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金融资产类交易场所（下称“金交所”）正在加速离场。
在此前不久的6月21日，包括广东、厦门、宁波、天津、山西、黑龙江、河南、海南等在内的八地金融管理部门集中发布公告，宣布取消辖区内8家金交所业务资质。
而在更早之前，今年已经有两批金交所集中关停。5月10日，山东、吉林、江西、青岛、深圳五地的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集中发布公告，宣布取消辖内5家金交所的业务资质。3月25日，湖南、辽宁、西安、重庆四地的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发布公告称，将取消各自辖内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的业务资质。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各地至少已有20家金交所宣布关停，包括广东省、河南省、黑龙江省、山西省、海南省、吉林省、江西省、湖南省等多个省份宣布已实现辖内金交所“清零”。
从野蛮生长到黯然离场，金交所为何会加速退场走向“终局”？
地方金交所金融产品风险频发
2009年，为规范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财政部颁布《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54号），规定非上市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省级以上（含省级）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
随后，因国有资产处置而生的金交所开始“野蛮生长”，业务快速扩张，逐渐发展成为非标类金融资产的重要交易平台。早期金交所多由国资发起，经省、市一级政府批准，在当地工商部门登记。这一“政府背书”的天然优势，被P2P平台、房地产企业、地方城投等主体“相中”，大量违规甚至非法的金融理财产品开始通过金交所平台向公众销售，金交所的风险也开始逐步暴露。
“从实际运营来看，地方金交所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近年来由于缺乏有效监管，负面作用比正面作用更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发展正常秩序，也给金融消费者权益带来损害，全面取缔是必要的。”招联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实际经营探索中，地方金交所暴露出了不少风险和隐患。最直接的方面，地方金交所的存在让金融风险直接触达普通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违约风险始终存在。”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肖飒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肖飒认为，根据这些债权的评级，原本只有大型金融机构才能购买，然而金交所通过畸高的收益吸引了大量自然人投资者。这种化整为零的运营模式在P2P时代，吸引了互联网金融企业通过入股、成为会员等方式入局，用金交所的牌照为有风险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增信。看似“靠谱”的金交所背后却是不良资产、资质不明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后期爆雷不难预料。
2019年，“先锋系”旗下多款理财产品到期无法兑付。据媒体报道，先锋系旗下的产品曾在包括银川产权交易中心、海峡（漳州）金融产权交易中心、西安丝路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无锡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等多个地方金交所合作发行。
2020年，温州温都金服P2P爆雷，其股东之一即是南京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当年据媒体报道，交易中心总裁曾克庆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带走并立案侦查。2021年，江苏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发布公告称，省内3家金交所不再从事地方交易场所业务。
据记者了解，金交所发布的金融产品通常通过各种不持牌的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或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线下销售。年化收益率一般10%左右，金交所从中收取一定的中介佣金。一般来说，金交所在备案挂牌前，要对发行企业进行尽职调查，评估发行人风险，但在操作中，金交所的风控实际“形同虚设”。
金交所退出历史舞台，存量业务有序清理
联席会议成立以来，针对交易场所进行了多轮方向不同的清理整顿。其中，2018年发布的《关于稳妥处置地方交易场所遗留问题和风险的意见》（清整联办〔2018〕2号）明确要求金交所限定业务范围。2020年12月召开的第五次会议，则明确提出压缩金交所数量，严禁向个人销售产品及跨区展业。
在数量下降、业务减少的这几年里，有关金交所的监管重点主要在消化积累的存量风险。在此次宣布关停之前，一些金交所事实上已经不再运营新的项目。
即便金交所关停，还没完全化解的存量业务也仍然在继续处置清理中。尽管没有官方数据统计目前国内金交所还有多少存量规模，但今年6月审计署公布的《国务院关于202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曾指出，24个地区所属国企通过在金融资产交易所违规发行融资产品、集资借款等方式向社会公众融资，至2023年底余额373.42亿元。
“近年来针对‘伪金交所’，监管已经进行了数次专项整顿。此次金交所关停后，‘伪金交所’无疑也成为‘无根之木’，未来也难逃关停的命运。”上述地方工作人员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