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完善
一、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概述
(一)外资并购的含义
外资并购是指外国投资者通过购买股权或者购买资产的方式获得境内企业的控制权，是跨国公司的一种跨国并购行为。
(二)国家安全的界定
国家安全是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关键，其关系到此制度的范围和宗旨。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仅指国家领土、国家存续等受到威胁的情形。随着科技和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各国的安全观也发生了显着变化，如今的国家安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综合的安全体系，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在内。
(三)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含义
通过对外资并购和国家安全的分析，笔者认为，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是指有关部门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审查外资并购中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因素，然后作出是否准许外资并购行为的制度。
二、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缺陷
(一)对“国家安全”含义界定不清
“国家安全”的界定是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中的核心内容，其对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启动和具体的审查范围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仅指国防安全，而新时期世界各国对国家安全的界定有所发展，不仅包括国防安全，还包括国家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虽然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国家安全，但是容易造成对“国家安全”概念的使用混乱，不利于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的执行。
(二)法律制度上的缺陷
我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还没有得到立法机关的足够重视，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关于外资并购的基本法律，而且现有的有关规定立法层次较低，除《反垄断法》外，多以法规、规章为主。
(三)审查对象不明确
“外国企业者对境内企业的并购”是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对象，但有关法律法规并未对外国投资者的认定标准作出明确规定。根据我国参加的双边投资协定的规定，对外国自然人投资者的认定采取的是住所地和国籍的符合标准，①这会给外国自然人投资者逃避我国对外资并购的审查带来可乘之机，如通过长期居住我国或者加入我国国籍的方式。这会使国家安全审查的范围变小，可能会给国家安全带来潜在威胁。
(四)申请安全审查的主体范围窄
国际上通行的进行安全审查申请的普遍规则是，外国投资者根据东道国的有关法律规定主动提出安全审查申请。我国除采用此规则外，还规定了两种被动申请的情形：一种情况是当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发现并购交易应当进行国家安全审查而外国投资者没有申请审查的，有权暂停受理此并购交易并要求其向商务部提出进行安全审查的申请。另一情况是并购交易应当进行国家安全审查，而外国投资者没有主动进行安全审查申报，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也没有要求其进行申报时，国家规定的有关部门和企业有权向商务部提出安全审查的建议。由此可以看出，外国投资者和第三方是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提起的主体。但若有中国投资者与外国投资者共同参与并购交易时，中国投资者是否有权申请安全审查，另外被并购的企业是否有权申请安全审查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如此，申请主体范围的缩小将不利于审查程序的提起。
(五)安全审查缺乏监督
我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在监督方面基本上是空白，联席会议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易造成安全审查的不透明而滋生腐败，而且不利于保护外国投资者的权利。
三、完善我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的建议
(一)明确界定“国家安全”的含义
应该统一“国家安全”的含义，明确“国家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家安全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不仅包括重要领域的经济安全，还包括国防安全等各方面。如果以国家经济安全为标准启动安全审查程序，那么涉及到国防安全时就不能提起安全审查。另外，国家经济安全术语中认定国家安全指所有领域的经济安全，容易造成安全审查的政治化，扩大了有关部门的自由裁量权，不利于保护并购者的合法权益。因此，明确界定“国家安全”的含义对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提起具有重要意义。
(二)完善关于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立法
目前我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有关方面主要由《反垄断法》规定，并没有专门规定外资并购的法律。但是外资并购中的国家安全审查与《反垄断法》中的反垄断审查是不一样的，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由立法机关制定一部有关外商投资的专门法律作为基本法，与其他法规、规章等一并为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
(三)完善有关安全审查对象的规定
(四)扩大申请安全审查的主体范围
(五)完善对安全审查的监督
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除了规定国务院在联席会议特别审查阶段产生重大分歧时对这一权利进行制约外，基本上再无别的监督了。而美国在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方面有明确且严格的规定，即并购交易的各个阶段所作出的决定，都需要报告国会且接受国会有关人员的咨询。为了有效规范联席会议的行为，减小其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同时提高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效率，必须进入有效的监督机制，并规定一下三个方面：第一，提高安全审查的监督级别，让全国人大介入安全审查程序。第二，对联席会议的决议程序作出具体的规范，防止其滥用自由裁量权肆意决策。第三，让国家安全审查接受社会的监督，引入听证和公示程序，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四、结语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面临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多变，中国国家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作为国家高层次人才主体的大学生，其国家安全意识的强弱，对国家是否安全有着更直接的影响。面对现代大学生相对淡薄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大学生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一、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紧迫性
二、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对策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实施国家安全教育责任心
高校担负着为国家培养合格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重任，历来处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前沿。在新形势下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是十分紧迫的任务，也是高校义不容辞的教育责任。在网络全球化的今天，互联网虽然缩小了世界各国间的空间距离，但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仍然是国家的根本所在。信息的沟通、经济的融合并不代表政治、文化的完全融合。和平发展的世界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战争和恐怖主义活动依然存在。高校要切实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渗透到日常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之中。要教育大学生明确维护国家安全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党和国家对每个大学生的基本要求。
(二)齐抓共管分工合作，不断提高国家安全教育实效性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安排下，高校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工作由来已久，但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笔者认为要提高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效性，必须注意三个结合。
1.国家安全教育必须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爱国主义包含着情感、思想和行为三个基本方面。其中，情感是基础，思想是灵魂，行为是体现。”[5]所以教师必须以三个基本方面为教学目的。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的教学中，应根据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及新形势的需要，在讲授爱国主义章节内容时可结合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来展开。通过爱国主义这条主线，把增强国防观念与国家安全意识结合起来，在教学上可以达到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的效果。因为爱国主义教育与国家安全教育有着密切联系，爱国主义教育是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和灵魂，国家安全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永恒主题。对大学生来说是否爱国不仅仅是道德要求，同时还是政治要求和法律要求。使大学生认识到没有国家安全意识就不会形成真正的国家意识，因而也就很难产生真正的爱国主义情感，也就很难在理性层面和整体意义上确立科学的国家安全意识。在激发大学生爱国情感的同时，更要激发起他们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
2.国家安全教育必须与国防知识教育相结合。目前高校的国防教育仍然是以单纯军事技能和军事常识的传授为主要内容，而没有将国家安全涉及的有关内容融入到国防教育课程中去。在课程设置上两门课分别有武装部的军事理论教研室和社会科学部的思政教研室承担，基本上是以各自为政的教学模式展开。这就要求高校在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与《军事理论》课中，加强联系与沟通，使两门课的教学内容既达到有机融合又克服无谓重复。在《军事理论》课中，教师除了系统论述世界军事、中国国防、军事思想、军事高技术和高技术战争这五大领域的前沿问题外，更要让大学生了解和体会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激发起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与爱军情感。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则侧重于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对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和保证国家安全的法治意识等。在不断增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与国防意识的同时，引导大学生积极参与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来报效祖国。国家安全教育只有紧扣中国的国防建设与发展的实际及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来展开，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求得教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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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党的十以来，顺应时展要求和国家利益需要，坚持把国家安全问题放在当今世界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加以思考，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运筹，强调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2014年4月15日上午，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安全观中提到“从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来看，主要存在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被打断的危险。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多发叠加，面临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安全风险挑战。”
而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也告诉我们，意识形态安全关乎国家生死存亡。对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安全现状的分析，有利于认清楚当前意识形态安全形势，从而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从国内人民意识形态淡化和国外分裂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状况两方面来阐述。
一、国内人民意识形态淡化
1.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失去信任
2.部分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低，功利主义倾向突出
一直以来，党都是先进理论的引入者和教育者。而作为教育者的党员干部，现在的意识形态素养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严重不足。一些干部中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突出。而意识形态则成了抽象的政治概念和标语化的口号，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今社会的问题结合起来，并没有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党员内部的精神力量和行为准则。党员干部追求短期的效用，而没有从培养党员队伍的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素质这一远大目标作为指导，使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不成体系，并不能化为内在的动力和行为准则。所以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应提升党员干部的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有针对性地聘请专业老师对党员干部进行培训，使其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使其增加同当今社会思潮对话的能力。例如现在社会上出现的“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等等。党员干部要有能力从理论上对这些理论进行分析以拆穿它分裂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使广大党员干部坚定政治理念，形成稳定、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
3.部分高校师生存在意识形态安全危机
二、国外分裂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1.文化产品输出
目前，在世界文化市场上，文化输出大国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美国、欧盟、日本。以图书刊物、音像制品、网络产品为代表的大量文化产品冲击着我国文化市场。国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随着未曾筛选的文化产品汹涌而来。青少年群体是我国未来的希望，然而青少年大多比较感性，思想上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他们喜欢新鲜事物，更容易接受外来文化产品所包含的价值观。这些文化商品一边收获巨大的经济利润，一边传播着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对我国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对西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产生好奇和模仿。我国的民族文化传统被侵蚀、我国文化独立性被破坏、甚至我国文化有被同化的倾向。大量外国文化产品的输入，冲击了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文化归属感，并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我党意识形态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
我国也应不断加强文化产品的发展，增加文化产品输出。通过文化产品向世界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扩大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影响力，从而粉碎西方利用文化分裂我国的目的。
2.宗教渗透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学术工作的逐步恢复，基督教的研究也随之复苏。由于教内人才的奇缺和教外人士的兴趣，所以研究者以教外学者为主，研究的立场和方法也具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特色。在90年代，基督宗教研究在学者们的努力下继续发展。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已经超过1949年起30年间那些毫无学术性科研的书文好几百倍，还有哲学、伦理、教育、文学、艺术、美学、甚至教义神学等方面的研究。除了研究内容大大扩展之外，研究人员也已从少数社会科学院内的研究者，向高等院校的教师扩展。”[2]
在西方分裂势力主导的意识形态高校渗透计划中，利用文化宣传宗教已经成为一种隐性形式。一些宗教组织和民间组织以“学术交流”的旗号，资助国内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翻译出版以宣传宗教为目的的图书，并且组织开设带有宣传教义性质的研讨课和讲座，这一类的利用文化宣传宗教，是境外敌对势力争夺我国大学生的重要举措。
3.利用各种名目基金、智库、网站掌控我国社会思潮
西方国家和其私人资本大财团出巨资，打造自己的学者、智库和网站，培育自己的政治理论人才，以“学者”和“思想家”的身份对外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掌控社会思潮的话语权。由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的《2013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报告》指出：“部级有组织网络攻击频发，我国部分重要网络信息系统遭受渗透入侵，2013年CNCERT监测发现境内万台主机被APT木马控制。2013年，境内万个网站被境外通过植入后门实施控制，较2012年大幅增长%;针对境内网站的钓鱼站点有%位于境外;境内1090万余台主机被境外控制服务器控制，主要分布在美国、韩国和中国香港，其中美国占%，控制主机数量占被境外控制主机总数的%。”这些由境外控制的网站目的就是通过国内网站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实现对我国“不战而胜”的政治解构的战略意图。各种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夸耀资本主义的思潮迭起，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指导权和支配地位。
尤其2014年发生的非法“占中”活动，就是香港少数激进团体在外部势力的怂恿下，围绕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精心策动的一场香港版的“”。策动“”是一些西方国家打着“民主化”的旗号、颠覆他国政权的惯用伎俩。随着我国不断发展，其对我国的渗透破坏指向越加明显，活动越加猖獗，加紧实施网上“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因”工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铸魂与蛀魂，固根与毁根，较量更加激烈，成为我国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面临的重大现实危险。
[1]辽宁日报编辑部。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N].2014-11-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文化传承;实效性
意识形态是国家和地区思想观念的聚集体，是特定历史时期主流思想意识的集合。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因素，是当前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内容。传承并发展的传统文化，是与意识形态安全紧密相连的一个重要因素。新时期，加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应高度重视传统优秀文化的凝聚力量，以不同群体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提升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各民族群体影响，从而确保我国国家的整体安全。
一、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
意识形态是一个政权的“灵魂”，也是一个政权凝聚人心、进行社会整合的强大工具。意识形态往往反映着一定历史阶段的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同区域间思想文化的传播、交锋甚至冲突成为常态化现象;而思想和文化在区域间的矛盾，成为不同意识形态竞争的“催化剂”。意识形态作为软实力竞争的基础因素，是敌对势力与我国争夺的重要阵地。
纵观历史，剧变就是从反对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搞乱人们的思想打开突破口，最后导致社会制度和政权被颠覆的。“八波”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搞乱人们的思想导致社会动乱的。对思想意识方面的渗透，是凭借混乱的社会思潮搞乱一个国家的手段，也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实现敌对势力不良目的的方式。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意志，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体现出其重要的作用。正因为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作用，以及它在维护政权稳定和区域发展中所体现出的至关重要性，意识形态安全俨然成为我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
当前新形势下，西方资产阶级加紧在我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步伐，将思想渗透作为颠覆中国的重要手段。西方和境内外敌对势力把“西化”、“分化”的思想观念通过文化传播和交流渗透到我国，对我国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也使我国国家整体安全遭受到一定的冲击。新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安全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并作为维护国家整体安全的核心内容，被提到我国安全工作的首要地位。
二、传承的优秀文化是促进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因素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整体安全中一项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就成为当前历史时期的重要内容。在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之前，认清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重要关系，不但能够开拓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新方式，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寻找更多的载体创新形式;同时，也能够以此加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实效性，促进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进一步发展，并巩固意识形态安全。
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是社会进步的显著标志。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需要共同的文化作为凝聚不同群体的向心力。特别是由多民族构成的社会主义中国，虽然各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但事实上，每一个民族的文化最终其实都归属于中华文化圈之中。不同民族都具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并且这种文化特征还会随着民族历史的不断推进，在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前提下，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其他民族文化相互杂糅，并表现出复杂性的一面。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看到我国五千年文化的博大精深，并应当以不断传承和发展着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我国的民族精神和国家精神，从而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
以传承的优秀文化作为促进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是出于文化在意识形态安全中，所呈现出的极端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文化不仅是影响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要巩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成果，利用文化因素形成的强大表现力量，显然是十分可取的。
三、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路径
首先，应当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寓于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之中，以优秀的文化引领教育。其一，要注重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舆论导向宣传，在坚守意识形态舆论阵地的同时，使民族传统文化深入人心;其二，要将优秀传统文化寓于爱国主义教育、国家和民族历史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等教育内容中，形成文化教育的日常机制;其三，要营造文化育人的良好环境，使群体在良好氛围中产生思想意识的飞跃。
其次，要积极开展文化建设工作，在不断丰富我国文化内容的基础上，以更加具有主流意识的传统文化对被教育者实施教育。在传统文化语境下，我国文化具有十分明显的多样性，这也就致使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被“打磨”和“筛选”，而当前得到的则是我国文化的精髓之处。从思想意识的角度来讲，它也代表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断更新和发展。积极开展文化建设工作，就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众化，在实现文化大众化的前提下，使群体思想意识得到提升。
最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点内容，积极发挥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和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是囊括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理论指导。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向引领性，一方面，要将核心价值观融入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理论灌输之中，强化其思想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各部门和单位应当积极引导社会群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各项内容，以培育群体的核心思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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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泰。问道：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6月版：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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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意识是对可能发生的风险—危机的预期。一个民族的危机意识有两大类，均涉及国家安全：一类是对内部发展构成潜伏危机的预期;一类是对国际环境可能引发的危机的预期。在这两类危机预期中，后一类更引起人们重视。就目前国际形势而言，尽管总体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仍潜伏着种种不确定因素，包括：
1.从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过渡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历史上，国际格局的转换都是大规模战争的结果，而今要在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和平条件下实现，这是没有先例的。我们在充分认识国际格局可能和平转换的同时，也要充分估计到非和平转换的可能性，充分估计转换的复杂性、曲折性。导致转换复杂化的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看待这些因素的作用。例如，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残余，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愿望转化为保守主义目标，因为这中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
2.全球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要改变这种失衡，即使有最理想的条件，至少也得在半个世纪以后才能实现，在这期间，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凭着自己的优势，不会放弃建立全球等级体系的欲望。这当然与多极化趋势相背离。美国认为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对美国继续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威胁。美国要迎接挑战，要把可能出现的威胁消除在美国本土之外。由此带来的矛盾与对抗不能排除。NMD与TMD的建立将会大大加剧这种危险的现实性。
3.多极化趋势未必等同于和平与稳定。从历史的经验看，多极化体系是极不稳定的国际体系。从现实来看，由于传统的“实力—权力”逻辑和冷战思维的存在，多极化过程也潜伏着负面效应。预计在21世纪将有近10个国家上升到大国、强国的地位。在这些国家中不能排除出现新的霸权国家的可能性。霸权国家之间争夺霸权的斗争同样也不能排除。与此同时，据估计，世界上将有50—60个新的国家分裂出来。此起彼伏的地区性的局部战争将长期困扰国际社会。
4.新科技革命所引发的新军事革命方兴未艾，无论是军事装备、作战方式、打击能力都是史无前例的。历史表明，军事革新总是意味着新的大规模战争。新的、巨大的打击能力对军事强国具有难以自制的诱惑力;仅作为一种威慑力而不投入实战，不仅历史上没有先例，而且现实生活中也难以令人信服。
5.经济全球化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会，但由于各自的起点不同、可资利用的机遇及其应对不同，加上国际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改变，有关国家经济、金融的被动式风险大大增加。尽管国际社会驾驭市场的能力大大加强，但至今还不能免除危机的发生。而一场大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后果，对发达国家可能是伤“筋”，对发展中国家则可能是动“骨”，将使它们倒退数十年，其对政治、安全的冲击也是巨大的。
面对这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国际社会在寻求全球和地区稳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同时，也不能不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产生某些忧患意识或危机意识。危机意识是将稳定国际社会的愿望变为现实的重要前提，也是预防外交赖以产生的重要前提。日益强烈的危机意识，使预防外交得以应运而生。
二、预防外交的战略功能及前景：以中、美为例
“刺激—反应”被认为是传统外交的基本模式。时至今日，这一基本模式未发生根本改变。不管外部环境的变化来自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刺激，不管刺激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依据对刺激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判断，制订对策作出反应，至今依然是外交部门的基本实务。作为对现实刺激作出反应的艺术，外交中的作为或不作为都是艺术性的。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时，投赞成票或反对票，被认为是积极的反应;投弃权票也未必不是积极的反应，它也可能是一种艺术，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策略性相结合的艺术。外交艺术的运用，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把可能造成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现代外交的一个明显变化是，战略层面、整体层面上的反应烈度大大加强。在做好微观领域反应的同时，注重宏观层面上的运筹帷幄，寻求棋局上的总体主动性、主导性和可控性，以便在走对一着棋的同时走活全盘棋。这正是预防外交的战略。
1955年，中国参加亚非“万隆会议”。在外交实务上，这是一种即时反应。但是，中方准备工作立意高，着眼于开拓新中国外交的全局;判断准，把握住日益增多的新独立国家的基本愿望和要求;创意新，亮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外交旗帜。“万隆会议”上的胜利，为中国打开外交局面提供了良好的开端。在当时国际敌对势力的重重压制、封锁下，中国通过此次会议求同存异，广交朋友，与众多发展中国家建立起相互信任和友谊。因此，尽管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依然风雨不动安如山。
1947年，美国向西欧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同样也是从一着棋入手走活全盘棋的典型外交案例。当时美国的16个西欧盟国，既遭到二战的严重破坏又遭到经济危机的袭击，气息奄奄，濒临，一再呼吁美国给予经济援助。向其盟国提供经济援助，在美国外交实务上是一种即时反应。但美国并没有把它当作一种因应措施，而是形成一项计划，作为战后美欧关系的起动器，立意在推进美欧之间的联系。该计划从1948年4月启动起到1951年1月实际结束，共使用100多亿美元。其中，赠予款额用于购入美国剩余农产品和救济物资，借款款额用于购入机械、车辆等生产物资，其结果既有助于美国走出战后经济过剩，又促进了西欧经济的恢复，并为后来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美国确立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美国从欧洲获得的巨大利益是以“马歇尔计划”为开端的。无怪乎有的西方学者会把“马歇尔计划”推崇为预防外交的经典之作。
这些成功案例所显示的效能，不只是地区性的而是全球性的，不只是一时性的而是长期性的，具有综合性收益。这些成功案例尽管没有摆脱“刺激—反应”的传统外交模式，但作出的“反应”却是非传统的，具有新的特征。现代外交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在战略层面上发挥“预防外交”的效果开辟了新的前景。这些前景包括：
1.追求清晰的战略意图。实施预防外交，或者为了争取战略上、全局上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或者为了避免事态恶化并为进一步发展展示新的前景，驾驭事态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马歇尔计划”后来成了美国对外援助的范例。2000年1月5日公布的一份白宫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对此推崇备至：“从以美国为首的动员到战后欧洲的重建，再到最近亚洲、拉美和非洲的经济成功事例，美国的对外援助帮助了新兴民主国家，促进了对人权和法制的尊重，扩大了自由市场，遏制了国际犯罪，抑制了对健康的主要威胁，改善了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使人口增长放慢，缓和了人道主义危机。美国的可持续发展计划促进了工人的权利、自愿计划生育、基本教育、环境保护、民主、法制、宗教自由，提高了公民的经济地位。通过这些计划，危机得到避免，美国的预防性外交得以积极的实施。”
2.追求“最小的代价”，使外交态势具有某种动能，带来滚动效应。外交是需要投入的，这是常识。外交投入包括实务开支、政治或经济上的承诺、某些问题上的妥协与让步。这都是外交的代价。而现代成功的外交却要求“代价”的最小化。这就要尽可能避免外交的静态操作而应追求动态操作，使外交态势始终具有一种动能，带来滚动收益。道理很简单，推动一块静止的巨石走向预定目标，是很累、很费力的。但若推动一块正在滚动的巨石走向预定目标，则仅需花很小的力气就可以实现。外交态势具有某种动能，是寻求“最小代价”的一个重要前提。“因势利导”，没有“势”便难以“利导”。试想，如果中国没有以亚非“万隆会议”为开端，在发展中国家中建立起动态效应，何以能在1971年10月出现把中国一举“抬进”联合国的局面。
3.追求某种协调机制。尽管许多人对90年代后半期国际关系中的种种“伙伴关系”不以为然，但是这些“伙伴关系”的出现却反映了人们，特别是政治家对国家间关系形成某种机制的追求。传统的国际安全靠均势、靠力量均衡;但在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这一政策的实施变得越来越困难。各主要国家在追求力量均衡的同时，外交重点越来越倾向于形成某种机制。“热线”，“透明度”，从频繁的首脑会晤到高密集度的不同级别、层次的交流，信任措施，……凡此种种，显示了各种机制的“生命”运动。机制并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但牵挂着各方的利益需要;机制并不是解决争端的裁判，但却可以提供解决争端的机会;机制并不是利益的天平，但却有助于找到利益的汇合点。机制是各方利益补偿代谢的生命体，只要有关各方都愿意从这里找到获取利益的机会，机制的生命力便不会凋谢。
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特殊的责任。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承担世界责任方面已经显示出自己的特色。中国完全有能力在战略层面上实施预防性安排。有许多机会可以发挥中国的作用，诸如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和构想，提出解决热点问题的方案，供国际社会选择。充分发挥诸如此类的建设性作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是中国外交有所作为的重要领域。有所作为才有世界上的地位。这样做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
三、预防外交中进行危机预期的方法
预防外交可作广义理解，涉及国际格局变化趋势、国际体系及其机制可能面临的障碍、战略态势变动等;也可作狭义理解，诸如对付可能发生的冲突和紧急情况，对付其它国家或国际组织可能作出不利于自己的决定，对付可能出现的某项争端、对付安全方面的某种紧急状态等。国际社会所以对“预防外交”产生极大兴趣，主要看中其狭义理解所显示的功能。然而这是相当困难的工作，特别是对突发事件的预防，难就难在如何及时捕捉到突发事件的前兆。但现代社会的经验也证明，危机、冲突、风险在爆发前是有迹象可以看到的，是可以预测的，“风起于青萍之末”。在国际关系中，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潜伏的风险迹象，可以看到潜伏危机中的冲突迹象。问题是如何应对，如何建立必要的危机评估、危机预警、危机管理及制订各种方案的制度。
对预防外交，无论是广义理解还是狭义理解，其预防的仅仅是一种危机预期。它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预期必须尽可能准确可靠，这是基本的前提，否则就失去预防的意义。为了寻求根据现实动态作出合理延伸的预期，通常所使用的方法有：
1.背景推理法。领土、宗教、民族或种族的历史纠纷和怨恨，资源(包括水资源)和能源争夺的历史记录，战争遗留的历史问题处置，等等，都可以成为背景推理的依据。在这些因素中，有的可能已经随着历史岁月的延伸而沉寂下来，有的可能仍有这样或那样的纠葛，但都有可能在新的特定条件下成为爆发冲突、引发危机的“导火线”。在这里，注意“新的特定条件”的生成是关键。一种“新的特定条件”的生成往往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例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在欧亚结合部一下子爆发了众多的冲突，至今还未完全平息。又如，苏联解体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非洲推行“民主”、“人权”，引发了非洲一系列部落、种族和民族的权力争斗，其结果导致惨不忍睹的“灭绝性大屠杀”。
2.过程推理法。任何矛盾、冲突的激化都有其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而过程是分为不同阶段的，从前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是有条件的，其中关键性条件居于主导地位。1991年海湾战争前夕，美国数十万大军向海湾地区集结。当时国际社会对美国下一步动作有两种判断：一种认为美国企图以兵临城下、炫耀武力，迫使伊拉克屈服;一种认为美军向伊拉克发动武装攻击势在必行。事实证明后一种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当时居主导性的条件是，苏联不可能因伊拉克与美国直接对抗，而美国要以高科技军事打击能力证明谁也不能违抗它的意志，以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任何事情的发展过程都有它自己合理的逻辑延伸，但却以条件为转移，在这种条件下会向这个方面延伸，在那种条件下会向那个方向延伸，关键是要搞清楚条件是什么。
3.利益平衡推理法。国家的对外行为都是为了追求本国利益，但是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却受不同层次的利益制约。科索沃停战协议签订后，俄罗斯抢先占领了科索沃首府机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把为数不多、孤立无援的俄罗斯军队赶走，这可以轻而易举地办到;一种是容忍俄罗斯的行动。美国选择了后者，因为，前者虽然符合美国的利益，但避免与俄罗斯直接对抗具有更大的利益。美国曾多次企图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摧毁朝鲜的重大军事装备基地。但它会遭致朝鲜对韩国的报复性军事打击，而汉城地区集中了韩国大部分重要的经济设施，它们都在朝鲜大炮的有效射程之内。韩国成了朝鲜阻止美国对其实施军事打击的“抵押品”和“人质”。所以，美国对朝鲜的军事行动首先遭到韩国的反对，韩国难以用民众大量死伤、经济倒退数十年的代价，来接受美国对朝鲜军事打击的胜利。当然，韩国是美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前沿基地，韩国受到巨大破坏在根本上也不符合美国利益。基于这种利益掂量，美国不得不接受韩国对朝鲜的“阳光政策”。现在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是联在一起的，利益是交织在一起的，善于把各种利益结合起来综合平衡，是寻求合理的危机预期的重要方法。
4.实力对比推理法。实力对比依然是影响国际矛盾、冲突的基本因素。实力的不对称性往往决定了过程、结果的不对称性。仅仅凭南联盟非常有限的军事实力对抗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打击，难度之大完全在意料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实力对比是绝对的。但是，在拥有的实力与可使用的实力、可使用的实力与可使用的限度这个意义上说，实力对比又是相对的。2000年年初，俄罗斯颁布新军事学说，不仅继续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作承诺，而且明确宣布“在俄罗斯及其盟友遭到侵略、以及在依靠常规手段无法制止俄罗斯作为一个国际关系的主体和国家消亡的情况下，俄罗斯将被迫使用核武器”。面对其对手的步步紧逼、挤压，俄罗斯的这种宣示无疑使其对手在可使用的实力与实力可使用的限度方面大打折扣。尽管在观念上，其对手可以认为俄罗斯没有什么优势，但在行动上却不得不想想自己的难处。这种反差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俄罗斯与其对手关系的走势，影响潜在危机的发展趋向。就此而言，研究对立双方实力对比的相对态势，对研究危机的预期具有重要价值。
四、预防外交的“刚柔相济”
应付危机、冲突的迹象或预兆，在传统上由于迂回——回旋的余地、可使用的手段有限，国家间相互依存度几乎没有(或者很小)，所以通常使用刚性应对，诸如使用外交交涉、军事威胁，并往往在事实上用最终手段(战争)解决问题。一部国际关系史，实际上是一部战争史。剖析战争爆发的原因，展示战前外交合纵连横的全景，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战争过程中的外交往来，战争结果的处置，诸如此类的往复，充斥着历史的大部分篇章。中国历史上尽管有“预防外交”的先例，诸如采用“和亲”政策、睦邻政策，向对方施以“皇恩”，但边界战争依然不断。两次世界大战的惨重教训，以及二战后多次热战的结果，都表明完全刚性应对无助于把危机、冲突在迹象显露、预兆出现时期得到控制或化解，并没有真正起到预防作用，必须另辟蹊径。
预防外交在不排除“刚性应对”的前提下，更强调“刚柔相济”的作用，这不仅由于各国之间相互依存度日益达到不可分离的程度，而且由于人民的觉悟和对安定、富裕的追求，“刚柔相济”更有了施展的余地，诸如：
经济合作、国际援助、国际贸易日益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预防外交手段。一个成功的国际援助计划，不仅使受援国得到实惠，而且可以给援助国带来多方面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国际经验教训表明，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金融方面的依存度日益成为加强相互关系的纽带。通过国际援助发展经济合作，促进贸易、金融、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高，正成为各国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这也是避免危机和实施预防外交的条件和基础。
五、预防外交的灵活性与创造性
预防外交的成功与否，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一般外交的功底。例如，为了成功地实现某项国际投票获得对己有利的稳定多数，事前对有关国家做工作可以算为预防外交，但成功与否，则取决于以往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一般外交的良好功底能保证在关键时刻得到国际社会有益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般外交的良好功底具有预防。在关键时刻，能否得到国际社会有益支持通常被认为是衡量一般外交功底是否扎实的标志。
但是预防外交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对付冲突和复杂的紧急情况。所以，除了依靠一般外交所积累的功底，在实施操作上需要更大的灵活性。
1.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在紧急情况下，各种意外的情况都可能发生。意外情况的发生可能导致双方对峙的无端升级，加速形势的恶性化，造成不必要的、双方都不希望出现的损害。所以，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是避免误会、澄清情报信息的重要条件。
2.抓住适当时机或机会，及时进入官方层面或正式层面上的对话。对话或许成功，或许失败，但磋商、谈判总比不磋商、不谈判要好。不拒绝对话，是现代冲突双方通常都具有的基本立场。对话不一定能消除分歧，但它可以使沟通渠道正规化，并为冲突双方寻求共同点开辟新的起点。当然，在何种条件下进入对话，不仅因国而异，而且因事、因时而异，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
3.及时开辟“第二管道”。通过“第二管道”进行坦率的、建设性的交流，可以成为官方交流、对话的前奏与补充，缩小认知上的差距。由于“第二管道”是非官方层面，所以即使在非常紧急情况下，依然能保持宽松的气氛，非情绪化地讨论对双方都有益的问题。
4.动员“公众外交”的积极作用。及时透过适当的“管道”向国内民众与国外民众传送情报和信息，并将其转化成“公众外交”，转化成公民与组织对外国政府的影响能力，这既需要开放的心态，也需要很高的艺术。如果能把“公众外交”的积极性动员起来，就足以造成庞大的、没有编制的“外交”队伍。
5.巧妙的策略运用。与一般外交相类似，预防外交也需要巧妙的策略与综合动用国际上通常采用的方法，包括(1)警示性：及时设置明确的底线，使对方明白这条底线是绝对不能逾越的，否则要承担难以承受的后果;(2)围堵法：造成对方在舆论上、外交上、经贸关系上的孤立状态;(3)诱导法：让对方明白自己的合理、合法利益所在，明白如何才能谋取这些利益;(4)抵押法：将对方的某部分重大利益作为抵押，让对方知道失去更巨大利益的可能;(5)边缘法：不惧怕进入边缘性状态，以显示自己的意志，让对方知道后果的预期。
6.实施奖励优先，奖惩并举，发挥恩威兼施的感染力。在危机迹象出现后，为了阻止事态恶化，适时地发出奖励与惩罚信息是十分重要的。无论奖励还是惩罚都有明确、完整、合理的前提条件，而这些条件都是非常现实的。实施奖励优先，当然不是奖励对方挑起事端，而是为了寻求自身最大的国家利益。惩罚对方必须以“真实”为前提。如果对方感到因拒绝奖励而将受到的惩罚是绝对不合算的，那就很难不选择接受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