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我写过一篇《那些年我上过的四个法学院》。
2015年3月，我拿了现在这份工作的offer—一家中资背景的国际律师事务所美国法团队，专注中国企业的境外债券发行。同年9月入职，迄今干了差不多2年零4个月。
两年多来，我除了说我在加班，很少聊起我的工作。我不太与人谈论我在做什么，我想做成什么样儿，也不太愿意回复小朋友如何获得这样一份工作，或回复大朋友们这么努力工作除了钱是为了什么。
这都不是一言两语可以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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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求学和申请，我们都被大致确定的维度所评价。进入更好的学校，获取更高更广阔的教育，是比较普世的价值，不需要太多思考和讨论。
我们主要是被选择者。
而工作，我们大多只是在初入社会的第一步时，去适应某些相对稳定的标准，以获得走向一个新平台的机会。然后呢？
工作是安身立命的工具，是基于资源和各种诉求的理性选择，是个体实现的载体。在不同的人身上，它含义不同。在同一个人的不同人生阶段，含义也不同。它包含我们的出身、资源、天分、积累，人生境遇以及价值选择。
我们逐渐成为主动选择者。
走出校园后，没有人给我们布置功课，也没有有答案的考试。从前的评判标准都失去了意义。从此人生只有一道题：认识自己，成为自己。
我很幸运，迄今对自己的学业和职业路径没有大的遗憾。但面对这个丰富、复杂而变幻莫测的时代，年近三十的我至少学会了一种谨慎：复制任何人的职业道路都不意味着能复制他的正面结果。
重要的不是复制别人，是找到同路人。
—贰—
我的第一份工作干了3年，在一家美资所的香港办公室做律师助理，先后在资本市场组和知识产权组。前者主要侧重中国企业香港上市与合规，后者侧重商标。基本符合一个大陆背景无美国律师资格在应届生在香港国际所的标配。
如前面提到，刚开始大家都是差不多的。尤其是进入律所工作，最开始都是在类似的维度里被评判和挑选，进入类似的平台，做类似的事情。职业路径的差别一般在两三年后才开始发生。
当初招我进去的合伙人，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美国老头，是当时所里资本市场部的头儿。我进去的第二年他就带着三位合伙人离开了，去了另外一家准备在亚洲扩张的华尔街所。他们也带走了一些律师。扩张没有成功，听说那家所的香港办公室去年已经关闭。
我第一份工作教会了在这个行业生存的一些基本技能，比如绝对的勤奋和抗压。
对于从法学院一路披荆斩棘出来的新人，勤奋不是稀缺品质。配以年轻的身体，旺盛的求知欲，简单的生活状态，高强度工作本身带来的充实和满足感常常高于负面的感受。
当然，我还是遇到了一些让我困惑、痛苦的人和事，看到这个高门槛行业里漂亮的简历和光鲜的外表背后的张牙舞爪。
这些都没什么稀奇，每个初入社会的年轻人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在大千世界里直面人性和世界的复杂性，然后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
某次崩溃后我去辞职，说自己不想做这行了，也不想出国了。合伙人把门关起来说：我很抱歉我现在不能为你做什么，但我想告诉你，你有天分在此，如果你坚持做律师，你会前途无量。也许我并不会做多久律师，但我永远对此心存感激。
离职之前，一位非常资深的合伙人在饭局上跟我说：你出去读书要练好英文，尤其是书面表达。过去的20年里，亚洲市场这个行业占尽优势的是第一语言为英文且会说中文的人，在未来的20年里会相反。尽快提高你的英文书面表达能力。
这位合伙人是香港人，十几年前就在顶级国际所做合伙人。他的妹妹是当年全港联考第一名，后来成为哈佛法学院的招生官。我对他的家族基因十分膜拜，自然对他的话也是牢记于心。
如果人在年轻的时候进入高门槛的平台有什么好处，遇到聪明人的概率大增这件事应该排第一。
—叁—
现在是我的第二份工作。
2015年农历新年前几天回香港面试，大年三十晚上我飞回DC赶上课。从东八区的除夕后半夜起飞，在飞机上看完了《从华盛顿出发》，飞到东岸正好看到晨光。那一年真是特别美好的开始。
春节后收到offer，我没有进行任何比较，直接签了。在当时看来，这并不算一个大家觉得非常理想的offer，而我当时也不急着签一份工作，毕竟我要5月才毕业，7月底才考完bar。但我非常开心地签了。我从直觉上意识到这可能是最适合我的选择。即使不如想象中那么适合，也不妨一试。
相信直觉是一种信心。有信心的人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也不怕选错了。
我在第二份工作的面试中见了三位合伙人，包括在纽约面试见的一位北京办公室的资深合伙人和我现在所在团队的两位合伙人。
他们一开始就表示很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们。现在我老板还不时开玩笑说我是“超生”的——当时已经没有招人名额了，是因为北京的资深合伙人力荐，他们碍于情面才见得我。见了后觉得还是要好了。那时的我已经经历过第一份工作，深觉人与人之间的喜欢、尊重和珍视，比其他什么的可重要多了。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创业团队”。
我拿到offer时团队创建大概半年多，外部还不太知道某中资背景的律所里搞了个美国法团队（现在也还有很多不知道吧，摊手）。这是一个从零开始、还没有被市场检验过的团队。这是回到香港的律所工作这个最最常规的选择里，一个不常规的选择。
我感觉那位嘱咐我提高书面写作的合伙人所描述的时代到来了。而我，稀里糊涂地碰上了中资律所海外远航的第一艘船。那就赶紧跳！
是的，可以称之为情怀。
我跟少数人解释了我的选择。他们了解我的热情所在。跟大多数人大概又是另一套分析了，比如新团队更有利于个人成长、职业路径、薪水之类务实的考虑。务实没有什么错。反正情怀这个东西，在我们这个圈子并不流行。
—肆—
我现在的执业领域是是境外资本市场，侧重中国企业在境外的债券发行。
具体而言，境外律师在交易中主要代表两方：发行人或承销商（即对接投资人、承销债券的金融机构）。作为一个新团队，早期自然是代表发行人更多。因为金融机构在律所选择上会有更多的内部程序。风控越严格的机构，信任建立的难度越大。
代表发行人时境外律师的主要工作是起草发行文件，尤其是关于发行人的经营故事及风险披露，同时审阅由承销商律师起草的交易文件。
代表承销商的律师除起草交易文件外，重要的工作是协助承销商的尽职调查工作（包括对发行人及审计师等第三方专业机构）、审计师安慰函（专家意见）的出具以及中国及境外法律意见书的协调与谈判。由于大部分项目还涉及多家承销商，因此承销商律师的工作常涉及大量的沟通和协调工作。
交易文件是协议性文件，主要规范协议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属于比较典型的法律文件。
对为跨境交易提供法律服务的商业律师而言，业务能力的要求相对于其他律师有很大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导致了许多一心成为大律师的年轻人入行以后觉得失落和事实上的不适合。
从工作内容可以看出的是，交易律师的商业思维和流畅的书面表达能力非常重要。发行文件不能是营销意味过浓的商业文件，也不能是不具可读性的法律文件。各国证券法都对发行文件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因此，起草者必须在可读性与严谨性找到平衡。同时，承销商律师在协调能力和技术性谈判（尤其与审计师、中国律师等在并非其非常专业的领域上谈判）能力上要求甚高。
从我自己的观察，这类工作的核心能力至少包括：
·良好的双语能力（区别于从事非跨境业务的律师）
·商业和法律双重思维能力（区别于从事非商事业务的律师）
·好奇心与学习力（交易中纯粹的法律问题并不多，随时需要打破专业和法域的界限去学习）
·促进多方协作的统筹力（跨境商事交易一般涉及多方机构）
·谦卑心（律师在交易中是保驾护航的角色）
而这些能力，常不是入职时通过学业表现或其他工作经历可以反映的。
我在工作中听到的很多抱怨（包括我自己的）本质是都是缺乏对自己能力和价值的理性认识。
比如，很多律师会因客户或其他方英文能力有限而增加很多工作而抱怨，写文件时觉得商业性的问题怠于思考，谈判中无法判断争议的轻重缓急。
法律服务里没有太多高精尖技术，个人靠的是经验和悟性，组织靠的是系统稳定性—无论规模大小，稳定地出有稳定质量的活儿。
如果我们时常反思自己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反思自己的可取代性，很多答案都自然呈现。
这个行业有它的光鲜。这种光鲜对年轻人来说包含着某种危险。如果我们逐光鲜而来，在实务的琐碎和枯燥里也没有找到比虚荣心更强的吸引，这份热情一定难以为继。
如果我们不能找到比自己更大的东西（somethingbiggerthanyourself），我们最后最多也就是为了钱而工作。为了钱而工作天经地义。可问题是，只要心无旁骛地每日重复，这副金手铐就一直存在吗？如果你正在复制某位前辈的职业路径，你只要坚持每天上班就能获得同等的成功吗？也许是我多虑，我也希望是。
每个人都有做出选择的理由，坚持的动力和珍视的价值。我不想说“价值没有高下”这样听起来很政治正确的话。价值在每个人的心中就是有高下。价值观的本质就是优先性的选择。
我选择尊重专业精神。我对那些辛勤经营并希望走得更远的客户充满敬意。我有幸加入到中资企业（包括我所在的团队和我们服务的客户）扬帆出海的浪潮里。
不管哪天我因为何种原因离开这个行业，我都为这段经历感到荣幸。
—伍—
世界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法律行业当然不会例外。
我们这一代法律人的幸运可能是可以依托中资在海外的崛起在自家旗帜下扬帆出海；而我们的不幸可能是“只有不停奔跑，才能保持在原地”。
在被变化裹挟的焦虑里，我又常感觉到希望和兴奋。对于这个古老而传统的行业将有怎样的演化，我也很好奇。我的前同事创立了智合，大学同学创立了未来法律，他们都是大胆的探索者。
这个行业的门槛决定了它从不缺乏聪明勤奋的年轻人。而聪明勤奋的年轻人在哪儿不能混饭吃呢？为什么要来干这份枯燥而辛苦的工作呢？
如果在过去，我们可以说，为了不错的报酬。而事实是，现在法学院毕业的孩子许多都生于在富足的家庭，长于00后都开始创业、开淘宝做直播写推送都可能比做律师赚钱的时代里。他们需要更好的理由。需要比赚钱更了不起的东西。
在这个行业呆得越久，我越明白自己不属于大多数。好在我早有了不做大多数的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