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认真看完一本名著后，大家对人生或者事物一定产生了许多感想，何不写一篇读后感记录下呢？那么你真的会写读后感吗？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社会契约论读后感（通用6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虽然卢梭一直谦虚地认为《社会契约论》只是自己在以前不自量力从事，而后来又放弃了的一部长篇着作的摘要，是一篇简短的论文。但是我认为《社会契约论》是西方近代史上的一本伟大的思想着作，因为卢梭的这本书最早提出了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即政治权威与法制、民主。
卢梭的这本书可以说是从两方面写起的，一是民主，二是法制。而通过这两方面的深入论证也提出了这本书的核心问题，即合法的政治权威是否存在。谈到这里，我要说一下自己对于卢梭书中政治权威的理解，卢梭书中的政治权威并不能单纯从字面上理解为政治的权威，而是要引申理解为政治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正当性。因而在自然状态下是不可能存在政治权威的，根据卢梭书中的理论解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一个理想的，合法的政治权威是存在的。卢梭在这个问题上参考了另一位思想家、法学家格劳修斯的理论，在书中对于合法的政治权威是如何产生的，作了如下一种阐述：政治权威是在社会契约中，每个人都放弃天然自由，而获取契约自由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同等地放弃全部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才能让人民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而让政府得到了一份合法的政治权威。
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围绕合法的政治权威是否存在，对于民主和法制两方面都有很多精彩的思想存在。首先，在民主的问题上，卢梭在书中主要是对直接民主进行分析说明，这里我们暂且先不谈卢梭观点里对于间接民主认识的局限性，我们仅仅从卢梭对于直接民主的描写和卢梭对民主的推崇就可以看出卢梭对于民主有着先进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所谓直接民主指的是公民通过直接参加政治活动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物的民主方式，这是民主产生的最初形态，也是一种最易于被人所认知的民主。卢梭在书中对于民主制有这样的描述：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我们不能想象人民无休无止地开大会。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卢梭对于民主的认识是很现实的。卢梭认为一个完全的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的，卢梭的民主观点与雅典民主实践中体现的民主基本是一致的，其先进性在于对人的民主权、法治、权力制约、公民意识等等思想的分析。局限性在于小国精英式的民主，缺少对于大国平民的民主认识。
那些基本原则或理念一步步发展成为了今天民主建设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尤其是人民主权原则对近现代民主作出的贡献是根本性的。现实中的代议民主制，虽然能够基本切合当今的的社会经济条件，但依然存在着种种不足，卢梭在书中就指出代议制只能代表“众意”而不是真正的“公意”，众意只是诸多个人意志的集合，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而公意则能更好的代表民意，是正确并且不可摧毁的。如果说现代的代议制民主对直接民主制是一个进步的话，它也仍然是在继承了卢梭的基础民主理论，只是通过变换民主的实现形式，从而使民主运作更加切合实际，以此弥补直接民主的实行上的不足。卢梭的民主理论的积极意义是勿庸置疑的，从卢梭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卢梭的理论实际上也代表了人类对民主的完美期待。他使我们认识到完善民主的路途是没有尽头的。真正的民主是极难成功实现的，我们所做的只能是在先人的理论基础上结合实践不断努力，希望民主的光辉最终笼罩人类社会。
如果说卢梭对于民主的认识还是停留在理想性上，是有很多缺陷的，那么卢梭的法制思想则要更具实践性和合理性。卢梭对于法治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就如书中所言“社会公约为政体带来存在和生命；而立法为政体带来意志和行动的能力。”一个社会契约下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才能存在合法的政治权威，因为合法的政治权威必须是有着诸多限制的，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有序运行和公共意志的正确体现。卢梭对于法治的认识首先是从宪法的设立开始的，卢梭认为宪法起草人“勾画了国家的机构，而不能在此机构中起任何作用”，这体现了卢梭的分权意识，即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分立，这在现代中国也是适用的。不仅仅是宪法，规定人民日常生活的其他法律也应是如此。卢梭害怕权利的滥用最终会导致公共意志被强权所替代，因此对于立法者的要求近乎苛刻。卢梭对于强权的理解很精辟，卢梭解释强权就是强者的意志被体现，谁强大，谁就有权利。因此在强权下，弱者的权利是不被保护的。
那么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呢，除了分权思想外，在书中第二卷第十二章中，我们还能看到卢梭对于理想法律的划分。卢梭将法律分为策划全体秩序的“政治法”也就是宪法，规定公民各种自由权力的“民法”，制裁一切法律的“刑法”，以及刻在公民心中的“风尚、习俗”，卢梭把第四种法律称之为“一个国家的真正宪法”说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用现在的理论来说这第四种法律可以被看为习惯法，是现代法律的渊源之一。其实一开始我不太明白卢梭为什么会如此推崇第四种法律，仔细想想我才明白，卢梭看重的是第四种法律的民族文化性，第四种法律才是每个民族最有特色的东西。
《社会契约论》是18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伟大的思想家——让·雅克·卢梭的代表作。
18世纪的欧洲，在经历了漫长、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之后，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新的生产方式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一股新的社会思潮渐渐兴起，他们试图在旧的社会体制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合理、合法、符合人性道德、保障人民权利的社会形态。其中对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就是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在法国大革命中，它曾被大多数革命领袖奉为革命的“圣经”，它成为18世纪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纲领，其“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一直影响到现代社会的各种政治制度。
在现实中卢梭推崇的是贵族民主制或者叫“精英民主制”，他认为，“除了两权分离的好处，它还有着成员选举的好处……他们只能通过选举获得职位，从而使正直、开明、经验及其他受公众喜爱尊重的品质成为明智政府的保障”；“再者，集会易于举行，公务得到良好的讨论并处理得井井有条，在国外国家声望由德高望众的元老而非无名之辈或被人鄙视的群众维持”。“一句话，如果能够确定精英是为了国家利益而非自己的利益而统治了话，精英来统治群众是最好最自然的安排方式”。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最后一册花了大量的篇幅分析了罗马共和国的兴衰成败，可见他对这种制度的重视程度。
由于本人只读了两遍《社会契约论》，对其精髓和本意还没有很好地理解和掌握，因而本文只介绍了此书的基本的政治理念，《社会契约论》是一本博大精深的著作，他从人的本性出发，对个人、社会、政府的权利，对政府的形成、运作和一系列制度，对国家的形成、兴盛和衰亡等等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是一本值得我们去研究的经典巨著。
第二卷阐述主权及其权利。主权是公意的运用，不可以转让，不可分割。主权由共同利益所决定和约束，籍着法律而行动。法律是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公意的行为。立法者的存在就是必要的。然而本身并没有权力只是指导者。他们起草和提出法律建议，只有人民自己才有权设立法律。
第三卷阐述政府及其运作形式。政府是主权者的执行人，而非主权者本身。政府中的执政者只是受委托来行使行政权力。世上主要存在着三种政府形式：民主制，即由全体或大部分人民治理；贵族制，由少数人所治理；国君制，由一人治理。结构单一的政府是最好的；实际上政府都是混合形式的，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其他形式。没有一种政府适用于一切国家，但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与其人民的特点相适应。
第四卷讨论几种社会组织。公意是不可摧毁的，通过投票来表达。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选举模式，例如：人民大会、保民官、独裁、监察官等。每个公民都应该有一个宗教，只要他们的教条一点都不违反公民的义务。
总而言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社会的发展起过重大的推动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理论上本身的缺陷。他之谓“我要探讨的是权利的道理，而不是事实”，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得到理解，但是这种唯心的论证方法，显然还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此外卢梭还有一个地方存在严重的思维混乱—“主权者”。有时它指全体人民的集合，有时指国王或君主，有时则指立法机构。其实，这三者是不同的主体。人民的整体，构成主权者。立法机构，是由人民中间选出的代表组成，代表全体人民执行立法职能。国王或君主，或总统，以及政府，都是人民的代理人。正因为存在这个混乱，卢梭在统治与代理的问题上也存在混乱。所以他有这样的说法：统治者的统治要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和认可。其实，依据他的基础观点，也是我所同意的观点，必然得出国王或君主或总统仅仅是人民的代理人而已。
在中国不平等的现象也是十分普遍的，性别不平等，职业不平等，贫富不平等，权利的不平等……这无数的不平等似乎在向我们说明这个社会存在非常深刻的矛盾，尤其是现在的“富二代”“官二代”现象，更是深深刺痛国人的眼球。“人生而平等”成为了一句充满讽刺意味的空话，而“人生而不平等”才是这个社会的至理名言！人生而平等，人事实上又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完全的出身决定命运，就是种姓制度或者“血统论”；而完全铲除出身的作用，实际上也只能衍生出新的不平等。但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自有其特殊内涵。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一方面是反映社会垂直流动的程度，或者说公职和职位向所有人平等开放的程度，正所谓“举贤不避亲”；另一方面是二代之间的沟通问题。在二代标签的背后，是这个社会早已弥漫的仇富、仇官心理的进一步放大。这种放大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人们日益担心，社会的优质资源将日益被少数人垄断，大部分人会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而这正是任何一种极端思潮诞生的社会土壤：以极端的方式重新洗牌。
自从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各种划分版本就层出不穷。和严谨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划分不同，类似“富二代、穷二代和官二代”的划分实际上是网络舆论对于直观社会现象的反应。尤其是在就业和谋取更好职位的时候，当更追求职业前景激励的年轻人在关系、家庭资源、甚至是行贿竞争等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一种“出身决定命运”的悲观情绪势必会蔓延。而当看到其他的人在享受到父辈积累的财富和人脉资源的荫庇，却又自认为理所当然，摆出一副傲慢姿态的时候，不平、不满和愤恨的情绪就会滋长。
之所以如此关心二代现象，我想恐怕还是因为资源分配不公日益固化，在社会代际之间遗传，社会断裂得不到有效弥合。本来年轻意味着新锐和突破。但现实也昭示体制的力量更大。中国最严重也最需解决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才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只有挖去陈腐已久的计划经济残存的“毒瘤”，中国的社会发展才能走上健康向上的道路，一切的一切才有可能完全解决。但是现在缝缝补补的小动作是无法撼动旧有的体质的，只有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才能打破一切。但是上层的既得利益集团会让这种有损于自身利益的改革实现吗？从目前的改革动向来看希望不大，个人在其中能起到的作用实在是太渺小了！难道真要等到一切矛盾激化到无以复加之时，政府才能下定决心吗？
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写到：“在艺术还没有塑成我们的风格，没有教会我们的情感使用一种造作的语言之前，我们的风尚是粗俗的，然而却是自然的；从举止的不同，一眼就可看出性格的不同。那时候，人性根本上虽然不见得更好，然而人们却很容易相互深入了解，因此可以找到他们自己的安全；而这种我们今天已不再能感到其价值的好处，就是得他们能很好地掩饰种种罪恶。”
卢梭真的是口是心非吗？如果他是这样一个人，那么《社会契约论》的'真知灼见，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呢？
卢梭在书写《社会契约论》前，还写过一本《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他在此书中将人类的不平等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自然（生理）的不平等，由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第二类是精神上（政治上）的不平等，起因于一种协议。第二种不平等包括某一些人由于损害别人而得以享受的各种特权。
在《社会契约论》里，我认为卢梭其实是针对上述的这两个不平等，设计出他理想中的公约。
首先，他认为公约可以改变自然（生理）的不平等，他说“公约不是摧毁自然的平等，反而是以道德的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社会条约“保全”缔约者为目的，使他们不因为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不同，而在现实中遭遇不平等。
其次，他觉得要改变精神上（政治上）的不平等，就要改变过去的协议方式，“设计一种人类集合体，以用集体力量来保障每一个加盟的个体和他的财产。在这一集体中，个体虽然和整体联系在一起，但依然自由如初，只听从自己的意志。”
简单言之，我觉得卢梭的社会契约，一方面要在自然（生理）方面，成为所有缔约者的生存保障。另一方面，要在精神（政治）方面，不干涉个人的意志。
得出这样的结论后，我觉得再读《论科学与艺术》就有了一番新滋味。卢梭所处的18世纪法国社会，凡尔赛宫的皇室奢华风气统领着整个欧洲艺术的发展。不难发现，卢梭憎恶艺术，明确的说，应该是憎恶皇室精神（政治）统治下的艺术。他说“今天更精致的研究与更细腻的趣味已经把取悦的艺术归结成一套原则了。我们的风尚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每个人的精神仿佛都是在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礼节不断地强迫着我们。”而另一方面，卢梭喜爱对音乐与文学的喜爱，则是出自于对朴质自然的追寻。他厌恶那些在精神统治下的艺术，他向往在自然中抒情高歌。
卢梭认识到社会的不平等分为自然（生理）方面和精神（政治）方面。他一方面认为人们不应该在精神方面被统治（艺术不应该被风格、矫饰化），另一方面他认为要用社会契约来改善人在自然（生理）方面的不平等，从而保障人在精神层面能够崇尚自然。
由此我联想到，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时代的文化、经济、政治状况，都是一个不可分隔的整体。特定的经济、政治状况，导致了特定的文化状况；而社会对于文化的认识，也必然反映了这个社会对于经济、政治的态度。
欧洲社会从百科全书式的混乱的18世纪到如今，艺术的面貌已经全然改变。概念艺术、行为艺术的当代艺术概念，一次次成为社会思潮的先锋。我想这艺术面貌改变的背后，是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的深层变化吧。
我想起一个学景观设计的朋友，曾经跟我抱怨，中国现在景观设计追求的简约风格，主要是照搬西方近现代极简主义的风格。但其实我们特别没有根基，欧洲从几个世纪前的繁冗奢华的巴洛克风格，变化到今天的极简主义，是几百年的变迁里，一步步走过来的。我们不懂得蕴含在这精炼的简约线条背后的深刻的历史，而只是基于风格的简单模仿。这必然是肤浅而流于形式的。
我觉得这个有些无奈的抱怨，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当下的社会状况。我们的国家经历的现代化历程，其路径与欧洲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在流行风格上对欧美的模仿，体现出的是这背后，在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现代化过程中的的全方位模仿。困惑的是，我们作为模仿者，到底要模仿什么。就如我的朋友所说的那样，我们不懂得蕴含在这精炼的简约线条背后的深刻的历史，而只是基于风格的简单借鉴。这必然是肤浅而流于形式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要读卢梭，不是在寻找一个通往现代化和谐社会的“现成”的契约，而是在读他的痛苦和挣扎，反思他对社会的整套想法。卢梭告诉我们，社会的公约是基于人的自然（生理）的基本保障，社会公约不能干涉个人的精神（政治）意志。我想这是基础，不同的社会各自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其不同的发展路径寻找现代化的道路。
那么，我们的社会读透卢梭没？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思想有几分在中国？
我想起前几天一个朋友从日本回来，聊起日本当下的文化发展。觉得各种稀奇古怪、甚至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人在当做职业非常认真的弄，而且竟然弄得很好，只要有需求，无论多古怪，都会有相应的东西来满足（比如为宅男创造的午夜动漫和咖啡厅）。相比之下，中国要保守得多。主旋律艺术的色彩非常浓厚，主流和非主流的意识非常强烈。
虽然这种当下文化上的差异没有孰对孰错，但我觉得从中还是能够体会到，我们的社会还没有读懂卢梭。因为如果我们读懂了，我们的社会有卢梭所述的某种公约，那么我们社会应该会在文化上呈现出没有主流、非主流之分的状态。既然文化是如此，那么社会的其他方面，应该也是吧。
卢梭说：“我们向往自由，但我们带着镣铐。”或许我们应该对这副承载着历史厚重感的镣铐，有更深一点的领悟才好。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我读了几遍，与霍布斯的《论公民》相比，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显得逻辑性更强，观点更鲜明。
卢梭是十分伟大的，他集社会契约思想的精华而为《社会契约论》，他的思想中的许多内容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借鉴的。
卢梭的许多观点或者其主要观点我是同意的，现在凭记忆记录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主要观点：
1、理想的社会建立于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而非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对此，我的理解是，若将“契约”一词改为“合作”，可能更符合社会现实。因为人们一般对契约的理解多着重于商业的契约，并且是价值相等的交换性的契约为主。用合作则可以避开一定要等价的思维框架。此外，也可以用来回击一些人对社会契约论的攻击，他们声称，并没有看到谁来签订契约，社会契约何来之有？
2、卢梭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卢梭的时代虽然有共和国，而且卢梭当时也是日内瓦共和国之公民。但当时国家形态的主要模式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故卢梭有此观点问世。我个人认为，若不提出这样的观点，而是明确提出政府是公民的代理机构，国王或总统是公民的代理人的观点可能更容易解释他的逻辑。在政府是公民代理人这理观点之下，国王或总统的权力必然必须得到人民或公民的认可。当然，他们失职也应当受到人民的弹劾。
3、卢梭声称，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为人民的“公共意志”（公意）所控制的，他建议由公民团体组成的代议机构作为立法者，通过讨论来产生公共意志。这符合古代到现代人们关于民主统治的观点，亦我是所赞成的。事实上，在当代民主制度较为发达的美国，许多公共事务都是由人民或公民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管理，在美国，管理港口有港口管理委员会，美国9。11被炸毁的摩天大楼就是属于纽约港务局的财产，而该局亦是由一个委员会进行管理。管理贸易有贸易委员会等。管理某个地方路政可以有路政管理委员会，等等。
4、由全体人民组成的整体是一个政治集体。在政治上，从对外的关系上，它是主权者，也就是国家。主权者可以是人的集合，国家则是现在政治学上集地域、政治关系等的复杂体。
6、人民根据个人意志投票产生公共意志。
7、主权者是尽可能包括最多社会成员的、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共同体中的约定对于每一个成员都是平等的。共同体就以这同一个行为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共同体可称为“国家或政治体”，至于结合者就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
8、如果主权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社会契约就遭到破坏；人民有权决定和变更政府形式和执政者的权力，包括用起义的手段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在这里，卢梭的逻辑思路有一些混乱，他把由全体人民组成主权者，混同为国王之君主权力，即由主权者赋予其权力的政府的行政机构。但总的含义是清楚的，即，若代表人民利益的君主，或由人民选出的代表来执行管理功能的总统，其所作所为脱离了人民，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人民就有权起来反抗，更换这些代理人。他在这里包含了两种含义。其一是以和平的方式，即定期选举的方式更换自己的统治者，实为代理人。其二是当代理人实际上变人民的统治者，人民就有权力起来反抗，直接更换这些僭权者。
9、人生来是自由的；他们的自由属于他们自己，其他人都无权加以处置。即使他自己，也无权出卖自己的自由而为他人的奴隶。当然，这里所说是指人身的自由，政治上决定自由，财产则是有转让的自由。
10、人生来是平等的，没有人有权奴役别人，也没有人有义务受别人的奴役。
11、与个人的人身自由不可转让一样，主权是的运用，不可以转让，不可分割。
12、主权由共同利益所决定和约束，籍着法律而行动。主权者根据公意制订法律，交由政府代表主权者执行实施法律的活动。政府是主权者的执行人，而非主权者本身。政府中的执政者只是受委托来行使行政权力；他们是主权者的官吏，他们的职能不是契约的结果，而是以主权者的名义行使被托付的权力。他们从主权者接受命令，并将命令转达给国民。主权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限制、改变或收回行政权。
13、民主制不适合人类。卢梭认为，世上主要存在着三种政府形式：民主制，即由全体或大部分人民治理；贵族制，由少数人所治理；国君制，由一人治理。民主制：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民主制需要太多的预设条件和美德，实现全民民主非常困难。“如果有一种神明的人民，他们便可以用民主制来治理。但那样一种十全十美的政府是不适于人类的。”
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第一，政府形式体现出国家权力的所有制，即国家的权力属于谁。贵族制，实质上是国家权力属于贵族。国君制，国家权力属于国王，即中国自秦始皇以来的封建社会的国家结构。民主制，则是国家权力属于全体人民。卢梭认为民主不适合人类，是与他的人生而平等，生而具有一份平等的权利，政府和国王仅是人民的代表人的观点相左的。
卢梭还有一个地方存在严重的思维混乱，“主权者”。有时，他指全体人民的集合，有时指国王或君主，有时则指立法机构。其实，这三者是不同的主体。人民的整体，构成主权者。立法机构，是由人民中间选出的代表组成，代表全体人民执行立法职能。国王或君主，或总统，以及政府，都是人民的代理人。
正因为存在这个混乱，卢梭在统治与代理的问题上也存在混乱。所以他有这样的说法：统治者的统治要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和认可。其实，依据他的基础观点，也是我所同意的观点，必然得出国王或君主或总统仅仅是人民的代理人而已，正如一个股份公司中的总经理。
我认为，民主制度是我们大多数善良的人们所希冀的，所追求的。民主制度的基础是人人自由，人人平等。若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存在着阶级，就是假民主，或者只是部分人之间的民主，比如过去所讲之贵族的民主或现在的所谓“精英”的民主，对广大人民群众仍是专制与压迫。
卢梭，一个有着浪漫天性与卓越才情的人，是法国18世纪所有启蒙思想家中最独特、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位。他敢于坦露自己的灵魂，是真诚的象征。对他来说，自然就是真理，真理高于一切。而他的独特的个性思想成就了他后来的命运。他的著作《社会契约论》就是很好的见证。
《社会契约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受到了热情地赞美，许多革命者将其视为人生宝典。“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本书开篇，卢梭就向世人宣告了人类对于自由、平等的永恒追求。这是一本倡导契约自由、确定公共意志之书。《社会契约论》一书的中心论点：人生而自由与平等，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国家的主权和立法权在人民，政府只是法律的执行者，如果政府不合人民的“公意”，人民就有权推翻它。
自由是人本性的产物。人性的第一关怀就是对于自身的关怀。人人都有自由选择自己的适当的生存方式，并且，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平等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此外，人只有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把自由转让出去。当人在枷锁之下而丧失自由时，并不是他没有了天然的与生俱来的自由，而是由于外界强势的干扰。总而言之，人生而自由，自由是人的本性的产物。
然而，世界上确实存在着强势与弱势之分。人类想要继续生存，唯一的办法就是集合起来，形成一个联合体，充分发挥全部的共同力量，以保护每个成员的人身与财产。这种结合一经实现，就产生了一个共同体。人们通过订立契约来实现这种结合。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订立契约，不仅是一种自由加入的约定，而且不应把转让自己作为条款。在共同体中，每个人自然拥有权利和所属的自由。
主权者是由参加共同体的各个人所构成的。它代表着各个成员的公共利益，绝不可能有损害共同体利益的行为，否则则违背了社会公约。当然，各个成员都有义务服从公共利益，这样，社会公约才是合法性的。主权是一种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的权利，因为它代表着民众的公意，而不是个人意志，既是不能随意转让的，也是不可分离的。主权是共同体形成的一项权利，它是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之上的。主权者有权利约束每一个成员，但它的权力却是有限的。它不能超出社会契约所规定的界限，不能过分要求、约束成员，这样，才能保证主权权力行使的公正性，才能保障成员在参与社会契约中所获的收益。
论政府。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是法律的执行人而已。政府的设立，是以主权者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政府共同体，代表着主权者的共同意志执行国家事务，它是民众与主权者相联系的一个中间纽带，其职能在于实现民众与主权者的相互适应，负责执行法律并维持社会及政治自由。从一个高的角度来讲，随着国家的扩大，人民给予了政府的权力就越多，那么，政府受诱惑的可能性就越大，滥用权力的办法也就越多。因此，人民要加强对政府的约束。当然，不同国家存在不同政府体制，但唯一相同的就是：政府只是主权者的执行人而已。
《社会契约论》这一本书，包含了很多的内容，我无法一一列举，在这里我只是列举几个印象深刻的方面谈谈感受。总之一句话：人生而自由平等;政府只不过是法律的执行者，人民也有权利推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