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早已跳水的中国股市不同，中国的楼市慢了半拍。但有人说，奥运之后，楼市可能要紧跟股市的步伐。
曾于去年8月创造了中国房价之最的深圳，今年8月份，房价已经从18000元/平方米的均价跌至11000元/平方米的半空，跌去三分之一还多；而一直坚挺的上海房价最近也憋不住了。一座位于上海普陀区的楼盘的成交价格，5个月内每平米降了8000元，跌幅近40%；暂时按兵不动的北京，则采取了让购房者眼花缭乱的促销方式，甚至包括买房送车。
价格跳水的同时，成交量也出现了大幅度萎缩。
特大城市的房价下跌与成交量萎缩，是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之一。这预示着，过去十年曾经高度繁荣的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环境一样，出现了转向。
从政府高层到经济学家都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经济目前处于相当困难、也相当关键的时期，如果处置不当，可能导致经济的深度下滑。90年代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固然带来了繁荣，但是，这种繁荣也蕴涵着很大风险。它内在地会制造通货膨胀，也会推动收入差距急剧扩大。
人们也许可以期待，在这一轮下滑周期内，政府将进行变革，从而使未来一轮繁荣的宏观经济与制度基础更为合理。
楼市泡沫将破
房地产的冬天要来了。
销量向下，房价回头，一场降价风潮在深、沪、京蔓延开来。事实上，此间风险，早在十数年前，就已经为地方政府、银行、地产商所悄然埋下
★本刊记者/周政华杨正莲
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10年来最困难的时期，这是十数年风险累积的必然结果。
“深圳90%的项目都存在打折降价行为”
深圳，这个位于广东沿海的经济繁荣城市，曾于2007年8月，创造了中国城市商品住宅均价的最高纪录——18000元/平方米，这个价格较一年前翻了一番。
但到了2008年8月下旬，深圳的房价跌了三分之一。
这两年来，深圳市房价所经历的“过山车”式的涨跌轮回，从某种程序上预言了中国一线城市房地产的未来。
皇御苑三期，是一个位于深圳中心城区福田区的楼盘——开盘后的3个月内，先后推出了两项优惠政策：一次性付款9.6折和“买两房送五万，买三房送八万”。但从2007年11月开盘到2008年7月初，这个楼盘全部600多套住宅仅卖出了不到40%。
售楼员张靖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最近一个月来看房的人不超过30个，这相当于去年11月一天的看房人数。
这个楼盘的开发商在深圳还有三处住宅小区，属于规模中等的房地产公司。
万科、招商等深圳地产龙头企业也在降价。
2008年3月，位于深圳龙岗坪山的万科金域东郡的新楼盘降价10%，但截至6月底只出售了不到总数的1/4。对比2007年10月，该楼盘的前期以低于周边同类楼盘近20%的价格面市，一周内就销售一空。
“近期深圳90%的项目都存在打折降价行为。”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城市营运研究中心主任高海燕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来自中国指数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更清楚地表明了深圳市房价的整体现状——自2008年1月以来，深圳市商品住宅均价月均回落1000元/平方米。截至8月，深圳市房价降至不到11000元/平方米，成交量较去年同期下跌近60%。
深圳房价大幅跌落之下，一些贷款买房的深圳市民采取了“断供”。他们的说法是，按照目前价格，即便卖掉房子，也不足以偿还银行贷款。
但深圳市银监局7月25日称，深圳的个人贷款不良余额不足14亿元。深圳市银监局认为，断供只是个别现象。
究竟有多少贷款买房者中断还款，目前尚不明确。
上海房价目前出现了步深圳后尘的迹象
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与深圳同为一线城市的北京、上海目前房价平稳。
但，2008年初以来，京、沪两地开发商打折、买房送车、送物业费等变相降价措施已经迭出不穷。一般经济学者分析认为，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能并未考虑上述因素。
上海市一直被地产商鼓吹为“保值升值功能最好”的中心楼盘，8月成了降价的领头羊。
位于内环内——上海最繁华地段的君御豪庭、上海新昌城的均价都跌去了20%。中远两湾城，位于普陀区的楼盘的成交价，5个月内(8月比3月)降了8000元，跌幅近40%。
此外，上海市中环和远郊的一些楼盘价格，都出现了10%左右的下调。
楼市价格下跌的面积进一步扩大，包括杭州、重庆、大连、沈阳等城市的房价都出现了小幅下跌。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08年7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屋平均销售价格同比涨幅连续5个月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房屋交易量在下滑。
2008年7月，京、沪、深三地住房的成交量，仅为去年同期的一半左右(数据来自中指数研究院)——成交量下降反映的是供求关系的转变。
张化学，中国指数研究院咨询部主管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成交量下跌，销售收入减少，将进一步促使房地产企业降价促销，回笼资金。
地产老板们的忧心已经表露出来。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从2008上半年以来，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呼吁房地产行业要做好过冬准备。事实上，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表明，2008年2季度，房地产企业家的信心指数较前一季度继续回落，在所有行业中排名倒数第一。
更重要的是消费者的心理预期——8月下旬，央行针对国内银行的个人房贷进行调查时表示，此轮房地产交易下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场观望氛围的进一步增强。
银行货款支撑下的高负债经营模式
房地产下行，直接考验中国的金融系统。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7年底，国内房地产企业的负债率平均超过80%，且大多都是银行债务。
中国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之一中国建设银行，近期迫不及待地找房地产企业讨回贷款。该行在8月中旬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表示，目前正加紧催收到期的房地产开发贷款。
招商银行的行长马蔚华也在2008年中报发布会上说，鉴于房地产行业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大，招行计划把房地产开发贷款的总量控制在5%左右。上半年，这家老牌股份制银行对房地产企业的贷款余额，已经下滑到了110亿元，这个数字比2007年的年底大约减少了10亿元。
采取类似行动的，不仅招行和建行。央行数据显示，自2008年1月以来，国内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的增幅连续7个月回落。
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断了的不只是财路，更可能是生命线。银监会的一项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中国国内商业银行涉及房地产企业和个人住房的按揭贷款数额高达5万亿元。这个机构的另外一个最新数据是，2008年1月到7月，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1/5的资金，都来自银行直接贷款。如果算上房地产企业通过自筹资金、外资等其他间接贷款渠道，银行资金最终所占比例超过70%。
中国房地产公司的运作，属于典型的银行贷款支撑下的高负债经营模式。
银行和房地产公司的联姻始于1996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开始试行资本金制度——要求投资项目必须首先落实资本金。按此规定，房地产企业一旦凑足占项目总投资1/5的资本金，就可运作一个商品房开发项目。
“当时相当一批开发商利用从地方政府手中拿到的土地去向银行抵押贷款，再滚动开发”，中国指数研究院咨询部主管张化学说，这批开发商实际上只用5%～10%的资金就可以撬动整个项目了。
除了向银行贷款，房地产公司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在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下，企业融资渠道非常有限。直到1990年，中国政府才决定在上海和深圳两个沿海城市各设立一家证券交易所，并且实行严格的上市审批程序。在两地上市的企业中，大型国有企业占多数。因此，房地产企业想通过证券市场融资，难度较大。
共同的“国有”属性，也是银行向部分房地产企业提供巨额贷款的一个重要因素。2007年，在中国市场，年销售额超过100亿元的房地产企业中，超过一半为国有企业。
银行与房地产企业关系密切后，就出现了广为诟病的官商勾结现象。
2003年1月，北京市世涛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庆贤，假借自己公司欲购买北京汇华天和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权的名义，与北京市商业银行玉海园路支行、北京恒嘉信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委托贷款协议书，获取了恒嘉信置业公司存在玉海园路支行的人民币800万元的贷款。
事实上，这800万元的贷款被用于归还北京市世涛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银行欠款，以及被李庆贤个人挥霍。而北京市商业银行玉海园路支行副行长王建梁，在收受李庆贤的贿赂后，违反银行规定，在委托贷款协议书中用银行名义为李的公司提供担保。
事发后，王建梁被法院判处9年有期徒刑，但玉海园路支行损失的数百万资金则再也无法追回。
“零首付”居民住房贷款，在实际中存在着两种“版本”：一种是商业银行推出的，如2000年7月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在上海、厦门及广东推出住房贷款“零首付”业务；另一种是开发商自己运作，方法包括开发商开出购房者已经负担20%房款的证明，向银行申请贷款；或者是抬高房价，利用虚高的房价得到100%的贷款。
现就职于北京一家媒体的颜红，购房时正好碰上了零首付时代。2000年，当颜打算在北京购买一套住房时，当时新开盘的紫竹花园、都会华庭、阳光曼哈顿、方宝苑、信荷城等楼盘都推出了零首付优惠。
零首付虽然减免了当期负担，却加重了未来还贷的负担。以10年期30万元的住房按揭为例，假如月息是7.83%，零首期按揭月供就约为3200元，这比付3成首期后月供高出了1000元。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利率的上调，购房者未来债务负担增加，从而影响其还贷能力。
事实上，零首付是建立在透支未来消费的基础之上。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7年底，中国居民的住房拥有率高达80%，而同期人均GDP为中国15倍的德国居民的住房拥有率尚不及中国一半。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该比率均在70%以下。
信贷危机已经凸显
高负债经营模式，需要房价不断上涨才能支撑。
在经济繁荣时期，由于银行持有大量的房地产，或者是以房地产为抵押品的资产，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将提高银行资本的规模，从而改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和盈利状况。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会进一步扩大对房地产业的信贷供给，推动房地产价格持续走高。然而，一旦房价出现下跌，就会影响银行还款。
目前，信贷危机已经凸显。
截至2008年6月底，中资银行各项人民币房贷不良率比上年末上升0.22个百分点，已经逼近3%的国际警戒线。
在金融重镇上海，上海市银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该市中资银行房地产贷款占各项贷款接近1/3，如果加上大量以房产作为抵押的其他贷款，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已影响到银行一半左右的信贷资产安全。
“随着房地产市场下行通道进一步确立，不良贷款率将会显著提高。”海通证券的一位著名分析师表示，房价下跌对银行冲击的更大影响在于，作为银行主要贷款抵押品的房地产和土地资产将会贬值，在以银行为主导的中国金融体系下，一旦银行贷款不良率大幅攀升将可能引发整个金融系统的动荡。
最近一项新的信贷紧缩措施出台——2008年8月27日，央行和银监会公布《金融促进节约集约用地通知》，要求各金融机构严禁放贷给开发商买地。这是自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为防止房价过快上涨，所采取的系列信贷调控的最新举措。
2007年9月，央行曾宣布提高二套房首付比率和贷款利率，随后又规定住宅在封顶之后才能预售。上述政策出台后，很多银行都收紧了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住房按揭贷款。
中国农业银行广州一家的支行的信贷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前房地产行业的贷款业务一般都放在最后考虑。
尽管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案例，但不少分析人士都认为，一些中小房地产公司将濒临破产。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报告称，2008年房地产行业资金缺口会达到3100亿元。
沪深两市发布的年中报的109家房地产企业，上半年负债总计超过3500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了65%(数据截止至2008年8月29日)。
即便持有150多亿元现金的万科集团，在2008年中报中也明确提出将谨慎拿地，继续秉持现金为王的策略。
可想而知，降价促销、出让储备土地、出让子公司股权，将成为不少房地产企业回笼现金的选择。
此前在资本市场利好行情和房价暴涨的鼓舞下，中国房地产业曾经掀起了一场圈地热，那些极度扩张并且负债累累的开发商此时却被自己囤积的大量土地所累。
地产公司首创置业，8月20日宣布以600万元将天津市东丽区的华明项目60%股权转让予RZP，将其附属子公司拥有的天津市新青区的新青项目40%及60%股权分别转让给首创置业及RZP，代价各为400万元及600万元。
首创置业2003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主要项目大都位于京、沪、粤等沿海大城市，2008年上半年，销售收入接近25亿人民币。高盛公司早在2008年5月就曾预警，重庆、成都等首创置业楼盘云集之地2008年出现的销量下滑、价格下跌，将导致公司现金吃紧。
招商地产，万科集团最近也有类似卖地举动。
发行公司债，是上市房地产公司解困的一条主要渠道。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以来，金地集团、新湖中宝、保利地产、万科A、北辰实业、中粮地产等发行公司债的申请相继获得证监会的审批。
一些非上市地产公司甚至不惜向民间借贷。5月，嘉兴市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获得上市公司大红鹰1亿元人民币自有资金的贷款，贷款期限一年，年利率为18%，这是银行中长期贷款年利率的2倍多。
但即使这样高的利率，并非所有开发商都能贷到。
土地财政也在缩水
楼市下行，也影响到了地方政府的税收增长。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2008年7月，国内税收增幅比今年上半年回落了19.7个百分点，其中证券、房地产业营业税收入均出现了负增长。
中国的地方财政，一直被称为“土地财政”——地方政府深度介入房地产市场，通过出让土地，获得土地出让金和各种税费等资金收益。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住宅产业被视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200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一方面受中国以GDP增长为政绩考核指标的趋动，另一方面是税收体制的影响。中央政府的这一决定得到地方政府由衷的“积极响应”。
在中国当前的分税制体制下，房地产有关税费归地方政府征收并使用，共涉及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印花税等13个税种。
地方政府助推房地产业发展，主要是围绕土地供应来实现。
目前，中国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私人只能拥有40到70年的土地使用权。天则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曙光认为，而在现行的公有制土地制度中，国有制土地是可以直接上市交易的，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必须转换成国有制土地后才可以上市交易。中国地方政府都设有土地储备交易中心，进行土地交易。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扶持房地产开发，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缴纳采取宽松的政策——低价协议出让土地，使开发商用很少的钱就能拿到土地开发商品房。由于地方政府违章批地，不规范用地滋生的腐败案件也频繁发生。
2007年12月19日，广州市花都区国土局原局长谭斌收受房地产开发商贿赂，违规转让6000多亩土地的使用权，向开发商少收取了土地出让金3.4亿元。
国土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00年到2006年，全国各地有近万名官员，因为违法违规出让土地，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
为了遏制协议出让土地的灰色空间，国土资源部2002年推行招、拍、挂制度，要求土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进行公开交易。但是，开发商当时普遍认为该制度会推高土地价格，于是纷纷加速囤地步伐，间接推高了土地价格——建设银行研究部的一份报告显示，2001年初至2007年5月份，开发商只完成了手头上40%的土地项目，余下的均被囤积和倒卖。
地价确实不断攀升。
2007年全国各大城市地价的平均水平为1751元/平方米，较2000年增长了四分之三。
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合力推动了房地产市场水涨船高，与此同时，房屋拆迁纠纷案件也呈大幅上升趋势。
湖北省司法厅称，2008年上半年，该省房屋拆迁案件超过5600件，主要原因是拆迁安置中安置补偿标准及解决纠纷的依据不统一。早在2005年底，湖北省发改委就认为，该省房屋拆迁量过大，客观上刺激了居民的购房需求，导致房价的快速上涨。省会武汉的房价，从2005年到2008年，上涨了近一倍。在此期间，湖北省每年房屋拆迁量多达2000多万平方米。
在土地经营管理上，中国中央政府采取了与地方政府截然不同的措施。为打击开发商过度囤地行为，2008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宣布，土地闲置满两年坚决无偿收回。同时还要求，2008年6月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将闲置土地清理处置情况向国务院作出专题报告。
此举虽然是围绕土地问题展开，但却是“意在房价”。促使房地产开发商在规定期限内开发土地，增加房屋供给，这是国家实行对房地产行业“增加供给、抑制需求”调控思路的具体表现。
然而，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措施，从信贷支持、税收扶持、报建费减免、鼓励土地转让、地价款缓缴等方面支持开发商。2008年7月中旬，南京市国土局决定将出让的土地规模从原先的200亩左右降低到100亩以下，部分企业土地出让金付款期限被延长到一年。该局称此举旨在“促进土地市场平稳发展”。
尽管如此，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加强，地方政府运作空间收窄，房地产市场上的主体力量明显受到了制约。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央政府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应该还会延续。
炒房团因素被“高估”
眼下，受宏观经济下行、楼市萧条影响，炒房团离场迹象也日益明显。但事实上，与制造了楼市泡沫的开发商、银行、地方政府相比，投资客其实只是推高房价的一个次要因素。
民众对于炒房团“兴风作浪”楼市的印象，始于名噪一时的温州炒房团。2003年，温州炒房团大规模购买福州房产，3年后，福州大多数楼盘价格上涨了一倍以上，部分甚至达到了150%。
此后，温州炒房团的足迹，又循着上海、北京等沿海发达城市，向内陆二、三线城市迁移。此间，恰逢全国性房价上涨期。由此，温州炒房团的“走到哪，涨到哪”的名声开始流传。国土资源部2004年就指出，个别地方游资炒作房地产造成房价泡沫，造成非理性上涨。
温州炒房团，事实上只是中国高达数万亿元的民间闲散资金，寻求投资渠道的一个缩影。2003年急剧拉升的房地产投资，对民间资金来说，是暗示了这一市场的潜在升值空间。所谓资本逐利而动，炒房团自然应运而生。
不过，近日地产中介公司我爱我家提供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7月，北京市拥有2套以上住房的顾客，已经主动将房屋售价下调了20%。★
楼市危机还是经济危机？
一边是高位运行的CPI，一边是持续下滑的GDP。中国面临保增长还是反通胀的两难选择
★本刊记者/杨正莲周政华
被视为中国经济引擎之一的上海，2008年上半年GDP增长，罕见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楼市“拖累”经济增长？
上海统计局总经济师蔡旭初7月24日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08年上半年，房地产业对上海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数，导致GDP少增长0.4%。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1998年以来，上海房地产投资占固定投资总额的比重一直维持在40%的水平。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陈杰认为，投资过于集中到房地产行业，不可避免地对很多其他产业形成了挤压和替代，并直接影响到上海的产业结构升级。
北京、上海等国内一线城市的经济，对房地产市场非常敏感。个中原因就在于，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长期偏高。坊间对此的通俗解释是，“房地产绑架了经济”。
北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7月，北京市发改委表示，未来将提高其他产业和其他领域的投资，以增加城市的经济增长点。2008年上半年，该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滑落到2006年以来的最低点。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目前，房地产投资占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仍然接近50%。
房地产行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钢铁、水泥、建材等上游产业，以及家电等制造业下游产业来实现——2008年上半年，由于房地产投资增幅的回落，国内钢筋的产量已经减少1%。证券日报发表国海证券分析师朱生球的预计，未来1年，由于房地产投资放缓，国内钢铁价格可能下调20%。
失业率可能继续上升
不管怎样，在京、沪、深等一线城市房地产陷入萧条的同时，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确实处于转向之中。
被视为经济晴雨表的中国股市，其基准指数——上证指数从2008年初的5200多点一路跌至9月初的2300多点，成为同期全球下跌幅度最大的股票市场。
同期，房地产股票平均跌幅则接近60%，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万科集团A股股票价格则缩水了3/4以上。
过去半年中，中国证监会通过多种措施重振投资者对于中国股市的信心。政策行为主要着力于规范大小非解禁和严惩内幕交易等措施，以此来促进完善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为解决股权分置改革之初大小非问题预留的隐患，2008年4月20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通知，7月21日又宣布，即日起大小非减持情况将在中登公司网站上定期披露；8月25日，规范金融从业人员“老鼠仓”行为的条款也写入刑法修正案草案，目前已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与之前“政策托市”意味浓厚的调整不同，此次证监会的诸多措施更多着力于制度建设，因此效果也不如之前提振市场的效果明显。
微观层面的经济下滑风险也在显现。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国内GDP增长已连续4个季度下滑。7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近两成，纺织业发展面临困境，电力石化企业也出现前所未有的亏损。
最突出的是，大批中小企业陷入了困境。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8月6日披露，全国今年上半年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多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
7月7日，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向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办公厅等部门紧急报送《当前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亟待改善》的调查报告，为中小企业向国家寻求政策支援。
融资困境是导致中小企业困难的重要因素。据银监会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各大商业银行贷款额超过2.2万亿元，其中只有约3000亿元贷款落实到中小企业，占了全部商业贷款的15%，比去年同期减少300亿元，中小企业融资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资金短缺只是中小企业倒闭的导火索。由于中小企业处于产业链下游，在弱外需和高成本的双重夹击下，中小企业难以避免转型的冲击。
不仅是中小企业，大企业比较集中的汽车行业，2008年国内产销量涨幅也出现下滑。一般而言，汽车业这一对市场变化反应，要先于其他产业，可视为观察宏观经济动向的风向标之一。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今年前7个月国产汽车产销增幅比上年同期明显回落。新华信汽车行业分析师朗学红认为，今年宏观经济紧缩，股市和房市的波动等因素都会对车市尤其是中高级车市产生较大影响。
宏观经济下行已经影响到国家税收增长。在经历了18个月的红、黄灯之后，财政收入终于在7月进入了绿灯区。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2008年7月，国内税收增幅比今年上半年回落了19.7个百分点，其中证券、保险、房地产业营业税收入均出现了负增长。
在8月18日财经杂志出版的宏观经济周报中，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表示，国内登记失业率，2008年2季度比1季度上升了0.05个百分点。
蔡认为，如果劳动密集型企业经营持续困难，将进一步促使失业率上升。
在保增长与反通胀之间
一边是高位运行的CPI(消费者价格指数)，一边是持续下滑的GDP。对在保增长与反通胀之间疲于奔命的中国政府来说，目前面临两难的政策选择。
如果担心经济滑坡，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或积极财政政策，则有可能进一步加剧通胀；如果继续实行紧缩信贷，财政政策也不作调整，那么经济增长有可能持续放缓。
决策之难，源于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尚未明确。关于经济增长走势就存在着两种相反的看法。预言经济下滑者，主要依据在于当前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房地产、证券市场波动、中小企业成本上升；认为经济将继续快速增长者则坚持，中国政府将持续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
出于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增加投资拉动经济的呼声日高。国际投行摩根大通在8月下旬发布的一份报道称，中国政府领导层正在认真考虑一项总金额至少2000亿～400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并可能于年底前放松货币政策。
然而，自2008年持续上涨的PPI(工业品出产价格指数)和仍然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指数，并不支持经济刺激的方案。PPI所标识的工业品价格是推动CPI高启的重要因素。原因在于，居民消费品的价格，受生产阶段的工业品价格影响明显。单纯地对CPI的抑制并不彻底，只有将工业品价格指数降下来，CPI才有可能得到本质上的抑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8月31日在深圳召开的世华财讯系列经济论坛上表示，中国现阶段CPI有失真之处，PPI可以起很重要的参照作用。分析2008年1月到现在的物价走势，可以看到企业对PPI上涨带来压力的消化能力在逐步减弱，最近几个月PPI向CPI的传导在增大。
8月27日，国务院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提交的报告指出，下半年将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首要任务。★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与对策
2008年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宏观经济走势不确定性最强、意见分歧最大、预测难度最高、政策选择最困难的一年
★魏加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与1998年相比，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更为复杂。众所周知，1992年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局面，1993年及时进行了宏观调控，1994年又出台了宏观配套改革措施，到1996年时中国经济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软着陆”。
所以，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当时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风险是单方向的，因而，政策的选择也是单方向的——就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把经济向上推就行了。
可如今我们面临的风险则是双方向的：一方面是国内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
内热外冷，从而使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方向和力度都比较难以把握。
过去几年里错过了一些最佳时机
造成这种“两难”局面的原因既有国外因素，也有国内因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过去几年里错过了一些最佳时机。
一是错过了推出创业板的最佳时机。
如果能够趁着前两年A股市场比较好的时候及时推出创业板的话，不仅能够给中小企业开辟一条新的融资渠道，而且还能够分流一部分A股市场的资金，减轻A股市场的泡沫。而如今，A股市场价格大幅下跌，市场如此脆弱，如果再推出创业板的话，对于A股市场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但是，不推出创业板的话，就无法为中小企业提供新的融资渠道，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就难以得到解决。
二是错过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最佳时机。
如果趁着前两年经济形势比较好，银行不良资产迅速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快速增加的时候，能够及时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话，就会比较容易一些。而一旦经济出现拐点，增长速度开始趋缓，银行不良资产重新上升，国家财政收支状况发生逆转以后，再推出存款保险制度，难度就会大得多。
三是错过了理顺资源价格的最佳时机。
如果趁着前两年一般商品价格水平比较低的时候理顺资源价格的话，阻力会比较小一些。但如今，物价水平已经较高的背景下，理顺资源价格就要冒较大的风险。但是，不理顺资源价格，资源短缺现象就会加剧。
总之，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决策处于“两难”境地。
当前经济形势：增长下滑还是仍旧过热？
对于目前的形势，学术界现在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
首先，关于经济增长走势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是，担心当前的经济增长下滑。理由似乎足够多，包括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还包括房地产、证券市场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另外是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以及资源性产品价格扭曲导致的供给不足等等。
此外，在外需方面，由于国内调整出口退税率、人民币升值幅度加快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在投资方面，有专家认为，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正在减弱；在消费方面，有专家认为，物价上涨会抑制消费的增长。总体而言，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担心紧缩过度，担心出现过调的局面，并主张放松银根，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随着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这种声音目前正在逐步加强。
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是，仍然担心经济增长出现过热的局面。主要理由是：从投资的角度看，每逢政府换届，政府都有投资冲动增强的趋势，另外还有一些专家在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调研后发现，今年以来，由于一些突发事件压抑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比如说1月份的冰雪灾害、3月份的“藏独事件”、5月份的地震灾害等，奥运会过后，地方的投资冲动仍然有可能爆发出来。
从消费的角度看，随着近年来公务员工资的提高，国有企业职工收入的增长以及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还有减免农业税等，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会使消费出现快速增长。
再有是奥运经济从投资期转入了消费期，也会促进消费的增长。因此，这种观点主张坚持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
其次，关于物价走势，目前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今年的物价走势是前高后低，物价将持续回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通货膨胀将居高不下，甚至有可能继续走高。
而认为通货膨胀将居高不下的观点里面又可分为两派：一派观点主要从供给的角度出发(被称为“供给派”)，认为当前的物价上涨属于结构性、输入型的，因此货币政策不仅无用而且有害，会损害经济增长，因此只有提高人们的承受能力和容忍程度。
另一派观点从需求出发(因此被称为需求派或货币派)，认为通货膨胀就是通货膨胀，无所谓结构性与非结构性之分；认为当前的通货膨胀归根结底还是货币供给过多造成的。
还有人认为，当前的物价上涨是由于中国国内需求过热“触发”了国际油价、粮价和资源价格的暴涨，反过来影响到中国国内，因此属于“出口转内销型”通货膨胀。
因此这一派观点主张继续紧缩银根，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位置。
“滞”“胀”的可能有多大？
此外，关于经济总体走势也就是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组合，目前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方面，乐观派有这样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整体并不过热，热的只是出口，因此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得中国的出口下调，这样的话温度正好；另外一种观点是现在只是通胀高一点，通胀压下来以后，经济增长下来一点也是求之不得的；再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基本面是好的，经济增长较快，调控效果显现，也就是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实际上就是宏观调控所追求的目标。
另一方面，悲观派的观点主要存在着三种担心或曰三种风险。
一种是“滞”的风险。主要担心外需趋冷、内需紧缩过度，以及其叠加效应有可能会令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加上中国股市下跌，房地产市场降温，会不会出现类似日本当年泡沫经济破灭以后的经济停滞局面。
第二种是胀的风险。即担心通货膨胀，但不担心经济增长，这种观点主要是担心对经济增长下滑做出过度反应，重蹈2003年因SARS的冲击而中断紧缩调控，导致2004年过热的覆辙。
第三种是“滞胀”的风险，即一方面担心物价攀升，另一方面担心经济增长下滑，失业人员增多。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目前引起胀的因素有：从国内来讲，就是人口增长、耕地减少，推高食品价格上涨；从国际来讲，游资从股市流向大宗商品市场，推高了粮食、油价的上涨，导致输入型通胀。而引起“滞”的因素主要是有：从国内来看，这一轮投资浪潮到2007年下半年接近尾声，到2008年中期会明显回落，产能的集中释放，从国际来看，美国的次贷危机、经济衰退阻碍了中国的出口。
但是在关于如何防止滞胀问题上，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当前中国的滞胀风险与美国当年的情况不同，中国当前的物价上涨属于成本推动型，货币政策失灵，因此，只能是保增长、保就业；而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美国上世纪70年代出现滞胀的原因之一，正是由于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不断地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来保增长、保就业，最终导致了滞胀的形成。
关于如何判断当前的经济走势问题，究竟是“滞”？是“胀”？还是“滞胀”？目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究竟应当如何加以判断？
治理“滞胀”是最困难的
关于“风险”的定义，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看它的可能性，二是看它一旦发生可能带来的损失。
关于可能性，目前各种观点都存在，众说纷纭，值得注意的是，宏观经济走势与宏观经济政策还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首先，如果我们对经济增长下滑过度担心，并进而在货币政策上重新开闸放水的话，就有可能重蹈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覆辙。1984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1985年加大了宏观调控力度，1986年经济增长出现下滑，于是，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就开始叫，包括一些青年的经济学家也开始高呼经济滑坡了(见薛暮桥先生回忆录)，于是中央高层对通货膨胀的态度开始发生动摇，货币政策重新开闸放水，1988年物价迅速上升，1989年出现了“硬着陆”。
其次，如果我们过度坚持数量控制、甚至是行政控制的话，又有可能重新出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情形——1996年就开始讨论需求不足的问题；19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到1998年不得不全国一起努力来“保8”。
再次，如果我们的政策摇摆不定，货币政策松一下、紧一下的话，就有可能出现滞胀的情形。因为美国当年就是货币政策不断地松一下、紧一下，对市场机制冲击过大，才导致了滞胀局面的形成。
另一方面，从损失的角度来看，宏观经济的损失不好量化，那么可以从“克服的难度”来加以观察。
首先，如果出现“滞”的情形的话，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特征来看，一般克服起来相对容易些，并且我们有1998年、1999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成功经验。
其次，如果出现“胀”的情形，治理起来要比出现“滞”的情形困难得多。但是过去30年我们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一整套治理的方法，也还是可以应对的。
再次，如果出现“滞胀”的情形的话，我认为恐怕是最难治理的，一是我们没有经历过，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二是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治理“滞胀”是最困难的，比单纯治理“滞”和单纯治理“胀”都要困难；三是目前中国出现“滞胀”的可能性的确正在上升，因为我们存在着一些与美国当年相类似的情形。
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促进经济转型
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之下，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应当如何抉择？笔者以为，在当前的形势下，理想的政策应当是：紧货币、松财政，放价格、调结构，抓改革、促转型。
所谓“紧货币”，主要是为了抑制通胀。总量政策应当继续从紧，不能开闸放水；但是应当注意更多的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也就是利率的调控作用，消除负利率。
所谓“松财政”，主要是为了应对经济增长放缓。财政在总量上能不能适当增加财政支出和政府投入，且重点放在调整结构上，例如增加社保、救灾方面的投入；补助穷人以增加抗通胀能力。另外就是降低税负，降低所得税和取消利息税；还有可以探讨的是，能不能允许地方政府发债。
所谓“放价格、调结构”，现在一说调结构，总是政府去调结构，政府去“有保有压”，但笔者以为，正确的调结构方式应当是理顺价格，把价格理顺了，由价格机制去调整结构——但是一定要注意，只有管住货币才能放开价格，否则就会导致通货膨胀。
所谓“抓改革、促转型”。举例而言，近来呼吁较多的就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由于货币紧缩造成的，货币放松的时候，中小企业融资一样困难，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通过体制改革来解决。比如设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和担保公司，又比如成立民营银行或小额贷款公司，等等。
总之，要用改革办法来促进经济转型。★
中国经济处于转折点上
依据此前的经济周期经验，在这个阶段应该不至于出现经济的绝对下降，但是，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将是不可避免的。可以预计，未来将有更多企业倒闭，房市、股市、车市将持续低迷
从政府高层到经济学家都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经济目前处于相当困难、也相当关键的时期，如果处置不当，可能导致经济的深度下滑
★本刊评员论／秋风
今年适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人们谈论了许多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但实际上，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经济发生了多个周期性波动，甚至波幅非常大。
通货膨胀型繁荣
1977年到1981年为一个周期，1982年到1986年为一个周期，1987年到1990年为一个周期，1991年到2001年为一个周期。
与1978年之前不同的是，这些周期性波动没有出现“大起大落”，GDP并没有出现绝对下降，而是增长率下降。但是，经济的周期性特征还是非常明显的。
应当说，中国的经济周期属于典型的政治性经济周期(politicalbusinesscycle)。也就是说，经济周期主要是由政治因素推动——执政党和政府决心发展经济，中央银行于是增发货币，地方政府在政绩指标激励下，也会大规模增加投资，或者向民间开放某些产业。这两者结合，促使经济走向了繁荣。但不幸的是，这种繁荣的持续性不佳：货币过多增发会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一旦达到一定水平，政府和中央银行为维持经济稳定，就必须采取紧缩措施，而紧缩措施又会影响到大量企业和投资的资金链断裂。结果经济增长率下降，甚至出现经济的衰退。
从2002年开始，中国经济又进入新一轮周期，过去几年是周期的繁荣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繁荣同样是一次通货膨胀型繁荣，一定程序上是由于中央银行过多增发货币导致的。但是，以前的货币增发大多因为政治考虑而主动发行，这一次，中央银行增发货币却带有较大的被动性——为了应对快速增加的外汇储备，外汇占款似乎占了中央银行增发货币的一大部分。
政府并没有要求中央银行多发货币，甚至自2003年以来，政府就一直试图控制经济过热，但中央银行仍然不得不多发货币。
也正是这一点表明，本轮经济周期不只由传统的政治性周期因素驱动，除此之外，背后还有更为复杂的结构性因素、制度性因素。
既有增长模式陷入困境
换言之，这一轮经济下滑似乎表明，至少从9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遇到了严峻的挑战。
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可以概括为，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畸形外向。
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成为各地政府最重要的政治考量，各级政府官员倾向于寻求见效最快的高速增长战略，与消费相比，投资成为自然的首选。
尽管民间已经积累了大量资产，但地方政府官员基于机会主义策略，仍然偏好外国投资，主要原因可能是吸引外国投资不需要进行根本的产权制度改革。
与向外资倾斜相比，各地政府的种种法律政策都没有对民众的收益进行有效保护，民众的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率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率，因此导致消费不足，巨额投资所形成的生产力自然地转向出口。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每年形成巨额外汇储备，为管制资本流动又实行了严厉外汇管制，因而以新发本币收购外汇，这些增发货币进一步推动了投资繁荣。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这一两年人们看到的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工业企业经营开始遭遇困境，今年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关闭风潮；同时，以股市、房市下滑为标志，资产泡沫破灭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
凡此种种现象表明，自年初开始，中国经济已经从周期的繁荣阶段进入周期的回调阶段。
依据此前的经济周期经验，在这个阶段应该不至于出现经济的绝对下降，但是，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将是不可避免的。可以预计，未来将有更多企业倒闭，房市、股市、车市将持续低迷。
政府该做什么
接下来的问题是，政府可以做什么？
首先政府可以考虑采取货币政策。事实上，近几年来，面对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中央银行一直在提高商业银行储备金利率，偶尔也提高存贷款利率。现在，通货膨胀指标似乎仍然偏高。但毫无疑问，整体经济运转趋势已经逆转。中央银行如果仅仅盯着价格指数，继续坚持紧缩的货币政策，就是不理性的。
但是，中型甚至偏松的货币政策就能避免经济回调所带来的企业倒闭之类的负面影响吗？也未可知。因为，对于企业来说，严重的问题不是资金短缺，而是没有订单。
在珠江三角洲、浙江等地，企业的资金本来也不完全依赖正规金融体系，而民间自发的金融体系中不乏资金。是这里的放贷者的预期发生了变化，因而收紧信贷。而这种预期不是中央银行所能改变的，而与更广泛的全球经济、社会因素有关。
政府也可以考虑采取财政政策。当然，财政政策可以采取两个完全不同的方案：一个方案是凯恩斯主义政策，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人为增加需求。摩根大通(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龚方雄在前不久的一份报告中披露，中国高层领导人正在考虑一个2000亿～400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包括减税和稳定资本市场以及支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此报告引起轩然大波，但未必是绝对的异想天开。有消息透露，决策部门确实在考虑一个扩张性财政政策方案，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新增支出包括民生和投资等主要领域。
在近些年来政府财政收入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增加社保、教育等民生领域的开支是很有必要的。只是，在现有经济结构下，这些开支能否转换为困难最为严重的普通中小企业的订单，是未知数。
财政政策的另一个方案是供应学派主张的政策，即采取减税政策。在上述摩根大通所提出的报告中，就涉及1500亿的减税计划，包含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出口退税、中小企业税收优惠等几个方面。这样的政策确实可以直接惠及企业和民众。如果考虑政府财政收入连续高速增长的事实，则减税确实是十分必要的。
除了这些宏观经济政策之外，政府还应当从社会角度考虑问题。
也就是说，政府必须面对那些已经或者即将失去工作的工人，帮助社会低收入群体。受衰退影响最严重的必然是那些收入本来就比较低的人群，而他们的收入下降的边际成本又非常之高，一旦失业，往往就会生活没有着落。因此，政府现在就需要对可能出现的企业倒闭潮作出有效回应，筹集更多资源，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向那些受到企业倒闭影响的民众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更进一步，政府还需要面对经济体系中深层次的结构性、制度性问题。
一个基本的社会共识是：90年代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固然带来了繁荣，但是，这种繁荣也蕴涵着很大风险，它内在地会制造通货膨胀，也会推动收入差距急剧扩大。
从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角度看，这样的增长都是难以持续的。
事实上，几年前，高层已经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但在繁荣期内，鲜有人具有变革的意愿。人们也许可以期待，在这一轮下滑周期内，政府将有足够的动力进行变革，从而使未来一轮繁荣的宏观经济与制度基础更为合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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