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1月，时任纽约证交所主席约翰·菲尔霖拿着飞乐音响股票到静安证券业务部办理过户手续。资料照片
股票交易开放初期，上海市民在交易柜台前抢购股票。资料照片
1984年11月，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发行的股票。
沪市开锣
1990年12月19日，在浦江饭店孔雀厅又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第一”。
这天上午11时，“当———！”一声锣响在孔雀厅内响起，宣告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市营业，也标志着新中国证券市场的正式诞生。
纽交所主席的上海之行
1986年11月23日，一长列小轿车车队在警车开道下，声势浩大地来到了上海南京西路1806号门前。搞出这么大“阵势”的人的确大有来头——来者是当时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菲尔霖一行。
相比之下，他们的目的地，或者说他们理解中的“中国证券交易所”就寒酸多了。
靠近静安寺的上海南京西路1806号原是一家理发店，后被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公司盘下，成了静安证券业务部。彼时，说它是个证券交易柜台更合适——面积只有十几平方米，不如很多人家的一间客厅大。一个柜台就是其全部交易场所了，柜台旁的黑板上，写着仅有的两只股票的交易价格。
时任静安证券业务部经理的黄贵显回忆，随同参观的人员众多，屋子里挤了个满满当当，身材高大的菲尔霖几乎转不开身。
副经理胡瑞荃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们这里刚创办，实在太小了!”
听完英语翻译，菲尔霖却笑着说：“这里比我们初创时要好多了,毕竟有一间房子,纽约交易所最早是在一棵梧桐树下进行交易的。”
说完，菲尔霖还热情地邀请黄贵显合影留念。这张被称为“当代最大证券交易所主席和最小证券交易所经理”的合影,现在还挂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展览大厅里。
参观这个“世界上最小的证券交易所”本不在菲尔霖访华的行程之列。一周前，邓小平的接见和赠送的特殊礼物，引发了菲尔霖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强烈好奇。
一位是开启了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大幕的总设计师，一位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大证券交易所的主席，邓小平接见菲尔霖成了当年一件颇为轰动的标志性事件。外电用这样的题目报道了此事——“中国与股市握手”。
那次会见，握手之后，邓小平用他特有的幽默消除了客人的疑虑和拘谨：“我对菲尔霖先生今天来访表示特别的欢迎。因为很多人都说美国人都有钱,很多美国人都有股票,而这些股票主要在美国的市场上交易,你又担任股票市场的董事长,所以我特别的欢迎。”
认真地听取了菲尔霖介绍的美国股票市场的情况后，邓小平说：“我们中国和美国不一样,你们现在非常富有,我们现在还在发展阶段。我们现在要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说都是公有制,我们也可以有市场经济的成分、民营经济的成分,我们应该虚心地向你们学习,在股票、证券方面你们都是专家,你们比我们懂得多,我们中国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场。”
美国客人向邓小平赠送了一件礼品：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所徽，凭这枚所徽可以自由出入纽约证交所。当时在座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代表邓小平回赠客人的礼物,是一张绿色的“飞乐音响”股票。
中国发行的股票引起了菲尔霖的兴趣，他更想看一看中国的证券交易机构。菲尔霖并没有直接要求，因为他不知道中国是不是能有一个被称为证券交易所的地方。不过，他有一个不会被拒绝而又合情合理的要求：他要把邓小平赠送的股票过户成自己的名字。
自然而然地，菲尔霖被带到了静安证券业务部——这是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机构，飞乐音响股票就在这里进行交易。
后来，黄贵显听说，菲尔霖为这张面值50元的股票过户是“花了大价钱”的。原来，在上海期间，美国的随行人员提出要警车开道,上海方面有些为难,因为按规定国家首脑才能用警车。后来上海警方提出让菲尔霖私人花2000美元租借警车。
菲尔霖同意了，真的花了2000美元为自己的这张股票过了户。
20多年过去，飞乐音响这一“原始股”，通过多年的送配，已经变成了3000多股，市值最高时超过10万元，远远超过菲尔霖当年为它“花费”的租车费了。
当然，菲尔霖给这只股票过户看中的是其象征意义而绝非经济意义，不会用它套现。这张飞乐音响股票现在也还摆在纽约证交所的展览大厅。
不过，即便是推动飞乐音响发行股票的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厂长秦其斌，也没有想到当年50元一股的股票，竟能在十几年后翻了几百倍，更不会想到，自己懵懂中把飞乐音响股票推向社会公众，竟然成了掀动中国资本市场波澜的蝴蝶翅膀。
中国第一股
仅从字面概念上，说飞乐音响是中国第一只股票肯定会有争议。记者查阅的资料中，有4只股票在不同场合和时期都曾被冠以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只”的名号。它们分别是：1980年，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公司成立发行的股票；1983年，深圳宝安联合投资公司发行的“股金证”；1984年9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以及1984年11月，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
但是从股票的定义和特征来看，前三只股票并不规范。比如天桥百货第一次发行的股票只面向内部职工，“定期三年”，“保本保息外加分红”。与其说是股票，不如说是企业内部集资的债券更为恰当。
按照秦其斌最初的设想，飞乐音响其实也是这样一种企业内部集资的凭证。
1984年时，秦其斌被任命为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厂长。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瞄准了一个商机。
那一年，改革开放激发的经济活力已初步显露成果，原定1985年完成的“七五”计划，各项经济指标全部提前一年超额完成，国民经济一派欣欣向荣。随着生活水平慢慢提高，人们对娱乐活动的需求上升。一向开全国风气先河的上海街头，开始流行音乐茶座，生意火爆，对音响设备需求很大。
飞乐电声总厂主要给电视机厂生产喇叭，当然也可以做成音响。秦其斌就谋划成立一个新厂——飞乐音响。设想汇报上去，主管部门也很支持，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金一个萝卜一个坑，早就安排好了。我们这个厂不在计划之列，就让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资金。”
秦其斌最初是想在职工中集资办厂，这种办法在当时企业中非常盛行。但是，在参加了一次所在地区的工商联会议后，秦其斌改变了想法。
那次会上，有不少解放前经营过实业的老工商业者受邀出席。从他们的口中，秦其斌第一次了解到“股票”一词。按他的理解，发行股票可以筹到钱，企业盈利了再按股份分红。
靠着偶然中得到的这点股票知识，他向上级请示发行股票。请示报告中还有对股份制的一个时髦说法：“将职工的命运和企业捆绑在一起。”这个想法得到了上级支持。
电声总厂要发行股票的消息传到了上海《新民晚报》记者潘新华的耳朵里，他马上采访了秦其斌。
“秦厂长，听说你们要发行股票集资，有没有这回事？”
秦其斌答，有。潘新华紧跟着问：“那你们打算向社会发行吗？”
“是啊，向社会发行。”秦其斌随口回答。
其实，秦其斌和潘新华各自理解的“向社会发行”并不是一个概念。秦其斌的计划，是和那时候多数的股份制企业一样，把股票销售给企业职工、兄弟企业和银行这样的社会法人，现在叫“定向发行”。
而潘新华认为的是“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个人”前原该有个定语“本企业职工”，秦其斌没说，潘新华不知，也就没写进稿子。结果见报时，“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这句话被经验老到的编辑一眼瞄中，放到了副题。
秦其斌被逼得没有退路，只能临时决定拿出10%的股份向社会发行。正是这10%，让飞乐音响区别于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被冠名为股票的集资凭证，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股票。
后来，秦其斌坦言：“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股票是关系到产权证明的东西。认识到这个层面的话，估计我就没胆子搞下去了。”
“你们是什么所有制？”
1984年11月14日，经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众及职工发行股票。总股本1万股，每股面值50元，共筹集50万元股金。
承担飞乐音响发行的是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部。这天一早，静安营业部两名工作人员背着银行的钱箱来到飞乐电声总厂的门卫室里，收钱，发股票。新中国第一只面向社会公众发行的股票，就这样像卖电影票一样发行了。
可这第一只股票在拿“准生证”时就遇到了尴尬。秦其斌拿着材料去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工作人员问他：“你们是什么所有制的？”
“我们是股份制。”秦其斌答道。那时候“股份制”一词还处在姓“社”姓“资”的争论之中。秦其斌的回答多少带一些勇于尝试新事物的骄傲。孰料工作人员却不买账：“股份制？所有制中就没有股份制这么一说！”
的确，当时工商部门登记的表格上只有三种选择：国营、集体和私营。秦其斌想，我们肯定不是国营的，也不是私营的，那就登记“集体”的吧。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种种境遇，秦其斌用“无知者无畏”来形容他参与这件破天荒的“中国第一股”的心态，用“水到渠成”来说明股份制改革是历史的必然，大势所趋。“每到关键时刻，总有无形的手在推进，你推一下，他推一下，就这么成了。”
1984年11月18日，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召开创立大会，当时上海市委的两位主管领导吴邦国和黄菊到会祝贺。
实际上，对股票的前景，领导们看得比秦其斌要高远得多。
早在飞乐音响成立之前，1984年8月，上海出台了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关证券市场的管理法规——《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按此“规矩”，新中国证券市场从此迈出了它走向波澜壮阔的第一步。
飞乐音响成立后不久，吴邦国来到公司调研，听过企业经营状况、股份制进展情况的汇报，吴邦国说：“你们搞得很好，能不能考虑扩大？”当时在场的人并没有直接回答这句问话，含糊着又汇报了别的问题。
吴邦国走后，秦其斌越琢磨越觉得自己拿不准“考虑扩大”这个词。究竟是扩大生产规模，还是扩大股份制范围？领导走了，又不好再问，厂里的领导班子连续讨论了三个晚上，最后悟出来，应该是要他们扩大股份制的范围。
飞乐电声总厂的股份制改造就这样开始了。这就是此后的飞乐股份。为了区分此前的飞乐音响，人们一般通俗地称之为“大飞乐”，飞乐音响也因此得名“小飞乐”。
“小飞乐”不仅引出了一个“大飞乐”。
1984年以后，由于北京天桥百货和上海飞乐音响的示范作用，在全国掀起了一股“股份制试点热”。那时候最流行的说法是“摸着石头过河”。尽管争论不断，股份制改革却在蹒跚前行，并越走越像样子。到1986年底，我国已有股份制企业6000余家，股票集资额达60多亿元。这一年的1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放开了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制试点。
虽然当时的这些股份制企业有九成以上的股票还是债券化的，但是它们的出现已经促使中国企业进入了多种所有制结构的时代。
让股票流动起来
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部在承担了飞乐音响发行之后，第二年1月14日，又承担了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发行10万股，每股面值50元。
两家股票发行之后，问题来了：股东们想转卖自己手中的股票，社会上还有人想买股票，可这个交易却无法完成。
那时的中国人，只是从茅盾的小说《子夜》中依稀对股票交易所有一点印象。股票几乎就和资本家、贪婪、投机这些明显带有反面意味的词汇联系在一起。
在上海，更被人们熟知的，是共产党人解放上海之后打的“银元之战”，对手就是上海证券大楼里的旧社会投机商。军队出面一举端掉了上海证券大楼，将其中的投机分子一举逮捕。自此以后，虽然出于融资的需要，天津和北京还办过证券市场，但到1952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天津和北京的证券交易所被关闭，证券交易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
上海公布的《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中规定:“凡股票持有者要转让股票、需通过代理发行公司代为寻找客户。”可是另一方面，对代理发行公司却一直没有买卖股票的明确许可。
找到静安营业部要求股票交易的人越来越多，但黄贵显却无能为力。有一位老股东愤愤然的一句话给黄贵显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女总要嫁，有儿总要结婚。这样不婚不嫁，难道只好等到老死去买棺材？”
黄贵显见识过茅盾笔下的旧上海证券市场。1946年，时年18岁的黄贵显进入“十里洋场”一家外资银行当学徒，后来还当上了上柜组负责人。而当时为了做好“小飞乐”和延中实业的发行，黄贵显还请了几位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老经纪人当顾问，这可都是当年在上海金融圈里翻云覆雨的人物。
抛开那些对股票市场投机性的道德批判，黄贵显明白，股票发行是一回事，股票交易是另一回事。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真正堪称股市的，其实是二级市场，也就是股票交易市场。那才是股票的生命力所在。
黄贵显向人民银行写报告申请开放股票交易，报告写了一次又一次，却石沉大海。
直到1986年，中国股市的诞生才迎来了转机。那一年，上海被指定为股份制试点城市。
8月中旬的一天，上海体改办的人找到静安营业部副经理胡瑞荃，告诉他第二天有个反映开放股票买卖要求的好机会，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要听取关于股份制工作的汇报。
胡瑞荃回忆，出席会议的是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还有即将搞股份制的企业负责人。不知道是不是有意安排，他恰好坐在江泽民的对面。
胡瑞荃汇报了静安分公司对股票流通和建立股票二级市场必要性的看法，并把事前带来的报告交了上去。那篇汇报的题目有别于公文，而是有些煽情，叫《股票的生命在于流动》。
几天以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就将静安申请开放股票市场的报告批复下来。据时任静安营业部经理的黄贵显回忆，当时江泽民在会上说了这样一句令人难忘的话：“为什么改革的人会遇到那么多麻烦？为什么就不能对他们宽松一些？”
1986年9月26日，由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部变身而来的静安证券业务部开业了。
选择这一天，黄贵显、胡瑞荃可谓用心良苦。静安证券业务部的五个人，谁都没有操作过股票交易，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选在9月26日开业，因为9月28日是星期日，可以加班解决之前两天产生的问题。9月29日、30日再营业两天后又是国庆节，又可以加班解决问题。
从早上7时起，许多市民就在南京西路1806号门口排队。9时开盘，盘上只有飞乐和延中两只股票。到下午四时半收盘时，飞乐音响以55元6角的价格成交700股，延中实业以54元的价格成交840股。成交金额85280元。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股票交易就这么开始了。小小的柜台交易被评为“1986年全国十大经济新闻”之一。
“海归”的倡议
当中国的证券交易还只是生于静安证券业务部的“毫末”之际，大洋彼岸的美国，一批留学美国的青年学者已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这棵“参天大树”下，设想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合抱之木”了。
1988年4月，留美学者王波明和高西庆带着《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从纽约华尔街回到了北京。
今年三十四岁的高西庆同学就读于杜克大学，专攻贸易法，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该校法学博士学位。目前他在纽约华尔街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年薪八万美元……
王波明同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并在该校获得了国际金融硕士学位，今年三十一岁，现在华尔街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实习，年薪四万美元……
当谈到回国后的打算时，他表示回国后想先写本书，介绍一下外国的股票市场，然后到一个研究经济金融政策的部门去工作，同时在大学里兼两门课。
王波明和高西庆相识于华尔街，他们组织了一个中国旅美商学会，成员主要是攻读商科的学生，人才济济。在华尔街里耳濡目染，这些青年学者对建立证券交易市场跃跃欲试，称自己是“促进中国证券发展委员会”，热情倡议建立资本市场。
王波明曾这样回顾那段日子：“人往往是被预期所驱使，开始想得难点好。我和高西庆约定，如果五年以后干不成，我们就一个去修自行车，一个去卖包子。”
这当然是句玩笑。王波明、高西庆这两个证券市场的专业人士和倡导者很快被起用。
1988年9月8日，“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王波明、高西庆受邀参会。
那次会议囊括了中国经济界最有实权的机构，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计委、体改委、人行、财政部、外经贸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还有数家中字号的信托投资公司。会议的发起者之一，是时任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的王岐山。在座的，还有诸多后来中国金融业的风云人物，比如现在的人民银行行长、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的周小川，首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
“时至今日，我觉得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序幕可以说是从万寿宾馆会议正式拉开的。”王波明说。
那次会议的最大成果，就是会后编写的《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中国证券业结构的整体框架就此勾勒出来。
国务院给出了开创中国证券市场的路线图：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自发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这在后来被称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
1989年1月15日，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等9家“中字号”公司各出资50万元，组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民间推动力量。这也就是后来被中国股市先行者们津津乐道的“联办”。
中国的证券市场最初设想是在北京，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建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事被搁置了。不过，“联办”的设想不久后就在沪、深两地开花结果。
搭上浦东开发的车
1989年12月2日，身兼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朱
镕基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金融改革会议。那次会上，朱镕基拍板确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并由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和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圣组成三人筹建小组。
会上，朱镕基先提出了他的想法。他说，自他来上海后，一直在抓财政，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要调整部署，应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成立外资银行。
朱镕基讲完，他就先问我：“老李，你看怎么样？”
我回答说：“主要是政治上的风险。”心里想，不要干革命四十年，最后在这上面跌一跤。
朱镕基又转过头去，问龚浩成：“老龚，你看怎么样？”
龚浩成说：“我觉得老李说的政治风险不是没有的。即使不存在政治风险，也要有100到200家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要有50到100家股票上市，才能搞证券交易所。”
这时朱镕基对我和龚浩成两人说：“你们两位不用害怕，出了事我和刘鸿儒负责。你们两位还在第二线呢。”
刘鸿儒时任央行副行长，被朱镕基专门请到上海参加了那次会议。刘鸿儒把“联办”介绍给了朱镕基：“北京有拨年轻人，就是搞证券交易所的。”朱镕基说：“好啊，把他们请来，我给他们解决户口。”
1990年1月份，王波明、高西庆等人开始着手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工作。之后的两三个月里，他们又跑到深圳参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筹备。
李祥瑞所说的政治风险并非杞人忧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毫无经验可学，而“股票”、“股份制”这些明显的资本主义“舶来品”，让很多人“谈虎色变”。股份制与私有制划上了等号，股票、股份制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特有之物，为社会主义所不容。
从1984年出现股票之后，中国的股市便在姓“资”姓“社”的争论中艰难起步，跌宕前行，一次次触碰着传统观念的禁区。争论一直伴随着中国股市。
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争论也愈演愈烈。1990年年初，这场争论上升到了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的层面。被指为姓“资”的一个焦点，就是“主张把国有资产分割成股份卖给个人，划为私有”，“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
开办证券交易所，无疑是对股票交易进行了现实确认，很容易就被扣上了“把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大帽子。
但是争论并不能阻止证券交易的出现。
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已在全国推开，早期的股票交易已经在静安证券业务部这样的柜台开始，甚至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私下交易、黑市交易。而国库券、债券等证券的交易已经如火如荼。到1988年，全国61个大中城市开放了国库券流通市场，1989年全国有100多个城市的400多家交易机构开办了国库券转让业务，1990年全国累计发行各种有价证券2100多亿元，累计转让交易额318亿元，中介机构网点达到1600多家。
而在这一期间，一个精明的上海人，由于抓住了各地国库券之间的价差所带来的机会，几乎一夜之间就从工厂的仓库保管员变成了富翁。他叫杨怀定，更多人称他为杨百万。
改革开放的进程已经使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成为大势所趋。
彼时，筹建证券交易所的还有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深圳的脚步一度迈得比上海还要急。但最终是上海在两地的证券交易所竞跑中占了先。这也在情理之中，上海有着许多无法比拟的天然优势。
在1949年之前，上海一直是远东地区最大的金融城市。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上海金融制度改革也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步发展，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也进行得最为充分。上海已经出现了4家证券公司。最早进行股票交易的静安证券业务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已经有7只股票上市交易，并编制了一个像模像样的“静安指数”。
更为关键的是，上海在1990年迎来了浦东开发的空前机遇。浦东新区被设定为中国金融的核心区，在开发之初就扮演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和机制率先试点的角色，由此也拉开了我国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改革开放的序幕。
上海证券交易所被列入了浦东开发大计，并得到了中央批准。但上海筹建证券交易所却一直保持着低调。
1990年春，朱镕基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在抵达最后一站香港时，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
锣响孔雀厅
恰在这时候，出了个自告奋勇的，他就是刚到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工作不久的副处长尉文渊。
金管处的职责之一就是管理证券市场，尉文渊正是分管证券的
副处长，由他负责筹建证券交易所最合适不过。而尉文渊后来说起此事时曾言，当时自己才30岁出头，又刚到新单位，正好接下这个任务，做出点成绩。
尉文渊颇有“初生牛犊”的做派，只是他也没有想到，筹建证券交易所会是那般千头万绪，以致他在上海证交所正式开业前还迷茫着：我们建的是一个证券交易所吗？
筹建的工作千头万绪，股票的交易规则怎么制定？交易模式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公司能够上市？谁才有资格进行交易？……尉文渊一头懵懂，焦头烂额。
刚开始，只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那就是要找一个宽敞的交易大厅。
尉文渊找过汉口路旧上海交易所的旧址，结果发现已被分割出租；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的旧仓库，够大但是来不及装修了，他甚至把火车站售票大厅和邮政局的分拣车间都考察了，结果还是失望而归。
绝望之中，有人说北外滩的浦江饭店有个孔雀厅不错。尉文渊跑去一看，不但够宽敞，而且孔雀厅够洋派、够气势。正好那时候浦江饭店生意不景气，作为宴会厅的孔雀厅常常一周也不见营业。他当即拍板把孔雀厅租了下来。
有了场地，该怎么交易呢？这可真是“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了。
证券交易所已经在中国消失了几十年，尉文渊只在《子夜》中看到过证券交易场景的描述，操盘手们打着手势，高声喊价。后来在资料中看到，这种口头竞价交易在当时还被发达国家的交易所使用着。可是又听说像新加坡、台湾等新兴市场正在推行计算机交易。
尉文渊从向人民银行借的500万元筹备金中挤出100万，决定搞计算机交易系统。当时的上海财经大学的助教谢玮，在深圳黎明工业公司的配合下开始了计算机交易系统的开发。难度可想而知，因为当时他们连交易所的交易规则是怎么样的都搞不太清楚。
到11月份，交易所的筹备大体定型，尉文渊有机会第一次到香港证券市场考察。结果到了香港联交所，对人家的交易体系看不懂，也听不明白。尉文渊一下子慌了。
直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运行起来，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上海证交所的电脑交易设想已经走在了联交所交易系统的前面！
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成立。时年34岁的尉文渊，成了世界上最年轻的证交所总经理。
上交所正式开业的日期定在了12月19日。
用一个什么方式宣告开市呢？国际上的证交所有敲钟的，有摇铃的。中国的证交所自然要有中国特色，尉文渊花600多元从上海城隍庙的旧货市场淘来了一面铜锣。
上午11时，尉文渊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第一槌。
尉文渊此前曾经试验过，那个堪称文物的铜锣的声音比较闷，不够想象中的荡气回肠。于是，开市的时候他就用足了力气。
“当——”锣声在浦江饭店孔雀厅的拱形穹顶和大理石廊柱间久久回响。这声锣响，敲响了中国股市的宏大乐章。
“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当日，有30种证券上市，国债5种，企业债券8种，金融债券9种，而股票仅有8种。这也就是后来的“老八股”：飞乐音响、延中实业、爱使股份、真空电子、申华实业、飞乐股份、豫园商城、浙江凤凰。
今天的股民已很难想像“老八股”发行规模的可怜程度：8只股票的发行总量按面值计算仅2.6亿元，流通股总额不足7000万元。相比今日，这的确是中国股市的“毫末”起点。
“老八股”的局面维持了将近一年。到1991年，上海扩大试点，才新增了30多家上市公司，到1993年才将发行范围扩展到全国。
而1991年7月，已经“试营业”半年多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也终于拿到了中央的批准。沪深两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股市的最终形成。
但是姓“资”姓“社”的争论并没有就此停歇，反而在1991年发展到了顶峰。一直到1992年的那个春天，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才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
邓小平在南巡中对股市的经典之语，在当时乃至现在，证券界人士都能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从飞乐音响发行至今，中国股市从无到有，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固有认知和思想禁忌，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所有制形式、对分配制度、对财富的态度……
中国人从对股票完全陌生，到心怀疑虑，再到后来发展到了集体狂热……每一天，股市都在演绎着新的故事和传奇，有喜有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