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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振兴乡村，不能富了老板忘了老乡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此全面部署，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可以预见，农村农业即将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一片新蓝海，在政策和市场的吸引下，一大批人财物将向乡村涌入，广袤农田成为创业兴业的沃土。然而，当大量资本进入乡村，我们必须保持清醒，乡村振兴的发展是各方与农民的共享收益，不能在资本的侵入下异化成围猎乡村，富了老板，忘了老乡。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实现乡村振兴，要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和农民全面发展，除了发掘农业农村的潜力，更离不开社会资本、各方人财物投入的支持和拉动。当前，无论是在规模化的种植业、现代化的养殖业，还是养老服务、农村金融市场等农村服务业，随处可以看到社会资本的身影。它们将充沛的资金带到了农业农村，激活了农村经济的一池春水。
社会资本下乡在拓展“三农”发展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风险，容易使农业农村成为个别资本攫取短期利润的市场。在一些地方，大量资本进入农村承包土地后，出现了“非粮化”、“非农化”的问题，一些企业以农业为幌子圈占农地从事非农活动，个别企业以参与新农村建设为由侵占国家涉农补贴，一些粮食企业、种粮大户甚至毁约弃耕，“卷铺盖走人”。
农民是农业兴旺和农村发展的主体，因此，乡村振兴就要尊重农业农村发展规律，尊重农民发展意愿，尊重农村发展的特点和实际，绝不能让强势资本代替老百姓唱主角，本末倒置。
振兴乡村，既要通过鼓励政策形成乡村的吸引力，又要健全制度，规范“下乡行为”；既要为社会各方在乡村振兴中谋求发展提供新空间，也要未雨绸缪，做好风险管理和预警，划定“两道红线”，切忌一哄而上搞冒进，避免农村沦为新一轮资本的围猎场。
一是要划清耕地保护、农业保护的红线。粮食生产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决不允许任何主体以任何理由随意改变土地性质，以追求利润为目标擅自调整种植结构。社会资本的进入要以服务带动农业为前提，只有把守住这个原则底线，才能避免逐利性的“非粮化”、“非农化”等问题。
二是要划牢农民权益保障的红线。面对进入农村的新型主体、规模化企业，农民在维权意识、风险防范上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个别企业可能会在农地租赁、农产品交易、雇工等方面侵犯农民权益，甚至可能与地方政府或基层组织联手通过下指标、定任务等方式强迫农户流转农地。农民权益红线不圈实，不仅不能带领农民致富，反而可能侵犯农民的农地权益。
各地必须从城乡融合发展的大格局和新思维出发，摒弃传统的“引来企业带进钱”就万事大吉、靠“外人”发展的固化思维。要培育农民参与乡村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和能力，通过引资引才为农民搭建平台，开拓市场，这样才能避免老板发财、老乡受穷。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要求加快制定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落实和完善融资贷款、配套设施建设补助、税费减免、用地等扶持政策；同时，一号文件发出预警：明确政策边界，保护好农民利益。
这并非无的放矢，在此前的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一轮轮热潮中，不少地方发生过农民利益受侵犯、积极性不高的典型案例，有前车之鉴。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上，既要走得快也要走得稳，绝不能背离方向，忘记初衷。农民是乡村的守护者，更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内生力量。只有不断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真正带领农民过上幸福的全面小康生活，这才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
半月专题
2乡村“样板工程”易沦为“面子工程”“烂尾工程”
示范点、产业园、特色镇：乡村振兴看“样板”
江西某县一个村庄内，假山、石桥、廊道、花坛、护栏、凉亭、广场、停车场、公共卫生间、污水处理设施等一应俱全，人居环境媲美城市优质小区。“这是我们高起点规划、大手笔建设的一个示范点，共投入1200多万元，还专门聘请了北京一家规划机构设计。”当地乡镇负责人说。
“一个乡镇一般只能搞一到两个点。”该县县长坦言，当地共有自然村2000多个，不可能每个村都按照这么高的标准打造。
为彰显“村容整洁”，个别村落被如此精心塑造成示范点，而在另一些地方，乡村“产业兴旺”被刻意标识为一个个产业园区。在一些地方主政者看来，产业园区多，乡村振兴自然“差不了”。
贵州某县拥有8个省级农业示范园区，在全省位列前茅。该县下面的乡镇又建有“园中园”，粮油、蔬菜、畜禽、水产等各类产业项目充塞其间，近20个乡镇仅有2个没有农业示范园区覆盖。“目前可以说，村村都有大工地。”一名乡镇负责人说。
“如果发展不科学，大上项目问题会比较多。”当地干部透露，该县“摊子铺得大”，近年来农业产量虽有提升，但产地分散，加工能力匮乏，农产品供给大而不强，农业生产利润率降低。
“产业”不够，“特色”来凑。欠缺农业自然禀赋和比较优势的一些地方，则热衷打造特色小镇，速成特色样板。
贵州一位镇领导向半月谈记者介绍，镇里正在规划建设一个能容纳5万人左右的特色小镇。实际上，这个镇目前的总人口才4万多人，并且当地的小城镇建设已经粗具规模。
“样板化”流于“同质化”，“铺摊子”易变“烂摊子”
乡村振兴并不是不需要示范或样板带动。但有的乡镇看到别的地方树立样板，为避免“矮人一头”，不顾自身条件，“硬着头皮也要上”，项目摊子也越铺越大。其中“样板化”流于“同质化”、“铺摊子”易变“烂摊子”的风险不可不警惕。
半月谈记者走访一些乡镇建设项目发现，不少村庄的民居和街道风格统一，样式造型设计思维单一。走在街道上，大都有刻意打造出来的古风古韵的店铺，很少正常营业，门庭冷落。
在河南一个传统农业村，半月谈记者看到了一个扶贫“样板工程”未成形即遭废弃的景象。刚刚修建的扶贫车间，除了几台缝纫机和堆着的布袋子，空无一人。
这种没有市场、没有成熟工序、没有健全管理机制，只是照抄照搬别村经验的项目工程，并没有如愿成为“样板工程”。而前期投入很大、已经树起来的一些“样板工程”同样潜伏着不小的风险。
河南某县一家酒业制造企业与当地合作社和农民签订了高粱种植协议，农民种植的高粱成熟后，企业组织收割工作，并承担收购、加工、储运及销售。然而，由于近年来酒业行业整体形势变差，企业出现了资金困难，不兑现责任。成熟的高粱在地里没有人收割，农民即便自己收割了，也不知道去哪里销售，农民权益受到侵害。
湖北西部的一个村围绕乡村旅游布局发展采摘产业项目，是当地一个较为富裕的明星村，然而光鲜之下亦有隐忧。2017年当地葡萄滞销，引发上访。“几年前，村里动员大家种葡萄，农户都很积极，但也担心都种葡萄将来卖给哪个。村干部说卖给游客。2017年葡萄多了，卖不出去，价格压得很低，连工钱都挣不回来。”在这名村民小组长看来，这是粗放式开发项目的必然后果。
在湖南某村，六七百亩的良田而今长满荒草。村民告诉记者，一位私企老板租用当地林地和耕地建起了一家综合农庄。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以后，农庄生意一落千丈，老板欠了大量外债，2013年跳楼自杀，企业破产，这家农庄从此就人去楼空了。
“要面子不要里子”招民怨，“样板化”造成公共资源分配失衡
“要面子不要里子”，是乡村发展“样板化”走偏的集中体现，最终损害的是农民利益。
一些深受华而不实的“样板工程”之苦的农民反映，有的示范点小区表面光鲜，实则缺乏必备的公共服务支撑。有的新小区，房子建了五六年了，连路灯都不装。
“房前几十米外是排水渠，因长期不清理，垃圾遍地。”一位村民说，乡村振兴不能只有面子、没有里子，房子建得再漂亮，基本服务跟不上，振兴只能是空谈。
乡村发展“样板化”走偏也造成公共资源分配的失衡。少数基础好、有区位优势的行政村甚至自然村，集聚了大多数的公共资源，缺乏优势的村则项目难求，甚至在行政村内部，也会产生不同自然村的资源分配不均。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德福认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政府应合理使用公共财政资源，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是一项基础工程。一味样板示范的马太效应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均甚至不公，背离了公共资源的属性，削弱资源使用绩效，而且会影响政府公信力，造成政府与群众关系的疏离。
3“一头热”：政府主导百姓旁观
政府规划宏伟，村民不当回事
乡村振兴迫切需要凝聚力量，群建共治，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让农民群众唱主角。但目前不少地方是政府单方面地主抓、主推一些需要共同努力的乡村事项，农民群众反而缺席、失语，漠然旁观。
半月谈记者在中西部一些乡镇采访时，有的党政主要领导特别乐于介绍当地的规划、建设和发展，都有很系统的思路和很超前的理念，并且总结出一套模式，或用数字代表，或用文字概括。记者走村串户采访发现，实际上，村民鲜有人知道，甚至一些基层干部也搞不清来龙去脉。
在贵州省北部一个经济基础较好的乡镇，镇里的一位主要领导说，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实现“一村一品”，规划发展产业4.8万亩，涉及几十家企业，目标是打造成“春赏花，夏纳凉，秋品果，冬看雪”的理想之地。
“人在花园里，花在公园中。坡坡花果山，田田蔬菜园。户户农家乐，人人小康家。”这位负责人向半月谈记者介绍了自己的一套乡村建设理念，称规划是第一位的，要有长远眼光、大作为。这个乡镇的村民却普遍表示，并不清楚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如今村村都在搞建设，很少征求村民意见。
村民没有参与感，自然也难以体会到获得感。在贵州某乡镇，工程建设如火如荼，清淤泥，修建筑。当地正按照“农民自有闲置房改经营房、自留地改体验地、老百姓改服务员、保青山留乡愁”的模式推进特色民宿发展，由公司统一租赁、统一装修、统一经营管理村寨农民闲置住房，打造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名片。
记者一走进村庄，就有村民站出来表示不满。当地干部和旅游公司一位负责人解释，个别村民喜欢找事，但绝大多数村民是满意的。
半月谈记者在河南某县发现，当地加大力度建设美丽乡村，在村里建了党史馆和村史馆，虽然没有特别豪华的设施和投入，但建设得颇有现代城市展览馆的样子，同时还建成了当地戏曲、名人的历史展览馆。
然而，在村中走访发现，一些群众的房子仍然很破旧，村道还是狭窄坑洼，垃圾随处可见，和设施先进甚至略显气派的村史馆比起来，整体村貌让人更有落差感。
当地群众对这些政府所倡导的乡村文化建设没有太多好评。有的说，这些地方建好了以后从来没去过，“就摆那几样东西有啥好看的，还不如建个广场，说话还有地方待”；“建这些都给外人看的，村里人没人当回事”。
“干部干、群众看”，代替包办现象突出
在政府强力主导、公司强势执行之下，农民群众的意见在一些地方乡村建设中“被绝缘”。村民认为，重金打造出来的村容村貌、大铺摊子搞出的政绩项目，又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一些基层干部告诉记者，过去，村里修条路，家家户户都会积极投工投劳，十分热闹；现在，农民都忙着在外打工挣钱，村里的建设主要靠政府推动。半月谈记者在河南一村庄发现，虽然村里正热火朝天地改水、改厕、改路，却少见村民投工投劳的身影，村庄整治基本上靠政府请人在做。
许多基层干部反映：“现在能让老百姓配合你就不错了，还指望他帮着你做工作”村民的表现却是：“这是政府的事，就应该干部来做。我们为什么要出钱出力”
“基层干部为了做工作累死累活，村民却在一旁看，这不仅增加了政府的治理成本，也是一种角色的错位，并由此引发了许多新问题。”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德福认为，乡村振兴不能政府包办，“剃头挑子一头热”。
乡村振兴须激活农民首创精神和内生动力
农民主体作用发挥不足，有农民自身的原因，也有政府的责任。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习惯于强势介入基层自治事务，乡村基础建设、公共服务难以走出大包大揽的思维方式，“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往往只剩下“政府主导”式的单打独斗。
振兴乡村，农民其实有强烈愿望参与其中，但一些地方未能正确处理以政府为引导、以农民为主体的关系，缺乏有效措施，农民参与不进来，其积极性自然也就发挥不出来。
在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人翁的地位不容动摇和错位。王德福等专家认为，政府的工作应“以人民为中心”，更多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服务于民。这就需要基层工作创新群众交流通道，打造百姓参与平台，建立基层服务机制。
激活农民的乡村振兴主体地位，需要提供更多条件，给农民赋权、放权。政府重在把握宏观方向，具体规划建设、上项目，可由市场与村民自主衔接。这既可避免乡村“千篇一律”“千城一面”，又能激发村民的首创精神和内生动力。
4谨防克隆城市不姓农
工商资本强势圈地，房地产开发成“光鲜”产业
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从单纯的种粮务农、进城打工以外，实现三产融合，开拓农民就业增收的“第三空间”。
然而，在政府大力助推之下，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后，有相当一部分从事的并不是农业生产经营，出现了“房地产化”、“圈地化”的苗头，偏离“三农”轨道。
由于种粮的比较效益低，粮补等都是直补给承包农户，而搞其他种养业或经济项目开发效益普遍要高，某些工商企业和大户借土地经营权流转之名，擅自将农田“非粮化”，改成养殖场、花木基地、农家乐、私人会所等，甚至打“擦边球”，“以租代征”，搞工商项目开发。
“圈地”却不直接开发，是“非农化”的一种典型表现。“我身边就有朋友干这个，利润空间很大。他们一次跟农民签约很多亩，再转包或分包，看哪个老板有能力来要地。他们待价而沽，从中赚取差价，转包不了就撂荒。”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官锡强坦言。
在“非农化”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也成为诸多地方青睐的光鲜产业。江西中部的一个新村建设点矗立着一排整齐漂亮的两层半小楼，当地干部说，这些房子是他们利用村庄整治中节约出来的土地开发的商品房，已经开始对外向城里人销售了。
更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许多实力雄厚的大资本看中了农村的绿水青山，以“养生谷”“健康小镇”“养老医疗”等为名，从事旅游地产开发，在山谷中建设可以出售的别墅，以及高端酒店和休闲度假设施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德福说：“如果任由‘非农化’主导乡村振兴的产业发展政策，最终结果非但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受益有限，反而加剧强势资本对乡村资源的侵占，瓦解稳定乡村社会的根基。”
农村没了“农味儿”，乡村振兴成“拷贝”城市
从乡村发展价值取向来看，一些乡村建设不注重保留本地鲜活的“农味儿”，一味地向城市看齐，误以为乡村振兴就是对标城市，就是对标高楼大厦，从而失去了乡土文明固有的“精气神”。
如此精美的设计对一些村民来说，并不实用。“习惯了一家一户的院子，弄一片停车场还不如给每家一个小院来得实在。”一位村民说，三居室在农村不适合，“分了家的老两口住太大了，没分家的几辈人一起住又不够”。
预防“非农化”，留住乡愁记忆
当前的乡村振兴必须从产业和乡村风貌两个方面保留其姓农的特色。
黑龙江省农科院原总经济师矫江、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蒋和平等专家建议，首先要认识乡村建设开发的复杂性，做好风险预估，在资本下乡项目启动之初就要做出详细研究。要对农村资源价值和开发风险做专业评估，对资本方的履约能力进行有效认定，对履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做出明确的预判和约定等。
同时，建立工商资本投资清单制度和资本准入制度。湖南省农业委员会农村经营管理处处长董成森认为，应结合当地农业农村发展情况，编制工商资本投资规划、投资指南等，引导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发展薄弱环节，如发展装备农业、现代种养业、智慧农业、农产品流通等新业态。
实现产业兴旺，须让农业现代化接地气，带农味儿。在贵州遵义市汇川区召开的2017中国农民工返乡创业创新助推乡村振兴发展大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表示，要立足农业现代化的生产、研发、科技服务体系，真正实现乡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推进乡村振兴，对土地用途管制不能偏松，须有效防止“非粮化”、“非农化”。湖南省委讲师团教授、湖南省政府参事室智库联盟专家彭宏杰建议，加强资本下乡对土地用途管制执法检查，将流转耕地用途检查纳入县乡两级日常土地巡查范围，确保对耕地流转用途监管到位。
保留乡村风貌神韵，唤醒乡愁记忆，是当前乡村振兴中亟待加强的内容。一些专家和基层干部认为，城乡融合发展不是将农村变为城市，城乡一体化也不是城乡“一样化”。尊重村庄自然肌理，尊重乡土文化，回归乡音乡味乡情，让村庄各显其美，才是农民熟悉的、想要的乡村。
在江西南昌市青岚湖边的西湖李家村，马头墙巍耸，红石路蜿蜒，路旁、山冈、塘畔、湖滩，处处绿树成荫，村民们安居乐业、和谐礼让蔚然成风。
今年70多岁的李豆罗曾任南昌市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10年退休后，他放弃城市生活，回到家乡。改造土坯房，修建农博馆，恢复传统民俗，发展乡村旅游……在他的带领下，西湖李家村这个日渐萧条的古村又焕发出新的活力。
“古村神韵，田园稻香，塘中莲藕，山间鹭翔，农家饭菜，湖边泳场。”这是李豆罗为西湖李家勾勒的新田园图景。“农村就是农村，农村就要像农村。”李豆罗说，现在不少地方搞新农村，是搞城镇化、工业化，而他的理念是山水化、田园化和新农耕文化、新乡风文明。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5干部问责须精准
自党的十八大深入持续推进反腐倡廉以来，一方面，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另一方面，一些干部施政风格趋于保守，担心被问责而产生委屈、消极甚至懈怠的心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半月谈》基层干部读者关心：如何通过规范问责、强化激励和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来有效防范无为无能干部出现的制度性风险
干部问责务必依法规范
“稳定就是搞定，没事便是本事。”部分干部错误地认为，改革创新不仅没有正面激励，反而面临被问责的可能；即便不被问责，出现错误也难以撇清关系。随着问责力度加大，如何避免被问责，已成为部分干部开展工作首先考虑的因素。
再好的顶层设计，最终需要基层干部加以落实。如果上级部门对这些不正常心态重视不够，或视而不见，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必定受挫伤，中央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问题也将更突出。
权责一致是组织设计和执行力建设的基本原则，即管理者拥有的权力与其承担的责任应大致对等。因此，问责过程必须依法规范，不应过多过滥。
一方面，监管问责须依法进行。要按照刑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界定和程序进行，并依照《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党纪政纪规定确定和开展，切忌缺乏党纪政纪国法依据的无端问责或过度问责。
正面激励务必多样持久
减轻消极情绪，除了依法和规范的问责约束之外，同样需要强有力的正向激励，做到“胡萝卜要甜，大棒要疼”。然而，政府部门所能提供的激励手段，特别是经济激励手段还相对有限。
第一，结合公务员分类制度与薪酬制度改革，试行党政干部薪酬宽带制，推动其工资收入在晋升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与监管绩效挂钩。
第二，拓宽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晋升渠道，优先从基层工作人员中考录和遴选上级部门公务员。
第三，培育和建设行政文化，大力宣传各级党政干部的正面典型和模范人物，增强他们的部门认同感。
第四，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制定重大决策和考核目标时，应积极与基层党政干部加强协商和沟通，让他们参与到这些工作中去。
容错纠错务必精准透明
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必须做到准确无误，即对党政干部的改革探索行为在主观意图、利益关联、行为效果、因果关系等方面，要进行精准的界定和识别，在奖励和问责的尺度上进行细致的定位和区分。
首先，要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的清单制度。列举适用容错机制的正面事项情况及其具体条件，同时注明相应的纠错措施与办法，以及免责减责的情形与裁量空间，以此作为容错纠错机制适用的基本依据。
其次，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的复审和社会公开制度。一方面，本级纪委监察部门所作出的容错纠错决定，需接受上级纪委监察部门的二次审查，以防止容错机制的可能滥用；另一方面，容错纠错机制适用的案例一旦成立，除关系国家安全或其他应当保密的内容外，应向社会公众公开适用的案例及其细节，并接受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同时，加大对典型案例的整理和宣传，这样既能让更多干部在实践中把握好改革创新工作的尺度，又能营造改革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
再次，建立容错与纠错之间的联动体系制度。一旦做出容错决定，就自动启动纠错机制，鼓励党政干部尽力挽回损失，最大限度地将功补过，以此将容错机制变为推进纠错的强大动力，让纠错效果成为容错决定的重要依据。
最后，将容错纠错区分等级，并写入党政干部的职位说明书。针对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的工作性质，制定优先性不同的容错纠错等级，对于工作性质创新性较强、决策裁量空间较大的工作部门和岗位，应予以标记较高的容错纠错等级；对工作性质相对日常化、决策裁量空间较小的，则标记相对较低的容错纠错等级。同时把不同等级的决策与风险提示联系起来，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从根源上避免庸官出现的制度性风险。
6淘宝村逃出穷日子
阿里巴巴集团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年全国淘宝村超过2100个，淘宝镇超过240个。而在2014年，全国淘宝村的数量刚刚超过200个。
“键盘一响，黄金万两”“淘宝逃出穷日子”“闯东北、下江南，不如在家编花篮”……类似的标语近年来布满山东的不少乡村，电商给乡村带来蓬勃生机。
在山东菏泽市，2013年仅有2个淘宝村，2017年这一数字飙升到168个。菏泽市电子商务发展规模与淘宝村数量同步增长。菏泽市委书记孙爱军说，菏泽市电子商务交易额连续3年增幅在50%以上，2017年1至11月份突破1600亿元、增长70%以上。
淘宝村数量、农村电商交易额大幅增长，孕育出商品多元化、网商企业化、服务体系持续升级等新特征、新元素。
在山东网农们的网店里，从传统的农产品、手工艺品，到电动平衡车、扫地机器人等科技创新产品，商品多元化趋势明显；从大部分是草根创业，以个人或家庭经营为主，到开始注册公司、创立品牌、申请专利，甚至投资、收购其他企业，网商企业化逐步深入。
山东郓城爱尚羽羽绒制品有限公司创始人郑本栋的淘宝网店，已经连续两年在“双十一”期间的营业额超过1000万元。他告诉半月谈记者，借助电商实现创业梦想后，创业者一定要不断提高品质、打响品牌。
目前，全国2100余个淘宝村的活跃网店超过40万个。凭借此，乡村振兴获得新的产业基础，乡村的经济社会价值得以重估。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说，网商低成本创业、快速成长，创造直接就业机会，并且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进一步创造间接就业机会。
2016年，山东曹县电子商务交易额达65亿元。截至2017年8月，曹县约4.5万个网店，电商从业人员约14.7万人，带动约2万名贫困群众脱贫。
市场需求、政府扶持、创业者奋斗，三者推动着农村群众利用电子商务发家致富梦想的实现。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邱泽奇认为，这一过程逐渐形成了新的经济和市场秩序、新的生活秩序。“这是一个三角，相互支撑。”
农村电商让家庭经济焕发活力，这给偏远山区、贫困山区、特色农业地区带来了很大的发展机遇。山东省商务厅电商处处长许冰波说，特色的产业、特色的产品资源，是把农村电商根植于乡村最重要的因素。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何宇鹏认为，农村电商让原本偏远的、欠发达的地区有了发展的空间和余地，并把现代的生产方式植根于农村，这对传统产业、传统乡村，“实际上起到复兴的作用”。
农村电商成为吸引人才振兴乡村的抓手。“发展电商给村子带来很多人气。”曹县大集镇丁楼村电商带头人任庆生告诉半月谈记者，几年前，丁楼村年轻人基本都外出打工，但是现在全都回来了，有的甚至放弃了很好的工作机会也要回来创业。不仅本村人口回流，淘宝带动的产业发展让丁楼村成为周边群众的就业聚集地，来该村打工的人数达到2600多人，超过本村人口2倍以上。
从2009年用借来的1400元钱买一台组装电脑起步，到发展为通过电商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任庆生2014年被选举为村党支部书记。他告诉记者，现在村里钱多了、车多了，家庭关系有了明显改观，丁楼村已经连续5年没有发生一起盗窃、赌博、打架斗殴等治安事件。
半月调查
7世上无“神药”，匹多莫德也不例外
辅助用药因治疗病种多、适用科室广，常被称为“神药”。
继治疗白内障的“神药”莎普爱思滴眼液被曝光后，免疫刺激调节剂匹多莫德近期被质疑临床疗效不明。
北京和睦家医院药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药学硕士冀连梅发文《一年狂卖40亿的匹多莫德，请放过中国儿童！》，在网络广泛流传。
半月谈记者对此在多地进行了调查。
匹多莫德被指存在临床疗效及安全性不明
冀连梅称，根据网上检索的数据得知，2016年匹多莫德在国内等级医院销售额达到了35亿元，在零售药店的销售额是4.27亿元，再加上在其他非等级医院的销售额，总额可能会达40亿元，其中绝大多数由儿童患者埋单。匹多莫德每盒单价从几十到上百元不等，且普遍一开就是一个月的量，一吃就是3个月的疗程。
网友“札肯”等多名网友反映，带孩子去某医院看感冒，不管哪个医生，都会给开这个药，全自费，拒绝都没用。
匹多莫德由意大利研发并于1993年首次在该国上市，目前仅在中国、意大利、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使用。在我国，匹多莫德有国内多家药厂生产的口服液、颗粒、分散片等，及意大利进口的口服液。
冀连梅以匹多莫德英文药名“pidotimod”在国外权威数据库“PubMed”“Cochrane”及国内数据库检索发现，目前国内外都缺乏高质量的可靠临床研究证实匹多莫德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此外，匹多莫德没有被收录到任何一本标准的药理学教材，也没有被欧盟药品监管部门EMA或美国药品监管部门FDA批准上市。
面对疗效不明确等质疑，匹多莫德的生产企业南京海辰药业回应：“这个药进入市场很多年了，从市场反馈来看，对于患者增强免疫力还是有用处的。”
江苏吴中医药回应：“其是国家药监局批文生产的，使用说明书经过国家核准并具有法律效力，说明书上所有适应症都经过医学证明。”
“神药”家族疑云重重
治疗病种多、适用科室广，辅助用药常被称为“神药”“万金油”。半月谈记者调查梳理发现，匹多莫德缺乏足够有说服力的临床研究。
中国药科大学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副院长丁选胜、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等多位专家认为，尽管目前很大一部分临床研究看到了匹多莫德的效果，但研究的证据级别、样本数量、科研设计普遍存在质量不高、说服力不强等问题。
而且，研究主要是对现象指标的观察层面，对药物具体的作用机制没有研究清楚。
有效性的边界在哪里？冀连梅说，从“羟甲淀粉钠”的说明书上看到，这是免疫调节药，临床用于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和由此诱发的支气管哮喘，不良反应少见。
但实际上，羟甲淀粉钠通常被作为胶囊、片剂的辅料，促进药物分解、溶解和吸收，在食品工业中也被广泛应用于制作面包、蛋糕，查询多个数据库后几乎没有找到其作为免疫调节药的研究证据。
“神药”横行，该如何促进合理用药
“莎普爱思”事件后，业内人士呼吁，应考虑建立常态机制，畅通专业人士对“神药”的反映渠道，对其开展排查。
公众的医学常识薄弱也是“神药”热销的帮凶。2016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结果显示，包括合理用药在内的基本医疗素养仅为12.76%，“大病上医院，小病进药店”已经成为百姓的普遍做法。
丁选胜表示，提高公众合理用药、安全用药意识迫在眉睫。
儿童的免疫系统还在不断发育成熟，不应该被轻易冠上免疫力低下的帽子而随意用药。
多位专家表示，是否为免疫力低下，在医学界有严格定义，绝大部分人的免疫力是正常的。
对怀疑免疫力低下的孩子，建议家长带孩子到医院做一个有关免疫功能的全套检测，以作为医生的诊断依据。
半月话题
8二线城市：抢人才还是找“接盘侠”
还是房子最耀眼！二线城市：抢人才还是找“接盘侠”？
人才代表着未来。去年以来，一场二线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爆发，并呈愈演愈烈之势。
然而，半月谈记者梳理发现，在花样繁多的各种抢人政策中，最耀眼的是“房子”这张牌。
大规模引进年轻人这一主力购房群体落户，让外界产生“曲线救国”放松房地产调控的揣测。
到底是“人才争夺战”还是寻找“接盘侠”？半月谈记者近期走访了部分二线城市。
引才政策千千万，还是房子最耀眼
2017年底，刚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半年、在武汉基层当选调生的李婉终于在武汉有了属于自己的“小窝”：这套一居室的公寓房地处轻轨站旁，精装修，每月租金1599元。“我入住后，就装了个窗帘。”这一切让刚走出校门的李婉很满意，“武汉的人才租赁房让我在异乡找到家的感觉”。
据不完全统计，从去年10月以来短短3个月，全国就有近20个城市与地区发布了人才引进新政。其中，大部分城市的新政中都有关于购房、租房的优惠措施。
郑州针对新引进落户、郑州户籍未迁出户口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35岁以下的硕士研究生、“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本科毕业生，出台在郑州购买首套自住商品住宅，可免予提供社保或个税证明的政策。
六朝古都南京直接提出高层次人才在南京购首套房不受户籍限制。
长沙则将人才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凡是具有专科以上学历、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的人才，首套房不受户籍、社保缴存的限制。
天津、青岛、西安……各地都用不同的安居梦作为吸引人才落户的重要砝码。
广纳贤才or曲线救市？
过去拼GDP、拼招商引资的二线城市，为何突然拼起了人才吸引力？业内人士分析，这反映出二线城市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应对人口老龄化压力等方面存在诸多现实需求。
与此同时，武汉市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也是迫使武汉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工程”的重要因素。武汉市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占全市人口比2016年首度超过20%。
不过，这场火热的“抢人大战”背后，也有分析质疑，热衷于这波人才争夺战的二线城市恰好也是去年以来国内房地产调控的热点城市，这些人才政策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吸引人才，而是为吸引购房者，给楼市限购曲线松绑，是变相的房市调控政策。
数据显示，2017年30.1万名大学毕业生留在武汉创业就业，全年新增落户大学生14.2万人，是2016年的7倍多。而日均约390名新增大学生落户的人口流入量，也带火了武汉“楼市”。
武汉市一位房产中介从业者表示，现在留在武汉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他们本身就是购房刚需。尽管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武汉2017年11月新房价格环比10月份持平，与2016年同期相比，仅上涨0.1%，但武汉楼市依旧火爆。
重庆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教授马智利认为，当下二线城市的人才引进策略确实可能实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能解决城市产业升级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能扩大购房人群，有利于补充因限购导致的市场需求急剧萎缩，避免引起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
警惕：勿伤人才心，沦为“接盘侠”
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以大学毕业生为主体的人才大军对今后长远发展抱有更高期望，而不仅仅满足于眼下的短期政策。
中部某省督查组在去年一次暗访中发现，一个准备来该省创业的大学毕业生反映，申请律师执业证时有关部门称需要提供居住证，而居住证办理条件必须在当地居住半年以上，刚来外地学生很难符合以上要求。
中国指数研究院华中市场总监李国政认为，吸引大学毕业生落户，制定购房、租房等优惠居住政策只是辅助手段，也是切实解决刚毕业不久大学生收入有限、购房困难等实际困难的必要手段，但切勿因果倒置，主次混淆。
马智利也认为，要吸引人才，但更要留得住人才。
一方面要找准自己的定位，将当地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做大做强产业链，为人才创造更多发展机遇；
另一方面则要创造良好的教育、医疗、营商环境及城市环境、居住条件等，让人才能够在这些城市扎根。
在部分地方政府楼市库存上升、土地出让金收入下滑明显等大背景下，不排除一些地方利用吸引大学生落户等政策，达到扩大购房群体数量、变相刺激楼市的情况，对这一现象需要予以高度警惕。
基层治理现代化
9城市拿什么善待“小漂族”
频繁流动，他们跟不上、学不进
广州市番禺区新君豪中英文学校是一所九年制的外来工子弟学校，拖欠学费的现象在该校时有发生，以2017年秋季学期为例，该校学生总共欠学费60多万元。“有的学生欠一两千学费，我们都让他们先上学，剩下的再慢慢凑，但仍有学生因家庭负担重而转学回农村。”校长曹海说。
“学校从三年级开始学英语，但很多插班生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跟不上、学不进导致厌学情绪高发。”新君豪中英文学校英语老师刘菊东说。据介绍，该校每年约110名学生从初三毕业，仅有10多个上了公办高中，大多数辍学或进入职高。
广州市番禺区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的最新调查显示，外来人员居住在出租屋的占70%，他们平均每年更换住所2.5次。父母频繁更换住所，孩子则频繁流动于各个外来工子弟学校。
刘菊东还特别提到，外来工子女家庭出现分居或离异的情况越来越多，仅她所带的三年级某班，就有超过1/3的孩子父母离异。“最可惜的是，一些原来成绩很好的孩子，因为新家庭的不支持，只能重回老家留守。”
“漂”来城市，他们成了“帮工”
在一个不足10平米的出租屋内，14岁的初二女生婉婷与上小学一年级的弟弟坐在房中小板凳上。弟弟从地上一堆零件包中找出合适的零件递给姐姐，姐姐用手中的镊子轻轻一捏，一个项链的配饰和链条就合起来。
这是半月谈记者在番禺区新桥村走访时看到的情形。
婉婷姐弟2年前从广东梅州来到广州生活学习，和在此务工的父母团聚。姐弟俩告诉记者，周末不上学的时候，他们平均每天要做1000个左右的小饰品，一个赚2分钱。
新桥村主街道两旁，密密麻麻地分布着许多两三层的小楼，附近是各式各样家庭小作坊，不少外来人员在此工作、居住。许多孩子需要如婉婷姐弟一样尽己所能帮补生计。
有色屏障，他们难融入城市
“你别跑出去，你不认识路，我们待会儿找不到你了。”祁莹雪以非常严厉的口吻对弟弟说。
今年13岁的祁莹雪是个河南女孩，假期及周末她主要负责照看10岁的妹妹、8岁的弟弟。其实祁莹雪自己也不认识路，活动范围极其狭窄，跟周围的邻居几乎没有交流。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道一位外来工王女士告诉记者，自己从云南曲靖到广州工作已经10年，孩子虽然通过积分入学进入公办学校，但仍能感受到当地居民、同学对孩子的排斥和偏见。
据曹海观察，一些外来工子女往往会出现语言过激、行为过激、接受不了老师的教育等特征。他刚到该校时，学校初中生厌学情绪高发，毕业后终止学业的学生高达90%。
类似这样的城市“小漂族”越来越多，对城市管理者提出了不能再拖的迫切要求。
专家认为，推动流动儿童稳定融入城市，需要完善立体化社会支持系统，推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覆盖，同时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让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城市流动儿童服务中来。
教育
10贪官文凭怎得来不能放过“文凭腐败”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形成，一批官员陆续落马。半月谈记者梳理了142名十八大后党政系统省部级以上落马高官的履历，发现这些落马官员的高学历获取经历具有速成多、跨界多、名校多、疑点多等“四多”特点。众多学子寒窗苦读十数载才能获得的学历，这些高官怎么就能如此轻松拿下
其实，不少贪官学历“速成”的背后隐藏着“权学同谋”的利益链，要彻底斩断，还须对贪官的文凭乱象一查到底。贪官的文凭乱象不仅污染了官场生态，也污染了教育生态。
起底落马高官学历文凭三大怪象
跨界多，傍名校。半月谈记者分析发现，这些落马高官学历多存在跨界现象：48名博士高官中，有26人跨界，占54%；66名硕士高官中，有33人跨界，占50%。不仅跨界，不少落马官员还拥有院长、教授、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等响亮头衔。
本硕博学科跨界本非稀有之事，但有些落马高官的跨界实在令人不易理解。曾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公安局局长的武长顺工作40余年间，从未离开过公安岗位，却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工学博士和高级工程师的头衔，其博士所学专业还是专业性极强的机械设计及理论。他也许具有这些方面的能力，但能不能达到博士水准则不得而知。
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中文专业出身，经过某党校函授学院在职研究生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后，于2007年跨界取得了北京某名校自然地理学专业的理学博士。在他获得博士学位仅5个月后，还被聘为该校资源学院兼职教授。
今年1月初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的山东省原副省长季缃绮，2005年1月从某名校现代远程教育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本科毕业后，仅过了5个月，就获得了该校国际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不仅是管理学、法学双博士，而且仅用一年就获得了国内某知名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
“权学同谋”为官员学历腐败开绿灯
官员为何对文凭趋之若鹜“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关系最重要。”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说，年龄不容易改，取得学历相对就容易些，只要把学校关系打通就行。
高校为何对此把关不严呢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很多官员手中掌握了资源分配权，有些高校甘愿拿教育资源与之交换，乐意招官员读硕士、博士，并在考试、毕业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李永忠说，一些高校这么做的原因，一是需求大，部分官员为了更快提拔，对文凭需求量很高；二是办事易，这是你情我愿的交易，你的文凭是我给的，你还不得为我办点事三是人脉广，有些官员来读书，企业家也会因此来读，企业家对拿文凭并不感兴趣，但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认识官员，这对高校创收无疑是有帮助的。
据媒体报道，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攻读江苏某名校在职博士学位时，另一个身份是该校的校董。根据该校董事会章程，董事们有为该校的建设和发展提供资金、物质、信息等支持的义务；同时，“对董事直系二代子女报考该校的，在政策范围内予以照顾录取，在该校自主权限内给予优惠；对董事推荐的考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由于“权学同谋”利益链的形成，某些官员可以轻松突破招生、培养、答辩等诸多环节，顺利拿到各类文凭。熊丙奇指出，在诸多官员的学历腐败过程中，有关大学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不仅没有执行严格的标准，反而降低录取标准，为官员“深造”大开绿灯。
双向治理刹住“权学同谋”歪风
浙江省委党校教授吴锦良说，十八大以前，公费支出比较混乱，官员攻读学位各种花销，都通过各种渠道报销，自己不用花钱；十八大后，中央八项规定管住了钱，现在干部要读学位，得自己掏钱，热情也减少了大半。
此外，据半月谈记者统计，有相当多官员学历出自中央或地方的党校系统。“党校办官员学历教育的高潮已过，组织部门跟党校合作办班也在控制，而且，以前党校办班有助于教师创收，现在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了，而且管得十分严格，党校也失去了动力。”吴锦良说，这就又切断了官员拿文凭的一个重要渠道。
虽然有所遏制，但要彻底杜绝这股歪风，并非易事。“虽然说官员自己掏钱了，但还是可以找别人买单。党校办得少了，他还可以找高校，而且有的官员可能会做得更加隐蔽。”吴锦良说。
李永忠认为，打击官员混文凭，不是说官员不能拿文凭，而是要合法合规地拿文凭。对于官员读书，也要在入学考试上一视同仁，严格把好毕业关，减少走漏洞的空间。官员读书拿学历，要全程留痕，凡发现弄虚作假，一律记录在案，转交组织部门。
“如果读书尚且不诚信，为官的诚信又在哪里对于官员的毕业论文，也可考虑公开，接受公众监督。”李永忠说。
专家建议，纪检检察机关和组织部门，对落马官员不能只查“政治账”“经济账”，有嫌疑的“文凭账”也应一查到底，切断“权学交易”的链条。
文化
11国粹进直播，圈粉90后
如今，足不出户即可体验国粹之美、非遗之妙、民乐之雅，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正通过互联网直播平台展示和传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圈粉”。
再现国粹之美
2017年9月，京剧梅派传人胡文阁等4名传统戏曲传承人通过泛娱乐平台陌陌举办了一场直播活动，时髦的直播平台与传统的国粹艺术碰撞出新的火花。
《贵妃醉酒》《牡丹亭·惊梦》等4部经典戏曲片段在短短90分钟里有62.7万观众观看，打赏礼物超过360万“星光值”。为提高互动，他们还为网友普及了戏曲妆容、服饰等基础知识。无数网友通过弹幕打出“高大上的艺术，很享受”“原来国粹可以这么美”，同时送上火箭、跑车、游艇等打赏。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不限于陌陌，这股“直播清流”正在各直播平台圈粉年轻人。
2017年5月至8月，斗鱼直播展开“致·非遗敬·匠心”系列直播活动，在北京、湖北、江苏等地完成了对端午节、粤剧、雕版印刷等非遗项目的30场直播活动。这一活动累计观看人次达1000多万。其中，古琴斫制场累计观看达58万人次。
2017年9月17日晚，在一场公益音乐会直播中，中央民族乐团和中国爱乐乐团的演奏家们用中胡、琵琶和钢琴、打击乐完成了一场中国民乐和西洋乐的“对话”。这场公益音乐会吸引了超过60万人次在线观看，并获得折合人民币10.6万元的虚拟礼物打赏。
传统文化“扩音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关宇说，将网络直播与传统戏曲结合，让艺术家使用新媒体来传播艺术文化，这种传播形式具有创新性与示范意义。
北京网络文化协会会长庹祖海认为，虽然传统文化具备深厚底蕴，但和深受网络熏陶的年轻一代之间缺乏足够的沟通，这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和网络文化的创新发展都是不利的。“网络直播可以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扩音器。”
从行业发展看，网络直播行业的运营正规化和内容精品化是其发展的两大方向。斗鱼直播创始人陈少杰认为，传统文化能丰富直播平台的优质内容，构建良好的网络直播环境，“我们会持续做好中华传统文化的网络传播、中国大国形象的现实传播”。
“活”起来，“火”起来
“文化生长具有其内在逻辑，传播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传统文化不仅需要‘火起来’，更需要‘活起来’。”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张志华说，直播能让年轻人接触传统文化，但如何让年轻人深度参与传统文化，继而传承传统文化，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目前，“传统文化进社区”“传统文化进校园”等“传统文化+”“非遗+”活动在全国多地积极推进。张志华表示：“不同平台、不同类型的活动触达的人群不同，最终实现的效果也不同。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推进需要更多平台和更多形式的参与和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