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系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
□中华法系之法典化成果表明，治国理政的比较好的法治模式，是法典与法律，综合法与单行法，基础法与专门法的结合，共同组成一个系统完备的法律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中华法系形成于秦朝，到隋唐时期逐步成熟，《唐律疏议》是代表性的法典，清末以后中华法系影响日渐衰微。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等不同，中华法系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弘扬、传承中华法系及其中华法律文明之精华指明了方向。而在中华法系的诸多成果中，法典化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
中华法系法典化成果的形成
中华法系的法典化，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的夏、商、周时代。
至商、周以后，一方面，中国诞生了全国通用的文字甲骨文；另一方面，吸收夏王朝兴衰成败之经验，执政者治国理政的水平进一步提升。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商、周两朝的立法活动，即中国古籍所记载的“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至东周（春秋战国）时代，随着文化的发达，国家形态的成熟，法律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至公元前5世纪，在各诸侯国几乎都颁布了刑事法律（或称“刑书”“竹刑”“刑鼎”等）的基础上，魏国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典，通过其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等六篇的内容规定，构造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法经》的编纂思路和逻辑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假借不廉、淫侈、逾制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
中国传世文献还记载，公元前361年魏国商鞅入秦，辅助秦孝公变法改革时，就把《法经》带入了秦国，作为制定秦律的依据和范本（即史籍记载的“商鞅改法为律”）。虽然，《法经》至今没有得到考古文献的证明，但秦律的存在，以及它与《法经》的相承关系之历史记载，已经得到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法律答问》的证明。这样，夏、商、周、秦通过制定法律来治国理政，并以《法经》《秦律》等成文法典予以彰显、贯彻的做法，在中国形成了法典化的传统。自秦之后，历代统治者在夺得政权，治理国家时，都以成文法典的方式推行自己的理念和意志，法典化进程一直绵延不绝。如汉代《九章律》、曹魏《新律》、西晋《泰始律》，以及南朝、北朝各个政权的《梁律》《北魏律》《北齐律》《北周律》，等等。
至隋唐时期，中华法系法典化的传统终于结出硕果，在隋《开皇律》，唐初《武德律》《贞观律》和《永徽律》的基础上，进一步编纂完成了中华法律文化的经典、中华法系的基石《唐律疏议》。它既是一部法律注释作品，也是一部法典，包含了法典的各项基本元素和所有特征。由于《唐律疏议》的法典化水平已经达到当时世界最高水平，因此很快就传入周边的国家，成为它们制定法律、编纂法典的范本。如日本，自公元600年起，就陆续向中国派遣了25批遣隋使和遣唐使，学习中国先进的制度和文化。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不仅移植吸收了中国隋唐的法律理念、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而且继受了中华法律文化中的法典化传统。
中华法系法典化成果的本质特征
经过一千多年中华法律文明养育，至隋唐结成硕果，并有着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周边国家的同类型法典烘托的中华法系的法典化成果，其本质特征有哪些呢？笔者以为，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华法系之法典具有完整性。如《唐律疏议》记录了隋唐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惯、风俗、百姓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图景，规定了经济制度、土地税赋、徭役、农林牧渔的生产、交通运输、市场交易，以及政府官制、国家档案的管理、祭礼、丧葬、佛教和道教，乃至迷信、蛊毒、厌魅等各个方面，涉及众多的法律关系，对当时社会生活有全景式的规范和处理。日本的《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朝鲜的《高丽律》和《经国大典》，越南的《国朝刑律》和《皇越律例》，也体现了这一本质特征。
第二，中华法系之法典具有体系性。《唐律疏议》有序，有正文；有总则，有分则。如第一篇“名例”，涉及刑之罪名与刑之体例，以及律文之中有关专门术语的界定，相当于近代刑法的总则。以下的各篇，相当于分则。如第二篇“卫禁”和第三篇“职制”分别规定了尊敬皇帝和防止违法犯罪以及司法职制之事。之后的第四篇“户婚”（户口、婚姻、田土），第五篇“厩库”，第六篇“擅兴”（军事行动），第七篇“贼盗”（严重犯罪及其处置），第八篇“斗讼”和第九篇“诈伪”（轻罪及处置），第十篇“杂律”（零杂犯罪之处罚），第十一篇“捕亡”和第十二篇“断狱”（追捕罪犯及其审讯），等等。500余条规定经系统排列，形成了一个科学的体系。日本、朝鲜和越南仿照唐律制定的各大法典的篇章体系，也大体相同。以越南《国朝刑律》为例，它共有13章、722条，分为名例、卫禁、职制、军政、户婚、田产、奸通、盗贼、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除军政、田产和奸通之外，其篇章与唐律是完全一致。
第三，中华法系之法典具有逻辑性。《唐律疏议》内容排列十分合理，以“刑名法例为首，实体犯罪居中，诉讼程序置后”。在总则“名例”之后，依次展开分则的各项规定。这些规定之后，法典设置了“杂律”，其所涵盖的，都是诸篇中难以包容的各类零杂犯罪之处罚。然后是“捕亡”和“断狱”（追捕罪犯以及审判定罪）。这种法典内容排列的内在逻辑性，充分体现了中华法系各法典之高超的立法水平。
第四，中华法系之法典提出了一些带有普遍价值的概念、原则和制度。在概念方面，《唐律疏议》提出了190余个专用名词，其中具有普遍价值并对后世法律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有笞、杖、徒、共犯、造意、自首、故、失、故杀、误杀、化外人、众、谋、和奸等70余个（中国的名词“律学”被日本改为了“明法道”）。在法律原则方面，《唐律疏议》发展出了“十恶”加重、皇亲和官僚减免、老幼废疾减免刑、罪刑法定、比附和类推、本律优于《名例》、诬告反坐等重大原则。日本的《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也将这些原则规定进了法典（只是日本结合自己的国情，将唐律的“十恶”改为“八虐”，“八议”改为“六议”，“亲亲相隐”改为“孝亲相隐”等）。在这些原则中，虽然包含了诸多专制、集权、等级等落后的元素，因而必须予以批判、否定，但其他各项原则都是可以传承的中华法律文明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唐律疏议》以及仿照其制定的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的法典，创造了一整套在当时较为先进的刑事法律制度，如故意和过失、共同犯罪、数罪并罚、累犯加重、自首减免等。
中华法系法典化成果在当代的传承
中华法系的法典化成果，是对中华法律文化之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总结、提炼而概括定格下来的，经历了1300余年岁月的洗礼，显示出了巨大的历史价值，尤其是其法典化的成果，完全可以成为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宝贵资源。
首先，中华法系之法典化的理念，应该受到我们现代科学立法的高度重视。这一理念强调，人类在探索将自己的意志表述为治理国家的规范时，法典和法典化是一种最佳的方式。因为经过法典的编纂，以及法典的颁布、解释（注释）和实施，可以将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等各种因素（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为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乃至法治社会服务。
其次，中华法系之法典化方法，在法律比较意义上，是一个以最大限度优化内容的方法。这一方法，不仅帮助中华法系各国制定出了优良法典，也同样能为今日中国实现各个领域法典化提供借鉴。从中华法系之文明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元653年（永徽四年）编纂《唐律疏议》时，立法者不仅比较了隋一代的法律成果（如《开皇律》《大业律》等），还比较汇集了自《法经》以来各朝各代如曹魏《新律》、西晋《泰始律》和《北齐律》《北周律》等的法典化成果，其中还包括许多汉族以外各少数民族政权制定的法典。现在的中国正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我们必须在全方位比较、借鉴、吸收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立法成果的基础上，予以优化，予以创新，才能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更为优秀的法典。
再次，中华法系之法典化成果，帮助我们认识到法典和法典化的规律。这就是只要是成文了的法律文件，不管是法典，还是单行法律，还是行政法令，还是法律汇编，都带有了脱离社会的特征，都产生了一个如何与社会有效互动、适应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的难题。因此，为了在既定条件下，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使制定出来的法律尽可能保持稳定，长期引导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就必须贯彻“立法宜粗不宜细”、立法适当超前、以特别法和单行法来弥补法典的不足、发挥司法官的主观能动性适应社会发展创设判例、加快法律包括法典的“废改立释”的步伐，以及通过制定法律修正案的方式，使基本上不变的法典本体，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
最后，中华法系之法典化成果表明，治国理政比较好的法治模式，是法典与法律，综合法与单行法，基础法与专门法的结合，共同组成一个系统完备的法律体系。前者规定社会关系的基本领域、主要方面、根本事项，而后者则紧跟形势，拾遗补缺，随机应变，满足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和多元化。正是在传承中华法系之法典化经验和智慧的基础上，我国形成了以法典为核心，由单行法和特殊法为辅的当代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并在民事法律领域获得成功（202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基础上，将逐步推行至行政法、经济法、环境法、知识产权法和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的法域。
（作者分别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明史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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