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网络谣言成为扰乱舆论秩序的一大顽疾，政法机关更是频频牵涉其中，亟需有效打击。本研究汇总2023年上半年共242起网络涉法谣言，从中总结出2023年上半年涉法网络谣言特征，并围绕谣言治理工作提出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
典型案例
特征分析
1短视频平台成为谣言滋生主要“温床”
2流量经济构成谣言肆虐的底层逻辑
3挑动矛盾、煽动情绪为常见造谣手法
梳理发现，挑动矛盾与煽动情绪已成为造谣、传谣者常见手法。比如“江西萍乡1888万天价彩礼”“16岁哑女被强迫嫁人”“安徽女子直播称被前夫家暴”等涉性别谣言，“哈尔滨市副市长违停还训斥交警”“深圳城管上门没收小贩三轮车”等涉政治谣言，均瞄准当下舆论场“性别对立”“官民对立”等敏感点，以挑动矛盾的方式刺激公众神经，加速谣言传播。造谣者还善于利用公众焦虑、猎奇、同情弱者等心理，如公共安全类谣言从公众生命安全入手煽动公众恐慌；“慈善主播在四川凉山给老人发数千元现金”“伊川一对姐弟被父母抛弃后捡垃圾为生”等则以展示社会“苦难面”的方式调动公众同理心，推动谣言走热。
4热点事件中“异地造谣”情形增多
由于热点事件带有巨大的网络流量，自媒体往往蜂拥而上，导致热点事件伴生谣言的现象近年来愈发突出，其中更不乏“异地造谣”的情形。仍以“胡某宇失踪事件”为例，江西警方虽对当地造谣网民陈某贵等处置结果予以通报，但由于办案程序等因素，外地造谣者却未能及时得到处理，直至2023年5月，该事件处置结束近4个月后，陕西省神木市公安机关才对当地网民许某某借胡某宇事件造谣引流作出依法处置。造谣者远在千里之外，却将不明来历、不知真相的网络视频“编辑”后在网上散布，修改杜撰文案，混淆舆论视听，无疑增大了谣言溯源成本，给舆情社会面管控工作增加难度。
5人工智能炮制谣言带来治理新挑战
治理建议
1.发挥监管作用，夯实平台责任
在流量经济驱动这一底层逻辑下，欲要辟谣治谣显出实效，必须要从资本流动的角度压实互联网平台发布审核等责任，以触及平台核心利益的方式，缩窄平台方为流量收益放松审核标准等侥幸空间，真正实现对平台的管控。在网络平台管理上，我国网信部门结合不断变化的舆论环境，适时推出《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等文件，持续完善互联网平台管理制度。网信系统以及公安机关需严格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切实履行监管职责，确保各平台将“加注虚构内容或争议信息标签”“完善谣言标签功能”等防止谣言传播的细节工作落到实处，避免谣言治理打在表层。
2.加大整治力度，强化警示震慑
对于有关部门来说，发现隐匿于海量信息中的谣言并及时开展辟谣工作只是跑赢谣言的第一步，若要深入治理网络谣言乱象，还需开展常态化、系统性的整治工作。今年上半年，公安部网安局部署开展为期100天的网络谣言打击整治专项行动，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积极响应，加大巡视巡察力度，上海、贵州、广东等全国多地网安部门持续通报此次专项行动的典型案例，强化警示作用，取得一定成效。各政法机关可结合本系统工作特性积极开展类似治谣专项行动，积极探索网络谣言的长效治理机制，增加震慑力度，全面提高造谣传谣的法律成本。
3.紧盯热点事件谣言，完善动态辟谣机制
针对热点事件伴生谣言数量多、热度高的现状，政法机关尤其需高度重视、快速处理。但观察发现，在14起热点事件伴生的谣言中，有13起谣言均停留在辟谣阶段，出于维权程序复杂等多种原因，涉事造谣者后续并未受到依法处置。在如“河南滑县男子持刀杀害妻子”等重大涉法舆情事件中，官方通报仅以“个别网民在互联网传播虚假信息”一笔带过谣言内容，也暴露出有关部门在热点事件谣言澄清工作中存在的辟谣滞后、追责不到位等问题。有关部门还需主动作为，提升对热点事件谣言的重视程度，完善动态辟谣机制，及时通报并对造谣者作出处置，借助热点事件提升辟谣社会效果。
4.强化技术赋能，提升治谣水平
在当前的网络谣言治理工作中，技术短板仍是影响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譬如，当下短视频谣言泛滥，但目前算法技术对文本形态之外的多媒体内容的检测能力较弱，在挖掘短视频等多媒体信息特征方面存在较大空间；机器识别谣言精度不够，且互联网平台人工审核难以应对人工智能自动化批量生产谣言的挑战。因此，若要减轻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智能化网络谣言冲击，各网络平台以及有关部门还需提升“以技术管技术”的水平，完善并普及对多种形态文本全网捕捉和对比的技术手段，不断增强技术赋能，以便实现精准高效的识谣、止谣，为网络谣言处置提供技术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