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笛卡尔的错误到底是什么呢？还是用更好的说法，不礼貌、不友好地问一句，笛卡尔到底哪一点错了呢？有人可能会先抱怨并责备他让生物学家直到现在还在使用机械论作为生命过程的解释模式。但这也许不是很公平，所以可能会继续转向那句“我思故我在”。这是哲学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其首次出现于1637年法文版的《方法论》（DiscourseontheMethod）的第四部分，还有1644年拉丁文版的《哲学原理》（PrinciplesofPhilosophy）的第1部分中。从字面上来说，这一说法和我所认为的心智的起源以及心智与躯体关系的观点正好相反。这句话表明思维和思维意识是“存在”的基础。既然我们都知道笛卡尔认为思想是一种与躯体完全分离的活动，那么这句话的确对将“思考的东西”（ResCogitans）从具有外展性和机械性的躯体部分（ResExtensa）中分离出来进行了颂扬。
在人类出现很久之前，生命就已经存在了。在演化的某个时刻，一个基本的意识出现了。有了这个基本的意识，就产生了一个简单的心智；如果心智的复杂性越来越高，思考出现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进而用语言来沟通和组织思维也成为可能。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存在”是先于“思考”而出现的。现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也是先存在，然后再思考，我们存在之后我们才能思考，我们思考只因我们存在，因为思考的确是由生物的结构和运作所引发的。
这里，笛卡尔在为自己的哲学打下逻辑基础，这个说法和奥古斯丁（Augustine）的“我错误所以我存在”（Fallorergosum）相类似。在下面几段中，笛卡尔明确地澄清了自己的观点：“据此，我知道‘我’是一种物质，其全部本质或性质就是思考，而它的存在并不需要空间，也不依赖于任何实在物质；所以这个‘我’就是我所说的灵魂，独立于个体，比后者更容易理解；即使没有躯体，灵魂也不会消亡。”
这就是笛卡尔的错误：在躯体和心灵之间划分了一个鸿沟，即在有形有象、机械动作且无限可分的躯体，以及无形无象、无法触及且不可分割的心智间，划分了一个鸿沟；他认为推理、道德判断，以及肉体疼痛或情绪动荡所带来的痛苦存在于躯体之外。具体来说：他将极为精巧的心智过程，与生物有机体的结构和运作分开了。
现在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抓着笛卡尔不放，为什么不选择柏拉图？柏拉图对躯体和心智的看法更为激进，《斐多篇》（Phaedo）就可以体现这一说法。为什么要喋喋不休地抓住笛卡尔这个错误？毕竟，他的一些其他错误比这个错误更严重。如他认为热量使血液循环，还有血液中的细小颗粒蒸发成“动物精神”，从而使肌肉运动。为什么不攻击这两个错误？原因很简单：我们长期以来就认识到他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血液循环的方式和原因已经得到了满意的解答。但是考虑到心智、大脑和躯体的问题时，情况就并非如此了，笛卡尔的错误还是极具影响力。对于许多人来说，笛卡尔的观点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不需要进行重新审视。
在20世纪中期，笛卡尔的心智无实体的观念使人们将心智比喻成软件程序。事实上，如果心智是与躯体分离的，或许人们可以不借助神经生物学而去理解它，也不需要神经解剖学和神经化学的知识。有趣但矛盾的是，许多认知科学家认为自己不借助神经生物学就可以探索心智，但他们不承认自己是二元论者。
笛卡尔的二元论思想也似乎塑造了西方医学对疾病的研究和治疗方式。笛卡尔的学说同时渗透到了研究和治疗领域。因此，躯体疾病所造成的心理后果通常被忽视或没有被认真考虑。除此以外更被忽视的是心理冲突所产生的躯体后果。笛卡尔确实改变了医学的发展历程，颠覆了心智存在于躯体的观点，即便后者从希波克拉底时代到文艺复兴时代都占主流。如果亚里士多德了解这一切，他该对笛卡尔有多不满啊！
笛卡尔错误的各种版本，使人们忽视了以下事实，即人类心智根植在复杂且脆弱、有限但独特的生物体中；他们掩盖了在这种脆弱的、有限的和仅有的知识中隐含的悲剧。人们无法意识到固有的悲剧，所以很少想到减少这些悲剧，也因此对生命的价值不够尊重。
关于感受和推理的说明，以及我讨论过的大脑与躯体之间的相互联系，都支持我这本书中的观点：有机体的角度对从整体上理解人类心智是必需的；心智不仅必须从非物质领域转移到生物组织的领域，而且还需要与一个完整的、整合了躯体和大脑的有机体相联系，此外还需要与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充分互动。
然而，我所设想的具身心智，并不放弃那些构成灵魂和精神的精妙的层次上的运转。从我的角度来看，正是灵魂和精神，加上尊严和人性，才能形成有机体展现出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也许作为人类，我们可以做的不可或缺的事情，就是每一天提醒我们自己和其他人，人类具有复杂性，脆弱性，有限性和独特性。这当然是困难的工作，难道不是吗？将精神从不存在的基座移到其他某个地方，同时保持其尊严和重要性；承认其谦卑的起源和脆弱性，但仍接受其指导；但是，如果我们不加以坚持，那还不如让笛卡尔的错误就这样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