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涉外法律规范从无到有、稳步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陆续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法律。21世纪初，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后曾对大量涉外法律文件进行“立改废”。党的十八大以来，涉外领域立法工作进入“加速期”，《外商投资法》《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等立法相继推出。2023年7月实施的《对外关系法》是我国对外关系领域的“基本法”，不仅明确了国家有履行协定和条约的义务，而且规定了宪法具有优先于条约和协定的法律地位，对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具有定方向、稳大局的作用。
当前，我国现行有效的300余部法律中，专门涉外的法律有53部，具有涉外条款的法律有152部。新时代以来，随着我国涉外法制工作重心从“有没有”进入到“好不好”“管不管用”的新阶段，我国涉外法制研究也从“立法论”转向“体系论”。体系是“同一种理念之下多样化认知的统一性构造”。法律体系是由立法者创设的一套客观存在、具有一致性和统一性的法律规则所构成的整体。法律体系不同于法律规则的简单加总，它的核心使命在于实现形式上的全面性、内容上的完备性、结构上的系统性、价值上的统一性。
涉外法律体系建设的结构要求
所谓“结构”，是指作为系统或整体而存在的事物的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依据法治的结构理念，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体系应当是以宪法的有关规定为统帅，以专门的涉外法律和基本法中的涉外规定为主干，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中的有关规定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有机统一整体。为实现涉外法律体系建设的结构要求，有必要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第一，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关系。涉外法治工作涵盖国际和涉外事务，涉及法律、政治、外交、经济等手段的综合运用，因此迫切需要进一步协调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关系。第二，法律规则和法律实施的关系。应完善重点法律域外适用的配套程序规则。例如，细化《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以强化该法的可执行性，加快制定《出口管制法》配套实施条例，完善军民两用物项、数字技术产品、临时管控物品的出口管制制度，等等。第三，法律制定和法律解释的关系。要重视涉外法律法规解释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建设，在国际层面加大对中国法进行解读和宣传的力度，及时纠正国外对我国立法的错误认识。第四，国家立法和“先行先试”的关系。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的“先行先试”优势，在服务贸易、投资、金融、人员流动、数据开放、科技合作等领域探索制度创新。第五，倡议宣言和法律规则的关系。要重视国内立法实践在国际法领域的造法功能，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和任务纳入法律规范之中，并推动其成为区域性、全球性的制度成果文件。
此外，还要构建创新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协作机制，并推动涉外法治共同体的法律实践。立法机构在制定涉外法律规则时，应赋予执法机构、司法机构更多的自由裁量空间，使后者能够更好处理复杂多变的国际事务。要打破理论和实践的藩篱，拓宽国内外交流与合作渠道，着力解决法律起草和适用脱节问题。
实现涉外法治的价值目标
涉外法治既是国内法治的对外延伸，也是国际法治在国内的体现。涉外法律体系建设的价值目标，不仅在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在于推动国际秩序朝向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其次，主动对接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加入WTO前后，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修改与贸易有关的21部法律，国务院对约100部行政法规进行“立改废”。积极对接WTO规则，使中国涉外法制建设理念快速更新，也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2020年，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中国将积极考虑加入CPTPP。有观点认为，中国加入CPTPP是第二次“入世”，任务艰巨。值得深思的是，我国涉外法律制度如何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特别是在国有企业、网络治理、劳工组织规则等方面。挑战越多、难度越大，就越要在价值中寻找共识。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历史经验表明，法治同开放相伴而行，对外开放每向前推进一步，涉外法治建设就会跟进一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必须坚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念，主动对接、积极吸纳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