成产业转型的情况下，中国期刊就必须面对市场，特别是来自境外传媒机构的竞争与挑战，其境况着实令人忧虑。无论是经营规模、资产总额、赢利水平，还是人才队伍、技术装备，中国期刊都无法与期刊强国相比，整体实务相当弱小。为了支持期刊业的发展，政府尽管对期刊的财政补贴每年仍维持在3亿元左右，但相对于发展所需，这种补贴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况且距彻底的财政断奶已经时日不多。
资本缺乏是中国期刊业发展面对的现实难题，“资金饥渴症”是期刊业界共同的特征。期刊社眼看手中的出版专有权即将到期，而资金又缺乏，其内心深处的苦楚是局外人难以理解的，其对“政策边界”的理解在艰难中开始模糊。近年来，为政府所不愿看到的期刊自救行为——主动争取业外资本加盟已经成为业界公开的秘密，这种可以被称做“生存突围”的特别行动涉及的期刊社已不在少数。今天，我们也许还不能对“生存突围”行为作出合理的判断，但非刊社国有资本、社会资本和境外资本无疑正在成为推动期刊新一轮发展的三大资本力量。管理部门欲说还休的态度不仅延长了业外资本与一些期刊结合的蜜月期，也使更多期刊与更多、更大规模的业外资本的结合有了看齐的样板。看来，“实践探路、政策规范”的资本结构整治路数将再次上演。
三、中国期刊产业重点投资机会分析
（一）期刊发行
1.现有期刊发行系统的简要分析
2.期刊发行体系模式
中国期刊发行市场网络建设目标是打造集批发、零售、仓储、运输、、配送、结算于一体，传统门店交易与网上交易相结合的综合流通服务平台。发行网络建设必须坚持走高起点规划、高技术含量、大通道运行、广地域覆盖、连锁化经营、多元化资本结构的发展道路，通过规模化、集团化、集约化经营手段，切实提供期刊流通服务，从根本上打破制约期刊业发展的流通瓶颈。
构建全国一网化的现代期刊发行网络体系可以采取一次性建设和分阶段建设两种途径。一次性建设的优势在于能够迅速形成庞大的营销网络，从而产生对行业的巨大吸引力，其对行业发展的带动力与影响力将得到充分表达，其对行业的信息导航作用也将得到充分发挥；其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投资规模大增加筹资的难度，网络分布宽可能增大管理难度，人员素质与系统要求可能产生的不匹配，等等。
分期性途径即在确定基本规划的基础上，以可能的资金、人才、技术等条件分步骤、分区域建设。如它可以是通过战略联盟联结各地松散的期刊发行网络，使之逐步形成有机统一体。在此基础上以股权置换、产权交易为手段组建股份制期刊营销集团，以资本手段打造期刊快速流通通道。其优势是量力而行，稳步推进。其劣势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大网络形成的滞后无法有效扩大期刊发行量，从而降低自身对期刊社的吸引力；二是小规模发行网络不能形成较高的进入壁垒，无法排斥其他竞争者进入，从而增大投资的风险。
2.期刊投资品种的选择
在就中国畅销期刊作出评介之前，我们不妨看看美国的畅销期刊类别。根据美国权威的SRDS分类法，美国期刊分为消费性期刊（供非专业、非学术人士阅读）和商业性期刊（专业型、专门性期刊）。表6中排在前5位的为最为畅销型的美国期刊。
（三）增值服务领域
由于增值服务不涉及期刊采编宣传业务，在政府面上基本上不存在太多壁垒，为政府鼓励、支持发展的领域。期刊增值服务投资领域主要有：
1.资讯提供
期刊吸引读者的是内容，期刊资讯提供商通过调动社会化的智力资源，培育信息源（如发现作者、培养作者团队），组织选题策划，为期刊提供高质量的稿件。
2.管理顾问
针对期刊社管理薄弱的实际情况，投资者通过组建高素质的专业化期刊管理团队，针对不同期刊的要求开展专项管理会诊断，提供管理辅导和解决方案。特别是在配合期刊社开拓营运思路、创建制度规范、提供实战指导、推荐职业管理者、策划师、出品人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3.投资融资
此外，在经营策划、市场调查、教育培训、外贸、会议展览等领域投资者亦大有作为。
四、投资中国期刊业的基本策略
（一）突破策略
（二）大投入策略
同其他媒介一样，小舢板式的期刊的生存空间已越来越小，期刊经营正在进入大投入大产出、小投入无产出时代。这些大投资主要用于市场导入，如招募专才、培育品牌、建设营销通路、培养读者与作者等。一本具有高知名度的期刊就如同一台印钞机，它带给投资者的回报是丰厚和稳定的。遗憾的是，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名刊、大社，但它正说明通过大投资在“百刊混战”中造就名刊的时代已经到来。
1.转型期农业增长与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变动分析[2]
中国农业经济的转型期可定义为1978年以来至今的农村经济改革期。自此，中国农业经济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迈进的步伐。这个阶段也是中国政府农业投资的重要转折期。与此相伴，中国农业GDP、农业增加值在这个时期以后也发生了巨大变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农业投资规模都空前增长。
1.1转型期中国政府农业投资的规模变动与农业增长水平变化
农业投资规模是指各个年份或各个时期农业投资的总量。按照本文的统计口径(中口径)，我国农业投资规模在各个五年计划期是不同的，总的趋势是增长的，尤其从“七五”开始，我国农业投资力度明显加快，其累计投资额是“六五”时期的两倍还多，“八五”、“九五”也是成倍增长(见表1[3])。
图1（）略
自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农业投资的增长曲线比较陡峭，证明增速很快。农业GDP、农业增加值也呈现出相同的增长趋势，即先缓慢、平稳增长，后急速增长。如果将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财政支出比重和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农业GDP的比重计算出来，发现后者较低，见表2。
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农业GDP比重平均在5％～6％左右，但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农业发达国家中，政府对农业提供的财政支持相当于农业本身GDP的25％以上，日本、以色列等国甚至更高(45％～95％)，即使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也达到了10％。(当然，我们这里所说政府农业投资与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口径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反映了我国政府对农业支持的力度)。在我国，虽然财政的总体实力有限，财政支农支出仅占农业GDP的5％～6％，但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维持着相对较高的水平，近10年来，大体在8％～10％之间。建国以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额，1950年为27.4亿元(当年价格，后同)，1960年增长到90.52亿元，1970年曾降到49.4亿元，1980年为149.95亿元，1990年增长到307.84亿元，1998年已达1147亿元(这一年的数字包括当年增发国债用于农业方面的支出)，增长速度还是相当高的。特别是1978～1998年间财政支农投入年平均增幅达到11.4％[5]。所以，从投资规模上来看，我国政府农业投资逐年增长，对农业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2中国农业增长与政府农业投资规模的关系分析
Y=2955.47+17.71X
(2.27)(11.18)
可决系数R[2]=0.87，调整可决系数为R[2]=0.86，F值为124.95，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性检验通过，拟合程度较好。该模型说明，每增加1亿元的财政农业投资，我国的农业总产值就会增加17.71亿元。可见，增加政府农业财政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极其显著的。当然，这一结论并不否认其他生产要素(诸如劳动力、土地、技术、制度等)在农业增长中的重大作用，每一要素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也不相同，本文暂不讨论。
1.3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投资与地方农业增长
以上分析了中央政府对农业的投资情况，由于我国自1994年以来一直实行分税制，这种体制对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地方政府投资的数额、方向、结构、目标与中央政府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央财政农业投资中，很多情况下要求地方政府进行配套，但在实施过程中往往有的地方政府能做到，有的地方政府做不到。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地方财力的大小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就导致我国各个地方政府农业投资有很大的差距。这种投资的差距是不是也已经成为各地区间农业增长差距的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呢？这成为我们分析的重点。
这里我们仅仅选用两个省份进行对比，即选用经济发达省份江苏省与一般省份河南省为研究对象来观察政府投资与当地农业增长的关系，以及地方农业差距产生的部分原因(显然，各地区农业经济增长产生差距的原因不仅仅于此，其他原因本文暂不述及)。
1.3.1地区农业增长与地方政府农业投资之间的关系
江苏省的数据计算结果为：Y[，j]=235.514+39.84X[，j]
(1.527)(7.140)
R[2]=0.80，调整后的R[2]=0.78，F=50.99，方程总体性检验通过。该模型表明，江苏省政府每增加1亿元的农业投资，可得到39.84亿元的农业GDP增长。
河南省的数据计算结果为：Y[，h]=-208.95+72.75X[，h]
(-4.02)(21.32)
R[2]=0.96，调整后的R[2]=0.95，方程总体性检验通过。此模型的经济含义为河南省政府每增加1亿元的农业投资，则可以产生72.75亿元的农业GDP增长。两个省份的政府农业投资对农业的增长作用都是很明显的，不过两省的投资力度不同，农业GDP的增长幅度也不同。见图2：
图2（略）
1.3.2地区差距与政府农业投资的关系
除个别年份外(1985年、1990年、1991年、1992年)，江苏省政府农业投资均大于河南省农业政府投资，而且这种投资差距越来越大。那么，两省的农业GDP变化是否呈现出同样的差距呢？为了消除两省间由于巨大的农业人口差额而形成的误差，在这里选用农业人口人均农业GDP进行比较。从图中结果很容易地看出，两省在农业增长方面的差距竟然与两省在农业投资方面的差距变动很一致。可见政府农业投资是中国农业增长的充分条件，也成为地区农业增长差距产生的充分条件。如果不改善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状况，这种差距将会继续存在，也可能会导致差距继续发散而形不成收敛的态势。
2.中国农业政府投资的使用方向和结构变动与农业增长
农业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但表现在数量规模上，也表现在投资方向和投资结构上。所谓的投资方向和结构指投资的资金使用去向及所形成的不同投资项目构成。我国农业投资主要由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和其他费用这几部分构成。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主要用于公路建设、农业水利设施等的建设以及农业综合开发。农业基础设施可以有效地降低自然环境给农业生产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改进投入与产出的质量，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增加农业产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投资形成的农业科研成果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业产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中，支援农村生产支出主要通过转移支付补贴农户，降低其生产成本，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加农业产出；农业事业费支撑农业事业单位的运转，并通过农业事业单位提供的各项服务，扩大农户生产及交易的规模，减少农户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加农业产出[8](39)。
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各项支出中，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其他支出比重逐渐降低，而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在90年代中前期快速增长，90年代后期有所趋缓，进入2000年后又开始增长，并占据着财政农业支出的绝对比重[9]。见表3。
3.简短结论
在我国农业投资中，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社会和私人投资不足，政府农业投资在整个农业投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又由于农业在某些方面的准公共品性质，政府对农业进行投资和扶持是WTO框架下公共财政体系的重要内容。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财政支农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投资规模与国外相比，比重仍然偏低，虽然纵向比较中一直保持增长势头；投资结构与方向不合理，投资效应与投资方向错位；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差异性很大，并且也直接影响了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建议，在公共财政方面应该做到：在中国财政支农资源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适度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根据需要确定农业事业费支出，保持原有规模不变甚至有所压缩；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结构的方向和目标；构建促进地方政府投资农业的动力机制，以避免地区差距拉大。总的原则是不但要加强农业的支持力度和投入规模，还要优化投资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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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加快推进港口整合工作,打造“一带一路”核心区.上市公司中，厦门港务是厦门港区规模最大综合物流服务商，拥有散杂货码头及后方堆场等稀缺资源和完善的港口配套与增值服务。厦门国贸除经营进出口业务外，还拥有较为完整的港口物流业务体系。
新能源客车需求确定,行业增速有望回到正轨.中通客车（000957）纯电动客车占比高；宇通客车（600066）1至5月新能源客车市占率稳步提升至28%左右，未来有望达到30%以上。
关键词：并购、投资、筹资
一、企业并购的投资分析
并购实质上是企业的投资活动，但是并购和一般的投资活动又有很大的差异，并购主要是通过并购后企业产生的协同效应来增加股东的价值。投资战略的核心简单地说就是“低买高卖”，对于并购战略而言一样，就是期望所买的企业能“物超所值”。但是，被收购企业的所有者为什么会以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将其卖出，主要原因是：交易双方对该企业的价值估计不一致。
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下，这种估价上的不一致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所有的投资者对未来有同样的预期，对风险有同样的偏好。然而现实中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及交易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对企业未来增长的前景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对基本风险水应不一及企业面临的机会成本不同。从而影响对企业价值的判断。所以竞争的不充分性是产生并购的基础。
（一）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伴随着产品销售的高速增长，虽然企业的经营风险有所降低，但企业的总体风险依然较高。此时如果企业的财务战略安排不当，即用负债融资进行规模扩张，结果会导致企业的总体风险加大，相应地投资人要求提高其未来的收益预期。如果风险加大所带来的收益不能抵消投资人提高的收益预期，企业的市场价值随之降低。此时，该企业可能成为被收购的目标，收购后，通过对该企业的财务战略进行适当的调整，降低其总体风险，就能获得由此产生的增加值。
此阶段，如果采用收购目标企业股权的方式，那么对于目标企业本身来说，收购资金并没有进入企业内部，目标企业的总体风险依然没有变化。为了降低其总体风险，收购企业不得不重新注入新的权益资本或向其他投资者募集权益资本，使其财务风险下降，进而降低其总体风险。这样做的结果不但加大了并购企业的并购成本，而且可能破坏了并购企业本身的风险结构，从而降低并购企业的价值。因此，此阶段对目标企业的并购主要采取增资扩股的方式增加被并购企业的权益资本，降低被并购企业的资产负债比率，以此达到降低其总体风险。尽管对目标企业增资扩股会稀释其每股的权益，但鉴于在企业的发展阶段对未来良好的成长预期，企业业绩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被稀释的权益，因此，企业的每股权益不会随之下降。
（二）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企业的净现金流量比较充裕，企业的经营风险进一步降低，如果不及时调整企业的财务战略，用负债杠杆来平衡降低的经营风险，结果会使企业的整体价值降低，导致企业股价被低估，从而成为被收购的目标。收购该企业后，通过剥离多余的现金，利用负债杠杆强化核心业务的创现能力。由于利用负债使企业的总体风险得到平衡，企业的价值随之上升。
与处于发展期的企业并购相反，如果对处于成熟期的企业并购采用增资扩股的方式，不但不能提高被并购企业的价值，反而进一步降低其价值。因为在成熟期，经营风险明显较企业发展阶段低，企业内部积累了大量的现金，加之此阶段利用负债融资获取的资金已经基本满足了其投资的需求。随着企业未来成长的进一步降低，增资扩股流入目标企业的权益资金很难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在企业未来的收益预期降低的情况下，必然稀释其每股权益，进而降低企业的价值。因此，对处于成熟期企业的并购主要采取收购目标企业股权的方式进入，然后调整其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结构，将多余的现金通过现金分红或股份回购的方式分配给投资者，利用适度的负债来解决短缺的投资资金需求。此种并购方式，一方面减少了并购企业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通过调整目标企业的总体风险，提升目标企业的市场价值。
二、企业并购的筹资规划
筹资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筹资结构是企业财务战略的核心，在企业并购中，并购资金的安排是并购能否成功的关键，而资金筹措的结构安排直接影响企业并购的效果。企业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由于其面临的经营风险和并购的目的不同，并购资金筹措的结构有很大差异。
（二）在企业的成熟阶段，由于市场对该企业的产品需求已经趋于饱和，企业的增长速度变缓甚至停止，经营风险进一步降低。此阶段，并购的主要目的是保持和扩大现有的市场份额及提高效率。
三、企业并购支付方式的选择
企业并购可采用现金支付、债券支付和股票支付的方式。选择何种支付方式，需要结合并购双方的成本和并购方的企业风险综合考虑。
（一）税负因素
并购公司并购目标公司既可以用现金支付，也可以用证券（普通股、债券）支付，但不同的支付方式税负不同。如果并购方用现金或债券支付，那么目标公司的股东收到现金时要立即纳税，但如果用普通股支付，则目标公司的股东在收到股票时可以免税，直到股票出售后才计算资本收益或损失，按相应的资本收益税率纳税，因此可以获得延迟纳税和减轻税负的好处。
对于并购方而言，税负考虑的是并购时所取得的资产的摊销基础，如果用现金或债券支付，则并购取得的资产将按其支付价格作为资产的摊销基础。反之，如果并购企业用普通股支付，则并购获得的资产将按资产的原价值进行摊销。资产摊销额的大小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应纳税所得和企业未来的现金净流量。
由此可见，如果税负是考虑并购支付方式的唯一因素，那么目标企业将喜欢并购企业用股票支付，以达到延迟纳税和减轻税负的目的；而并购企业则更愿意用现金和债券的方式支付，以扩大其并购资产的摊销额，降低未来的税负。然而，出税负因素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并购的支付方式。
（二）并购企业的所处的生命周期
并购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对并购资金的支付方式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其发展期，如果用现金或债券的支付方式，则势必导致其风险的增大，从而降低其本身的市场价值，因此，并购企业更愿意用股票支付的方式。尽管股票支付方式可能稀释并购企业的每股权益，但在此阶段，并购企业由于其良好的成长前景，会很快弥补被稀释的权益。而在其成熟期，如果用股票方式支付并购资金，则由于其未来成长的放缓，结果导致并购企业每股权益被稀释，从而降低企业的价值，因此并购企业喜欢用现金或债券的方式支付。同时在此阶段，企业本身业务产生大量的现金流入量和负债杠杆的运用为其用现金或债券支付并购资金提供了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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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云亭著：顶级财务总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一、我国养老保险基金低投资收益率的原因分析
4．地区分割和行政干预削弱了养老保险基金的统一管理。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的是区域性分级管理，养老保险基金基本上处于三级地方（省、市、县）政府的分散管理之中；由于三方责、权、利职责不清，缺乏有效的风险分担和制约机制，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比较混乱，老百姓的养命钱时常用不到刀刃上。首先，尽管养老保险的收支由中央统一规定，但允许地方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缴费比例和支出水平。有些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随意提高缴费比例，降低支出水平，既增加了企业和工人的负担，又损害了养老保险受益者的利益。其次，有些地方政府违反专款专用的原则，随意挪用、挤占养老保险基金，又无法按时偿还，从而形成了大量的呆坏账，极大地损害了广大群众缴纳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增加了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提高了支付风险。最后，当前养老保险基金的地方亏空大多由中央政府“买单”，这种责权脱节的管理体制一方面加大了中央财政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地方政府“有恃无恐”，容易滋生等不正之风。
二、提高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效益的途径分析
完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制度，提高基金投资效益，使有限的养老保险基金得到保值、增值，以应对我国提前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充分发挥其“稳压器”、“调节器”、“减震器”的作用，是我们当前社保工作的重中之重。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提高基金投资效益：
（一）拓宽投资渠道，优化投资结构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各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对象的范围不断拓宽，投资工具不断多元化，资产配置和组合不断优化。基于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性考虑，许多国家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对象的风险程度进行了较为科学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投资工具的控制比例。如比利时规定投资于政府债券的控制比例为15％；法国规定投资于政府债券的最低比例为34％；英国规定应将5成以上投资于本国的股票市场，约2成投资于海外股票市场；瑞士政府对投资于各种不同风险工具的比例设置了最高界限，即国内股票为30％、外国股票为10％、外国货币资产为20％。根据《暂行办法》，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目前可以选择包括从实业资产到金融资产在内的各种投资工具。2004年我国各类投资品种占社保基金总资产的目标投资比例情况为：固定收益部分，包括协议存款、国债和债券委托目标投资比例是70％，可上下浮动10％；现金等价物投资，包括普通银行存款和国债回购的目标投资比例是5％，最高不超过10％；股票的目标投资比例由2003年的5．1％增加到25％，可上下浮动5％。和2003年相比，投资力度在不断加大。因此我们的投资重点应当注重以下方面：
1．国债和银行存款。这是我国当前最重要的养老保险基金的常规性投资渠道，由于有国家信用的担保，它们在安全性方面较其他投资工具具有明显优势；尤其是国债，它一般可以认为是零风险的，安全性好，利息所得免税，在收益性上优于银行存款，这也是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于国债长期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但是我国现在的国债品种比较单一、期限结构不尽合理、并对利率风险很敏感，收益率也较低。2006年记账式（一期）7年期国债的票面年利率仅为2．51％，远远低于同期银行存款的利率。因此，我国应加大国债改革力度，充分发挥国债在满足养老保险基金安全性上的特殊作用，并且将其比例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银行存款也应只作为短期投资工具满足流动性需要，投资比例更不宜过高。
4．国际投资。由于受信用风险、外汇管制、产业分布及养老金投资法规等因素的影响，大多数国家养老金都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才开始涉足国际投资的。在1970年，只有英国和荷兰的养老金把少量的资产投资于境外。随着全球资本市场的发展，出于分散风险和获得更高利润的需要，各国纷纷加大了养老金投资于海外市场的比例，主要是投资于海外股票和债券。在一份美国退休金的投资动向的调查中表明，1992－1995年间，投资增长最快的是国外股票，增长了2．3％，而同期对本国股票的投资只增长了0．5％。1998年，英国养老基金资产中18％为国外资产，法国为5％，德国为7％。在发展中国家中，2003年智利养老基金国际投资的资产比重已上升至18％。政府计划在两年内将国际投资比例的上限从20％提高到30％。而秘鲁已经将养老基金海外投资比例的上限从10％提高到20％。这些数据表明，海外投资已经成为国际上养老金分散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效益的重要途径。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虽然证券市场的回报率较高，但是我国的证券市场起步晚，投机性较强，风险大而收益率不稳定，因此，在保障基金投资安全的前提下，我国应积极稳妥地将一部分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于海外，提高资产的整体收益率。
（二）明确投资主体，提高投资效益
社会保障基金属于社会性公共基金，应由社会自治性机构组织管理，避免各级政府及任何机构对社会保障基金的影响和干预。而我国当前的投资机构主要是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因此应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采取委托经营方式（基金管理中心不直接进行投资），通过竞争，明确经过基金理事会资格认定的高资信、高效益的基金管理公司或银行的投资主体地位，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逐步退出投资领域。同时，由于养老保险基金规模大，是老百姓的“养命钱”，对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有必要考虑通过市场化的竞争机制，专门成立养老保险投资银行。为避免重复投资，国家应对养老保险投资银行的投资工具、投资收益和投资渠道有一个不同于现有基金管理公司和一般性商业银行的规定，并在税收政策等方面予以优惠，以促使其努力开发新型投资工具，积极吸引国内外优秀的投资管理人才。还可以考虑引进外资，与发达国家有经验的投资机构联合，扩大海外投资的比重，从而在根本上提高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整体投资效益。
（三）加强制度设计，提高统筹层次，降低运行成本
针对当前养老保险基金区域分割和行政干预严重的现状，我们应加强制度设计的力度，协调关系，建立养老保险基金垂直管理体系，统一管理，统一分配，提高统筹层次。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筹正是我国当前努力建设的一项制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于2006年1月13日透露，目前，全国已有12个省份实现和基本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提高统筹层次，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各地区缴费基数、缴费比例和享受待遇标准的统一，加大基金调剂功能，消除参保职工跨地区流动的障碍。同时，通过减少管理环节和管理层次，建立风险分担和权利制约机制，可以实现集中管理，避免“隐性债务”的进一步增加，减少中央财政的压力，降低基金分散管理的风险。同时，有利于打击挤占挪用基金和骗保冒领的行为，维护基金安全。在推行省级统筹的过程中，要注意调动市县两级政府的积极性，建立有效的省市县三级责任分担机制，做到责任明确，各尽其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