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治文化中，法的确立讲求的是“不法古，不脩今”，“明世俗之变，察治民之情”。立法，既不刻板地效仿古代，也不拘泥于当下的形势。古人认为，不同时代应该用不同的方式治理，才能使社会稳定。立法，同时要明世俗的变化，审慎地体察民情。在体察民情方面，法家对人情有较为清醒的、辩证的认知。以商鞅对“义”的理解为例：传统的“义”是按照民众的喜好确立规则，把民众讨厌的东西废除掉。而他所说的“义”则不然，是反其道而行之。按照民众的喜好确立规则，就会使民众放纵自己，由安乐开始最后受到伤害。而以民众畏惧的刑罚为规则，最后却使民众享受到真正的快乐。
传统法治文化的价值追求是强国利民。有人也许会说，古代的国是君主之国，是一家一姓之国，因此强国就是为了加强君主的统治。这里必须要阐明的一点是，在传统文化中，君主既是一个个人，同时也不是一个个人，在宗法社会中，他是宗法家族的代表，但是君主同时也是整个国家利益的代表，这一点我们不能忽视。在古代法家的思想中，君主是“公”的代表，“公”是和“私”相对的一个概念。中国文化中的“公”是一元主体多元结构下的“公”，“公”是通过个人为代表的君主统治来实现的。我们这里所说的一元主体下的多元是包括官吏、贵族、士、农、工商在内的一个综合体。在西方文化中，“公”是分散主体的“公”，公的主体是多元的，而多元是不同势力的贵族、不同职业、不同利益的人群等。这是中西两种文化很大的不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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