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方案》的拟订，曾经参考了从利玛窦以来到解放为止300多年来的几十种主要的汉语拼音方案。”这是“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在《拼音字母的产生经过》中写下的一句话。
在他看来，《汉语拼音方案》是可以追溯到明朝的。1958年，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也表明了相同的态度——“采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已经经历了350多年的历史”。
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著《西字奇迹》。这被认为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方案”。
其中的一些注音方法甚至延续至今。例如，利玛窦的这本书采用不同的附加符号表示不同声调，而这也被周有光认为是开“符号标调法的先河”。
此后，法国传教士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也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
不过，周有光认为，这些外国人给汉字注音还都只能算是“外国人为外国人而拼音化”，“是他们自己为了便于学习中文而创造的权宜之计”。
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产生了多种外国人拟订的译音方案。周有光在《拼音字母的产生经过》指出，这些不同的方案“接近不同的外国文字”。1867年(清同治六年)英国人威妥玛著《语言自迩集》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i、u、ü等写法沿用至今。
当时，西方传教士大批来到中国，利用字母拼写各地方言，翻译《圣经》，传播教义，“使上帝的语言直接通向广大人民”，不必经过繁难的汉字。
周有光在《东西方之间的文化桥梁——纪念<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三十五周年》中写道：“他们提倡废除汉字，认为‘繁难的方块字是20世纪最有趣的时代错误’。这是外国人为中国人而拼音化。这种越俎代庖的拼音化，没有得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
而“中国人为中国人而拼音化”始于清末的切音字运动。
据周有光考证，1892年卢戆章著《一目了然初阶》创造57个音节双拼的符号；1906年朱文熊著《江苏新字母》则明确主张采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字母。
此后还有1908年刘孟扬著《中国音标字书》、1914年刘继善著《新华字》等。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集体拟订的两种方案，也“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周有光认为，它们是现在的汉语拼音方案产生以前最重要的两个先行步骤。
这两种方案均完全采用现成的拉丁字母，不添新字母，不加符号，字母不足的时候用双字母和变读法；同时字母的用法一方面“适应汉语的特点，另一方面重视国际和国内的传统习惯”。
到了60多年前制订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时，还出现了一波“群众设计拼音方案的热潮”。
其中的方案内容五花八门。有用“简单汉字、偏旁部首或者汉字笔画做字母”，有用“纯粹拉丁字母的”或“纯粹俄文字母的”或“以拉丁字母为主，加入少数俄文字母的”或“加入部分新造字母的”，还有速记式——“用极简单的线条按位置、大小、长短、方向等的变化来表示不同的字母”，甚至还有“把阿拉伯数字来做字母”的。
周有光认为，“这充分说明汉语拼音方案的拟订是长久以来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
与此同时，官方研究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工作也在推进。周有光当时的工作主要“就是研究、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到1955年10月以后，基本已确定了“采用拉丁字母这一条原则”。
1955年10月的“初稿”其实和今天我们所采用的《汉语拼音方案》在采用字母上已大致一致。后来又经历了1956年2月“原草案”、1956年8月“修正式”、1957年12月的“修正草案”。几经调整，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致同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