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应充分发挥财政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和保障性作用，将财税体制、财税制度、财税管理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反映国内外财税理论与实践最新成果与经验，促进财税理论研究交流，为财税实践提供工作借鉴，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组织全院师生编写《财税动态》，每月一期，具体包括财税热点、学术观点、国际财税等栏目。
本期导读
财税热点
1、2024年8月财政收支情况
2、财政部成功发行20亿欧元主权债券
3、财政部关于八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的通报
4、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给予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
5、粤港澳深四方签署税收合作备忘录
6、2023年全国政府采购简要情况
7、财政部：各领域“两新”政策成效逐步显现
8、中央财政海绵城市建设示范补助资金2023年绩效评价结果
9、民政部、财政部部署为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
学术观点
1、开发区债务增长的机理研究——基于开发区边界的精准识别
2、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与路径
3、我国增值税改革经验和进一步完善的制度设计
4、低税率促进了企业正式化吗？来自巴西的证据
6、1亿美元的推动：利用自然实验提高企业的税务合规性
国际财税
1、联合国通过《国际税务合作框架公约权限范围》
2、美国就加拿大数字服务税进行USMCA争端解决磋商
3、部分经济体财税动态
专家观点
1、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政府职能的重构是有效化债方案的核心
3、财政可持续性的本质是国家财政能力
中财财税
1、税制改革赋能新质生产力：理论基础、历史逻辑和实践路径
2、土地征收、家户行为和健康结果：来自中国的证据
3、高管在职消费与企业未来的劳动力投资效率：来自中国的证据
4、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和劳动收入份额——来自“省直管县”改革的证据
5、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税收治理研究
6、财政政策导向、国有企业配合度与债务风险——基于最优杠杆率偏离度的检验
1-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7776亿元，同比下降2.6%，扣除去年同期中小微企业缓税入库抬高基数、去年年中出台的减税政策翘尾减收等特殊因素影响后，可比增长1%左右。1-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3898亿元，同比增长1.5%。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24600亿元，同比增长9.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9298亿元，同比增长0.3%。1-8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6821亿元，同比下降21.1%。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917亿元，同比增长6.9%；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23904亿元，同比下降23.5%。1-8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48171亿元，同比下降15.8%。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1868亿元，同比增长22.2%；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46303亿元，同比下降16.9%。
为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财政部将2023年财会监督专项行动查处的八起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通报如下：天津市天津港保税区向地方国有企业直接借款新增隐性债务73.97亿元。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向地方国有企业借款新增隐性债务19.96亿元。湖南省属公办职业学校以租代建新增隐性债务4.5亿元。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通过地方国有企业借款新增隐性债务3.4亿元。吉林省通化市梅河口市以公立医院等为主体贷款新增隐性债务2.98亿元。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借款用于偿还存量隐性债务并作为化债处理，造成化债不实0.68亿元。海南省临高县要求代理银行垫款支付且长期未清算新增隐性债务8.4亿元。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国有企业以农村人饮及农业灌溉特许经营权质押融资新增隐性债务3.2亿元。
2024年9月24日，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税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财政局在香港签署《税收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四方合作备忘录》，为进一步加强税收合作，推动粤港澳深税务领域服务规则衔接、协作机制对接奠定了框架基础。根据合作备忘录，四方将共同深入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税收服务规则和协作机制对接融通等问题，更好促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特别是着力推进纳税服务协同，共同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智能的办税体验，加强税收征管协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纳税人跨境业务涉税事项办理更加顺畅。
2023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33929.6亿元。其中，货物、工程、服务政府采购规模分别为7738.1亿元、14486.8亿元和11704.8亿元，占全国政府采购规模比例为22.8%、42.7%和34.5%。在支持绿色发展方面，2023年全国强制采购、优先采购节能节水产品357.2亿元，占同类产品采购规模的83.9%；优先采购环保产品575.1亿元，占同类产品采购规模的84.9%。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全国政府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为25239.8亿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总金额占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的74.4%；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15778.3亿元，占授予中小企业合同总金额的62.5%。在支持乡村振兴方面，各级预算单位通过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832”平台）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超过99亿元，有效带动贫困农户增收，促进乡村产业发展。
截至目前，各地资金使用兑付进度不断提速，各品类消费品补贴资金兑付得到有效保障。在中央资金支持引导下，企业和消费者投资消费积极性得到调动，各领域政策成效逐步显现。如，湖北省加力支持“两新”政策实施以来，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品以旧换新需求旺盛，全省家用电器店累计交易额比上年同期增长50%；浙江省汽车以旧换新需求大幅增长，当前日均申请量约2100辆，是加力支持“两新”政策发布前一周的近三倍，平均每日补贴资金兑付需求超过4000万元。下一步，财政部将持续督促各地加快资金使用兑付，强化资金跟踪问效，最大范围、最大力度地释放投资消费潜力。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我国正着力推进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的全面深化改革。本文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求，分析了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改革的具体目标与实施策略。本文指出，财税体制改革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确立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税体制是为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牵引作用的关键之举。该文强调，当前，我国财税体制仍然存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逻辑起点，通过加强中央事权、完善转移支付体系、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等手段，推动财税体制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具体而言，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当通过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优化税收制度和税制结构、优化支出结构和完善预算管理制度等措施，为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实的财税体制基础。
我国增值税经历了40余年的改革，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增值税模式。本文旨在总结我国增值税改革的经验，分析现行增值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进一步改革的方案。
我国增值税改革的进程展现了独特的改革经验：在改革战略上始终坚持不增加纳税人税负的原则，在改革路径上遵循从局部到全局、先试点后推广的策略，在增值税模式上采取增值税专用发票制度，并形成抵扣型为主、征收率型和差额型为辅的混合型计征方式，表现出显著的中国特色。然而，在我国增值税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并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同时，现行增值税制度仍存在税率档次过多、减免税政策繁杂、小规模纳税人税负高、农产品免税形成的隐性税负等问题。因此，本文针对增值税现存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制度设计建议：包括在未来进一步简并增值税税率、清理不必要或繁杂的减免税政策、对小规模纳税人和农业生产者农产品建立进项税额补偿机制等等。
正式化指的是企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进行正式注册和纳税，并享受法律保护和政府服务的过程。这与非正式企业形成对比，后者通常不注册、逃税、不遵守劳动法规，且不在法律保护之下运营。巴西政府推行的“个体微型企业家计划”（IMP）通过减轻税收负担和简化行政程序，为非正规企业提供了转型为正规企业的激励。该计划特别针对员工人数不超过一人的微型企业家，通过以下措施促进了正规化进程：（1）简化行政程序：IMP大幅削减了企业注册过程中的繁文缛节，使得企业能够更快捷、更容易地完成正规化流程。（2）税收合并：该计划将多种税收和社会保险缴费合并为单一的支付项目，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合规成本和税收负担。（3）降低总体税负：IMP通过降低税率和提供税收优惠，减少了企业尤其是微型企业的税负。
该文采用双重差分法，基于巴西劳动部的行政微观数据集（RAIS）和巴西月度就业调查（PME）的个体层面数据，评估了IMP对企业正规状态的影响。结果显示，在税收和行政程序简化后，符合条件的行业正规企业数量平均增长了4.3%，这一增长主要是由于现有企业的正规化转变。进一步分析发现IMP计划虽然促进了企业的正规化，但正规化带来的税收增长并不足以抵消政府的税收减免成本，表明正规化激励政策需要更细致的设计和评估。此外，正规化对企业收入的长期影响仍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芬兰的增值税(VAT)制度为小企业提供了一个免税门槛，旨在减轻小规模经营者的税务负担。这项政策规定，年销售额低于8500欧元的企业家无需报告或缴纳VAT。然而，这一规定也意外地创造了一个激励机制：企业家为了避免税务和报告的复杂性，可能会故意控制销售额不超过这一门槛。这项免税门槛政策的背后，是政府对于税收公平和简化税收制度的追求。但同时，它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企业家的商业决策受到了税收政策的直接影响，这不仅影响了税收收入，也可能影响了企业的自然成长和市场活力。
该研究利用了2000至2015年间芬兰所有企业和其所有者的行政数据，通过分析VAT门槛附近的销售分布，发现了一个显著的现象：许多企业家的销售额集中在略低于8500欧元的门槛以下，形成了所谓的“bunching”效应。这一现象表明，企业家为了避免超出门槛，可能会故意减少销售额的报告。研究进一步发现，当2010年芬兰政府降低了VAT的合规成本，简化了报告流程后，这种“bunching”现象显著减少。这表明，企业家对于税收政策的反应，更多是出于对合规成本的考虑，而非VAT税率本身。
该文通过自然实验方法，利用双重差分法（DID）评估了多米尼加共和国通过发送威慑信息提高企业纳税遵从性的税收政策。该税收政策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税务局实施的一项自然实验，通过向企业发送包含威慑信息的税务提醒消息，以提高企业的纳税遵从性。这些威慑信息包括可能的监禁惩罚和税收违规行为的公开披露，旨在通过增加违规成本和社会压力，促使企业如实申报并缴纳税款。研究使用了56,310家企业的数据，这些企业在实验前一年共缴纳了7亿美元的税款。实验组比对照组多缴纳了约1.84亿美元的税款，占多米尼加共和国2018年GDP的0.22%。
研究表明，即便是最大的企业（占所有企业所得税的84%），也对税收威慑信息高度敏感。这一发现对于税收政策具有启示意义，说明即使是大型企业也会对税收威慑信息做出积极响应。此外，通过分析不同规模企业的纳税数据，研究发现税收威慑信息对企业规模的反应并未减弱，这对于税收制度设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具体来说，强调潜在监禁风险的信息使企业所缴税款增加了45%，而强调公开披露惩罚的信息使企业所缴税款增加了19%。这些结果表明，通过增加税收违规行为的可见性，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纳税遵从性。此外，研究还发现，将税收违规行为描述为主动选择而非疏忽的表述方式，显著增强了威慑的效果，使企业所缴税款增加了近一倍。
8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框架公约权限范围》（以下简称“权限范围”），权限范围涵盖了对跨国企业公平分配征税权的承诺、防止高净值人士逃避税、可持续发展、税收透明度和信息交换，以及预防和解决税收争议。同时，权限范围还为两份早期议定书的谈判铺平了道路：一份针对数字化经济中跨境服务征税，而另一份议定书的主题则从国家优先领域中选择。
权限范围的通过遵循了联合国大会第78/230号决议，该决议强调了加强国际税务合作以解决逃税、避税和非法资金流动等问题的必要性。权限范围将在11月或12月提交给联合国大会，届时各国将决定是否进入框架公约的谈判阶段。同时权限范围提议各国在2027年9月前向大会提交框架公约和早期议定书的最终文本。
8月30日，美国表示已请求就加拿大新的数字服务税与加方进行贸易争端解决磋商，美国认为这项新的税收与加拿大在贸易协定中的义务不一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将与加拿大合作，通过磋商解除美国对6月实施的新税的担忧。美国贸易代表表示：“美国反对歧视美国公司的单方面数字服务税，美国贸易代表采取行动是为了解决加拿大的歧视政策。”但若75天后仍未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根据《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要求成立争端解决小组。
（2）中国台湾地区。8月28日，中国台湾地区“财政部门”发布公告称，为顺应国际税制趋势及适度保障台湾地区课税权，“财政部门”参酌OECD支柱二示范规则及外界意见，拟对营利事业所得基本税额（AMT）之征收率进行修订。即为减少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向其他辖区缴纳支柱二补足税的风险，自2025年度起，符合支柱二全球最低税适用门槛的跨国企业集团，其在台湾地区境内的营利事业适用的AMT征收率调高至15%，其他企业则仍旧适用12%的征收率。
（3）泰国。8月27日，泰国内阁批准签署加入《促进支柱二应税规则实施的多边公约》（STTRMLI）的意向书草案。意向书签署后，将确认泰国参加于2024年9月19日举行的STTRMLI签署仪式。
（4）瑞士。9月4日，联邦委员会宣布决定自2025年1月1日起实施支柱二收入纳入规则（IIR），用以对2024年已推出的国内补足税进行补充。考虑到实施低税支付规则（UTPR）带来的风险将超过其带来的收入，瑞士决定暂时不实施UTPR。
（5）新加坡。9月9日，新加坡政府向议会提交了《跨国企业（最低税）法案》和《所得税（修正案）法案》，这些法案旨在实施跨国企业补足税（MTT）和国内补足税（DTT），以确保新加坡跨国企业集团的最低有效税率达到15%。上述法案预计自2025年1月1日起适用。
1、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樊丽明教授提出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深化预算制度改革、税收制度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三项内容。要把握其改革要义，应该将其放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中去认识，应该结合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目标去认识，应该结合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发展历史去认识。首先，健全现代预算制度，更加注重增强国家预算治理能力，支撑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其次，健全现代税收制度，更加注重增强税收的经济功能，服务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再次，完善央地财政关系，更加注重增强大国财政体制的分级治理功能，最大限度凝聚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合力和动能。
2、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教授提出政府职能的重构是有效化债方案的核心。刘元春教授认为目前地方公共财政赤字和赤字融资模式已经走到了末端，房地产深度调整阶段和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新阶段难以支撑传统的以地兴市，以地兴企，以土地作为杠杆快速工业化、城镇化、金融化的模式。找到真正有效的化债方案，首先需要从新型生产关系的重构，尤其是政府职能的重构入手。其次必须抓住当前改革的内生动力和契机，从根本上寻找问题，制定中长期的框架和措施，以协调短期部署。第一，我们需要通过反思自2014年以来各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找到真正有效的化债方案，这需要从新型生产关系的重构，尤其是政府职能的重构入手。第二，由于房地产行业的深度调整以及财政面临困境，为改革提供了窗口期。我们必须抓住当前改革的内生动力和契机，从根本上寻找问题，制定中长期的框架和措施，以协调短期部署。
1、马金华等在《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4年第8期发表《税制改革赋能新质生产力：理论基础、历史逻辑和实践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要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就需要进行税制改革，建立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型生产关系。该文以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理论和习近平经济思想为理论基础，分别从三次产业革命的历史视角和新质生产力的生成视角，探讨了税制改革赋能生产力的历史作用和生成机制，并从建立新型举国体制、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和高标准市场体系三个维度提出税制改革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该文将新质生产力纳入税制改革的宏观效用框架，从新质生产力生成与发展的视角为税收制度建设提供改革思路，为后续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税收政策效应研究提供借鉴。
2.沓钰淇等在《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2024年第171期发表《Landexpropriation,householdbehaviors,andhealthoutcomes:EvidencefromChina》。
3.李小荣等在《InternationalReviewofEconomicsandFinance》发表《Perksandlaborinvestmentefficiency：EvidencefromChina》。
4.张明昂等在《经济科学》2024年第4期发表《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和劳动收入份额——来自“省直管县”改革的证据》。
针对财政机制有效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劳动报酬提高这一重要议题，该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县级层面数据，探究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对微观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表明，“省直管县”改革显著降低了县城内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省直管县”改革引致的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扭曲了地方政府的税收征管和财政支出以及债务行为，进而对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省直管县”改革的负面影响对于附近银行数量较少、融资约束较为严重、非国有、隶属县级及以下行政单位管辖、资本密集度较高、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更明显。据此，提出建立科学健全的财政体制，完善分配制度，合理引导地方政府竞争等政策建议。
5.马海涛等在《税务研究》2024年第9期发表《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税收治理研究》。
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该文分析研究税收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促进作用，提出在前端优化财力保障、针对创新给予税收优惠，促进革命性技术突破；在中端通过税收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引导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转型，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在后端完善税收法律，参与国际税收治理，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同时对现存的主要问题进行剖析，指出税收筹集收入能力亟待加强、税制要素仍待优化、税收法治有待深化、税收征管机制有待健全。据此，提出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稳定宏观税负、优化税制结构推动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推动税收法治建设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的政策建议。
6.温来成等在《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4年第9期发表《财政政策导向、国有企业配合度与债务风险——基于最优杠杆率偏离度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