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司法促进社会治理的传统智慧

中华法系是古典礼法思想的重要产物，是仁政理想实现的有形模式。通过司法促进社会治理是中华法系传统司法的重要一环，更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以司法促进社会治理的传统智慧

□中华法系中优秀的司法准则历经千年流变，仍然对当代司法活动产生着重要影响，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当积极从中挖掘一切有益因素，结合时代发展和法治中国建设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尤其是在轻罪案件案情简单但占比较高的情况下，有必要从感化教育、调解息讼、原情执法三大方面考察寻道于中华法系的传统智慧，以更好地高质效办理案件，促进社会治理。

中华法系独树一帜，引领风骚数千年，是古典礼法思想的重要产物，是仁政理想实现的有形模式。通过司法促进社会治理是中华法系传统司法的重要一环，更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此，从感化教育、调解息讼、原情执法三大方面考察，从传统司法文化出发，进而寻求当代社会轻罪治理乃至社会治理的智慧与方案。

感化教育

在古代，无论是圣人的教诲，还是司法资源的稀缺性都共同决定了：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社会都更加倾向于感化教育，而不是对簿公堂。古代的大儒和循吏，奉法守理，颇能感化百姓，使其尊晓礼义。例如，孔子做鲁国的大司寇时，有一对父子来打官司，孔子把他们关在同一间牢房里，过了三个月也不判决。通过三个月的父子朝夕相处，孔子的感化效果达成，最后父亲撤回了诉讼，孔子将父子释放。此事对古代事关伦理类的轻罪治理起到了引领作用，后世司法官常常以此为榜样。再如，隋代的梁彦光作为循吏，能够进行感化教育，最后能够达到“吏人感悦，略无诤讼”的良好社会效果。其在任时期，有人名焦通，经常酗酒且侍奉亲人无礼而被控告。梁彦光并没有直接治他的罪，而是将他送到州学，让他在孔庙中观看图像。图像中，韩伯瑜被母亲用手杖责罚，却哀伤母亲力气衰弱，对着母亲悲泣。焦通看到图像，幡然悔悟。通过梁彦光等循吏的教育，触犯轻罪之人往往能悔过自新，不但坚守了法律的底线，还能修身养性、争为善人。

调解息讼

在促进社会治理的司法历程中，如若某些案件能够以调解结案，定能减轻讼累，进而优化司法资源的配置。我国古代司法并非一味以刑杀为威，而是力求能够实现刑措不用的和谐社会。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中华法系的“以和为贵”的为政理念在司法实践中即表现为调解息讼。汉朝已有调解和息讼的史例。据《后汉书》载，刘矩为县令时，“民有争讼，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训告，以为忿恚可忍，县官不可入，使归更寻思，讼者感之，辄各罢去。”至唐朝礼法结合，司法官也多以伦理为据调解讼。如韦景骏任县令时，“县人有母子相讼者”，韦景骏对他们说：“吾少孤，每见人养亲，自恨终无天分，汝幸在温凊之地，何得如此？锡类不行，令之罪也。”于是，“母子感悟，各请改悔，遂称慈孝”。宋朝有徐绩，“乡人有争讼，多就取决”，说明唐宋时调解息讼已成风气。宋时调解被称为“和对”，已有官府调解、乡里亲戚调解、宗族调解之分，而且趋向制度化。元朝调解结案以后，严定不许再起讼端。至于明清时期，除去儒家思想的影响外，既有州县官的政绩需求，同时也与皇帝的圣谕有关。例如，康熙《圣谕十六条》明确要求：“和乡党以息争讼”“息诬告以全良善”。

原情执法

由以上来看，中华法系中优秀的司法准则历经千年流变，仍然对当代司法活动产生着重要影响，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当积极从中挖掘一切有益因素，结合时代发展和法治中国建设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尤其是在轻罪案件占比较高的情况下，有必要从以上三方面寻道于中华法系的传统智慧，以更好地高质效办理案件，促进社会治理，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坚实的文化根基，为人类法治文明贡献中国司法智慧。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刑事检察研究中心研究员、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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