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审判的审判》一书作者在广泛阅读日本战争罪行审判资料和诉讼记录的基础上，从国际法原理和人道主义角度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及其行动心理进行分析论述。作为一部揭露和研究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重要著作，本书在国际上影响广泛。
《对审判的审判：罗素勋爵眼中的日军战争罪行》（爱德华·弗雷德里克·兰利·罗素著，崔学森、李应鹰译，重庆出版社2022年出版）一书是作者罗素继对德国纳粹战争罪行研究著述出版之后的又一部力作，该书的翻译出版对于中国有关日本侵华战争犯罪的研究有着重要参考和启示。作为一位著名法学家和历史学家，罗素曾担任莱茵河英军副检察长，并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罪行审判的首席法律顾问。他对于战争犯罪不但有丰富的调查取证和审判经验而且对于战争审判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究。作者在广泛阅读日本战争罪行审判资料和诉讼记录的基础上，从国际法原理和人道主义角度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及其行动心理进行分析论述。作为一部揭露和研究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重要著作，本书在国际上影响广泛。
战争犯罪是对于战时国际法的挑战与违反。早在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上国际社会就讨论制定出一些基本的战时国际法原则，由此之后陆续形成的战时国际法体系一直影响到20世纪前期。日本在1912年也批准了有关条约，其中包括给予俘虏人道待遇的规定。1929年国际上又制定出改善俘虏待遇条约，日本却以对于俘虏的观念不同而没有签字。但是对于国际公认的战时法律原则和条文，任何的挑战与违反都应受到严惩。
主要内容
对战争罪行审判中的有关法律辩论进行专业解说
进一步的思考
首先是日军的所谓“精神主义”。日俄战争之后，日军竭力强调精神教育，宣扬所谓皇国至上的“日本精神”，主张“天皇中心的世界一体观”，要建立“八纮一宇”的世界秩序。日军按照这种观念，对于所有反抗其侵略扩张的活动都要实行“惩罚”。“日本精神”成为日军野蛮残暴行为的观念支撑，为了实现其狂妄目标，不惜大肆屠杀。九一八事变的制造者石原莞尔曾撰写《世界最终战论》，主张最后的大决战会使世界人口减半，由最终决战的胜利来确立世界的统一。
其次就是所谓的“白刃战”思想（日军称为“白兵主义”）。日俄战争之后，日军愈益注重白刃战，在改正后的《步兵操典》中就规定，最终决定战斗的要靠刺刀突击。日军主张强大的攻击精神，健壮的体力以及熟练的战术动作是步兵的必要条件，富有攻击精神的军队才能以少胜多。日军把白刃战与所谓的“大和魂”、武士道结合起来，叫嚣日军就是在这种传统精神的鼓舞下发挥“皇威”。日军在中国进行新兵教育时为了使其适应战场环境、掌握杀人方法和提高胆量经常用活人练习刺杀。日军第59师团长藤田茂在被审判时供述说，训练新兵，用活人练习刺杀比枪杀效果好。其部队在济南进行刺杀训练，共杀害600名以上俘虏。日军的残忍暴戾与其白刃战思想密不可分。
第三就是日军后勤兵站供给体制不足。日本由于经济水平和国力限制，打不起长期消耗战，在战略上力求回避长期战，强调“短期决战”“速战速决”，对于保障长期作战的供给体制和兵站建设重视不足，日军后来甚至将《统帅纲领》中的兵站部分删除，主张“在需要补给之前就已经结束战斗”。前线日军弹药、食品、药品等物资存储量很少，后勤运输能力薄弱，一旦陷入长期作战，前线日军供给困难，由此不但造成日军士兵大量死亡，更不会保证俘虏的生存。根据藤原彰的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病死和由于营养失调这些广义上的“饿死”者达127万之多，超过战死者人数。日军后勤供给薄弱造成其对占领区的疯狂抢夺，还有就是对于俘虏的非人道待遇，在连日军自己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对于俘虏就更不会提供最基本的人道待遇，饮食短缺、环境恶劣、得不到最低限度的医疗救治。在食品极度匮乏时甚至出现日军吃人的兽行。后勤保障欠缺加重了日军在占领区的掠夺和对俘虏的虐待、杀害。当然，日军残暴掠夺与虐待俘虏还有其他原因，但是其后勤供给体制的缺陷无疑加重了这种状况。
第四则是日军犯下的人体实验、用活人进行手术演习等医学犯罪与近代日本畸形的科学观念有关。研究者指出，由于强调富国强兵，特别是经过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盛行自然科学主义，偏重实际学问，忽视哲学和人文精神，731部队就是在这种思想土壤中产生。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化学武器的巨大杀伤力，日本极力推进有关研究，1930年代开始发展细菌武器。731部队主持者石井四郎在军医学校讲授细菌战时，让学生观看人体实验和巨大的细菌培养室，当时的军校学生们丝毫没有伦理上的抵触，反而十分兴奋。日军灭绝人性的医学犯罪离不开这种社会背景和思想氛围。
最后要指出的是本书受资料和当时研究状况的限制，对于日军战争犯罪的记述虽然涉及南京大屠杀，但全书的主要部分是论述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对于遭受日军侵略最长，受害更惨重的中国战场记述不多，所以十分需要继续对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争罪行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收集铁证，大白天下，以警世人，进而维护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