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根源上去追溯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性，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题目，笔者绝无此野心包揽全局。这里只想据个人思考所得，从历史结构方面去检讨，试说它有四大难：“老、大、多、后。”
第一个难是难在“老”字上。
林语堂先生曾以其特有的调侃，幽默地说过：“中国向来称为老大帝国。这老大两字有深义存焉……无论这五千年如何混法，但这五千年的璀璨被我们混过去了。一个国家能混过上下五千年，无论如何是值得敬仰的。中国向来提倡敬老之道，老人有什么可敬的呢？是敬他生理上的成功，抵抗力的坚强，别人都死了，而他偏活着。”
“文革”末期，我因一个偶然的机缘有幸去曲阜拜谒孔老夫子的故里。当步出东门，向孔陵走去，沿途的景象，真使我惊讶莫名。试看那些千年古树，一排排一行行，有规则地向远处延伸，是那样的苍老，伤痕累累，有的内囊全都蛀空，只剩一层枯黄的树皮艰难地包裹着，垂垂老矣，气息奄奄。然而抬头一望，那枯树的枝头上，悠悠然地竟生长出好些翠绿的新叶，在空中随风摇曳。奇哉，老树枯藤。那时突发感触，这不正是古老中国最逼真的写照吗？二十多年过去了，还始终忘不了那一刻。
中国历史，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有一万年的农业、五千年的文明、两千年的大一统。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国逃脱了灭国、分裂的厄运，文明未曾中断。历数千年的长期积累、完善，中国传统社会，从其社会结构的整合而言，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它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长：
（一）结构简单，整合容易，具有顽强的再生能力
（二）盛行“父权崇拜”，迷信个人魅力
建筑在父家长制基础上的社会，其治理方式究其根本都不脱家长制，一切应由“家长”说了算。这就是中国传统统治根本的合法性资源。按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它属于由“情感正当性”支配的“情感型行动”，称“卡里斯玛崇拜”。因此中国特别盛行父权个人崇拜，迷信天才人物。
孟子即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入秦以后，二三百年间必有一雄才大略者出来革故鼎新，汉唐宋元明清是也。后来社会节奏加快，进入近世，大抵是四五十年一轮，必有一杰出人物惊天动地。不管怎样，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国家的命运必须也只能系以一天才人物的拯救，称之曰“圣君”、“国父”、“伟大的父亲”等都可以。每当社会震荡，必有造神运动出现。连那些不伦不类、七拼八凑的民间杂教，也都要捧出一个教主“君临”教徒，教徒视之若“神灵”。人们总期盼有这样一位非凡人物，能凭借他特殊的人格魅力，汪洋恣肆而又任性地调度历史舞台，“救民于水火”，重整纲纪，大乱后大治。几年前有一本书很轰动，名叫《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不还在呼唤未来中国需要有一个“神”的复活吗？
这种由“父权崇拜”引出的“天才崇拜”，经历史长期的积淀，内涵变得非常厚重。中国传统统治在反复的“一治一乱”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积有极端丰富的阅历，驾驭权力的技巧娴熟而富弹性。论政治权谋之善变老练，中国恐怕当居世界之最。这一点，历史学的贡献最大。二十五史，说到底都是《资治通鉴》。历代帝王之道都讲究以前朝覆亡为鉴，善变、多变，但最后总不离“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大法”。
当然我们不是否认个别突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也不是否认权威的作用。问题是中国传统社会缺乏充分的社会分化，没有足够可靠的权力制衡机制。现代社会则迥然不同，它是在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整合，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称之为“有机整合”。在有机整合的社会模式中，权威依然必须有，但这种权威首先是非人格的法理权威，法律至高无上，任何个人都不能超越法律之上；人格权威又呈现出多元和多样性，各类权威间相互制约，形成动态平衡。没有绝对权威，也不相信天才统治。“二战”后，西方现代政治越来越显示出世俗化倾向，就说明了这一点。
深入下去，就必须说到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第三个特点。
（三）“政治一体化”，缺乏经济、文化子系统的相对独立性
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子系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是居高临下的，不仅居第一位，而且包容并支配着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所谓“政治一体化”的特殊结构类型。经济是大国政治的经济，即着眼于大国专制集权体制的经济，私人经济没有独立的地位。文化是高度政治伦理化的文化，着眼于大国专制一统为主旨的意识形态整合的功能，异端思想和形式化的思辨不是没有，而却总被遮蔽，了无光彩。政治高于一切，一切都被政治化，一切都以政治为转移。这种社会生态性的高度倾斜，造成了产生不出什么别的力量去制衡、约束政治系统。政治系统出了问题，只能靠政治方式即权力斗争去解决，即所谓“以暴易暴”，大乱之后才能大治，和平的改革常流于失败。
经济系统的不独立，这里举产权为例，试说明一二。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黔首自实田”，耕地都必须登记在册，看起来是归占有者经营，但必须承认“天下一家”，都是“皇帝之土”，都是为“国家”打工。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的产权状况特别奇怪，不容易看得明白。说不存在某种形式的私有产权，也不合乎实际，平日里占有者之间可以转卖转让。说“私有”，什么时候都可以宣布“土地国有”，像王莽时的“王田”、北魏到隋唐的“均田”，南宋的变民田为“公田”，后来的“人民公社化”等等，究其实质都摆脱不了“国家主权是最高产权”（马克思语）的阴影。这恐怕是世界上很少有的、中国所特具的一种历史特征。
国家对私有经济的限制，指导思想是“平均”，“不患寡而患不均”。“抑豪强”、“抑富商”就是由这种指导思想产生的传统国策。汉初、明初两次打击豪强规模极大，涉及数十万以上人口，名之为“迁徙豪强”。那些数代土著于此、“发家致富”、没有政治背景的“豪强地主”“富商大贾”及其家族，一朝令下，原有田产财宝悉化为乌有，能说他们拥有“私有产权”吗？二是“抄家”。权势财富再显赫的官僚地主，一旦有罪被抄没，所有动产和不动产，不只田宅、金银珠宝、奴婢，女眷亦得尽数没入官府。这种做法，现代人完全无法接受，一人做事一人当，怎么可以这样？即使贪污，那么也应当扣除其正当收入部分以及家属的正常收入。但上述的做法，古代视之当然，没有看到谁提出过异议。因为一切的一切都是“皇帝”给的，给你是“皇恩浩荡”，收回亦理所当然。联想到“文革大抄家”，我们的银行为配合“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不顾国际规则公开银行私人存款，看起来也算是有历史根据，古已有之。因此对私有产权没有清晰的法律界定，公私含混不清，私有产权没有制度化保障的环境，恰恰是以后中国难以走出“中世纪”的一个症结。
第二个难字是“大”。
先说“大一统”，中国早在公元前221年就实现了，这在世界上也是一种奇迹，我们常为此自豪。然而当秦始皇为实现一统中国志得意满，号称“天下一家，皇帝之土”时，肯定没有想到过：大固然有大的好处，但大也有大的难处。大了，必须“统”，不统就神散形乱；大了，就难“统”，统死就生气全无。这“统”字，在两千年里始终是一门高深的大学问，里面有内外的应对、上下的应对，纠缠不清的华夷之争、中央与地方之争、集权与分权之争，更深的还有秩序与自由之争、人己之辩等等。各代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一走就走了两千来年。等到《红楼梦》出来，一个颇有政治头脑的女人王熙凤才有所觉悟，说出了一句男人没有说出的名言：“大有大的难处。”
我们通观中国古代历史，最容易感受到的首先是大的好处。它可以也有能力高度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无论何等壮观宏伟的公共工程都能掘地三尺，突兀而起，令世人为之一震，长城、运河、阿房宫、兵马俑……这是欧洲中世纪诸侯王国做梦也不敢想象的。然而，不顾国力、民力做的许多蠢事也因此特别多，秦速亡于长城，隋促命于运河，古代翻来覆去的灾难，至今想来尚令后人为之黯然神伤。
“大”的第一个难处，就是发展高度不平衡。按照自然生态（地势、气温、降水量等），中国南北、东西都不平衡，其中东西之间的悬殊尤其严重。古代中国大致经历了由西至东、由北到南的政治重心转移的演进轨迹。从宋朝起，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东部偏南的沿海地带，形成政治重心在北、经济重心在南的分离格局。传统政治体制人为地加剧了这种不平衡。鉴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必不可免地要实行财政上的“平调分肥”的国策。结果“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个别经济先进地区率先发生社会变革的可能性被扼杀，而动乱却常常从落后的西北地区爆发，“两头不讨好”。
“大”的第二个难处，就是权力高度集中与地方失控的矛盾。
俗话说：“天高皇帝远”。帝国幅员的辽阔决定了必须层层设置官僚机构，而要保证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又必须使中央拥有“日理万机”、事事必统的庞大机构。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说，结果出了一个怪现象，与社会统治基础呈金字塔形相反，管理机构却是一个倒金字塔。上面是一个大平台，越到下面管理人员就越少。古代行政机构只设到县一级，上面千条线，到这里就变成综合一切的“收发室”，穷于应付。中央政策由近及远，其信息的准确性与执行的有效性，正好与距离成反比；距离愈远，熵值越高，即通常说的“走样”、失真。因此国外高明的汉学家早就看出，中国历代王朝权力高度集中，世界罕见，但对地方的有效管理反不及中世纪欧洲的君主国。历史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政策再好，例如“青苗法”犹如今之农业信贷，初意甚好，结果地方各级官府为“邀功表态”，竞相争标，然而图操作上的方便，即按家按户摊派（“抑配”）。结果地主、农民都怨声载道，王安石后来也落了个“拗相公”的骂名。甚至极端的还说北宋亡国，王安石是祸首。
对大多数统一大王朝来说，社会稳定的最大难题是农民。帝国政府的物质基础，不说唯一，至少也是绝大部分来自农民有限的剩余劳动，积少成多，支撑着社会的运作。庞然大物般的帝国，后来几乎每十来个农民要养一个官吏士兵。口头上“农为邦本”叫得最响，为了维持这庞大的财政，不可避免地要走到自毁经济长城的绝路上去，更管不住不少地方官吏恣意刻剥小民。一旦王朝由盛转衰，走向末运，吏治败坏，越发不可收拾。一部以数千年计的中国传统社会史，一再显示出严酷的事实：失去了农民，就得垮台。
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悲剧，那就是“政治精英”们常把农民大众遗忘在村野角落里。平日，他们是最不起眼的芸芸众生，不因被冷落而辄耕，背负青天，面朝黄土，为一家之生计终日牛马般劳作。他们是如此的老实顺从。殊不知他们是可以欺生却绝不畏死。如若把他们置之死地，在生死必择的关头，铤而走险，那破坏性的力量也着实可怕。中国历史上就一再领教过了，从山村里喷发出来的暴怒，会让二三百年的物质积累毁于一旦。直至近世，多次现代化的尝试，其失败的原因之一，便是过分冷落了农村。晚清如此，蒋氏民国也是如此。
第三个难字是“多”，人口众多。
中国的传统农业有着与欧洲截然不同的特性。大约从春秋战国起，我国的农业就走了一条劳动力密集、精耕细作的集约农业的道路，其增产的主要途径不是扩大经营规模，而是通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亩产）和耕地复种指数来实现。农具和农本投资长期停滞不前，农业生产力唯一的也是最活跃的变数即是人口增殖——添进劳动力。我们常常责怪国人“多子多福”的旧观念，岂知彼时实有不得已的经济动因。由唐入宋，往后随着土地所有权的日益分散，耕地的经营更是畸零小块，粮食的需求推动着人口的上升，开始了经济—人口的恶性循环。宋已越过1亿大关，明估计要到2亿，鸦片战争前即已达到4亿的高峰点。因此，在我国进入社会结构变革期，与欧洲大不相同，必须承受一个世界罕见的人口负荷过重的包袱。有的学者把它形容为“人口悬剑”。
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能力相对脆弱。城市化必不可免地要受到来自乡村流动人口的冲击，而人口负荷过重，无疑为人均经济指数的优化带来不利，更增加了就业、教育、卫生与治安等社会问题的压力。不注意协调，稍一失控，难免会诱发震荡，阻缓经济发展进程。如果注意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就不难看到我国早期现代化遭遇到的这种人口负荷过重的困境，又没有合适的应对，这是近代社会多次动荡另一个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
第四个难字是“后”，落人之后的“后”。
依据对欧美市场经济历史的考察，先说两种情境，是后来者特别是中国所不能比拟的。
第一，市场经济拓展的国际环境。当代法国著名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其《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三卷本中说道，欧洲人独立地发现大西洋，是欧洲市场经济发展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伟大业绩，“这一胜利为欧洲人打开了（通向）世界七大洋的大门和通道。从此，世界的整个海洋都为白人效劳。”此种论断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冷酷却又非常实在的经验事实：从传统的市场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仰赖于一个决定性的驱动力量，便是市场活动空间的最大限度的拓展。显而易见，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市场购买力的增强，需要相当长的渐进过程。其发展初期、增长的限度必然受到原有的经济结构、经济实力的制约。因此，正像布氏所分析的，先行国家与落后国家由发展不平衡造成的空间上的“经济压差”（又称“势能差”）就成为市场经济拓展最重要、也是资本积累最易见效的历史前提。欧洲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落后”的亚洲、非洲、特别是当时美洲供其施展魔法、断不能成功。布氏的这一结论并不新鲜。这就是早为我们所熟知，来自马克思揭示的血与火交恶的海外殖民掠夺、“资本原始积累”的历程。
近代中国的当权者，如晚清政府，只望学到增强国力的“富强之本”，特别是坚船利炮之类，而对政治体制、思想文化的改革则讳之甚深。这是一道难过又必过的门槛。因此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不少有识之士，对西方近代化的后果有相当理解深度，不忍中国重罹“物质富裕，精神贫困”灾变，面对变态的中国近代化痛心疾首，多持严峻的批判立场。在思想文化领域，他们甚至超前地对资本主义理性做了许多深刻有价值的批判，领20世纪世界“理性批判”风气之先，显示出特有的哲理智慧。这种心态的缺陷，就是不能正视社会变革的过程性和不完美性，否认经济操作有别于道德，现代法理制度的最大特点只能制恶而不可能止恶。后起者在近代化问题上的争论、纠葛不清，往往造成多歧，使各种社会力量消耗于内部摩擦，增加了变革成功的难度，近代化进程必曲曲折折，延以时日，呈现出特有的长期性和反复性。
余论
变革最初只是少数人的事业，慢慢才扩展开来。现代化真正成为中国全社会的主题，进入寻常百姓家，牵动亿万家庭的神经，从上层到下层，全民都跟着为之或喜或怒或哀或乐，我以为只有到了我们这个时期，改革开放的近二十年。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刚刚过去的二十年很不平常。它既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改革进程中从未有过的最好时段，同时也是整个“现代化”历史链条中的一环。瞻前顾后，后来还有后来者。现代化的长篇“连续剧”，虽然演过了一幕又一幕，跨过了两个世纪的门槛，看来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我们仍然处在社会转型的“现代化”过程之中。
世界现代化运动的总结，上升为现代化理论，在西方也要到20世纪的后半叶。直到现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也还流派纷纭，莫衷一是。关于现代化的目标体系，怎样才算实现了现代化，至少有十几种说法。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有许多参考书。但有一点越来越清楚，现代化没有唯一的、标准化的模式，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原样照搬别国模式，都必须走出符合自身特点的现代化道路，才有希望获得成功。
最近一次现代化的重新驱动，最重要的特点，便是鲜明地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其实，市场经济的历史十分悠久。从文明时代一开始，市场就进入人类社会生活，承担起产品—商品流转的经济角色。而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就年轻得多，但从其基本完善而言，至少也已经有一二百年的历史。它是随人类经济变革的“第二次浪潮”应运而生，在现代工业文明时代才确立起来的。什么叫做“市场经济体制”？它是以流通领域在空间上极大的拓展（跨地区，跨国贸易）为先导，通过创建现代金融业的特殊手段，实现了用市场经济特有的“游戏法则”——通常所说的价值规律或价格法则（看不见的手）——将生产、消费、流通、分配等环节以市场为核心实现高度一体化，并进一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由此造就了像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遍及一切的社会”。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功绩。
从世界范围来看，英美等国是属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先行者”（一称“早发内生型”），像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都属于“后来者”（又称“后发外生型”）。后来居上的国家和民族，历史上不乏其例，我们完全有理由自信中华民族也有这种可能，但是，后来者的成功必定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首先必须能够通盘熟悉先行者的全部历史经历（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经历），并且融会贯通，合理消化，然后依据自身的情况和特点，加以创造性的转换，才有可能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成功之路。
在奔向世界市场经济大潮的当下，中国人的脚步是急促而匆忙的，对此，我以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欣慰的是我们终于摆脱了千年传统的困扰，认识到了“历史的必然”，代价虽辛酸苦涩，然毕竟匆匆上路了。忧虑的是因急促而无暇深思，浮躁中最易滋生浅薄，好像是第一次跑到别人的“超市”里，眼花缭乱，什么都好，拿到篮里便是菜，不明是非。据说目前经济类专业十分火暴，求学者门庭若市，然而求学者却不耐烦听讲经济史课程，以至连一些颇有知名度的经济系科，也把这类课不断从课程表上悄然画去，实在令人为之惊讶。我们这个民族有时太讲求“立竿见影”，吃过许多亏还不醒悟。恩格斯曾尖锐地告诫过，如若忘记了“历史的启示”，人们“就会陷在半昏睡状态”，“仍在黑暗中摸索”。一个不善于站到历史经验巨人肩膀上，不断提升自己理论水平、精神品位的民族，是不可能创造出后来居上的历史奇迹的。
反观20世纪后半叶许多发展中国家这方面的实践，有一些现象很发人深省。在欧美本已行之有效，屡获成功的“法门”，一经后来者移植，常常会变味走样，不再灵验，甚至变成讨嫌的弊端。某些后来者“本土化”的结果，不是旧瓶装新酒，便是新瓶装旧酒，异化为传统的替代物。探究其发生特殊畸变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但其中有一点却是共通的，便是忽略了先行者成功的“历史情境”。后来者最容易犯的心理病症是“浮躁症”，或者叫做“压缩饼干心态”。此种心态具有两大症状：一是期望值偏高，后来者大多幻想能侥幸地压缩先行者经历的过程，伸手就摘采果实，不耐烦培育土壤，耕耘不浇溉，睁大眼盯在别人最高“价位”上，只肯高攀不愿低就，幻想“一步到位”。二是心理承受能力偏低，既幻想舍“过程”而收获“果实”，当然对实施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代价与难以避免的曲折缺乏心理准备，稍遇挫折，便怨天尤人，自卑自毁，最坏的还有可能乱了方寸，发疯似的胡乱折腾。有感于此，我觉得学术界、理论界应尽快为公众切实补上“历史”一课。
在此之前，我想先说一说自己近年来经过思索得到的有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正是出于这些方面认识的求索，才会回过头去考量历史上的现代化过程，并期望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
（三）不正常、不正确的心态的产生大概缘于以下几个原因：
（1）对“国情”、“球情”是什么缺乏深刻的了解；
（2）对社会转型是什么缺乏深刻的了解；
（3）对市场经济是什么缺乏深刻的了解；
（4）对社会发展或社会进步的真实内涵缺乏深刻的了解。
（四）需要打破以下几种幼稚的观念：
（1）可以照搬别人成功模式、依葫芦画瓢的观念；
（2）社会转型靠经济“一马当先”，就能万马奔腾的观念；
（3）市场经济没有风险、不会出现危机的观念；
（4）社会发展两大准则公平与效率没有冲突的观念；
（5）社会全面发展十全十美的观念（即只有正面效应、没有负面效应的观念；平均受益、人人满足的观念）
（五）应树立以下几个观念：
（1）社会转型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转型的长过程，不可能很短、很快就完成。它要经历许多发展阶段（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每一发展阶段都有其自身的特征及其局限性。从总体上说，可以有先有后、有高有低，呈波浪形螺旋状的上升态势，其中有高峰和坦地，也有低潮和险谷，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必惊惶失措。但真正完成转型必得是“全面转型”，这一结论是毫无疑问的。
（2）从一个阶段的巅峰状态下落，即意味着新的一轮发展时机的到来，两者之间称做“瓶颈效应”，最容易产生危机，能否确立新的目标，敢于冲破、越过是一种考验。
（4）正确看待分化，适度控制分化，这是市场经济下社会管理、社会控制的一门新的领导艺术，不容易，但非做好不可。
（5）社会发展从每一段落看都不完美，完美的追求存在于全部过程之中。一种发展趋势，一经驱动，就会如危崖转石，不达其地而不止。改革产生的问题只能通过改革的深化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