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思想内涵及当代影响
仇利鑫
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日照
收稿日期：2022年3月21日；录用日期：2022年4月10日；发布日期：2022年4月21日
摘要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思想体系的核心和出发点，标志着主体意识的觉醒，并实现了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笛卡尔式怀疑也造成了人类感性和理性方面的双重缺失，向外形成了一种数学哲学观，人类由此进入数学科学时代，心灵开始诉诸数学来获得可靠性和真实性，引发了“科学向数学的还原”。普遍怀疑下现代科学和哲学也在“回归心灵”的内省中找到了栖息地，这种内部的意识活动使人得到了确定性。最后，从“我思故我在”到“普遍科学”，笛卡尔思想中蕴含的隐秘“欲望”，即对于人类渴求自治，渴望支配自然的目标也愈发明显。
关键词
我思故我在，普遍怀疑，回归心灵，普遍科学
TheIdeologicalConnotationandContemporaryInfluenceofDescartes’“CogitoErgoAm”
LixinQiu
SchoolofPoliticsandPublicAdministration,QufuNormalUniversity,RizhaoShandong
Received:Mar.21st,2022;accepted:Apr.10th,2022;published:Apr.21st,2022
ABSTRACT
“Cogitoergoam”isthecoreandstartingpointofDescartes’ideologicalsystem,markingtheawakeningofsubjectconsciousnessandrealizingtheepistemologicalturnofmodernCartesiandoubtandcausedthedoublelossofhumansensibilityandrationality,andformedamathematicalphilosophyoutwards.Thus,humanbeingsenteredtheageofmathematicalscience,andtheirmindsbegantoresorttomathematicstoobtainreliabilityandauthenticity,leadingto“thereductionofsciencetomathematics”.Undergeneralsuspicion,modernscienceandphilosophyhavealsofoundahabitatintheintrospectionof“returningtothemind”.Theinternalactivityofconsciousnessgivesmancertainty.Finally,from“cogitoergoam”to“universalscience”,thehidden“desire”containedinDescartes’thought,thatis,thehumangoalofautonomyanddominationofnatureisincreasinglyobvious.
Keywords:CogitoErgoAm,GeneralSuspicion,ReturningtotheMind,UniversalScience
ThisworkislicensedundertheCreativeCommonsAttributionInternationalLicense(CCBY4.0).
1.引言
2.“我思故我在”作为主体性原则的标志及哲学意义
2.1.“我思故我在”的基本内涵
“我思故我在”可理解为，当我在怀疑一切时，有一件事是毋容置疑的那就是“我在怀疑”这件事，通过思考这一行为意识到了“我”是存在的。在逻辑层面，当我在怀疑时，必然是以“我”是一个具有思考能力的存在作为怀疑的前提，所以，如果在逻辑上否认自我的存在是矛盾的。
“普遍怀疑”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确立的基础，对于“普遍怀疑”，笛卡尔在《谈谈方法》第四部分中提到：“任何一种看法，只要我能够想象到有一点可疑之处，就应把它当成绝对的虚假抛弃掉。”[1]由此可见，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不同于以往的怀疑主义，在笛卡尔看来，现有的一切知识的基础并不是可靠的，现有的一切知识也是如此，重建知识大厦，必须用普遍怀疑的方法，摆脱一切成见和谬误，建立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所以笛卡尔式的怀疑只是其用来确定理性认识论的工具，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不是目的，而是其确定真理的一种手段和方法，是通过“普遍怀疑”来找到那个真实确定、毋容置疑的东西。
“‘我想，所以我是’这条真理是十分确实，可靠的，怀疑派的任何一条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动摇。”[1]这个“我”是一个形而上意义上的、具有思考能力的非广延的概念。“我思”的含义也并不是狭隘和单一的，而是代表了所有与心理活动有关的命题，是一个有意识的思想，也是一种反思的意识，是一个在思维、在怀疑、在肯定和否定、在欲望的东西，它是一个无形体，也无五官的思想物。同样，“我在”也是绝对无疑的，它需要“我思”作为条件。只要我在思维，我的存在就是确定无疑的；我若停止思想，我也将不复存在。从“思想”中追求“我”的存在，从自我的思维活动中可得出自我必然存在的结论。[2]
2.2.由“人是万物的尺度”到“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内涵
2.3.“我思故我在”引发的近代认识论转向
笛卡尔对“我”的发现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是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它标志着近代哲学的“主体”正式确立。这是一个纯粹思想的主体，而不是物质及以物质为基础的客体。笛卡尔分别用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来指称它们：思想是精神实体的性质，而广延则是物质实体的性质，两者都是真实存在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二元世界。正是在这种二元论的基础上，笛卡尔找到了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基础，即自我，也即纯粹思想。从逻辑上看，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推演过程中，首先是确定了人的自我意识，且上帝与外部世界的存在也是建立在人意识到自我存在之后的。由此可见，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若要认识上帝的存在以及把握外部世界就必须要先有自我意识。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在确定了“我思故我在”是真实的、毋容置疑的第一原理之后，也不可避免的使人去思考“我”这个主体，即思考人本身，于是人类主体性便成为了思想的中心，同时也意味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
3.数学科学时代的意蕴与“回归心灵”
在通过“我思故我在”找到科学知识的逻辑基础之后，下一步的任务便是如何构建科学知识大厦。笛卡尔是在追随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脚步，继开普勒、伽利略的之后，对数学格外钟爱的人物之一。确实，数学拥有一种不可替代的形式之美，精确且严密，是对真知识的追求，它可以将概念清晰表达出来，代表着一种有序的思维过程。由于这个原因，笛卡尔投身于数学领域研究，并试图将数学的原理和方法应用于哲学问题，并通过几何演绎推理来构建其知识大厦。[3]
当代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认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具有向外和向内的双重性影响。“由于笛卡尔怀疑的彻底性，既扫除了人类感官对世界的确定把握，同时也贬降了人类理性对真理的追求，结果造成了人类感性和理性方面的双重损失。”[4]由此，数学知识作为心灵的最高范式出场。“我思故我在”向外的影响是笛卡尔哲学形成了一种数学哲学观，人类开始进入数学科学时代，心灵诉诸数学而获得可靠性和真实性，人类心智结构在当代被“数学化”。向内的影响是促成了“我思”回归心灵的哲学，笛卡尔式怀疑形成了对意识的自我确信，这种内部的意识活动以及意识流对人来说得到了确定性。笛卡尔的两个噩梦，即感性和理性以及实在性所遭遇的梦魇，引发了笛卡尔式怀疑。“我思”也是“我怀疑”，也就是说，“我怀疑”暗含了“纯粹逻辑上的确定性”，逻辑的结果只能得到一个抽象的精神意义上的“我”，而不是血肉意义上的“我”，而这个精神上的“我”被笛卡尔用数学的方式转化成了时代的精神方向。具体来看，现实之中的人只能对他所创造的东西有所认识，思想的确定性和可靠性要靠“数学心灵”来保证。
4.“我思故我在”促进了当代“普遍科学”的形成
4.1.笛卡尔“普遍科学”的现代意义
“普遍科学”是一个现代概念，描述的是现代科学的本质，是相对现代之前的自然科学而言的。阿伦特在其著作《人的境况》中提出了与自然科学相对立的“普遍科学”的概念，对于“普遍科学”与自然科学，有如下区分，“自然科学从一种普遍的观点来看待自然，而获得对自然完全掌控的科学。现代的‘普遍科学’则是一种冒着毁灭自然以及放弃人对自然掌控的危险，也要把宇宙过程导入自然之内的真正‘普遍’科学”。[6]
4.2.笛卡尔思想的隐秘“欲望”
戴维斯在《古代悲剧与现代科学的起源》中认为，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并不否认“我在思考”，因为对“我在思考”的怀疑也是一种思考，但这意味着对于作为并不完美的个人来说，自我意识始于怀疑。现代科学正是奠基于此之上，笛卡尔式的科学想要试图去解决“人类本质上是不完美的”这一问题。[8]笛卡尔思想中蕴含的隐秘“欲望”是自治，即试图通过回归心灵的方式跳出地球，将阿基米德点移入人的心灵，这是笛卡尔新数学物理学的目标，是对于人类自治、人类支配自然与追求完满的一种渴望。
在笛卡尔看来，基督教对人类堕落的解释，为我们理解人类自治问题提供了一种恰当形式。从其实质来看，笛卡尔式的科学和基督教从根本上都根植于超越政治生活的需要，自治是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如何避免外部威胁，真正的自治需要完全掌握一切，控制万事万物。[8]这就是今天科学的隐秘渴望。因此，要控制或支配自然，需要一门科学，一门不受人类偏爱所支配的科学。同样，这门科学也并无倾向，但人类是不可能完全脱离自然的，因此掌控自然的困难是双重的，对自治的渴求引发了困难的两面性。
渴望支配自然就是渴望自治，也就是渴望完满。笛卡尔以反思写作结束了《谈谈方法》，因为写作暗含着那种不完满。对人类来说，上帝是完满的表现，上帝是至关重要的寓言，不过其说是神义论，不如说笛卡尔是想试图表明，要理解人类，就必须理解上帝问题的中心地位，这个问题与人类对自治的渴望程度有关。笛卡尔思想的“隐秘欲望”不是就此离弃上帝，而是想用一个新的寓言来取代旧寓言，新寓言提出了新的不朽和彼岸，意在成为人类自治的新约。正如戴维斯在《古代悲剧与现代科学的起源》中所指出的：“公众心目中哲学、科学的地位，显然会在笛卡尔的新秩序下得到提升。事实上，曾经戴在政治生活头顶的光环，将被移至科学生活的头顶。”[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