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中华民族朝着伟大复兴的方向坚定前行，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处处显现危机。在同样发展与危机并存的上世纪90年代，苏力教授肩负法学家的历史使命，对中国法治进程理论前提和理论构建进行了一系列论述。这些论述最终汇编成《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理论研究的里程碑之作。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风靡二十余年，书中对中国现代法治道路、环境的思考，对司法制度和法学教育展望有诸多精彩论述。而在关于当代司法专业化发展的论述中，作者认为“专业化对法律运行的一个重大影响是法律判决的日益形式化”、“有时尽管从法律程序上是合法的，但结果却不合理或不尽合理”。这让我想起最具有中国特色的调解制度，它在倍受推崇的同时也饱受争议。甚至在一些接受了现代西方式法学教育的青年眼里，调解更像是怠于释法说理的“和稀泥”。刚工作时的我，也有同样的偏见，但参与办理的一件案件改变了我的想法。
这是一起发生在乡邻之间的排除妨害纠纷，两家人为了共用通道堆砌的杂物吵得不可开交，甚至为此大打出手。为了妥善解决矛盾，承办法官带着我，顶着七月的炎炎烈日，前往两户人家调解。可是双方态度坚决，无论怎样劝说都不为所动。后来我们又去了第二次、第三次，双方依然没有让步。在法官准备第四次前往调解时，我用略带质疑的口吻说：“还调吗？要不判了算了吧。”当事人到底是被我们的坚持感动了，在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中，双方达成了调解。可就在案件清理执行过程中，双方为了一颗长歪了的花椒树再次爆发了激烈冲突，不再同意调解。我的耐心在此刻已经完全耗尽，收起卷宗就准备离开，可是法官一把拉住我，示意我等等。他默默转身进入屋内，开始了新的一轮调解。我有点赌气似的一直站在门外，没有参与其中。可让我没想到的是，当事人最终还是各让一步，顺利调解结案。回去的途中，法官没有批评或教育我，只是简单地问我：“你说这个案子，一判真的能了之吗？”，我没有回答他。后来听村干部说，执行完毕的第二天，两家人几年来头一回打了招呼。
“中国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象牙塔里逻辑严密的知识并不能直接解决世间百态的纠纷，一纸判决在明辨是非的同时，却也可能割裂了社会中的传统情感。这并不是说判决不好，只是不应当迷信判决万能，又轻视调解这种“土办法”。调解所蕴含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精神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化里强调的稳定、和谐的价值紧密相连，对于一些特殊的矛盾纠纷，它能避免司法单纯解决案件的形式化，用人文关怀融化互相提防的心，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而它只不过是传统法治资源的成果之一，还有更多本土资源未被开采和利用。
“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2035年的远景目标已然明确，比起以往，中华大地更需要成熟又有力的法治保驾护航。青年干警不仅要写好判决、办好案件，更要努力在实务中发现、思考、总结，不断开采中国本土法治资源，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总结出属于年轻一代的“枫桥经验”、“马锡五审判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