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教授陈宪
（何雄就协助主编做了大量编务工作。周振华、袁志刚与各节撰稿人共同讨论本章框架结构和编写要求。）
前言
上海是中国经济规模最大、能级最高的大都市，进而决定了上海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阵地之一。在1978-2010年，上海的经济学人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经济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现行经济学门类划分为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在这两个一级学科下又分列十五个二级学科的现状，（统计学已从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调整为理学门类的一级学科）结合国内外经济学学科发展的现实，并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进行了必要的合并和调整，按照十一个学科——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史学、产业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农业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分别介绍上海经济学人在各学科的高水平研究成果，集中反映这些学科在这30多年中的发展。
第一节政治经济学
上海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镇，1978年以后，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转轨经济、资本理论、分配理论、产权理论、“三农”问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成果。
一、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
20世纪80年代，上海学者对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以及政治经济学体系等领域展开了深入探讨和研究。许耀钧指出，政治经济学应全面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排除任一方面都将是错误的（《论生产关系的内容》，经济研究1987年第5期）。洪远朋也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贯穿始终，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资本论>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经济研究1983年第8期）。
雍文远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应该以商品分析为起点，由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总过程构成，对探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试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问题》，经济研究1985年第1期）。雍文远（主编）、李鸿江（副主编）、袁恩桢（副主编）的研究成果《社会必要产品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获得了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
此外，学者们还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陈其人探索了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部分的理论体系问题。作者认为，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分为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垄断资本主义与殖民地的经济关系，以及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和其逐步崩溃（《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部分理论体系探索》，经济研究1982年第5期）。蒋学模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必然同时受计划和市场的调节。与此同时，他还对生产、交换、分配等各环节展开了分析（《政治经济学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蒋学模、伍柏麟则探索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形式及其不断自我完善的规律，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和运行机制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进入90年代，上海学者开展了一系列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洪远朋、金伯富主张进行理论创新，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内容包括经济制度的更迭和内部变革、生产过程、交换过程、分配过程、消费过程，以及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张军强调“道德”在经济活动和经济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当今经济学家对道德和文化的高度重视与研究，必将再次促成社会科学家之间的相互沟通，推动正统经济学的发展（《道德:经济活动与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变量》，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程恩富则探讨了哲学对经济行为分析的积极效应，指出经济哲学应全面、系统地运用哲学方法，揭示了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的规律和机制,创造出新的范畴和原理，丰富和推进了经济学和哲学理论（《充分认识哲学对经济行为分析的积极效应》，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伍柏麟的著作《中国经济改革20年系列研究（10卷本）》（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分别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价格改革的逻辑、农业组织的结构与变迁、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就业制度的变迁、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转型经济中的政府、中国对外贸易改革的进程与效果、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因分析等方面，对1978年到1997年期间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历程进行了尝试性的理论探索和阶段性总结。
2000年以来，上海学者对政治经济学有了新的总结和发展。蒋学模与张晖明合著的《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总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主要阐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物质形成过程，社会主义的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产权关系，经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与实践等内容。既从学说史的角度阐述了理论观点的来龙去脉，又从经济史的角度阐明理论观点的时代背景及其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影响。
洪远朋长期从事《资本论》研究教学和普及，其编写的《通俗<资本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影响广泛。洪远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利益问题作了系统完整的论述，作为主编，编写了《新时期利益关系研究（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形成了对整体利益关系、局部利益关系、个别利益关系及对外利益关系等一系列研究成果。
2000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成为新的研究领域之一。张建新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美国的贸易政策，特别是对克林顿执政期间的美国贸易政策作了深入研究，阐释了权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权利与经济增长——美国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二、对经典理论的讨论
上海学者对政治经济学的诸多经典理论均有研究，如劳动价值论、流通理论、两重性等，研究对象也较为广泛，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内容。
70年代末至80年代，上海经济学者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成果较为丰富。蒋学模讨论了无产阶级绝对贫穷化的问题。他指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无产阶级绝对贫穷化说成是一个经济规律，断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越来越低”，“工人阶级的收入却一年比一年少”，这种观点，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应予抛弃。（《再谈无产阶级绝对贫穷化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陈敏之认为，在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住房还是商品，不能因为对住房的需求大于供给将之排除出商品领域。解决住房的根本方法在于大量新建，分配制度是当时的现实条件下不得已的办法，采取分配制度，掩盖和歪曲了住房的商品本质。此外，在住房的租赁关系中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住房还是商品》，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洪远朋则探索了工业品价格的形成问题。作者认为，价格形成中的成本必须是正常成本,即正常生产、合理经营条件下的成本；必须是社会成本,即不同生产者在不同生产条件下,生产同一品种、同一规格、同一质量的某一产品的各个个别成本的加权平均数；必须是计划成本,即反映该产品再生产时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耗费的成本（《工业品价格形成中的成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陈其人对马克思“发达国家货币相对价值较低”的理论进行了探源。在分析了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后，作者指出，马克思扬弃前人理论，用劳动价值学说解释，认为对外贸易的有利和不利条件使不同国家在世界市场上换取货币数量相同而实际花费劳动不同,使货币的相对价值发生变化（《马克思的发达国家货币相对价值较低理论探源》，经济研究1988年第8期）。
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些讨论国家政策的文献。鞠立新探讨了列宁的晚期思想。作者指出，列宁晚期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到“新经济政策”，倡导行政手段与经济政策结合，面向市场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其思想的重大转变（《论列宁晚期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思想的重大转变》，经济研究1992年第5期）。赵晓雷对毛泽东工业化思想进行了经济学分析。作者认为，毛泽东的失误在于在人均收入极低的条件下推行高积累、追求高增长,以及在没有保证经济效益提高的前提下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高速增长（《对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经济学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夏禹龙认为，国家在实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地区发展战略的同时，应从各方面，特别是物质上，对贫困地区给予有力的支持（《邓小平同志中国地区发展战略思想探讨》，经济研究1994年第12期）。
进入新世纪，部分研究回归到马克思经济学、资本论等理论。例如，谈敏从四个阶段系统论述了马克思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三、经济社会体制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80年代，上海学者关于体制的研究与讨论还较为保守，多集中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集体经济、国家职能等方面。吴贤忠、陈伯庚反驳了“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原理对社会主义经济不起作用”的观点。他们认为，不能将对客观经济规律认识不足或其他主观因素造成的投资不当，归咎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原理,从而否定这一客观经济规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原理对社会主义经济不起作用吗—与朱家祯同志商榷》，经济研究1980年第7期）。章恒忠则指出，要保证集体经济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权、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以及商品等价交换权,逐步缩小剪刀差（《试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集体经济中的作用和形式》，经济研究1981年第5期）。
杨宜树重新审视了劳动力商品的成因。作者认为，全民企业职工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正是按劳分配必然的表现形式,两者具有同一性（《劳动力商品成因的重新发现》，经济研究1988年第12期）。张军则讨论了制度创新的问题。他认为，由政府或国家代表和体现的公有制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佳的。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了公有制的含义，并提出了一种更好体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型企业制度假说（《产权结构、所有制和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关于制度创新的一个假说》，经济研究1989年第8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90年代，上海学者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关于实践的研究和探索。
经济改革方面。袁恩桢、顾光青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要健康发展，需走出片面市场化倾向、片面的经济刺激导向、片面的生产力导向，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与特殊等误区（《关于经济改革理论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91年第2期）。蒋学模认为，在宏观管理上,中国经济改革计划要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微观管理上则要深化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方针和问题》，经济研究1994年第10期）。张军则指出，经济改革只有不断消除计划体制的经济扭曲才算走向了成功。扭曲的消除，不能寄希望于通过“自购”过程买回计划任务。（《中央计划经济下的产权和制度变迁理论》，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华民、杨桓兴认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最终决定经济增长能否持续,无法以TFP比例的绝对值为标准将经济增长方式区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关于中国的模型》，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周振华认为，中国制度创新的“改革程序”包括改革目标动态化、改革选择弹性化和制度交易不完全合同化（《中国制度创新的改革程序设定》，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
所有制研究方面。朱东平论述了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合理性。他认为，混合所有制且私有企业两权未分离形态所能带来的社会剩余,无条件地大于完全的私有制（《论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合理性》，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华民则从主体结构、产权结构、决策结构分析了混合经济体制，指出重返自由市场经济是非现实的（《西方混合经济体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冯金华指出，应在法律和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贯彻“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让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及其科学依据》，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新世纪以来，政治经济学研究逐渐应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模型，焕发了新的活力。增长与改革的研究继续深化，城乡二元结构、财政分权等问题成为热点。张军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建立了一个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的分析框架，讨论了各种因素对改制的影响，并对一些实际问题进行了解释（《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的一个分析框架》，经济研究2000年第8期）。杨俊一则从企业入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企业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了企业制度变迁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要素变迁的影响，讨论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的基本特点（《企业制度变迁与社会结构转型》，新华文摘2001年第5期）。德怀特·帕金斯、杭行认为，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不断增加，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之一,改革开放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普遍提高,未来10年年均增长率将在6%-8%之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解释与展望》，新华文摘2007年第1期）。张晖明指出，应该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淘汰落后产能的作用；通过开放产业准入,深化企业改革,构建公平的竞争环境来治理产能过剩（《对当前“产能过剩”的剖析及治理对策》，新华文摘2010年第1期）。
研究地方与中央政府间财政分权也是新的方向。丁菊红、邓可斌认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使改革朝有利的方向前进。未来发展中，人口较多、经济较差地区分权程度提高，人口较多、经济较好地区分权程度减弱，人口较少、经济较好地区分权程度可能不变（《政府偏好、公共品供给与转型中的财政分权》，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李猛、沈坤荣则指出，可通过加大对官员腐败的打击力度,规范地方官员行使公共权力,从根本上减轻地方政府行为对宏观经济稳定构成的冲击（《地方政府行为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0年第12期）。
此外，关于中国发展中的现状问题，上海学者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提出了对策与建议。针对我国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左学金、胡苏云建议，进一步引进市场机制，提高医疗服务资源的利用效率，强化政府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向弱势人群提供最后的保险功能（《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洪远朋等从理论、因素、轨迹、对策等四个维度，分析了我国社会的利益关系（《社会利益关系演进论——我国社会利益关系变化的轨迹》，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撰稿人：沈开艳、邓立丽）
第二节微观经济学
上海在微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对企业改革的摸索，90年代主要是对市场化转型研究，2000年后，微观经济研究中实证方法广泛使用，对改革中各种问题的分析逐渐走向深入。
一、企业改革
80年代的中国，农村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企业改革仍处于探索阶段，对企业改革的研究成为重点热点问题。陆德明认为，市场作为一种高效配置资源的方式，是解决当时经济困境的唯一出路。传统行政性垄断组织已严重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形成，应当撤换政府与企业间的一切主管部门，或在原有经济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实现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能转变的改革，进行“条条”组织的改革和“块块”组织的改革，建立现代垄断竞争市场。但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处理好权利与利益的矛盾、垄断与竞争的冲突（《改造产业组织建立垄断竞争市场》，经济研究1988年10期）。张军则较早从产权角度分析企业与企业改革，分析了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所有制基础对企业效率和长远发展目标的影响，重新界定了公有制的含义，提出一种更好体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型企业制度假说，即社团制度。他认为，这是在企业财产公共所有制的前提下，将剩余索取权赋予整个成员共同体，剩余索取权和监督权合二为一能有效节约交易成本和组织、监督成本（《产权结构、所有制和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关于制度创新的一个假说》，经济研究1989年8期）。
这一时期的微观经济学研究，体现出承前启后的特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仍被大量使用，但东欧学者的经济学理论也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以新古典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方法，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中开始成为一种分析工具，不再只是批判的对象。在潘振民和罗首初的著作《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均衡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以及胡汝银的著作《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中，都强调了现代微观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运用，尽管这两本专著的书名仍包含“社会主义”一词。
黄文灼对国有企业的剩余劳动力进行了估计，提出应将劳动的目标边际生产率作为判断剩余劳动的标准（《怎样估计国有企业中潜藏的剩余劳动》，经济研究1991年3期）。符钢战认为，劳动力供给的市场化趋势是必然的，由此也将带来劳动组织的变革（《论劳动供给行为市场化趋势》，经济研究1991年4期）。
胡汝银则认为，国有企业低效率的根源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劳动者积极性不足（《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与劳动供给行为》，经济研究1992年1期）。陆铭和陈钊借助效率工资模型，认为国有企业必须为下岗职工支付工资，且受到政府对下岗职工规模和工资差距的限制，因而降低了效率。他们提出，转轨时期要提高内部劳动力市场运作效率，逐渐实现就业体制市场化的过渡性改革（《就业体制中的渐进改革措施—国有企业二层次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改进》，经济研究1998年11期）。
产业组织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也开始用于分析国有企业的效率特征及其改革方向。张军提出，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源于政府不能退出与企业的隐性合约关系。假定国家缺乏退出，作者从博弈论角度解释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并将该理论框架扩展到对其它改革问题的思考（《社会主义的政府与企业：从“退出”角度的分析》，经济研究1994年9期）。张军还提出企业规模效应的扩大所导致的产业组织演变过程，是1989年以后中国国有工业大规模亏损及其亏损增长的重要原因（《需求、规模效应与中国国有工业的亏损：一个产业组织的方法》，经济研究1998年6期）。
周振华专门讨论了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共同发展的关系，认为国有企业改革要以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为依托（《国营企业改革与非国营经济发展》，经济研究1992年8期）。朱东平则通过双寡头古诺模型，比较了混合所有制与完全私有制下的社会剩余，认为由于政府关心整个社会的利益，国有企业的存在能起到私有企业所没有的调节作用，混合所有制下的社会福利也将更大（《论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合理性》，经济研究1994年5期）。华民从资源配置、收入分配角度分析了混合经济体制下，微观产业组织的政府管制和宏观经济活动、国家调节，认为在该模式下国家干预是不可避免的（《西方混合经济体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90年代中后期，企业层面的研究也开始深入到工业企业或制造业企业，实证的色彩越来越明显。例如，殷醒民利用1988-1990年中国制造业的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企业利润率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上升（《论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集中和资源配置效益》，经济研究1996年1期）。在另一项研究中，殷醒民发现，中国的间接融资机制和直接融资机制均加剧了制造业资金的分散化，中国制造业资金主要流向了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为此，他提出，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要以支持技术密集型企业为主（《中国工业资金的“逆向”流动和企业融资政策导向》，经济研究1997年5期）。
在企业改革的方向上，夏纪军和张晏讨论了股权激励的有效性。作者首先从委托人私人收益角度出发，理论上分析了委托人控制权与代理人激励之间可能的冲突，并通过上市公司数据对该冲突关系进行了经验检验。该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显著的冲突；民营控股公司中的冲突程度显著弱于其他类型公司，国资委控股公司中的冲突显著强于其他类型公司；公司成长速度越快，这种冲突就越强。作者也将该结论用于解释中国上市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效果不显著，甚至出现负效应的现象，并由此提出政策建议（《控制权与激励的冲突—兼对股权激励有效性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8年3期）。
方军雄从所有制与制度环境的角度讨论了信贷资金的配置。研究从理论上分析了所有制、制度环境与信贷资金配置的关系，并针对1996-2004年的国有工业企业和“三资”工业企业负债状况进行分析。作者发现，国有工业企业获得了更多和期限更长的贷款，随着政府干预的减少、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非国有企业的贷款份额与国有企业贷款份额之间的差异将减少，贷款期限结构之间的差异将显著缩小（《所有制、制度环境与信贷资金配置》，经济研究2007年12期）。
李科和徐龙炳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1997-2007年度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资本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对公司行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资本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都对公司的行业竞争力有显著的影响，负债对行业竞争力产生负向影响，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对公司的行业竞争力产生正向影响（《资本结构、行业竞争与外部治理环境》，经济研究2009年6期）。
此外，在企业研究中，一些更为具体的、新的问题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如陈冬华、陈信元和万华林对国有企业的薪酬安排的研究（《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经济研究2005年2期），贺小刚和李新春对企业家才能与企业成长的研究（《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成长：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5年10期），以及贺小刚和连燕玲对家族企业的研究（《家族权威与企业价值：基于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9年4期）。
二、改革道路与市场化进程
短缺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一个普遍特征。受东欧学者，特别是科尔奈经济理论的影响，早期对计划经济遗留的短缺现象的研究是一个热点领域，这也成为后来对改革道路与向市场化的转型研究的一个起点。胡汝银从理论渊源和方法论角度剖析了科尔奈的短缺理论，深化和拓展了短缺原因的研究，指出短缺的最终原因并不是需求过度，而是供给不足，是生产率低下导致的（《短缺归因论》，经济研究1987年7期）。张军从投资需求膨胀的制度根源角度研究，探讨了短缺产生的原因，并进一步分析了其如何导致低效率（《寻求短缺的制度原因—兼评短缺的需求决定论和供给决定论》，经济研究1991年12期）。
90年代，随着前苏联与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微观视角出发分析转型国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转型路径，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哈勒根和张军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引入不同的改革起点，比较了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的优劣。他们发现，中国转型的成功源于逐渐降低产出计划，以及继续保持着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并且市场化了的集体部门作为竞争性边界在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改革起点与改革路径：一个可行的模拟》，经济研究1996年1期）。此后，哈勒根和张军通过一个博弈模型，说明改革速度由初始条件内生决定，并实证检验了改革速度、初始条件与实际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在期望寿命较高和农业人口较多的国家，以及在政治相对自由的国家，改革速度会相对更快，且初始条件和改革速度对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转型国家的初始条件、改革速度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1999年10期）。改革与制度创新仍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例如，周振华探讨了改革道路和方式的选择。作者根据中国经验，从改革目标动态化、改革选择集体化和制度交易不完全合同化等方面，探讨了改革程序的设定（《中国制度创新的改革程序设定》，经济研究1998年12期）。
与此同时，转型过程中，中国也产生了诸如失业、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经济问题，经济学者也对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袁志刚在对西方失业理论回顾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我国失业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改革过程中农业部门和国有企业中的隐性失业转化为了显性失业，以及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并针对不同类型的失业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对策，对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一方面要加快农村的城镇建设，另一方面要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于国企中的隐性失业，长远的举措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结构性失业，企业和国家要多渠道加强对职工的培训；对于周期性失业，国家可以适时进行需求管理（《失业理论与中国失业问题》，经济研究1994年9期）。宋承先在介绍西方通货膨胀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的通货膨胀是由于国家有计划的调高某些商品的价格而造成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而不是由于改革前需求过多造成的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并指出1988年我国的“价格闯关”是必要的和正确的，而不是决策失误（《我国的价格改革与通货膨胀》，学术月刊1993年8期）。
在市场化进程推进的研究中，陆铭、陈钊和严冀认为，市场化过程中，受地方政府目标的影响，也可能出现源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区域经济分割的现象（《收益递增、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的分割》，经济研究2004年1期）。方军雄认为，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改善了资本配置的效率。作者首先借鉴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市场化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并利用中国1997-2003年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证实了该结论（《市场化进程与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经济研究2006年5期）。夏立军和陈信元则从公司治理结构变迁的角度，讨论了市场化进程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市场化进程减轻了地方政府控制公司的经济动机，中央政府的国企改革策略则使地方政府具有控制大规模公司和管制性行业的政治动机（《市场化进程、国企改革策略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内生决定》，经济研究2007年7期）。
2000年以后，行业垄断、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对改革的总结性讨论成为研究重点。郑杰、易卫平和郁义鸿研究了电信行业的垄断现象，指出在中国垄断现象的存在往往与政府的行政力量有关，由行业垄断而导致的不平等更是广受争议（《我国电信行业的主垄断效应研究》，经济研究2001年6期）。对改革道路的总结性讨论，较为代表性的是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陆铭（2007）对中国的分权式改革得失的研究。作者认为，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发展经济的动力，完成了地方层面的市场化和竞争性领域的民营化。但是，内生于这种激励结构的相对绩效评估又造成了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以及地区间市场分割和公共服务的公平缺失等问题（《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经济研究2007年1期）。陈宪则围绕“中国模式”对美国金融危机条件下中美两国政府行为，以及对凯恩斯政府干预的三个扩展进行了总结与讨论，认为政府主导着各种发展模式的异同和发展的成败（《市场自由、政府干预和“中国模式”》，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6期）。
陈钊、陆铭和佐藤宏进一步考察了决定个人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因素。他们发现，社会关系网络、父亲的教育和政治身份以及城镇户籍，都有利于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并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这些不表征劳动生产率特征的因素更为重要（《谁进入了高收入行业？—关系、户籍与生产率的作用》，经济研究2009年10期）。陈钊、万广华和陆铭则从实证上分解了构成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各种因素，发现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主要由一些收入迅速提高的垄断行业造成，区位、教育、所有制和职业类型以及是否有第二职业对收入差距的贡献也在增大（《行业间不平等：日益重要的城镇收入差距成因—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3期）。
三、改革的政策评价
随着实证方法被学者广泛使用，逐渐出现对各项改革及其效果的实证分析。许庆和章元分析了农村土地调整对农民长期投资激励的影响，认为土地调整对不同类型的长期投资影响是不同的。其中，“减人减地”政策对长期投资的影响取决于该投资是否改变特定地块的土地生产效率，但“增人增地”政策却不影响增地农户的投资（《土地调整、地权稳定性与农民长期投资激励》，经济研究2005年10期）。封进和李珍珍专门分析了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提出治疗费用、疾病特征和治疗的机会成本等因素对治疗方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仅仅补偿住院费用对减轻医疗负担和灾难性医疗支出的作用十分有限，应将补偿费用扩大到门诊费才能有效抵御健康风险（《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补偿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9年4期）。丁维莉和章元则针对公共政策的效果，更为一般性地讨论了局部改革的复杂性，认为在城市住房市场化的过程中，义务教育的“就近入学”制度，会促使城市居民在住房市场上“用脚投票”，从而导致群分效应，加剧社会分层（《局部改革与公共政策效果的交互性和复杂性》，经济研究2009年6期）。
四、微观理论的创新
进入21世纪后，上海的知名高校开始大量引进海外留学人才，“海归”们的学术成果迅速刷新了中国学者在国际顶尖期刊的发表记录。其中，有代表性的微观经济学纯理论研究包括孙宁和杨再福从替代品与互补品的角度对均衡和不可分割性的研究（“Equilibriaandindivisibilities:Grosssubstitutesandcomplements”,“Econometrica”2006年5期）、对分散市场的双轨调整过程的研究（“ADouble-TrackAdjustmentProcessforDiscreteMarketswithSubstitutesandComplements”,“Econometrica”2009年3期）。微观经济学应用理论研究代表性的有：陈庆池与孙永泉研究了当媒体既能影响选民投票又能影响政党政策时，媒体将如何选择其立场（“Aspatialtheoryofnewsconsumptionandelectoralcompetition”,“ReviewofEconomicStudies”2008年3期）；Greenwood,J;Sanchez,JM和王城从信息成本这一视角出发，借助企业融资的一般均衡模型对竞争性的金融中介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FinancingDevelopment:TheRoleofInformationCosts”,“AmericanEconomicReview”2010年4期）。（撰稿人：陈钊、赵婷）
第三节宏观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来至2010年，经济社会体制的转型使得宏观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呈现出新的特征，一些经济结构的问题也逐渐凸显。新的宏观问题和既有分析工具的冲突催生出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上海学者不仅在引入国外宏观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把握宏观经济新动向和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方面，也取得了诸多成果。
一、短缺经济、价格改革和通货膨胀
二、经济增长
除了考虑要素积累、效率提高对总量经济增长的作用之外，上海学者在2000年之后也研究了经济结构及其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张军以包含配置效率改善和动态效率改善的理论框架，讨论了由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转轨对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后在80年代经历了“增量改革”所创造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总体性改善，似乎开始表现出“粗放”增长的特征，即相对于产出增长，资本形成加快了（《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国的转轨特征》，经济研究2002年第2期）。陈钊则在一个动态模型框架下分析了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有制结构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转型经济中的放松管制和企业重构的最优路径》，经济学（季刊）第3卷第2期）。
城乡和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也特别重要。在城乡结构方面，陆铭、陈钊和万广华研究了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对短期和长期的经济增长都有负向的作用（《因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增长的相互影响》，经济研究2005年第12期）。在区域结构方面，许政、陈钊、陆铭引入了新经济地理学中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并研究了中国城市的地理区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发现越靠近两大港口（上海和香港）和国内区域性经济中心的城市，1990-2005年期间经历了更快的经济增长（《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世界经济2010年第7期）。但是，中国存在的区域间市场分割却可能损失宏观的经济增长效率。陆铭、陈钊研究了省际商品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省级政府选择分割市场的行为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增长，但作者也指出这一行为损害了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不利于全国层面的经济增长（《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开放可能加剧地方保护？》，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
三、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
四、失业理论和消费理论
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早中期的投资膨胀和通货膨胀之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又出现了消费需求不足和失业的现象，因而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学者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拓展到了失业理论和消费理论领域。在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为袁志刚（1994），以及袁志刚、宋铮（1999）的两篇论文。前者回顾了自然失业、古典失业、凯恩斯失业，以及城乡二元经济下的失业四种情形的失业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中国失业的原因，进而提出治理失业问题的政策措施（《失业理论与中国失业问题》，经济研究1994年第9期）。后者从生命周期假说、永久收入假说、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等消费理论出发，分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大幅下降的原因，并指出消费的增长在短期内并不会通过降低投资率，从而降低中国的经济增长，相反在需求不足的条件下，消费增长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因（《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与我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1999年第11期）。除了这两篇论文之外，袁志刚还系统分析了宏观经济中的各种失业问题（《失业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五、宏观调控政策
六、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建设
第四节经济史学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史学的重镇之一，1978年以来，在古代、近代和现代中国经济思想系统研究，人物及专题经济思想研究，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以及学科体系搭建和方法论等领域，均有影响深远的创新性成果。在中国的商品经济、市场发育与对外贸易，工业发展与企业史，金融、金融制度与金融市场，政府财政与国民收入，以及城市经济与上海地方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一、经济思想史
弘扬传统经济思想方面，胡寄窗通过一系列学术成果，《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ChineseEconomicThoughtbeforetheSeventeenthCentury”（ForeignLanguagesPress,1984）和“AConciseHistoryofChineseEconomicThought”（ForeignLanguagesPress,1988）向国内以及世界输出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优秀成果，力图改变“言必称希腊”的学术认知。
中外经济思想研究及比较研究方面，胡寄窗首创性地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列入世界古代的经济思想史整体范畴进行考察（《政治经济学前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另外，其专著《1870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说》（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归纳了1870年至二战的西方经济学术演进成果，获得了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的优秀奖。宋承先等则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从二战以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西方经济学说，既包括人物，也包括学派、专题和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紧密跟踪当代经济学说发展（《当代外国经济学说》，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1985年版；《当代西方经济思潮》，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方崇桂、尹伯成主编的教材《经济学说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详尽梳理了从古希腊到新制度学派和激进经济学派的全时段的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和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及东欧地区的经济学说，内容较为丰富。
该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专题及人物研究，如胡寄窗、谈敏的《中国财政思想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叶世昌主编的《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孔繁坚的《孙冶方三十年代在农村经济理论上的贡献》（经济研究1985年第3期）和《三十年代关于我国农村经济性质的一场论战》（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通史及断代史著作方面继续深化，如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叶世昌的《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则进行了更为丰富而系统的考察。马伯煌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中、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1992年版、1992年版）论述了近代世界资本主义思想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冲击，以及中国人民爱国主义思想在经济上的反映，将研究内容划分归纳为四个时期和五股经济思潮，在此基础上对各时期主流经济思想的利弊成败进行了客观分析。
胡寄窗、谈敏主编的《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1997年版）将中国经济思想通史性研究延伸至当代，以建国以来经济学及其分支学科已出版著作的统计分析、重要思想争鸣及观点演变为线索，展示了我国经济科学的发展成果。另外，赵晓雷撰写的《新中国经济理论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也是本时期较为优秀的著作，获评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专题研究在该时期取得了突出进展。叶世昌编著的《中国货币理论史（上、下）》（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版、1993年版）首次系统考察了中国传统货币理论的内容和发展流变，探讨了以宏观管理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规律、影响和启示。叶世昌、施正康合著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综述了鸦片战争至1949年间包括对外通商、金融建设、企业制度、农业发展、建设资金等问题的市场经济思想。
马伯煌主编的《上海近代经济开放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解释了上海地区如何应对客观挑战，以及集中智力、推动开发过程的历史规律，从理论上剖析了社会各界关于上海经济开发的思想主张。另外，马伯煌等的《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把握住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多有“治国策”印记的关键特征，详细梳理了中国古代经济政策思想的源流与演变，以官商制度、土地制度和失衡问题作为政策思想的核心关系，研究范围涉及农田水利、赋役征税、仓储漕运、商业钱币、人口迁徙等等。
赵晓雷的《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将工业化视为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发展的主流，详尽考察了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工业化思想。程霖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首次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了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的思想，提出了当前我国银行体制改革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豆建民的《中国公司制思想研究1842—1996》（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对1842至1996年期间有关公司制、公司产权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思想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演变进行了梳理，试图展现其间的中国特色，为当今改革提供启迪。
中外经济思想研究及比较研究方面，谈敏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科学而有说服力地论证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有重要影响，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思想史领域的重大突破。胡寄窗主编的《西方经济学说史》（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91年版）系统介绍了从古希腊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国家较有代表性的经济学派、经济学说、经济思想的演变过程及其相互关系。
论文方面，该时期人物研究较为突出。具体有李家镐的《张闻天同志的生产关系两重性理论》（经济研究1993年第11期），夏禹龙的《邓小平同志中国地区发展战略思想探讨》（经济研究1994年第12期），赵晓雷的《对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经济学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以及叶世昌的《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学术月刊1995年第12期）。
断代史方面，赵晓雷全面整理分析了新中国50年和60年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发展的整体面貌、发展线索、时代特征、研究方法和理论成就等（《中国现代经济理论（1949—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思想史纲（1949—2009）》，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钟祥财按照目标导向、学理范式、体制构想、产业发展、企业治理和收入分配的体例划分，完成了对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百年回顾（《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述论》，东方中心出版社2006年版）。
中外经济思想研究方面，李超民通过翔实的史料与多方论证，首次揭示了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常平仓思想，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思想发展和制度建立同样具有积极意义和卓越贡献（《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亨利·A·华莱士新政农业政策的经济思想史考察1933—1938》，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版）。
该时期还有一批优秀的经济思想史教材问世。包括：马涛编著的《经济思想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叶世昌的《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和赵晓雷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此外，尹伯成主编的《西方经济学说史：从市场经济视角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市场经济的视角，重点叙述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后的内容，特别是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经济学的新思想和动向。在此基础上，尹伯成编著的《西方经济学说史简明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更为简明地阐述西方经济学产生、发展和演变历史。
二是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体系的探索。赵晓雷指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学科界定应有范式框架的识别和限制，在研究方法上应遵循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使经济学理论研究符合公理化、体系化、逻辑化要求（《经济思想史学科界定及研究方法的技术性要求》，经济学家2005年第3期）。程霖、毕艳峰则细致梳理了近现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演变、代表人物与成果、主要成就、特点及不足等（《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奠基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成就与地位》，财经研究2008年第10期）。
三是关于经济学方法论层面的经济思想。钟祥财的《试析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和王昉的《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分别从近代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争鸣，以及国外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运用角度出发，考察了近代经济学术在方法论层面的发展和突破。
其四是对外国经济思想的深入研究。韦森阐述了制度的含义、产生原因及其在市场中的作用，并对当今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三大流派开展了理论评述（《哈耶克式自发制度生成论的博弈论诠释——评肖特的<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此外，韦森还在西方有关货币问题的思想和观点基础上，从货币总量和实体经济总量的相互关系的角度，进一步反思了货币的本质（《货币、货币哲学与货币数量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二、经济史
1978年至80年代末，上海经济史研究的热点主要是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性质、特点等。徐新吾考辨了1833年广东佛山织造业的史料，探讨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问题（《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一则史料的辨误》，经济研究1978年第7期）。随后，他对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社会分工、商人资本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基本原因（《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他还比较研究了中日棉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和特点（《中国和日本棉纺织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在此基础上，徐新吾、韦特孚分析对比了中日缫丝业中在两国“开关”前后的情况（《中日两国缫丝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
20世纪90年代，上海经济史学科的研究领域更为广泛。商品经济与市场发育是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徐新吾系统研究了明清至近代的缫丝、丝绸与丝织业，以及江南土布业的兴衰过程（《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徐鼎新、钱小明则阐述了上海总商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活动（《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张忠民指出，“小生产—大流通”的并存构成了前近代中国社会再生产模式及特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小生产—大流通”—前近代中国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模式》，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郭庠林、张立英从诸多侧面考察了近代中国市场的发育过程（《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同时，系统研究了1840—1936年间的对外经济关系（《中国近代对外经济关系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杜恂诚论述了北洋时期的新式银行在推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北洋时期中国新式银行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曹均伟等则考察了近代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事实和演变过程（《近代中国与利用外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经1991年版；《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活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金融、财政与国民收入方面，吴景平分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金融中心的四次区域变迁（《近代中国金融中心的区域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杜恂诚则阐述了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的形成与演变过程（《民国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周育民系统考察了晚清时期的政府财政及其演变中的经济与社会关系（《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对中国绅士的收入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成为学术界估算和研究近代国民收入和GDP的基础。该研究最初在国外发表，1991年国内翻译出版（《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侧重金融领域的研究是上海经济史学21世纪以来的突出特征。李一翔研究了近代钱庄与新式银行合作与替代的关系及其发展过程（《近代中国银行与钱庄关系研究》，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陈曾年通过对上海钱庄、新式银行和外资银行等金融势力的考察，展现了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张徐乐则探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私营金融业的公私合营道路及转型原因（《上海私营金融业研究（1949—195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李一翔通过研究银行、钱庄、银行家等，探讨了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与转型（《近代中国金融业的转型与成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本时期出版的《中国金融通史》，上海学者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叶世昌、杜恂诚、洪葭管分别撰写了第一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三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和第四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
金融制度方面，杜恂诚发表了一系列成果，探讨了1927年至1935年前后中国信用制度的发展及特点，系统研究了中国近代金融制度、中外金融制度的变迁特征，阐述了近代上海钱业公会、钱业的行业规范和钱业习惯法的形成及其对钱业市场的保障作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信用制度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金融制度变迁史的中外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近代中国钱业习惯法：以上海为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工业发展与企业史也向更深层次的迈进。张忠民详细论述了近代中国公司制度变迁的社会环境、公司制度变迁与演进的过程等内容（《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朱荫贵探讨了近代股份制企业资本组织、运行方式的发展演变状况和脉络，以及资金运行中的本土化特点。张忠民、朱婷则系统研究了1927—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有企业1927—194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朱荫贵考察了近代航运业，特别是轮船招商局的发展过程（《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张忠民、陆兴龙、李一翔的著作则探讨了近代中国社会环境、政治制度等对企业发展的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环境与企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市场发育方面，樊卫国考察剖析了1870—1941间上海现代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历史过程（《激活与生长：上海现代经济兴起之若干分析（1870—194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樊树志则对江南市镇发展过程、分布、结构、网络，专业化市镇的形成，以及市场运行机制做了系统研究（《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政府财政与国民收入方面，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的收入——中国绅士续篇》也被翻译成中文（《中国绅士的收入——中国绅士续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程念祺从土地制度变迁、户籍制度变革等角度探讨了财政、赋税制度及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刘逖以现代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对1600—1840年中国GDP进行了估算（《1600—184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经济研究2009年第10期）。
除了以上有一定侧重的研究，2005年朱伯康、施正康出版了通史性著作《中国经济史》（上、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是在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通史》基础上，进一步增补修改而成，考察跨越了从新、旧石器时代到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史发展全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论为前提，不仅理清了各个时期重要的经济事实、制度等，更力求把握并提炼中国经济发展在全时段和具体时期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撰稿人：程霖、燕红忠、张申）
第五节产业经济学
1978年以前我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产业经济学科，当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知道。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经济学科的发展是弃西方经济学科，学习前苏联的经济学科建设经验，甚至完全照搬。而今天看来前苏联的经济学科设置是按照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民经济部门管理的需要设置的，基本结构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门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区域经济学。通常是在综合性大学设置政治经济学学科与专业，为国家与社会培养经济专家和学者，而财经类学院设置部门经济学科和区域经济学科，为政府部门培养经济管理人才。至于各省市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则有专门的部门经济研究所，从事当地工业、农业、商业等经济现实问题的研究。
1978年以后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计划经济体制不断被改革，市场经济逐步成为我国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力量，经济发展成为主要的任务。我国的高等教育面向改革开放、面向国民经济需要，迎来了改革发展的大机遇，各个学科都开始积极了解发达国家相同学科的发展状况，学习吸收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加上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的经济问题，新产业发展的问题等等，直接推动了现代意义上的产业经济学科在我国逐步形成与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稍有不同的产业经济学科，其研究领域不仅仅局限于偏微观的产业组织，还包括比较中观的个体产业发展和偏宏观的产业体系与结构，形成了既能够与国际衔接又有我国特色的现代产业经济学学科，上海学者为此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一、产业体系与结构研究
（一）产业结构研究
进入90年代，随着年轻学者的成长，现代意义下的产业体系与结构研究全面展开。周振华在理论上论述了产业结构平衡的若干组重要关系（短期与长期、短线与长线、绝对与相对），用以提高产业结构的聚合质量。提高产业结构的聚合质量就是改善部门之间的耦合状态，从而提高产业关联的整体性功能（《论产业结构平衡的几组关系》，经济研究1991年第5期）。
石磊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到1996年产业结构变动的历史过程，并对影响我国产业结构主要变量进行分析，探讨其之间的联动机制以及结构调整失效的根源。著作的创新点是在比较系统的对我国产业结构多年的变化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分析与原因探讨，方法上也有新意（《中国产业结构成因与转换》，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该著作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四届著作类二等奖。
上海财经大学杨公朴、王玉、陈忠发等一方面开展了产业经济理论为地方产业结构调整服务的范式，另一方面研究了“九五”期间上海产业结构现状与目标定位，并进一步给出转移方向和优化目标，阐述了优化和转移的几个重要问题（《“九五”期间上海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转移研究》，《财经研究》1998年第11期）。该论文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五届论文类二等奖。
刘明宇、芮明杰根据金融危机与我国产业结构变化的趋势，提出我国构建新型产业体系的模型与路径。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的目标模式和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科学发展路径。作者认为，为了提升中国在全球分工格局中的地位，由垂直分工转变为水平分工，中国必须建立现代产业体系；通过知识积累，实现禀赋的升级，形成新比较优势，是改变国际分工格局的关键；市场空间对产业升级的技术空间有着决定作用，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够实现价值链升级所需要的技术跳跃；发展现代产业体系需要消除市场分割，实现市场的一体化，并且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在禀赋升级、价值链升级和空间结构优化三个维度实现协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模式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5期）。
另外，张军、陈诗一、加里等研究了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结构改革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回归分析显示，要素市场的改革和工业行业的结构调整主导了要素配置效率变化的趋势以及行业间要素配置效率的差异（《结构改革与中国工业增长》，中国经济学第7期）张晖明剖析了当前产能过剩的原因以及相应治理对策。介绍判断产能过剩的方法，可以从“产能过剩”的主体结构行为和时序分析，进而提出产能过剩的治理对策思路（《对当前“产能过剩”的剖析及治理对策》，新华文摘2010年第17期）。
（二）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演化研究
范剑勇从需求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中的极化效应。该研究方法，正是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代表，强调市场规模的累积循环与内生形成。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假定下，生产厂商总是倾向于接近高收入市场的区位投资设厂，以达到节省运输成本之目的；反过来，已有的市场规模大的地区总能够吸引到足够多的企业入驻，从而使市场规模发生螺旋向上的扩大效应。成果最终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十届著作类二等奖（《产业集聚与中国地区差距研究》，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
二、产业分类与发展研究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国民经济中重要个体产业发展演化的规律，发展中实际问题的结局，是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如对钢铁产业、汽车产业、纺织产业、农业、商业等研究，但较少成果运用现代经济学与产业分析方法研究。进入21世纪后，现代意义上的个体产业分析研究成果就相对增多，对现实中我国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通常采用三次产业分类方法，将经济活动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一）农业产业研究
谢自奋、洪民荣指出，进入21世纪我国农业技术进步方式需要进行重大变革，同时向市场化方向转变。一方面应该推动农业技术产业化发展，另一方面推动农业技术扩散和内在化发展（《技术进步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农业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第2期）。
（二）汽车产业研究
顾新建、陈子辰、熊励等比较早的研究了我国汽车制造业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他们分析了国外汽车行业大规模定制生产现状，以及我国汽车制造业面临的形势，指出了我国汽车制造业面临的选择，以及实现大规模定制生产的方法（《我国汽车制造业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0年第6期）。
干春晖、李素荣分析了国外汽车整车和零部件厂商协作组织关系，我国汽车产业整零厂商组织关系现状及问题，并提出组织结构合理化与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建议（《国际汽车整车与零部件厂商协作关系及我国汽车业发展战略》，中国工业经济2004年第12期）。
白让让以中国轿车产业为背景，设计的理论模型表明，一个成长产业中，产品线延伸可以提高企业市场占有率和盈利能力。而资企业在取得产品线扩展先动优势时，还获得了品牌价值的升水，长期竞争的结果是产品线的重叠和趋同。该论文的通过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理论假设的存在，并提出了本土企业优化产品线的策略性建议（《中国轿车产业中的产品线扩展——模型分析与经验考察》，中国工业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7期）。
此外，白让让还研究了中国轿车产业的部分所有权安排和跨国公司纵向控制现象，提出了差异化产品价格竞争下的纵向约束模型，以分析和解决跨国公司过度纵向控制的问题。该研究认为，政府应对自主研发的投入和产品实施一定的不对称性激励政策，引导大型国企逐渐摆脱对跨国公司的长期依赖。并基于“大型国企”自主产品开发行为进行了经验分析（《纵向所有权安排与跨国公司的纵向市场圈定——基于轿车产业的模型分析和案例考察》，财经研究2009年第12期）。
（三）文化创意产业研究
厉无畏、王慧敏认为，文化创意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意义应与科技创新相提并论。尽管创意产业作为正式概念出现在文献中只有短短几年，但作为新兴产业，其在实践中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发展空间，成为世界各个发达国家极力推崇和大力发展的产业部门。该论文在分析创意产业兴起的背景基础上，探讨创意产业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及其内涵的关系，分析了创意产业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机理、模式和路径（《创意产业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理?模式?路径》，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11期）。
之后，厉无畏分析了文化创意产业的价值创造、价值挖掘、产业化模式，及其对其他产业创新的影响，还分析了创意如何多重使用的问题，以及文化创意与产业创新的内在关系，对我国创意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文化创意的产业化与产业创新》，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001期）。
芮明杰、巫景飞、何大军等开创了音乐产业的研究。他们从美国音乐产业的研究开始，在MP3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兴盛对传统音乐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背景下，以美国音乐产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研究与多个案研究等方法，深入地分析了产业与企业两个层面对信息技术冲击下的音乐产业变革过程，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MP3技术与美国音乐产业演化》，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02期）。
（四）房地产研究
房地产行业是上海的支柱产业，上海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丰富。袁志刚、樊潇彦认为，发展房地产行业对经济整体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应该防止房价过热。作者根据“泡沫”理论，构建了房地产市场的均衡模型，总结了理性泡沫产生和存在的条件以及导致泡沫破裂的相应条件，例如行为人预期、银行信贷以及政府政策等方面（《房地产市场理性泡沫分析》，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芮明杰、詹文静、陈杰发现房地产上市公司跨区域发展程度越高，绩效越好，尤其当在一二三线城市之间分散布局时，同时跨区域发展和专业化发展兼顾经营效果更好（《跨区域发展战略对房地产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8期）。邵挺、范剑勇采用Helpman-Hanson模型中的居民实际工资决定方程分析认为，长三角大型城市的房价过快上涨是制造业分散化布局的主要原因（《房价水平与制造业的区位分布——基于长三角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0第10期）。张泓铭探讨了如何完善我国城镇住房保证制度，提出应准确认识城镇住房保障制度的根本目的、对象和深度，同时从保障方法和手段入手进行完善（《完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的探讨》，城市开发2000年第11期）。
三、产业组织理论与实证研究
梅森（EdwardS.Mason）与他的弟子贝恩（JoeS.Bain）于1959年出版了第一部系统论述产业组织理论的教科书《产业组织》，其核心内容就是著名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范式（SCP），奠定了现代意义下的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然而，直至谢勒（F.M.Scherer）（1970）才有效地对此进行了论述，最终完整地表达这一理论范式。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业组织研究的芝加哥学派形成，其标志是斯蒂格勒（GeorgeJ.Stigler）的著作《产业组织》。新产业组织理论（NIO）则是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现，以分析企业的策略性行为为主的与以前不同的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主要研究静态博弈理论、重复博弈和寡占理论、产品差别化、进入壁垒与进入阻止、技术进步与市场结构动态演化、信息不对称、并由此引申到产业规制理论等。我国产业组织理论与实证研究起步比较晚，基本上是在本世纪初，上海的学者这方面贡献也作出了一定重要的贡献。
（一）市场结构与竞争
市场结构与竞争是现代产业组织理论与实证的主要研究方向，上海学者成果也较为丰硕。周振华指出，在产业融合中，随着融合产品的替代性和互补性大大增强，市场边界发生重大游移。这不仅给市场界定带来了新的问题，并使以其为基础的产业集中度的衡量变得更为复杂，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市场结构的形态，增强了竞争效应，并促使企业的市场行为有较大的改变（《产业融合中的市场结构及其行为方式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4年第2期）。
史东辉则全面回顾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大型民用飞机产业从诞生、成长到成熟的历史，通过对大型民用飞机产业的战略地位和诸多固有特性的深入剖析，对该产业的市场结构变迁、寡头竞争与垄断、政府扶持及其广泛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历史透视和实证分析，并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就成功进入大型民用飞机产业的可行性和基本策略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对我国大飞机产业发展有重要借鉴（《大型民用飞机产业的全球市场结构与竞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陈剑、夏大慰认为，假设电信运营商能实行“基于行为的价格歧视”，在两期动态霍特林（Hotelling）模型框架下，政府规制部门针对电信市场实施的“单向携号转网”不对称规制政策的效果依赖于消费者和运营商对这项规制政策是否有正确的预期。只有在消费者与运营商没有预期到未来此规制政策的实施时，它才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强势运营商的利润与市场份额下降，弱势运营商的利润与市场份额增加，消费者福利也将增加（《价格歧视、不对称竞争与不对称规制——以电信市场“单向携号转网”规制政策为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6期）。
（二）产业模块化分工与集成
此为国际产业组织学的新研究领域，上海学者也迅速进行响应。胡晓鹏认为，产业模块化不仅是产业标准化的升级，也是产业标准化的整合。作者通过剖析产业标准化和模块化形成机理，全面比较了技术标准和功能标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并阐释了产业标准化和产业模块化的相互关系（《模块化整合标准化：产业模块化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9期）。
（三）产业链组织整合
00年代中期后，针对产业链及其治理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成为产业经济学科最新研究方向。芮明杰、刘明宇提出了网络状产业链的概念，认为资产关联服从于知识的关联,知识整合是网络状产业链整合的实质。作者认为，企业组织间的SECI过程构成了网络状产业链的知识整合平台,网络状产业链由知识冲突引发SECI过程,“巴”在其中有重要的作用（《网络状产业链的知识整合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1期）。
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网络状产业链中的协同创新行为，姚凯、刘明宇、芮明杰认为在网络状产业链中，创新由分散的模块生产商和互补品生产商独立进行，传统的一体化组织模式不再适用，需要新的创新组织形式。平台领导者通过一系列的策略,协调网络状产业链各参与主体的价值创新行为。平台领导企业通过模块规则的知识产权策略、互补品创新的横向兼容决策、标准升级的纵向兼容决策等，形成封闭策略组合和开放策略组合，协同模块生产商、互补品生产商的行为，实现价值创新协同，通过最终顾客价值的创造，吸引消费者购买新产品，实现标准的升级（《网络状产业链的价值创新协同与平台领导》，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12期）。
四、产业规制与政策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产业与网络产业的发展使得现有的产业体系与产业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产业融合与发展理论、产业链整合理论、产业模块化发展的理论、产业发展中的知识共享、产业政策等，其中产业规制的理论研究、政策导向与机制设计日益成为我国产业发展、市场竞争维护、反垄断的关键。我国在此领域的研究，除传统意义的产业政策研究外，基本上在21世纪才开始。
（一）产业政策研究
产业政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发展结构调整究竟是否有效用，一直是产业经济学界争论的问题。早在90年代初，周振华就从自然偏差和人为偏差两个方面研究我国产业政策效应偏差，即产业政策实施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的偏离。采用理论和实证方法分析了不同类型偏离的内容、前提条件、主要现实问题以及具体表现，最后总结了深层次的形成原因（《我国产业政策效应偏差分析》，经济研究1990年第11期）。
夏大慰、罗云辉认为，当前中国产业市场过度竞争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的产权特性、产品的非差异化、行政垄断、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和高交易费用。过度竞争会降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和福利水平,并不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中的过度竞争现象,应进行产权制度和金融制度的创新、放松行政垄断行业的进入管制。除此之外,还应制定一定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产业调整援助政策，改善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中国经济过度竞争的原因及治理》，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11期）。
（二）产业规制研究
产业规制是对市场竞争的保护，因此对其进行研究十分重要，上海的学者在该领域研究成果较多。罗云辉、夏大慰分析了自然垄断理论的进展，重新理解成本曲线，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然垄断理论进行了新的诠释和部分修正，剔除了新自然垄断理论中“进入无障碍、企业无承受力”情况下管制的必要性。为当前行政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政策建议提供了理论基础（《自然垄断产业进一步放松规制的理论依据--基于对成本曲线的重新理解》，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8期）。
石涛则研究了自然垄断产业规制重构的问题。他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有形要素的相对比重不断下降，无形要素的相对比重不断提高，两者所起的作用日渐此消彼长。对有形要素主导型自然垄断产业而言,应以限制性规制为主，避免因无序竞争而带来资源浪费、负外部性扩大，确保有限的有形要素得到充分利用，同时针对规制过程中出现的风险，要建立规制风险预警机制来加以防范。对无形要素主导型自然垄断产业而言，应以激励型规制为主，放大其本身具有的正外部性，并引入竞争机制推动无形要素自身向高级化演进（《自然垄断产业规制重构：基于要素演化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10期）。
此外，仰炬、王新奎、耿洪洲对我国粮食市场政府管制有效性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针对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我国粮食市场政府管制有效性问题，提出了国内外市场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是政府市场管制有效性的前提的命题，并运用经济理论及计量经济学方法，以2003年3月至2007年9月国内外小麦市场每日及1993年6月至2007年3月国内外小麦现、期货月度数据实证证明。由此为政府实行管制前评估管制有效性提供一个判断的依据，避免类似“国储铜事件”等盲目的管制决策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和损失。该方法也能被推广运用于其他大宗商品的政府管制领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及实际应用价值（《我国粮食市场政府管制有效性:基于小麦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撰稿人：芮明杰、刘勰)
第六节财政学
1978年至2010年，中国正处于财税体制大变革时期，上海学者主要围绕财政理论体系、财政经济效应和财政体制改革等方面进行研究。
一、财政理论体系
此外，2003年至2016年，上海财经大学课题组连续13年出版《中国财政发展报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从不同视角跟踪我国财政运行、改革发展研究，在国内财政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
二、财政经济效应
财税经济作用、经济效应、经济效率和宏观政策等研究是财政经济效应研究的核心内容。
三、财政体制改革
1978年至2010年，上海学者在财政体制改革研究中围绕80年代“利改税”、90年代“分税制”和本世纪“新税制”改革，分别从理顺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关系着手，引领着整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一系列的成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国家与企业财税体制改革。周士健探讨并力求准确地阐明了财政、财政管理与国营企业的关系（《国家财政与国营企业的分配》，财贸经济1985年第4期）。葛惟熹讨论了利改税问题（《我国税制改革的出路何在》，财经研究1987年第12期），胡怡建则讨论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进一步改革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制度》，财经研究1987年第8期）。梁无瑕使用国家分配论解释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和发展"国家分配论"——对社会主义财政本质的阐释》，财政研究1992年第2期），杨君昌讨论了企业所得税与国有企业利润上缴的关系（《论我国企业的税收制度改革》，财经研究1992年第7期）。
个人所得税改革方面，葛惟熹《改革个人所得税制问题的争议》（财经研究2001年第10期）认为应该适当提高而不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额,辅之以轻税重罚,反而可以增加国家收入。应该均衡地调节不同层次人群的收入,而不是一味加大调节力度,可以做到既缓和社会矛盾,又不致挫伤劳动积极性,导致人才外流；于洪《我国个人所得税税负归宿与劳动力供给的研究》（财经研究2004年第4期）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通过Logit统计回归方法,从不同的社会学变量角度对我国劳动力供给弹性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对个人所得税税负的总体以及社会学归宿状况进行了阐述；刘小川、汪冲《个人所得税公平功能的实证分析》（税务研究2008年第1期）认为应在保持工薪所得个人所得税税制公平功能基础上,加大财产性与经营性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税制的改革力度,并强化征管,凸显其公平功能。
资源环境税改革方面，饶立新、李建新《建议确立资源环境税为我国税制的第三主体税种》（税务研究2005年第9期）基于和谐社会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深入思考,本文提出构建商品劳务税、所得税、资源环境税三主体税制结构的主张；刘红梅等《环境税“双重红利”研究综述》（税务研究2007年第7期）利用CGE模型模拟我国的现实经济情况,考察了我国"双重红利"的存在性以及该理论对我国的适用性；魏陆《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税制绿化分析》（税务研究2008年第3期）认为应着手研究在中期开征二氧化碳税的可行性方案,近期资源税税率的改革和调整应考虑不同能源燃烧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差异,尽快开征燃油税,制定针对促进个人节能减排的税收优惠措施；孔晏的《汽车消费领域促进节能减排的税收对策》（税务研究2008年第3期）认为税收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汽车消费的负外部性,促进节能减排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此外，汤玉刚、关凤利在高度抽象的层面论证了税权交易形成的原因,税权交易的税收负担效应和生产率效应，税权交易与财政分权指标度量的关系，以及税权交易衰落的趋势（《税权的跨区跨期交易与税收制度规范化》，经济研究2010年第9期）。（撰稿人：胡怡建、田志伟）
第七节金融学
1978年至2010年，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改革，上海学者结合中国实际和西方理论，对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证券投资与资本定价、公司金融，以及保险等领域，进行了全面且深入的研究。
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
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滞胀”困境，物价急剧上升，汇率波动不已，货币体系一派混乱。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自己的货币问题。陈伟恕分析了黄金非货币化的客观过程及其必然性，认为正如黄金的货币化曾经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样，黄金的非货币化，即黄金逐渐丧失货币职能，也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黄金非货币化是历史的必然》，经济研究1982年第7期）。
吴培新研究了中国货币政策的二元传导机制。他们利用1998年1月到2006年6月的经济金融月度数据，对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传导渠道进行实证检验和理论分析，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存在两个中介目标，即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M2），并且信贷规模用于调控实体经济，货币供应量用于调控金融市场（《由“流动性陷阱”看我国利率杠杆的运用》，经济研究2001年第2期）（《中国货币政策的二元传导机制——“两中介目标,两调控对象”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10期）。
二、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20世纪70末80年代初，电子化是国际银行业务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陈琦伟分析了这种发展趋势的原因，认为这是工业发达国家经济活动中的收支方式逐渐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以及银行业本身的竞争，现代科技进步也为银行业务技术电子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银行业务技术的电子化将改变银行传统的盈利模式，并对银行的信息、数据表达方式的国际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提出更高的要求（《银行业务技术正在进入电子化时代》，金融研究1984年第2期）。
随着经济与金融改革的起步，盛慕杰从六个方面分析了股票与债券的发行、作用及影响，论证了股票、债券并非为资本主义所独有，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通过股票、债券筹集资金，减轻银行的负担。作者呼吁政府建立正规的股票制度，设立中国自己的证券交易所（《论股票、债券的发行》，经济研究1985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开业，我国证券市场正式开启大幕，同时各类金融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兴事物必然吸引学者的目光。
这一时期，金融制度史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展。杜恂诚指出，可以对中国近代以来两种金融制度（自由和垄断），就其特征，制度推进的速度、力度和可操作性，以及制度产生的约束条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中国近代两种金融制度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2期）。杜恂诚的著作将中国近百年金融制度分为四个阶段和四个模式，颇具原创性。作者探讨和联系了上海近代金融史研究和同时段的金融改革问题，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1897～199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金融机构的发展理论也取得了一定成果。田晓军对银行再造这一变革现象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提出了在我国建立流程银行等重要观点（《银行再造》，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
三、证券投资与资产定价
9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学者开始运用现代投资理论，对证券投资定价进行实证分析。
股票市场价格大幅度的波动为股市泡沫的研究提供了素材。刘熀松首先改进了股票内在投资价值模型（F-O模型），测算了中国股市2004年的内在投资价值以及中国股市泡沫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计算表明，与2001年6月份股市高峰期相比，2004年底中国股市泡沫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都已大幅度下降（《股票内在投资价值理论与中国股市泡沫问题》，经济研究2005年2期）。蒋志强、周炜星则运用对数周期性幂律模型（LPPLmodel），研究中国股市在2005年5月至2009年7月发生的两次泡沫，以及其随后的市场崩溃事件。对于这两次事件，该模型均成功进行了事前预测（"Bubblediagnosisandpredictionofthe2005-2007and2008-2009Chinesestockmarketbubbles"，"JournalofEconomicBehavior&Organization"2010年6月）。
四、公司金融
（一）政策研究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企业所得税面临改革。王延明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1994-2000年执行的法定所得税税率的现状，检测了法定税率变化对实际税率的影响，解答了所得税调整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上市公司所得税率变化的敏感性分析》，经济研究2002年9期）。
（二）企业并购、重组与破产
梁国勇认为，西方学者对购并动机提出过诸多理论，但大多都存在一定片面性和历史局限性。作者从行为、经济学等角度出发，以更广阔的视角进行解释（《企业购并动机和购并行为研究》，经济研究1997年8期）。陈信元、叶鹏飞、陈冬华研究了1997、1998、1999年的重组井喷现象，指出1997年我国宏观经济由过热转向软着陆，但对于上市公司的配股管制，监管部门仍采用经济过热时期制订的标准。由于管制标准偏离了实际经济情况和投资者的机会成本，许多上市公司采取“机会主义资产重组”的策略来规避。该发现是否定我国“替代性管制”的又一证据（《机会主义资产重组与刚性管制》，经济研究2003年5期）。李增泉则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受到控股股东或地方政府的影响，西方传统并购理论，可能并不适合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作者主张用掏空与支持理论进行解释，分析了地方政府和控股股东支持或掏空上市公司的两种不同手段和目的（《掏空、支持与并购重组———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05年1期）。
（三）资本结构
（四）公司治理
夏纪军、张晏从组织中委托人私人收益的角度，分析委托人控制权与代理人激励之间可能的冲突，进而通过上市公司数据，对冲突关系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较好地解释中国上市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效果不显著，甚至出现负效应的经验现象，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控制权与激励的冲突———兼对股权激励有效性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8年3期）。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选取民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高管的政府背景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分析了高管政府背景、中央和地方政府背景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结合不同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探讨了在高管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之间关系中政府干预的作用，并实证研究了高管政府背景带来的贷款融资便利性（《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经济研究2008年7期）。陈工孟则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类型、所有制结构及公司绩效的关系，分析了不同类型大股东的目的及其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DoesthetypeofownershipEvidencefromchina’slistedcompanies"，"JournalofBankingandFinance"2009年1月）。
周亚虹讨论了工资刚性是否对职工努力程度产生影响，并通过工资刚性理论进行了解释（《职工激励、工资刚性与企业绩效———基于国有非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10年7期）。王能则运用动态模型描述了不完全市场情况下，不可分散风险对创业企业的投资、融资、业务退出等决策的影响（"EntrepreneurialFinanceandNondiversifiableRisk"，"ReviewofFinancialStudies"2010年11月）。
（五）股利与股利政策
赵俊强、廖士光、李湛推导研究了股改过程中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东的利益分配状况，并对比两类股东股权价值变化量，探讨对价水平的合理区间，同时利用实施股改的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探讨影响股改实际对股价水平的深层次因素（《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的利益分配研究》，经济研究2006年11期）。俞红海、徐龙炳则以投资行为视角，研究了控股股东侵占与公司治理问题。研究通过动态模型和实证研究，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低效率投资现象，也为控股股东侵占提供了新的证据（《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经济研究2010年8期）。
（六）行为公司金融
针对中国上市公司企业造假，以及盲目通过股东资本增长支撑利润的问题，从树海提出采用创值而非创利的方式评估企业绩效，并从企业绩效评估的角度出发分析股市过度投机的原因，对国有股减持提出了政策建议（《创值论及其对企业绩效的评估》，经济研究2002年7期）。于晓筠则检验了上市公司商业欺诈与公众对行业前景预期的关系，发现投资者监督和高管薪酬结构对两者的关系起关键性作用。作者还探讨了风险投资与承销商监督动机的区别并对监管和审计部门提出了建议（"CorporateFraudandBusinessConditions:EvidencefromIPOs"，"JournalofFinance"2010年11月）。
五、保险
80年代初，我国恢复保险业务。唐雄俊指出，我们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进行四个现代化应适当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要引进就得要有充分的外汇资金。我国现在的经济特点是底子薄、经济落后，一时无法筹措大量外汇资金。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保险业务来开辟取得外汇的新途径（《进一步开展国外保险业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保险研究1980年第2期）。
1991年6月份，国务院发布《关干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要逐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许瑾良撰文阐述了美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认为补充养老保险不属于社会保险，不应该强制执行。我国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应与保险公司携手合作，共同研讨逐步建立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的策略（《美国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及其可供借鉴的经验》，保险研究1994年第1期）。
应世昌分析了通货膨胀对人寿保险的不利影响，认为通胀将使未来以货币形式支付的保险金的价值缩水，因此人寿保险在通胀严重时期会失去吸引力；并介绍了各国寿险行业通行的反通胀的具体手段（《各国寿险业摆脱通货膨胀影响的对策》，保险研究1996年第5期）。
1997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九五’期间要基本建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补充医疗保险。”许瑾良从空间因素和技术因素两个方面分析了制约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发展的两大障碍，并提出了在这些约束条件下可以实施的几个险种（《对开拓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几点看法》，保险研究1999年第3期）。
邓敏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历程，认为二元经济型的国家占据优势地位，理性的国家为追求效用最大化而推动保险制度变迁。当国家垄断性保险安排逐步退让，其他产权形式的谈判能力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保险制度安排就成为各种产权形态博弈的均衡解。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既存在保险上层结构比较落后、保险企业的个体效用函数受制于国家效用函数的制度约束，同时也存在西部开发中的经济市场化、加入WTO后保险业对外开放的制度激励（《中国保险业的历史与未来：一个制度变迁视角》，金融研究2000年第6期）。
袁志刚比较了现收现付制和个人积累制养老保险体系的运行机制、现收现付制和部分个人积累制相结合的混合制以及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个人积累制过渡的成本问题。并分析了在九十年代末我国养老保险体系转轨的过程中，从现收现付制向混合制的目标模式过渡中可能遇到的若干问题（《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福利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
许瑾良认为，在医疗责任风险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实行强制性医疗职业责任保险很有必要，但强制保险只要求大中型公立医院参加的政策是本末倒置的，应当首先要求中小医疗机构强制参保。同时，应当高度重视强制保险带来的适当性和有效性约束的问题，并强化医疗责任保险实施中的医疗纠纷调解职能，但期望通过医疗责任保险的实施来明显减少和缓解医疗纠纷的想法是不现实的，确保医院的赔偿能力可以采用包括强制保险在内的多种途径（《我国实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基本问题研究》，保险研究2008年第6期）。（撰稿人：戴国强、武鹏飞）
第八节农业经济学
一、农业经营制度与农业改革
周环论述了合作制经济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的分配方式。他指出，合作制经济维护了社员的经济利益，社员在合作社得到了切实的好处（《试论合作经济分配方式的性质》，中国农村经济1986年第10期）。王志华回顾了我国十年经济改革过程，他认为体制的每次变动总是先涉及社会群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牵动各阶层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的变更和重新调整，进而改变由收入分配利益引导的行为法则和各种传导机制（《我国近十年居民收入增长与结构变动》，经济研究1989年第5期）。
顾海英针对投资问题困扰农业产业化，分析了上海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借鉴国外农村产业结构的模式和结构控制机制，提出上海农业投资项目的政策建议（《21世纪上海农业投资项目的政策分析》，农业经济问题1997年第8期）。周兆生则指出，各地政府在降低农户生产经营行为的不确定性方面采取了很多促进合作的措施（《农业产业化中投资因素的理论和案例分析》，中国农村经济1998年第9期）。
随着新农村发展的进程不断推进，上海学者围绕乡镇企业发展、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建设、都市农业和农业示范园区等进行了研究。张军、冯曲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出发，建立了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的分析框架，并得出了帕累托最优改制区间（《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的一个分析框架》，经济研究2000年第8期）。田国强以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构建和谐社会与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两者的内在一致性问题（《和谐社会构建与现代市场体系完善》，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于冷、吕新业通过分析上海科技服务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模式及问题，探索科技服务供给和需求的现实差距，明确了政府干预的重点和方向（《上海科技服务新农村建设的现状、问题和方向》，农业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
为解决中国农村小规模家庭经营模式的弊端，上海学者从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农村城市化与工业化、土地需求等领域进行了探讨。张薰华运用马克思的地租理论，结合改革开放实际，在国内学术界第一个提出“土地地租”的政策建议（《经济规律的探索》，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顾海英、赵德余认为，有效解决农村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的问题，关键要从法律制度及管理上强化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村土地产权的行为能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法律与产权问题》，农业经济问题2003年第10期）。史清华等发现，农地经营仍是中国农民就业的主要形式，但离土离乡外出就业越发成为农民就业和增收的主要途径，（《农民外出就业及遭遇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4年第10期）。史清华还基于征地谈判讨价还价博弈模型，提出现行征地程序安排的不公导致失地农民的天然不利地位（《谈判权、程序公平与征地制度改革》，中国农村经济2010年第12期）。
围绕中国农业在加入WTO后面临的严峻挑战，上海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吴方卫等分析证实，日本运用绿色壁垒限制中国菠菜，并提出避免触发贸易保护与化解贸易纠纷的一系列战略对策（《国际贸易中战略性贸易保护的博弈分析——兼谈反倾销、特别保障措施和绿色壁垒》，农业经济问题2003年第10期）。顾海英等在讨论中日蔬菜贸易的基本格局、特征和趋势的基础上，分析了中日蔬菜贸易融合的基础和融合对策（《中日蔬菜贸易的格局、特征及融合》，农业经济问题2004年第1期）。
随着中国粮食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上海学者也开展了一些研究。伍山林研究了中国各省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的比例，发现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粮食生产具有稳定的区域变化特征，农村人均耕地资源与非农产业就业拉力是中国粮食生产区域特征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粮食生产区域特征与成因研究——市场化改革以来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顾海英等从产业链管理理论出发，分析了大中城市蔬菜产销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大中城市蔬菜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大中城市蔬菜产业链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农业经济问题2003年第6期）。仰炬等运用经济理论及计量经济学方法，以国内外小麦现、期货月度数据，证明国内外市场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是政府市场管制有效性的前提条件（《我国粮食市场政府管制有效性：基于小麦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
在食用农产品的安全事件、禽流感疫情等层出不穷的背景下，上海学者结合我国农业标准化的现实，探讨了农产品质量分等分级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价值。于冷指出，农业标准化和食品安全并不相同，应将工作重心转向农产品质量分等分级管理，降低农产品市场的交易费用（《农业标准化与农产品质量分等分级》，中国农村经济2004年第7期）。作者还通过对政府干预农业标准化进行经济学分析，提出我国农业标准化发展中政府定位、工作重点和实施对策（《对政府推进实施农业标准化的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7年第9期）。
这一时期，还探讨了农业保险为农业提供风险保障问题。顾海英等探讨了粮食订单的缔约条件及其长期稳定发展的可能性，认为在发展粮食订单的过程中，国有粮食企业和政府应当发挥积极的作用（《粮食订单的缔约难题及其合约改进》，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4期）。顾海英还认为，由于自然灾害较少及政府补贴等因素，上海这种较为特殊的都市农业的保险业务对其他地区具有借鉴意义（《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业化运作——以上海农业保险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05年第6期）。此外，顾海英、史清华等在回顾中国农业保险制度的研究过程与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障碍因素（《1935年以来中国农业保险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农业经济问题2006年第6期）。
二、城乡发展与劳动力转移
中国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这也伴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和城乡要素流动，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等重要问题。农业经济学的学者不但研究了城乡结构变化及经济增长与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关系，还分析了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农村劳动力收入变化问题。
20世纪80年代，围绕乡镇工业，上海学者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冯剑松、杨宜树和朱卫平认为，乡镇工业的迅速发展，对发展农村经济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有重要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向题（《无锡乡镇工业超高速增长的思考》，中国农村经济1986年第4期）。孙海鸣指出我国乡镇工业的存在和发展，实质是该生产领域内大量生产要素的聚集和变化。为此，作者通过研究乡村生存要素的流动规律，分析了乡村生产要素的产业选择与我国乡镇工业的形成原因（《乡村生产要素的产业选择与我国乡镇工业的形成》，经济研究1986年第9期）。
这一时期，针对城市对劳动需求增加，城乡分割体制逐步松动。上海学者讨论了人口流动和劳动力转移的理论障碍，以及应该解决的实际问题。张兆安等指出，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就已经存在外省劳力流入上海市近郊的现象（《外省劳动力流入上海市郊区浅析》，中国农村经济1985年第10期）。罗首初则认为，传统体制对微观当事者行为的扭曲是劳动力不流动与配置不经济的重要原因（《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制度改革刍议》，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90年代，上海学者主要讨论了城乡二元劳动供给主体的劳动供给特征、以及劳动力供求与收入的关系。奚正秋等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九十年代上海农村劳动力合理配置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6年第8期）。王振探讨了“发达地区乡镇企业的工资决定机制，以及各影响因素的作用，认为“在乡镇企业的工资变动中，劳动力供求的调节效果非常显著（《发达地区乡镇企业的劳动力供求与工资决定》，中国农村观察1999年第4期）。
2000年后，上海学者深入研究了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消除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以及选择转化的路径等。顾海英认为，必须从改革二元户籍制度着手，打破城乡壁垒，实现城乡一体化（《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实现城乡一体化》，农业经济问题2002年第9期）。陆铭、陈钊则基于1987—2001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估算结果表明城市化对降低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作用（《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
三、农户行为、福利与农村贫困
（一）农户行为
2000年以后，上海学者在微观层面上以实证研究等方法探讨了农户消费、储蓄、借贷、生育等行为。袁志刚、宋铮解释了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大幅下降的原因。作者采用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叠代模型，发现人口老龄化一般会激励居民增加储蓄（《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与最优储蓄率》，经济研究2000年第11期）。朱国林、范建勇和严燕根据消费理论中对收入分配与总需求关系的最新理论认识，建立了一个用于解释中国消费不振的理论框（《中国的消费不振与收入分配：理论和数据》，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
史清华等指出，农村借贷活动逐渐频繁，生存性消费借贷向发展性生产借贷转化，传统“道义金融”向市场“契约金融”转变（《欠发达地区农民借贷行为的实证分析——山西745户农民家庭的借贷行为的调查》，农业经济问题2002年第10期）。史清华等还发现，收入水平的增长、农户家庭的储蓄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上升幅度明显高于收入增长，储蓄面、借贷水平的变化则相反（《沿海与内地农户家庭储蓄借贷行为比较研究——以晋浙两省1986—2000年固定跟踪观察的农户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2期）。
史清华分析了农户家庭组织和世代演变，家庭经济结构变迁和形成根源，以及农地流转及根源，探讨了农户储蓄与借贷行为的变迁、消费行为、农村就业结构等问题（《农户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浙江十村千户变迁》，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该著作获得第五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类二等奖、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专著奖。
史清华等分析了全国固定跟踪观察农户的粮作经营行为，发现2003年夏秋之际的粮价上涨风波是正常的价格反映，有效减缓农户粮作经营中要素利用效率的持续恶化（《农户家庭粮食经营行为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5年第4期）。在分析农民生育行为现状和生育动机的基础上，史清华等认为，要改变农民的生育行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占有资源的方式，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权益（《农村家庭生育行为的博弈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6年第3期）。
朱喜发现，土地面积、教育和医疗费用支出对农户资金需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资产余额对农户资金需求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金融抑制及其福利损失的计量分析》，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史清华等通过长三角地区的农户样本资料分析农户消费行为指出，农户家庭生活类消费份额持续下降、服务消费份额快速上升（《长三角农户服务消费行为的变迁：1986—2005》，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3期）。
史清华利用全国百村几十年的调研资料和对典型性区域村庄农户调查资料，侧重对农家经济结构、农民就业行为、农业生产要素流转、农户金融行为、新农政效应、农户保障行为、农民法律意识等进行重点研究剖析（《中国农家行为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版）。该著作获得第六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类二等奖。
李丹等分析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各省消费风险分担机制，结果显示中国省际风险分担程度低于美国和其他OECD国家，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后更加恶化（“ConsumptionFluctuationsandWelfare:EvidencefromChina”，WorldDevelopment2010年第38期）。陆铭等则“考察了城镇移民和城镇居民在消费行为上的差异，发现移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低14.6个百分点（《户籍制约下的居民消费》，经济研究2010年第S1期）。
（二）农村医疗、社会保障与教育
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研究方面，袁志刚比较了现收现付制和个人积累制的运行机制，并就中国养老保险体系转轨及其均衡运行提出了几点思考（《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选择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封进指出，中国养老保险体系可以选择现收现付制为主的体系。（《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福利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何立新等研究表明，养老金财富对家庭储蓄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该效应在不同家庭有明显差异（《养老保险改革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中国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08年第10期）。杨发祥认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践模式峰存在诸多约束性条件，需要在制度整合策略、农保基金征管与养老待遇提升等方面实施优化创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践模式及其优化策略》，新华文摘2010年第20期）。
在农村教育的研究方面，陆铭等认为，应设计适当的补充机制，适度引入中央政府干预，缓解教育机会不均等和群分现象对低收入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的负面影响（《教育的公平与效率是鱼和熊掌吗——基础教育财政的一般均衡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ChanJimmy等分析了更加多元化的高校招生规则的分配影响，探讨了公众对大学录取规则的态度，研究了不同人员对征收不公平成本的态度差别。认为高收入人群较为认同更多元化的规则，低收入人群则比较反对（“TheDistributionalConsequencesofDiversity-EnhancingUniversityAdmissionsRules”，JournalofLawEconomics&Organization2007年第25期）。周亚虹等发现，农村职业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有显著的作用，平均回报率基本与国际一致（《从农村职业教育看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的贡献——基于苏北农村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10年第8期）。
（三）收入差距与贫困问题
田国强等的《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荣获第九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一等奖。该研究发现，国家变得更富裕时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经济研究2006年第11期）。此外，他还从需求的角度指出，减少低收入者数量所引致的贫富差距缩小有利于创新，而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所导致的贫富差距缩小则不利于创新（《贫富差别、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一个基于需求因素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针对幸福经济学的负消费外部性理论应用，田国强等还发现，国家财富增加并未带动幸福感的平均水平（“TheoryofNegativeConsumptionExternalitieswithApplicationstotheEconomicsofHappiness”，EconomicTheory2009年第39期）。
第九节资源环境经济学
资源环境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通过经济学的各种方法，结合资源和环境学科的理论，主要研究资源和环境问题，进而演变成一门经济学科。
1978年以前，该学科主要在政治经济学范畴中讨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农业、矿产等资源，因当时环境污染问题未引起特别重视，环境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相对很少。
1978年至1999年，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相对独立。资源经济学以土地、矿产、农业等资源为研究对象，环境经济学则主要探讨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等问题。2000年以后，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全社会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等概念兴起，资源环境经济学逐渐从相对独立的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走向综合的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对象向能源、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转移，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范式。
一、资源经济学
（一）土地资源研究
90年代，张薰华针对环境的三个层次，从广义土地的概念出发，分别阐述了土地与环境各层次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土地利用与保护方面应注意的问题。（《土地与环境》，中国土地科学1995年第4期）。杨朝军、廖士光探讨了（《“批租制”下中国地产投资价值研究》，经济研究2005年第9期），中国批租制度下的地产投资价值问题，认为地产是一种金融资产，具有投资增值特性。在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国情下，对土地使用者而言，地产投资价值远小于地产的内在价值，地产投资价值随着土地使用期限的临近而呈现递减趋势。许庆、章元（《土地调整、地权稳定性与农民长期投资激励》（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根据与特定地块是否相连，将农户的长期投资划分两类。作者发现，土地的小调整的影响明显不同，“减人减地”使减地农户的第一类长期投资大幅度下降，但对农户的农家肥使用量并没有什么影响，“增人增地”对于增地农户的任何长期投资都没有什么影响。
（二）农业、矿产资源研究
（三）资源配置研究
袁志刚、解栋栋从人力资本与土地资本的协调再配置的角度，讨论了统筹城乡发展。作者指出，生产要素间的互补性要求人力资本、土地资本在重新配置过程中相互协调，经济发展战略、土地制度、社会保障等制度要素应起到这种协调的作用。统筹城乡发展，必须从扩大内需和刺激消费入手。统筹城乡发展就要消除阻碍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改变扭曲的要素配置状态，建立统一协调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和城乡土地制度（《统筹城乡发展：人力资本与土地资本的协调再配置》，《新华文摘2010年第21期》。
二、环境经济学
改革开放后到21世纪前，环境经济学主要围绕环境经济的规律、环境污染与治理等角度进行研究。进入21世纪后，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资源的日益紧缺。上海学者在环境经济学领域围绕循环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一）循环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
曾刚认为，生态文明是依靠自然、利用自然，又特别注意保护自然的新文明形态。研究以上海崇明生态岛的建设为例，提出了5个专题领域、15个评价主题和24个核心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对指导生态区域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基于生态文明的区域发展新模式与新路径》，《新华文摘2009年第24期》。陈学明从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出发，认为面对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世界观进行生态文明建设（《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建设》，《新华文摘2010年第10期》。作者指出，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世界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核心就是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建设》，《新华文摘2010年第10期》。
（二）其他研究
陈敏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环境经济的若干问题。作者从环境经济的提出、研究对象入手，讨论了先污染后治理是否客观规律、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技术合理性与经济合理性的统一、立法与管理等内容（《环境经济的若干问题》，经济研究1980年第10期）。张薰华考察了环境经济规律。作者从生态规律和生态经济规律两个角度进行解释，并分析了森林、水、土地、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采矿业等内容（《试论环境经济规律》，经济研究1987年第2期）。
戴星翼认为，健康的城市化不能以剥夺农村为手段发展城市。从能源的角度看，健康的城市必须有很高的能源效率，将城市能耗最小化。城市化有利于处理好我国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但要选择适当的城市化方式（《以健康的城市化缓解环境发展矛盾》，《新华文摘2010年第3期》。张征宇、朱平芳从效用最大化目标出发，在地方政府间策略博弈与跨期预算约束的条件下，说明地方环境支出的供给路径应满足的动态方程可被包含在一类空间动态面板模型。该研究基于2002—2006年中国276个地级市构成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地方政府在环境政策上的竞争和博弈行为，为理解地方环境政策与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供给偏好转变提供了线索（《地方环境支出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10年第5期）。
三、能源经济学
能源经济学是21世纪后资源环境经济学重要研究方向，上海学者在国内外的顶尖期刊上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
（一）能源经济自身运行
唐伟奇、吴力波、张中祥建立了结构变量的自回归模型，认为石油价格对出口和投资呈负向关系，对通货膨胀和利率呈正向关系。从短期看，资本边际率下降，名义产出将减少；从长期看，投资变化效应显现，名义产出稳定增长（“Oilpriceshocksandtheirshort-andlong-termeffectsontheChineseeconomy”，《EnergyEconomics》2010年1月）。
（二）节能减排与可持续发展
张中祥讨论了对中国在能源消耗问题的指责是否公平。通过分析认为，中国积极推进清洁发展机制（CDM），并通过国内行动，而非CDM项目实现预期的20%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中国明显比国外想象中做得更多，对其批评是不公平的（“IsitfairtotreatChinaasaChristmastreetohangeverybody'scomplaintsPuttingitsownenergysavingintoperspective”，《EnergyEconomics》2009年3月）。陈诗一设计了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动态行为分析模型，模拟分析了2009-2049年节能中国工业减排的损失和收益，找到了通向中国未来双赢发展的最优节能减排路径。作者认为，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未来40年将会保持逐年平稳小幅增长的态势，预测支持了环境波特假说，即环境治理可导致环境和经济双赢发展（《节能减排与中国工业的双赢发展：2009-2049》，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他还构建了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体系，多角度探讨了节能减排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题，提出了基于建设性的政策建议（《节能减排、结构调整与工业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撰稿人：陈诗一、陈文斌）
第十节区域经济学（含：城市经济学）
现代区域经济学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改革开放后引入中国。1978年至1988年，我国的区域经济学研究尚属起步阶段，并没有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上海与全国大体相似，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沿海与内地、“三线”建设、集中与分散，以及生产力布局等问题，散见一些区域经济学的思想和观点，并无系统的区域经济学体系。
1997-2010年，区域经济学步入更加规范、更加快速的发展阶段。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城市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合并，在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下设二级学科“区域经济学”。随后，国内学者相继出版了多部专著和教材，学界对区域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有了相对成熟的看法。受海归学者带动和影响，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也有所转变，从碎片化地运用区域经济学思想指导实践，逐渐转向更加偏重科学方法和规范形式的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学者对在国内区域经济学（含城市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在如下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
一、区域经济原理与发展模式研究
杨万钟探讨了生产力布局的一般规律，他从生产发展与生产力布局，集中与分散，地区专门化与综合发展，选址对原料、燃料和市场的考虑，生态系统的平衡等方面探讨了生产（力）布局的客观规律，他指出这些方面的规律性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生产过程中如果充分考虑则会事半功倍，反之则会影响效率，浪费资源，甚至造成恶果（《关于生产(力)布局一般规律问题的探讨》，经济地理1982年第2期）。
袁恩桢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温州经济发展与“温州模式”、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研究领域提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袁恩桢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他深入分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要素，诸如资金、劳动力（包括“能人”）、技术、信息等的流动和区域集聚，认为温州逐步发展起来的“横向经济联系”率先冲跨了“条块”分割藩篱，逐步形成了辐射四方的专业市场（《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周振华首先瞄准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城市崛起问题，批判了传统的全球城市理论，指出全球城市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节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演化过程”。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大城市正不断崛起为全球城市。作者扩充和完善了全球化、信息化交互作用与全球城市间的逻辑关系，并将全球城市的崛起也纳入其中。此外，该研究探索了符合世界趋势和我国国情的全球城市崛起道路，深入分析了内在动力机制，并在全球化等框架内探讨了城市发展问题，将城市置于与外部联系或全球化流动的框架之内进行分析（《崛起中的全球城市——理论框架及中国模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二、区域经济发展规划
本时期，从事区域经济学（含城市经济学）学科研究的上海学者，积极投身到区域经济发展的筹划之中。他们的行动和成果，即直接指导和影响了上海市的区域发展，也为区域经济学（含城市经济学）学科的理论发展积淀了实践资料。
1993年，上海市敏锐地认识到将上海建成全球经济中心城市的机遇，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组，课题组人员包括蔡来兴、王战、王新奎、王沪宁、杨雄、胡延照、张广生等，以及来自国内外的600余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集合了上海各界智慧，最终形成了《迈向21世纪的上海：1996年—2010年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战略》提前7年对21世纪的上海进行了展望，研判了全球经济中心转移的形势，肯定了上海的机遇，提出将上海建成“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带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成为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迈向21世纪的上海：1996年—2010年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战略》运用了区域经济学的极化与扩散、梯度推进、开放创新等理论，提出自由贸易区产业转型升级和优化空间布局等战略举措，是区域经济学指导实践的重要成果。此外，姚锡棠的《迈向21世纪的浦东新区——发展战略研究》、《浦东崛起与长江流域经济发展》也是区域经济学指导城市和区域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例证。
三、区域经济结构研究
2000年之前，要素空间分布和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是研究的主要焦点。汤建中、严重敏通过对上海经济发展进行空间分析，指出“上海城镇化过程发展很快,已经形成了由中心城市、近郊工业区、远郊卫星城镇、县城或县属镇、乡所在地或农场集镇五个等级的城镇空间结构”（《上海市经济发展的空间分析》，地理研究1985年第9期），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上海市的经济发展将步入离心化倾向，进一步辐射周边地区。
王桂新以建国以来的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揭示了人口分布与区域发展的相互作用、耦合联动的内在机理和空间推进的规律，划分并考察了区域经济收入水平差距与人口迁移的关系，并针对人口合理分布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等目标提出了有益的政策建议（《中国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000年之后，产业集聚和区域专业化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热点。林理升、王晔倩分析了中国特有条件下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流动对制造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指出旨在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应是促进性而非限制性的（《运输成本、劳动力流动与制造业区域分布》，经济研究2006年第3期）。金煜、陈钊和陆铭则运用面板数据分析，讨论了共同导致工业集聚的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因素，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提供了来自于中国的证据（《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范剑勇研究了产业集聚、劳动生产率和地区差距之间的紧密联系，指出非农产业规模报酬递增地方化是产业集聚的源泉，其提高了区域劳动生产率，进而对地区差距产生持久的影响（《产业集聚与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经济研究2006年第11期）。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丰富了区域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提供了经验数据的支持。此外，樊福卓构造了地区专业化的度量指标，指出如果忽略地区的（或行业的）相对规模因素，会高估中国工业的地区专业化水平（《地区专业化的度量》，经济研究2007年第9期）。
四、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关于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原因的研究，陆铭、陈钊发现，分割市场对于当地即期和未来的经济增长具有倒U型的影响，指出为避免省与省之间以分割市场的方式追求经济增长而陷于囚犯困境，需要通过中央政府的协调，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推动市场整合，获得经济增长的国内规模效应（《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开放可能加剧地方保护？》，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范剑勇、谢强强在新经济地理的“中心－外围”模型之外，给出了产业集聚的“本地市场效应”。研究指出，“本地市场效应”的重要特征是在实现产业集聚的同时，地区间收入差距不会扩大。该发现意味着，沿海地区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可兼容，解决方法是“跨区域城乡统筹”战略，即让中西部劳动力在沿海地区得到公平、公正的应有待遇（《地区间产业分布的本地市场效应及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通过对崇明岛生态建设的实践研究，曾刚指出基于生态文明的区域发展将解决上海落后地区对外依存度过高的问题，也为其他落后地区提供可资借鉴的新模式（《基于生态文明的区域发展新模式与新路径》，新华文摘2009年第24期）。
第十一节国际经济学
国际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基础扩展到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当中的一门经济学学科。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逐步发展基础上，上海学者开始不断深入研究国际金融、国际投资、资本要素流动、国际经济危机等领域。
一、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
早在70年代末，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等开始成为上海学者们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主要涉及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以及国际市场分工等理论和内容。
（一）全球经济一体化理论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生产要素国际移动的强化，全球经济一体化成为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一大特点。早期上海学者在研究全球经济一体化方面，主要集中在针对一体化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的创新，以及对一体化原因的探讨。张幼文等指出，世界经济一体化主要包括市场一体化、资本一体化、生产一体化等核心内容,是不可能抗拒的力量潮流，其本身涉及国际化发展、要素全球化流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华民认为，科技革命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新经济的周期变动与IT产业国际分工的重组》2002年第2期）。另外，华民还针对欧元区货币一体化效应进行深入分析，指出欧元区货币一体化对该地区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弊大于利（《从欧元看货币一体化的发展前景》2005年第5期）。张幼文、金芳等也指出，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生产一体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内容（《世界经济学》，立信会计出版社2004年版）。再如林桂军研究了亚太经济一体化趋势，并进行利弊分析，指出亚太地区的合作应成为一支加强以关贸总协定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力量（《亚太经济一体化的现状与趋势分析》1994年第5期）。
（二）国际分工理论
（三）世界市场理论
二、国际贸易问题
（一）国际贸易理论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上海理论界关于国际贸易理论探讨就已展开，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研究范围逐渐展开，主要针对国际贸易的产生、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如服务贸易和加工贸易等以及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等。褚葆一、张幼文讨论了科技革命与生产的国际关系，指出生产的国际关系发展历史，显示了科技革命的决定性作用及其影响生产的国际关系的一般规律（《科技革命与生产的国际关系》，世界经济1984年第8期）。樊勇明认为，一场以微电子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将继续对国际贸易关系产生影响（《新技术革命中的日美经济贸易摩擦》，世界经济1984年第8期）。周八骏指出，国际金融学与国际贸易学说关系的演变，取决于世界经济的客观进程及其研究对象（《国际金融学的方法论基础》，世界经济1986年第2期）。
徐子旺论述了一体化的贸易体制导致的贸易主流内向性与区外贸易偏向性，指出共同体的建立是当时西欧地区相对落后于美、日的重要原因（《市场一体化、贸易流的结构变化与西欧工业结构的老化》，经济研究1986年第4期）。卢金豪认为，采取部分国营贸易形式干预对外贸易，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稳步、协调发展和外贸体制改革有一定借鉴作用（《国际贸易中的国营贸易理论和实践》，世界经济1986年第10期）。
张幼文讨论了国际金融的发展和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作者认为，我国的国际金融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理论指导下，为我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服务的应用科学（《国际金融的发展和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世界经济1987年第6期）。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与开放是国际经济环境压力的产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际经济环境》，世界经济1989年第3期）。林进成认为，中国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美国）的贸易和自身经济有持续发展的巨大潜能，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经济中心（《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的转移》，世界经济1994年第3期）。该文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一等奖。
胡永刚探讨了价值规律在国际市场的应用及其变异，认为通过将各国的所费劳动按各自的劳动生产率折算成相同单位，可以在完全或不完全专业分工条件下，根据折算后的加权平均数确定商品的国际价值和国际交换价值（《价值规律在国际市场的应用及其变异》，世界经济1998年第4期）。
陈宪等论述了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国际贸易条约与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各项交易条件与做法等（《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7月）。沈国兵发现，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已超越中美两国贸易范围，成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所引致的贸易逆差转移问题（《贸易统计差异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
另外，一些学者深入研究了服务贸易理论。如俞灵燕回顾了包括服务贸易壁垒的确认和削减服务贸易壁垒的影响，介绍和评价了量度服务贸易壁垒的几种工具和两类服务贸易自由化一般均衡分析（《服务贸易壁垒及其影响的量度:国外研究的一个综述》，世界经济2005年第4期）。沈玉良等则从中国贸易发展的战略性思考、中国贸易模式的转变、FDI与贸易发展，以及服务贸易等方面，深入探讨了中国对外贸易中存在的问题（《“贸易增长、贸易利益与贸易模式变革”理论研讨会综述》，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
（二）国际投资理论
随着对经济的不断发展与理论研究的深入，贸易和投资之间同一行为主体不同选择的特征逐渐显现，上海理论界开始对国际投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主要在针对国际投资市场的风险和策略、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可能与问题、资本过度流动的弊端以及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等方面展开。
田素华发现，中国证券市场收益率最高，非系统性风险最大，只能采取渐进开放策略（《中国证券市场国际比较的实证研究与开放策略》，经济研究2001年第9期）。罗长远等构建了一个政府向各种不同实力的投资者“售卖”投资环境的投资者甄别机制模型。研究表明，政府追求“剩余”最大化的结果使不同实力的投资者产生了分离，实力最强的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得到满足（《外国直接投资、国内资本与投资者甄别机制》，经济研究2003年第9期）。同年，潘英丽探讨了中国崛起为亚洲时区国际金融中心的可能性、沪港金融中心的目标定位与分工，以及沪港金融中心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促进沪港金融中心发展的政策建议（《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沪港的目标定位与分工》，世界经济2003年第8期）。
牛晓健等从理论上演绎了外资超国民待遇导致过渡性资本外逃的机制，揭示了资本管制程度对过渡性资本外逃的效应（《资本管制、外商投资与最优税差——对中国转型时期过渡性资本外逃的研究》，经济研究2005年第4期）。李小平、朱钟棣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国际贸易渠道的R&D溢出促进了中国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国际贸易、R&D溢出和生产率增长》，经济研究2006年第2期）。薛求知、罗来军则研究了外资企业的技术引入行为与内资企业的技术学习行为，为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竞争和中国技术引进等问题提出建议（《技术引入和技术学习—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技术空间博弈》，经济研究2006年第9期）。蒋舒等认为，国内投机者低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高估国内市场价格波动的心理偏差是造成国内外价格比值短期波动的重要因素（《国际市场、投机者心理和跨市套利：中国期货市场的考察》，世界经济2007年第4期）。李巍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会恶化该国金融稳定状况（《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和经济金融不稳定的国际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08年第3期）。
（三）国际服务贸易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货物贸易基础上。服务经济与服务贸易飞速发展，要求重新分解国际贸易研究对象，进一步拓展研究的边界。20世纪90年代末上海学者开始涉及这一领域的研究。
陈宪等是国内最早研究该领域的学者之一。陈宪、程大中分析了国际服务贸易中的政府行为（《国际服务贸易中的政府行为》，国际贸易问题1999年第12期）。在现有实践与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程大中、陈宪探讨了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贸易研究框架和研究体系（《服务贸易理论研究:现实基础、总体状况及初步设想》，上海经济研究2000年第12期）。陈宪、程大中还分析了服务贸易的发展与中国“入世”后的对策（《服务贸易的发展与中国“入世”后的对策》，上海经济研究2002年第4期）。此外，他们从服务贸易的发生方式，以及中国关于入世服务贸易具体承诺的角度，分析了上海服务贸易发展的经验与未来态势（《服务贸易的发展：上海的经验》，上海经济研究2003年第10期）。
陈宪系统介绍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原理、政策和产业。作者从服务经济的基本范畴出发，着重介绍了国际服务贸易的概念与分类，国际服务贸易的基本理论、保护政策和规则协定，以及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服务外包的基本概况。该著作还简要分析了国际服务贸易的政策体系与管理体制，以及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概况、特点与趋势等内容（《国际服务贸易：原理、政策、产业》，立信会计出版社2003年版）。该著作获得2002年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四）国际贸易政策
三、国际金融
（一）国际货币基础理论与体系
在研读马克思的纸币流通规律基础上，陈其人剖析了纸币流通与金币流通规律的不同之处（《论纸币流通规律是金币流通规律的颠倒——兼评几种有关的货币理论》，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姜波克则结合中国实际经济状况指出，人民币尚未达到自由兑换的六个条件，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机尚不成熟（《关于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姜波克、李心丹深入研究了货币替代的影响，认为货币替代会严重影响国家，甚至中止人民币走向自由兑换的进程（《货币替代的理论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孙立坚等指出，中国“通缩出口”论忽略进出口企业的定价能力等微观要素，不符合现实情况（《关于中国“通缩出口”论的真伪性检验》，经济研究2003年第11期）。潘英丽的研究认为，中国加入WTO与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给中国大都市崛起为亚洲国际金融中心带来历史机遇。沪港金融中心的目标定位和分工将是中国在亚洲国际金融中心竞争中胜出的重要条件”（《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沪港的目标定位与分工》，世界经济2003年第8期）
（二）汇率理论与制度
陈学彬认为，当时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被低估，对其它一些货币汇率被高估（《近期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态势分析——兼谈分析实际汇率应注意的问题》，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其另一篇论文指出，发现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具备超强的盯市能力，以加工贸易为特征的一些高科技制造业存在不完全汇率传递现象（《中国出口汇率传递率和盯市能力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12期）。戴国强认为应在加快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改革的同时，逐步建立外汇平准基金（《论我国货币市场发展的目标及路径》，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孙立坚指出汇率制度、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对经济波动都有很大的影响（《对外开放和经济波动的关联性检验——中国和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的案例》，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卢向前等人的研究指出，在长期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趋势下，中国货币当局应当选择经济处于上行阶段时调整汇率，以降低其负面影响（《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1994-2003》，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
孙茂辉认为，人民币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但汇率失调程度趋向收敛（《人民币自然均衡实际汇率:1978-2004》，经济研究2006年第11期）。毕玉江指出，中国商品出口价格的汇率传递程度是不完全的，不同分类之间差异较大（《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商品出口价格的传递效应》，世界经济2007年第5期）。冉生欣研究了国家集团之间货币政策博弈的均衡问题，探讨我国应对当时经济冲击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论不对称总需求冲击下的货币政策博弈与汇率稳定》，经济研究2007年第10期）。姚斌则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应该向着更具灵活性的战略方向发展（《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基于福利的数量分析》，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周宇（从不同侧面考察了时代和环境变化给人民币汇率机制带来的深远影响，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和汇率机制变化的逻辑和动力（《人民币汇率机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9月）。刘尧成等人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于抑制中国的贸易顺差作用明显，应注重发挥汇率调节作用（《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差额的动态影响》，经济研究2010年第5期）。
（三）国际收支调节理论
国际收支调节理论是国际金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学者通过研究我国国际收支调节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分析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如何适时调节政策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等，不仅推动了国际收支理论的发展，而且还为我国国际收支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四、国际要素流动理论
生产要素国际流动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上海学者关于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研究存在两条路径，一是在经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分析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二是在脱离传统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下，针对跨国企业投资动因与规律的探索。
（一）资本和劳动力的国际流动
潘明认为，我国资源短缺突出的沿海城市应面向世界，通过国际市场的大平衡解决自身发展所需资源的困境（《积极开拓国外资源基地—沿海工业城市一项重要的资源战略》，经济研究1986年第1期）。肖高励分析了国际租赁发展趋势，指出租赁已经大规模地穿越国界而国际化（《国际租赁的现况及发展趋势》，世界经济1986年第6期）。针对政府怎样设计财政政策，以及促进国际资本的有效流动等，董勤发从理论与政策上进行了探讨（《关于国际资本有效流动的财政理论与政策》，世界经济1998年第1期）。
唐海燕发现，在满足人力资本、服务质量，以及制度环境等支持性条件下，对于价值链提升，产品内国际分工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主要得益于高层次分工合作的贡献（《产品内国际分工与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提升》，经济研究2009年第9期）。王云飞则在国际贸易的特定要素模型引入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指出如果不考虑其他条件的变化，中国城市制造业产品的贸易发展会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报酬（《贸易发展、劳动力市场扭曲与要素收入分配效应：基于特定要素的短期分析》，世界经济2009年第1期）。
（二）跨国公司理论
五、国际经济危机
20世纪80年代初起，上海学者对经济危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对经济危机的基础理论研究、对经济危机的反思、对经济危机形成原因、对经济危机的预测等多个方面。
周建平归纳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四个新特点和形成原因，认为战后经济危机的发展使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矛盾更加尖锐（《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新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经济研究1982年第10期）。他另一研究指出，战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更直接和深刻，战后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发展又使它们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加深（《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新的不平衡与矛盾的日益尖锐化》，经济研究1983年第10期）。
陈其人研究了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变形的原因，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深化了爆发危机的矛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变形的原因》，经济研究1984年第7期）。王军通过建立模型，对货币危机中交易者的行为进行了定量分析。作者从技术角度分析为出发，为防范货币危机提供了政策建议（《货币危机的微观理论及政策建议》，经济研究1998年第3期）。李剑指出，贷款者集体行为造成了国际金融市场内在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又导致了危机的发生（《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性及其道德风险—东亚金融危机的信息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1999年第4期）。
周宇指出，金融开放理论和金融开放政策的制定不应该立足于某种理念之上,而应该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之中（《亚洲金融危机与金融开放问题》，世界经济研究2002年第2期）。华民等讨论了“9.11”事件后的世界经济的机遇与挑战，认为如能正确把握事件后世界经济的变动趋势，中国能作为大国而崛起（《“9.11”事件后的世界经济:体制与增长》，世界经济2002年第9期）。刘莉亚、任若恩发现，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相互影响，银行危机更趋向于作为货币危机即将发生的同步或预警指标（《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共生性关系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3年第10期）。张雄指出，全球化的进程中，应当朝着财富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方向，转变新财富指标的意义（《财富幻象:金融危机的精神现象学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唐毅南等人构造了金融市场群体行为的随机过程，利用数学方法找出了金融危机出现的预警依据（《群体动力学和金融危机的预测》，经济研究2010年第6期）。（撰稿人：权衡、张广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