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搞清楚“藏南九万平方公里丢失”的来龙去脉，有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1914年流产的“西姆拉会议”，1962年奇特的“中印边境战争”（我国官方叫做“对印自卫反击战”）。同时，还要涉及到清末民国的西藏、英俄两个帝国在高原的作为、英属印度和独立后印度的作为、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的史实、周边的尼泊尔/不丹/锡金的角色等。其中，有相当多公众不熟悉的知识点。
由于本文很长，敬请耐心阅读！
通过近十几年对西藏和周边区域历史的研读、以及在高原的工作生活体悟，我有个心得：研究或研读西藏的历史，视野不能仅仅局限在高原，而应以欧亚大陆、甚至全球作为参照系，这样才能真正看清历史的脉络和成因。
今天，我们就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详细探究“藏南九万平方公里”的来龙去脉。
一、何为藏南？
最近的热点区域“洞朗”所在的“亚东县”，位于中印边境很特殊的一个位置上，从地图上看，亚东形成了向喜马拉雅山脉以南、自上而下突出的一个楔子，其东边是不丹王国，西边是被印度吞并后的锡金邦、南边是印度非常狭窄的一段国土连接部。
从上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印度东北几个邦与其主要领土之间的陆路联系比较薄弱。如果从蓝色的亚东县穿插下去，很容易切断其陆路通道。
而印度东北的几个邦中，藏南（印度叫做“阿鲁纳恰尔邦”）这九万平方公里，一直是中国和印度之间最大的领土之争。
中印边境东段争议区“藏南”，由西藏历史上的三个区域构成，分别是：门隅、珞隅、杂隅的一部分。“门”在藏语中指“低热多树的河谷”，“珞”意为“南方”，“杂”意为“杂居”。“隅”是“地方”的意思。一般来说，门隅包括了达旺。杂隅，后来叫察隅。
西藏本地，很久以前就有关于门隅、珞隅、察隅的记载。比如，成书于1363年的《红史》记载：“吐蕃分为四如…南自珞与门、西自香雄、北至霍尔、东自咱米兴米等等均予征服”。
门隅、珞隅、察隅的主要原居民，其人种均非印度次大陆的雅利安人或达罗毗荼人，而是汉藏人种（汉藏分离不过是5000多年前的事情）。文化宗教上来看，当地早期信仰苯教比较普遍；11世纪“藏传密教”宁玛派传入，建达旺寺；17世纪后期五世达赖时期，“藏传密教”格鲁派传入，并逐步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噶厦时代，山南错那宗的冬季办公地也在门隅达旺。达旺，还是六世达赖的出生地。［*注：对于“藏传佛教”、又叫“喇嘛教”的这支宗教，本文将使用“藏传密教”一词作为标准称呼。具体理由，另文表述］
我曾听一位藏族学者前辈说起，过去西藏有个民谣，大致意思是：“达旺、德让两个宗，如果丰收的话，全藏人民就不会饿肚子。”可见藏南门隅一带的富饶，以及对西藏的重要性。
西藏噶厦地方政府也从未放弃对藏南的权力。到了1930年代，英印与噶厦讨论“麦克马洪线”时，噶厦明确答复，藏南达旺、德让等宗，一直属于西藏管辖，包括派官、征税等。1943年，噶厦派官员到门隅查办边务、整顿吏治。
1944年8月，英印军队侵占德让宗，并派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古德去拉萨提出领土要求。10月底，噶厦回复，十三世达赖生前从未提及“麦克马洪线”、该线不合法。12月，西藏“僧俗大会”开会决定：“藏地绝不割让英国，并全体签字，有祸患，僧俗共之”。
大英帝国殖民印度以及周边国家的历史上，其内部文件中涉及藏南归属的话题，历年多次提到“属于西藏管辖”。
下面我们再看两张英属印度时期，他们的官方地图——
放大看藏南和“中印传统习惯线”的位置关系——
蓝线内，当年英国人自己地图上的中印边界，依然是中国后来主张的中印传统习惯线，而不是以北的所谓“麦克马洪线”。
那么，这条所谓的“麦克马洪线”究竟是怎么来的呢？让我们从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说起。
二、清末民初的高原
十九世纪末，随着清朝的没落，英帝国的扩张、沙俄帝国的兴起，在青藏高原的政治角力之中，作为中央政府的清朝势力不断弱化，英国和沙俄则以各自的方式步步进逼。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藏，一直是这两个帝国争夺势力范围的热点，后来由于沙俄在日俄战争中的战败，逐渐退出了高原角逐。
2-1、格鲁派“政教合一”的来龙去脉
1636年，新兴的藏传密教格鲁派在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领导下，与驻牧青海的“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结盟，邀结蒙古军队加入青藏高原的宗教战争［西藏历史上的宗教战争频发，以后专门写文］，先是打败了西藏周边四川康区的苯教土司势力，1642年，彻底打败西藏本地的“藏巴汗+噶玛噶举派”政教联盟——这一仗，有“两千蒙古铁骑杀灭十万藏军”的说法。虽然数字上可能夸张了，但宗教战争也是战争，一样很残酷。
固始汗与格鲁派当时的领袖四世班禅、五世达赖，在宗教战争中、战胜后，曾先后向后金时期的皇太极、清朝时期的顺治皇帝表示效忠，顺治皇帝给予了认可。
1642年-1717年的西藏，是卫拉特蒙古汗王掌握政权、格鲁派达赖喇嘛掌握教权。被称为“甘丹颇章政权”时期。
1717年，“卫拉特蒙古”新兴的准噶尔部入侵西藏，大肆屠杀劫掠。和硕特部统治西藏政权的第六任“拉藏汗”全家被杀。1718年、1720年，清朝两度发兵平叛。第二次，以康熙的十四皇子胤禵为大将军统领各军，年羹尧为四川总督负责后勤保障，出兵三路。10月，准噶尔部兵败逃走，清朝建立了对西藏的直接统治。
1721年-1750年的西藏，由清中央册封的藏族世俗首席噶伦为“西藏郡王”掌握政权、格鲁派达赖喇嘛掌握教权。
1727年开始，清中央设驻藏大臣监督西藏地方的行政权力，当年发生阿尔布巴勾结准噶尔部叛乱。1728年，清廷派查朗阿等率军至拉萨，将叛乱的阿尔布巴、隆布鼐二人凌迟处死。册封世俗贵族颇罗鼐为首席噶伦、西藏郡王，负责政权。
1751年，因颇罗鼐的儿子、第二任“西藏郡王”珠儿默特勾结准噶尔蒙古叛乱，清廷派军平乱后，乾隆认为“因有藏王称号，是以拥势太重”，遂废除原有的“西藏郡王”兼首席噶伦制度，将政权交给七世达赖喇嘛一系。清廷下旨颁行《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章程扩大了驻藏大臣的职权，并首次正式规定达赖喇嘛的世俗权力，形成驻藏大臣、达赖的僧官系统、噶厦俗官系统三者制衡的状态；正式设立噶厦地方政府、长官为噶伦，秉承驻藏大臣、达赖喇嘛旨意办事。噶厦政府遇有大事，需请示达喇喇嘛和驻藏大臣酌定、并盖双方印章。噶厦重要官员的任免，必须奏报中央批准。
1751年，从七世达赖开始，正式确立了以“藏传密教”格鲁派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统治机制，并持续到1959年。
同时，清中央积极扶持驻锡于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格鲁派班禅喇嘛一系，其政教权力，不归拉萨的达赖喇嘛和噶厦管辖。班禅喇嘛的政教合一机构称“班禅堪厅”，下辖十个宗［宗，相当于县］，其官员任命、税收、差役、司法裁决等，均由班禅堪厅自主负责。重要事项报驻藏大臣。
格鲁派内部，实际上有四位宗教地位平起平坐的最高级别“转世活佛”，分别是：前藏的达赖喇嘛、后藏的班禅喇嘛、内蒙和青海的章嘉国师、外蒙的哲布尊丹巴。而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严格意义上的接班人是甘丹寺住持“甘丹赤巴”，这个事以后专门撰文评述。
2-2、活佛转世制度出现了问题
1788年、1791年，尼泊尔新兴的廓尔喀王国两次入侵西藏，“带路党”是“藏传密教”噶玛噶举派第二大活佛十世“夏玛巴”［也翻译为“沙马尔巴”］。
起因是：1780年，六世班禅进京给乾隆皇帝贺寿，不幸染病圆寂，因此清中央和满朝权贵赏赐了大量黄金白银——史载，钱财“数十万金”、“珍宝不可胜计”。夏玛巴与格鲁派另一位大活佛“仲巴呼图克图”，与圆寂的六世班禅是同母异父的三兄弟［高级活佛转世在大贵族家族，曾经是个普遍现象。反映出“转世”的可操作性，雍和宫里乾隆皇帝御笔的《喇嘛说》专门指出了其中弊病］。仲巴坚持这些钱财是赏赐给格鲁派的，噶玛噶举派的夏玛巴没份儿。夏玛巴怀恨在心，就跟廓尔喀国王撺掇，“极言扎什伦布寺所得财物之丰厚，又将藏兵虚实相告，唆使廓尔喀入藏劫掠”。
廓尔喀是当时尼泊尔的新兴政权，两次入侵西藏，西藏地方均难以抵抗，扎什伦布寺被洗劫。［公元八、九世纪的吐蕃王朝曾横扫青藏高原，1000年后却被小小的廓尔喀打得满地找牙，几百年藏传密教对西藏的弱化，可见一斑。］
1792年，乾隆派出的大将福康安、海兰察等率大军入藏［没错，就是那个在小说和电视剧中著名的福康安］，彻底降服廓尔喀。廓尔喀将所有抢掠自扎什伦布寺的财物归还，并表示“投顺天朝”，成为清朝的属国。
战争期间，乾隆先后革职更换了几位办事不利的驻藏大臣。此战之后专门下旨，永久废除“带路党”夏玛巴活佛的转世系统，将其所属100多座噶玛噶举派寺庙全部改归格鲁派，并将已在尼泊尔去世的夏玛巴尸体索回、在西藏各处作为叛国贼示众；将另一位参与叛乱的活佛“剥黄处死”。
这两次战争，暴露了当时藏传密教活佛转世过程中，地方各大家族势力深度介入、垄断转世人选、并进一步干涉西藏政事的问题。1793年清中央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定了高级活佛转世的“金瓶掣签”等制度，详细规定了西藏的宗教事务、外事、军事、行政和司法权力，达赖、班禅转世程序，地方政权的组织结构，并正式划分西藏和青海、四川、新疆等省份的边界。此后西藏的政务基本依照此章程行事。
以上可见，当清中央强大的时候，不仅能够保卫边疆，而且能够及时更换、惩戒腐败无能的地方大员、宗教上层，从军事到吏治，都保持足够的水准。
从西藏郡王时代、到确立格鲁派的“政教合一”统治、直至十八世纪末，西藏的内忧外患均依靠清中央政府的强大支持，才能化险为夷。
2-3、清朝西藏治理架构的形态和构成
“格鲁派政教合一”模式在比较成熟之后，架构图大致如下——
其中，前一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新的灵童尚未成年之前，由摄政掌权。重大事宜（外交、军事、与其他地区关系、高级官员任命等），达赖或摄政必须征得驻藏大臣同意、联名上报中央，达赖、班禅等高级活佛灵童的掣签、坐床，一般由驻藏大臣主持。
“司伦”的职位，有时是个虚职。
“噶厦”是政府办事机构，一般由四名“噶伦”（三俗一僧）主理。官员中，主要来自贵族家庭的俗官占大多数，僧官占少数。
“三大寺”等代表寺院集团的利益，经常在重大事务上，与噶厦或者达赖/摄政做内部协调。
“僧俗大会”（也有人叫做“民众大会”的）是中后期出现的，由噶厦的中高级官员、三大寺代表、其他著名活佛、贵族代表等构成，类似于“罗马元老院”的议事机构。
班禅喇嘛等相对独立，不在这个架构里。
在这个架构中的核心势力，是寺院集团和官贵集团。
寺院集团，是旧西藏最核心的统治阶层。“藏传密教”的僧侣组织，不仅仅是出家人那么简单。以格鲁派三大寺为首的寺院集团，掌握着西藏超过三分之一的庄园、土地和生产工具，以及同等比例的农奴。另外，以哲蚌寺为主，三大寺还有大约3000名“浪荡僧”——无需学经修法，是寺庙的“武装力量”。在寺院集团看来，噶厦地方政府存在的唯一宗旨就是：“为了佛法的兴盛”，换句话说就是：服务于宗教组织的利益。寺院集团在统治层面，不仅有三大寺堪布、著名活佛，还有噶厦内的“僧官”。
代表世俗势力的官贵集团，主要是贵族和俗官。当时，除了龙厦这种凤毛麟角的开明派，官贵集团也普遍保守。
2-4、达赖喇嘛的“神圣”权威…
在“格鲁派政教合一”的208年历史中，历世达赖喇嘛的权威，并不总是那么“神圣”。原因在于这一模式本身。
当某一世达赖圆寂之后，要寻访下一世的转世灵童，经确认后、培养到成年才能执掌政教权力。这期间由“摄政”代理。
一般情况下，摄政主要出自格鲁派内部，比如班禅、热振、第穆等；其次，摄政一般也是达赖灵童的寻访者；然后，摄政还可能是灵童的上师。于情于理，达赖与前任摄政之间，应该是彼此和睦的吧？但却未必。
达赖转世系统建立于三世达赖，之后四世达赖、五世达赖的岁寿，都比较正常。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因为涉入“桑结嘉措联合准噶尔蒙古试图谋反”事件，才被康熙下旨废除，并在解押进京途中、于青海湖畔圆寂，终年23岁。
1751年，确立“政教合一制度”之后的七世达赖活了50岁、八世达赖活了46岁，都算正常。
1793年，乾隆皇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规定高级活佛转世必须遵守“金瓶掣签”制度，结束了之前转世灵童容易被某些势力垄断的局面。结果，连着四辈达赖喇嘛都是短命：九世10岁、十世21岁、十一世17岁、十二世19岁。这里面有多少争权夺利的明枪暗箭？“政教合一”带来的“绝对权力”这剂迷药，药性相当恐怖。
十三世达赖喇嘛1895年20岁时亲政，就与刚卸任的摄政、格鲁派著名的第穆活佛，发生严重矛盾。1899年，因发现第穆对达赖下咒，达赖喇嘛下令处死第穆活佛——“浸泡在一只巨大的铜水桶里活活淹死”，并没收第穆寺庙的财产、禁止其转世。［藏传密教组织一直是追求政教合一的，因而活佛之间的权力斗争，也很残酷］
2-5、英国殖民印度
英国势力进入南亚，是从1608年开始的。
当时英国在印度的实体叫做“不列颠东印度公司”。那个时候统治印度的是莫卧儿帝国（1526年-1858年）。莫卧儿帝国是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后裔“巴卑尔”从中亚南下建立的伊斯兰教王朝，莫卧儿就是“蒙古”的意思。莫卧儿帝国统治的疆域，比今天的“印度国”大多了。
到了1690年代，经过不断的征战，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无可争辩地成为了南亚次大陆的准国家”。
1773年，东印度公司改为直接受英国内阁管辖，并开始指派“印度总督”。
1858年，英国人把莫卧儿帝国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流放到缅甸仰光，然后处死了其家族的大部分成员，英帝国正式获取了南亚次大陆的统治权。东印度公司时代结束，进入到“英属印度”时期。
英帝国作为那个时代全球最强大的帝国，曾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在它诸多的殖民地中，“英属印度”是最重要的一块，是英帝国海外发展的最主要方向。其地位之高，在英国官方文件中，多次被形容为英帝国的“第二帝国”。
“英属印度”最强盛时期，包括现代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缅甸（1937年归英国内阁直管）等国，地跨南亚、东南亚、中亚，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同时扼守印度洋海上通道。
当然，“英属印度”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国家”。
2-6、英国侵入西藏外围
全力经营南亚的英帝国，一直觊觎着印度殖民地背后的青藏高原。
不丹，位于西藏的南部，“不丹”就是“西藏末端”的意思。该国政权由“藏传密教”竹巴噶举派的夏仲·阿旺朗杰于1616年建立，实行区域性的政教合一统治。西藏郡王颇罗鼐主持西藏政务时期（1728-1747），不丹确立了与西藏之间的“宗藩关系”。
1772年，英国入侵不丹。1865年，割占不丹2000平方公里。1907年，英国专门为自己扶持的地方头人“东萨总管”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竹巴噶举派政教合一统治，一手建立了持续至今的不丹“旺楚克”王朝。
锡金古名“哲孟雄”，位于西藏西南。在吐蕃王朝时期（相当于唐代），曾是西藏的一部分。1642年，由来自青藏高原康区的蓬楚格·纳穆加尔建立“纳穆加尔王朝”。十七世纪末，成为西藏的藩属，接受拉萨管辖。
1814年，英国第一次入侵锡金。经过不断征战，1861年，将锡金置于英国控制之下。打开了从南亚平原通往青藏高原的大门——“西藏门户洞开”［清史稿］。
尼泊尔是南亚古国，历史上曾有多个王朝，位于西藏西南。1768年，尼泊尔的廓尔喀部族兴起，建立“廓尔喀王国”（也叫“沙阿王朝”），主要信仰印度教。1788年和1791年两次入侵西藏失败后，成为清朝的直接藩属国。1814年-1816年，英国发动英尼战争，善战的廓尔喀人历经多次战斗、最终战败，割让三分之一国土给英属印度。
有意思的是，英尼战争初期，英国军队曾被彪悍的廓尔喀人击败，廓尔喀把缴获的英军装备上呈清朝表功，但因译名不同，清朝未意识到与廓尔喀开战的是外来的强国。太平天国时期，廓尔喀还曾上表清朝，希望派兵协助，但清中央未予答复。
2-7、沙俄在中亚、南亚的存在
与老牌帝国英国相比，沙俄在欧亚大陆的兴起虽然略晚了一些，并且在欧洲方向于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但“北极熊”在亚洲的扩张更加野心勃勃、更加具有侵略性。
在东亚，沙俄通过不断的战争，迫使清朝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占据了中国154万平方公里土地。清末民初，中国的外蒙、新疆等，也在沙俄的势力范围之内。
在中亚，沙俄也是积极武力扩张，先后控制希瓦汗国与布哈拉汗国，1864年占领费尔干纳盆地的浩罕与塔什干，1877年占领土库曼…十九世纪中后期，沙俄的势力站稳中亚，开始把触角伸向了南亚、以及（特别是）青藏高原。
沙俄在青藏高原与英国的角逐有一个优势：沙俄可以直接从蒙古人中找到“藏传密教”的喇嘛（比如著名的德尔智），来直接与西藏的达赖喇嘛、噶厦地方政府、三大寺高层建立联系。
2-8、两次“英国侵藏战争”
十八世纪中后期，东印度公司就开始派人前往西藏腹地搜集情报。到十九世纪末，来自英属印度的多批情报人员、探险家多次偷偷潜入西藏，获得了大量关于西藏的地理、自然、人文、政治、军事的一手情报。
英国政府对外则宣称：为了确保英属印度殖民地的安全，英国必须使西藏成为印度和外界之间的缓冲地带。
这是“缓冲论”的由来。而所谓缓冲地带，在当时的历史阶段看，主要面对的是北方虎视眈眈的沙俄，但也有削弱中国、阻止中国重新成长为大国的“长远策略”。
1876年9月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和《入藏探路专条》，允许英国人开辟印度与西藏间的交通。
1884年、1886年，英国不断派出军队，试图入侵西藏。西藏方面在热纳宗隆吐山设防。英军以西藏侵入锡金为借口，要求西藏军队从隆吐山撤出。此时已经极为软弱的清政府，答应了英国的要求、一再退让，连当时的驻藏大臣文硕都认为热纳宗一直属于西藏管辖、支持西藏用兵，西藏地方则对清中央的反应非常不满——当时朝廷里大权独揽的是慈禧太后。
2-8-1、第一次英国侵藏战争
1888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即隆吐山战役。战争中，清中央撤换了主战的驻藏大臣，派主和的升泰担任，并派英国人赫政担任驻藏大臣的助手［清中央的没落可见一斑］。虽然西藏上下应战之情一致强烈，但由于武器装备和军事指挥水平等相差太远，历经半年激战，西藏军民在付出惨痛牺牲后，隆吐山失守、战争失败。
1890年3月17日，中英签订《中英藏印条约》。锡金正式脱离西藏、成为英国的保护国，西藏面向印度一侧彻底失去藩篱、无险可固；条约划定藏锡边界，使西藏丢失岗巴宗（今岗巴县）以南的大片牧场和险要地区。
由于藏印条约中的多个问题没有得到落实，1893年在英国的压力下，中英签订《中英藏印续约》。开放亚东为通商关口，“听任英国诸色商民前往贸易”，在五年内免缴进出口税；英人在该地享有领事裁判权；在锡金游牧的藏人应照英国在锡金随时立定游牧章程办理。自此，英国人最终打开西藏的大门。
1895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由于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一系列有损西藏各层利益的条约，驻藏大臣在西藏的威信不断受到考验，西藏地方和清政府之间也逐渐疏远。
在英国试图控制西藏的同时，沙俄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与十三世达赖接近。1890年，具有俄罗斯帝国臣民身份的蒙古族喇嘛德尔智，来到拉萨，成为了十三世达赖的重要顾问。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之后，德尔智因势利导、竭力劝说十三世达赖投靠沙俄、寻求保护。
2-8-2、第二次英国侵藏战争
这一次英军带队的是麦克唐纳准将和荣赫鹏上校（FrancisYounghusband）。一开始他们就带了3000多名装备精良的士兵，后来又增兵4000。
1904年开春，他们一路从亚东向帕里、江孜方向进攻，边打边谈、边谈边打。
那时西藏的“军队”不是现代意义的职业军人，虽然也是“职业的”、但藏兵有点儿像服差役：老婆孩子、牛羊都得自己带着，政府也基本上不发服装和武器，大多是藏兵自己准备——比较像样的是火绳枪，一般是大刀、弓箭、镰刀、木棒。不打仗的时候藏兵也没有训练，就是放羊种地、生孩子、过日子，打仗的时候还要拖家带口、赶着牛羊去前线——基本上等于是“职业百姓”、“业余士兵”。
噶厦政府先后多次发布全藏动员令、从各地开赴前线的西藏军民先后多达几万人。但在英军的大炮、机枪和来复枪之下，再加上藏军基本没有指挥情报后勤体系和军事素养，大部分战斗都变成了单方面的残酷屠杀。
尽管4月到7月的“江孜保卫战”持续了100天，是近代西藏抗击侵略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斗。但是1904年8月，英军还是长驱直入占领了拉萨。“英军进入拉萨后大肆劫掠，抢走许多珍贵的文物和经典。”
前线开战的同时，新任驻藏大臣有泰，却是个主和派。不仅对藏军进行多方约束和限制，而且上报给清中央的情况，亦有偏颇不实。当英军攻克江孜之后，7月底十三世达赖随亲俄势力离开拉萨、经青海逃往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避难。
其实，战争进行的过程中，英国政府内部的意见混乱、分歧也很大，如果战斗中能够给予英印军队足够的杀伤，也许有利于动摇英国内部的决心。
荣赫鹏拿着在江孜拟好的条约草案，一开始却找不到谈判对象——经驻藏大臣有泰上奏，清中央因十三世达赖“临阵潜逃”对他进行了严厉处罚：革除“达赖”名号，由九世班禅暂摄西藏权力。但班禅只去拉萨帮忙、而不接受摄政。
于是荣赫鹏威逼利诱噶厦地方政府、僧俗大会、格鲁派三大寺代表签署了《拉萨条约》，由于清廷多次电令不得批准该条约，驻藏大臣有泰没有签字。
《拉萨条约》提出：增加噶尔、江孜为开放口岸；削平印度边界至拉萨的所有防卫阵地；西藏向英国战争赔款750万银卢比；英国在亚东的春丕驻兵；并授予英国一系列在西藏经商、开矿、筑路、贸易、金融、土地买卖等的排他性特权。
战后，外国列强特别是沙俄，对《拉萨条约》提出强烈不满和质疑。
其实，早在1903年下半年，当沙俄得知英国准备第二次入侵西藏，就多次与英国交涉，要求英国保证“不占领西藏”、“英国对藏政策不因战争而改变”。英国一开始进行各种敷衍。1903年底，沙俄以支持英国在埃及的利益为交换，获得英国官方以书面备忘录的形式作出前述保证。因而，沙俄认为战后签署的《拉萨条约》违背了此前英国对沙俄的官方承诺，并提出了也将不遵守彼此共识、不再支持英国在埃及的利益。
另外，由于十三世达赖出逃到了沙俄的势力范围之内、清中央对于十三世达赖的态度有所缓和、英国争取班禅又无功而返，英国考虑到国际利益、持久与沙俄和中国争夺在西藏的影响力等因素，对于修改《拉萨条约》的态度，有所缓和。
由于中央未批准，驻藏大臣有泰回避了签署《拉萨条约》，加上十三世达赖出走，从当时的情形来看，《拉萨条约》的签署缺乏官方权威。连英国侵略者自己也承认“从中藏的角度看没有比这个政治手腕更好的办法了”。虽然《拉萨条约》未能生效，却开了一个西藏地方直接与入侵国商洽条约的不良先例。
《拉萨条约》内容上报到北京后，在国内引起广泛公愤。1905年1月，清中央政府决定派遣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唐绍仪（12岁公派美国留学、肄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世成为美国总统胡佛的私人朋友）、张萌棠（曾外派日本、美国）赴印度与英国当局重新交涉、商订条约。
外语娴熟的唐绍仪，发现了英国人玩弄Sovereignty（主权）和Suzerainty（宗主权）的文字游戏，坚持大清国对西藏的主权。经过一年多坚韧细致的交涉，最终于1906年4月由张萌棠代表清朝签订了正式的《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把《拉萨条约》作为附件，以这种方式解决了程序合法性的问题。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积贫积弱的一个写照。
这大概是清末时期，中国与列强交往中少见的一次外交“成功”吧。
2-9、不丹有个“带路党”
1904年第二次英国侵藏战争中，随英军入侵西藏的，还有一位特殊的“带路党”——就是而今“不丹王国”旺楚克王室的第一任国王乌颜·旺楚克。当年，他还只是不丹的一个地方头人。
不丹成为一个政治实体，最早可以上溯到1616年藏传密教竹巴噶举派建立的政教合一统治。不丹的国名，就是“西藏末端”的意思。可以说不丹与西藏之间，存在着同文、同种、同历史的同胞之谊。
1680年代，西藏与拉达克王国的战争中，不丹是拉达克的盟友，两国都信奉竹巴噶举派。拉达克战败后，不丹与西藏建立宗藩关系。
1865年，英国占据了不丹2000平方公里土地，并开始分化、扶持不丹的诸多地方豪强。此时不丹的政权，依然是竹巴噶举派的政教合一体制。
1904年初的三个月，荣赫鹏率领的英军在进藏途中，遭遇气候和地理环境带来的各种困难。此时，依然还是不丹地方头人的乌颜·旺楚克，主动投靠英军，并开放不丹一侧的阿莫河线路给侵略军，使得英军顺利进军亚东春丕河谷［与今年的“洞朗”，在同一个区域］。
乌颜·旺楚克不仅向英军开放了重要的战略通道，而且还亲率部署追随英军效力。表面上声称作为“英国与西藏的调停人”，实际上，当时作为不丹一个小小地方头人的乌颜·旺楚克，根本不具备调停的资格。
可以说，此役乌颜·旺楚克投靠大英帝国的投名状上沾满了西藏军民的鲜血。事后，英帝国也没有忘了酬谢这位主动的带路党。不仅授予乌颜·旺楚克英帝国勋章，而且在1907年专门为他制造兵变、推翻了竹巴噶举派法王对不丹历时近三百年的统治，把东萨总管乌颜·旺楚克推上不丹国王的宝座，建立了亲英的旺楚克王朝。不丹从此成为英帝国的保护国。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印度独立、并以大英帝国在亚洲的继承者自居。不丹王国也随之以印度的马首是瞻。而今，不丹是罕见的与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均未建交的国家，中国与不丹的大部分边界尚未就划界达成协议。不丹的军事、外交之权，多年来操纵在印度手中。
2-10、辛亥革命前后的青藏高原
英国对锡金和不丹的占领、对尼泊尔的割占、两次侵藏战争，把工业化帝国的武装力量和政治经济野心，摆在了青藏高原之上。
尤其是两次侵藏战争，让英帝国在与其他列强的竞争中，获得了在西藏的优势。但依然不敢、也没能够在衰弱的大清版图上挖下西藏这块肥肉。
那么，两次侵藏战争之后，西藏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1904年7月底，英军即将兵临拉萨城下之际，十三世达赖在沙俄籍蒙古族喇嘛德尔智的影响下，逃亡外蒙古库伦。清中央立刻下旨临时革除了他的“达赖”封号。
十三世达赖在外蒙期间，一方面继续向清中央表示效忠和求救，另一方面则通过德尔智去莫斯科，寻求沙皇支持西藏脱离中国。但是，沙皇并未同意，只是出于牵制英国的需求，对十三世达赖给予厚礼。
1905年，清中央鉴于这种严峻的政治形势，恢复了十三世达赖的封号，并派蒙古王公前往宣慰。同时商议派兵护送达赖回藏事宜，但由于受到英国的反对，未能及时成行。
1908年，十三世达赖回到内地五台山，并借机与美国、德国、英国、沙俄、法国的官员结识交往，继续谋求独立。
同年九月，十三世达赖奉旨进京为慈禧贺寿，借此机会提出废除驻藏大臣制度，被清廷拒绝。清廷本来非常重视接待十三世达赖，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专门拨款二十多万两白银，用于接待达赖。但由于达赖表现出的“不配合”态度，最终的接待规格，低于当年的五世达赖和六世班禅进京。期间，英帝国、沙俄也不断多方笼络十三世达赖。
同年底，慈禧和光绪先后去世，溥仪继位，加封十三世达赖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十三世达赖趁国丧期间，立刻启程回藏。达赖“自外中央”之心就应始于这个阶段。
在这个历史阶段，清朝正在对不属于西藏噶厦管辖的康区推行“改土归流”，主持此项工作的赵尔丰，措施激烈、杀戮较重，严重影响了清中央在高原偏远地区的民心归属。
晚清的驻藏大臣，清明能干者少、贪腐无能者多。驻藏大臣对地方事务的监督、管理，逐渐形同虚设。这一点，中国历朝历代均如此：派往偏远边疆的大臣，在中央强盛之时，大多也是开疆拓土、积极进取之士。在中央衰败之日，则多是视为畏途、昏聩乖张之辈。
当时的驻藏大臣联豫恰恰是后者。十三世达赖进藏途中，联豫奏请钟颖和赵尔丰率川边军入藏。达赖得知后，派藏军防堵。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军事对抗，由此而起。
由于藏军不敌川边军，达赖通过英国驻江孜的商务代表向清廷和各国驻华使馆发电抗议。这是西藏地方公开通过外国列强对中央施加压力之始。
1909年底，十三世达赖回到拉萨，与驻藏大臣联豫公开交恶，并下令停止为驻藏大臣衙门供应粮草。
1910年初，川军接近拉萨，十三世达赖约见驻藏帮办大臣（相当于副职）温宗尧，获得安全保证的承诺，遂下令召回藏军。但联豫却不同意，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进一步恶化。
川军进入拉萨后军纪极差，造成西藏上下的反感和恐慌。随之，十三世达赖再次出逃，经亚东、锡金逃往英属印度，联豫随即奏请再次革去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的“达赖喇嘛”封号，清廷批准、并令联豫依例寻访灵童、另立新达赖喇嘛。这是清朝有史以来第二次废黜达赖。
在国力虚弱、列强环伺的时代，于边疆敏感区域如此鲁莽行事，行政既无智慧、中央亦失权威。
十三世达赖及随从在英属印度获得了英国的庇护，驻大吉岭。清廷派大员前往大吉岭劝说达赖，被拒。
这是西藏地方政教高层第一次与列强直接建立联系，开历史之未有，并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培养出一批亲英的西藏政教高层。
恰在此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结束。民国初创、军阀混战，西藏又将有何变故呢？
2-10-1、西藏第一次“驱汉事件”：
1911年辛亥革命，各地纷纷脱离中央，清廷形同虚设，驻藏大臣联豫等清朝派驻西藏的管理架构，立刻失去了立足之本。进入拉萨的川军，由于军纪弛坏，更是成了西藏本地势力的眼中钉。川军内部由于保皇还是共和的立场不一、再由于官员争权，造成分裂涣散，加之粮饷断绝，出现兵变，基本上失去了一支军队应有的战斗力。
在印度殖民地得到英帝国支持的达赖，遥控在藏亲信扩充藏军，并借助英印军事力量，以驱除川军为契机，于1912年底将清朝遗留的满汉全部政军人员驱赶出藏，最终扩大到驱赶在藏的全体内地人士——包括民间的商人。是为西藏第一次“驱汉事件”。这次事件中，还发生了多起对内地在藏同胞的杀害。
当时满汉官方撤离西藏的路线，是经英属印度从海路回国。这也是后来民国期间，最常见的“官方”进出藏交通线——完全掌握在印度手中。
笔者认为，所谓“驱汉”，其核心是十三世达赖为了自己的权势驱逐清朝官员和军队。辛亥革命时期的国内各省，驱赶满清残余势力、甚至新得势的一方杀害失势一方的事情，屡见不鲜。某些史家仅以西藏为观察对象，解释为西藏与中国脱离的证据之一，就明显是狭隘歧见了。
2-10-2、英国第三次侵藏与川藏战事：
几乎与“驱汉事件”同时，趁着中国处于改朝换代的混乱时期，英帝国派多路军队从各个方向侵入青藏高原：“亚东1000余名、噶大克(今西藏阿里噶尔县)300余名、江孜600余名、拉萨3000余名、日喀则530余名、加注克1200余名、聂拉木260余名、察木多(今西藏昌都市)360余名”，还派兵侵入门隅、察隅等处——此事应为英国第三次侵藏。
另一方面，英国对达赖喇嘛亲信扩招的藏军给予大量军援——100万英镑现款、价值200万英镑的军火(据日本《大阪新闻》)，直接推动西藏地方向东扩张实力、切断川藏之间的交通。这是列强第一次采用军援的方式，深度介入西藏事务。
民国初年的四川，比较混乱。先是军民官绅宣布“脱离清朝、自行独立”，成立了以原清朝军政官员为主的地方军政府，但蒲殿俊、赵尔丰等长官或逃或死，成都、重庆之间也曾各自为政，到1912年4月才由尹昌衡统一四川军政大权。
英式装备的藏军，向川边进攻之初，占领了十几个县城，是为第一次“康藏叛乱”。新成立的民国北洋政府委任四川都督尹昌衡为“征藏总司令”，率主力“西征军”平叛。同时，云南都督蔡锷也率部从滇藏方向进行侧翼掩护，并严防英军入侵。加上康区地方势力的配合，西征军不仅守住了十一个危急的县城，而且相继收复理塘、乡城、太召等十几个县。
针对民国出兵，英国对北洋政府袁世凯多方威胁、施加压力。在西征军大好形势之下，国务院于当年8月底到10月期间，屡次致电尹昌衡等军“虑英人派兵，届时与战，则举国动摇”、“民国初建，万不容轻开外衅”，命西征军就地停止。
北洋政府还将尹昌衡的西征军总司令改为“川边镇抚使”，尹坚持采用关西镇抚使以说明出兵的重点所在，袁世凯将之改为“四川关西镇抚使”。北洋政府用兵川藏的军事决心到此为止，交战双方基本回到战前的态势。
2-10-3、民国新政府与西藏的关系:
1910年藏历九月，流亡英属印度的达赖，曾发布一份文件，表示“西藏和中国不可能保持从前那样的关系了。为使我们的谈判得以进行，需要有第三方的参与。”
这封信表明，达赖喇嘛希望回到一个他所能控制的西藏，他依然愿意接受一种隶属于清朝皇帝的松散的形式——《喇嘛王国的覆灭》语。
西藏地方的十三世达赖在改朝换代之际、借助英国政治军事力量，不仅驱逐了原有的中央行政机构和驻军，并且兴兵川藏交界，试图扩大地盘。
1、这种单方面宣布独立或自治的方式，在当时国内各省此起彼伏、屡见不鲜。法律上、法理上“独立的意义”都不大。
2、从当时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通行规则来看，“这算不上是一个正式的独立宣言”——《喇嘛王国的覆灭》语。
3、达赖喇嘛与噶厦地方政府、三大寺结合的统治形式，在缺少驻藏大臣这种中央权威机构“加持”的情况下，代表不了全藏。
上图为笔者根据研究，画出的“达赖和噶厦地方政府在最强盛时期政令所及的区域范围”——基本上无法超出今天的西藏自治区。
此时的西藏上下，对于是否脱离中国，态度远未一致。一方面，西藏地方的政教统治阶层，有多方势力是倾向中央、不主张脱离的。比如，九世班禅就对十三世达赖提出的助兵驱汉持婉拒的态度；格鲁派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朗色林扎仓、著名的丹杰林寺等，也以实际行动救助在藏川军。民众持“藏汉一家”态度的更多。英印政府驻锡金政治专员、熟悉西藏的查尔斯·贝尔亦称西藏农民“不喜藏官而愿中国官吏之复来”云云。
鉴于各种现实因素和历史原因，重新掌握噶厦地方政权的十三世达赖并没有表现出与中央完全闹翻的架势。比如，他结束流亡回到拉萨不久，专门将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保护了起来。
民国初年的十三世达赖，在西藏尚且无法统一政令，之前清末中央对他的“不善待”影响着他的政治取向，强大的英帝国又给他种种支持和许诺，同时国内各省“独立、自治”的事情此起彼伏，特别是同为格鲁派四大活佛之一的“哲布尊丹巴”竟然在外蒙借沙俄的势力搞起了近乎独立的自治，对十三世达赖也算是一种“刺激”吧。
笔者分析此时的达赖喇嘛，一方面希望外借英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内借清末中央在西藏失去威望的民情，趁大混乱的时代争取把自己变为西藏唯一的最高统治者；另一方面，鉴于西藏本身的落后、内部态度不一、民国若迅速兴起也是难以对付的大国权威，所以他还不敢直接与民国树敌、还要留有余地——毕竟，回顾西藏历来的政教合一统治者，第一看重的不是什么民族自治、民众福祉、国家兴旺，对于他们而言首要的是自身的权势地位。
1912年2月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宣布中华民国为其继承政权：“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第一阶段的合法政府，是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
袁世凯作为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一方面是各省各地的军阀割据局面，另一方面南方革命力量也对他的独裁多有阻碍，第三方面外国列强是否承认其新政权也很重要。此时的中国从政治到经济到军事，仍是积贫积弱的态势。
袁世凯在宣布就职的1912年3月，就曾致电西藏，重申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立国原则、并恢复达赖被前清革除的封号、希望西藏安心内向。1913年4月，国务院电告达赖，对他的供给照旧、“各项开支按照清朝旧例不变”。
同年5月，北洋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先后任命钟颖、陆兴祺为西藏地方办事长官。其后，连续任命并派出杨芬、温宗尧、王人文、王鉴清、陈贻范等多位中央特使、宣抚使，前往西藏。但由于当时官方进藏选择的交通线是内地走海路先到英属印度、再进藏，英印对此行程百般阻挠、而且扣押中方官员的电报，各人均未到达西藏与达赖直接见面。只有受阻于印度大吉岭的杨芬与达赖喇嘛取得了联系，达赖喇嘛提出了对川藏战事的要求、询问了恢复封号的事宜、也表示了对转为内向所面临困难的担忧。
三、1914年，流产的“西姆拉会议”
3-1、西姆拉会议的背景
沙俄在1906年日俄战争惨败之后，收缩了在亚洲的扩张，主要集中于外蒙和新疆，大大减少了干预西藏的力度。
英国则抓住中华民国初建、沙俄退出高原的时机，加大干涉西藏的力度，并积极培植西藏的亲英势力。比如，第三次侵藏、第一次直接军事介入西藏与内地开战、除十三世达赖之外还主动笼络九世班禅、通过贸易给贵族寺庙带来好处等等。同时，英国阻挡民国官员进藏，对内外交困的北洋政府以“是否承认地位、是否给予借款”进行施压。
另外，英国还积极寻求修改1907年英俄之间的《西藏协定》，因该协定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1912、1913、1914连续三年，英俄磋商《西藏协定》的修改事宜，交换条件是：沙俄不干涉英国在西藏的行动，英国支持沙俄在蒙古和阿富汗北部的行动。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停止，未形成文件。
作为老牌帝国，英国在上下其手的同时，也没有在国际上明确主张西藏是独立的国家实体，而是希望借助西藏地方自己提出独立或自治的要求，英国再来推波助澜，使“西藏绝对依靠英属印度政府”、“西藏完全归属英国势力”（英国外交部档案）。
至于当时，英国真的愿意使西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吗？笔者并不这么认为。首先英属印度政府对此并不积极；其次，如果西藏真的独立了，它就可以与世界各国自主建立关系，英帝国未必愿意看到这种局面；更重要的是为了英帝国利益最大化，只要西藏脱离中国、不让其他强国插手，接下来的主动权就掌握在英国手中——独立、自治、殖民、属国…大英帝国可以有多种操纵方案。
《喇嘛王国的覆灭》作者、国际著名藏学家戈尔斯坦对此也有相似观点：“英国的最大兴趣在于，把西藏当成名义上的中国自治地方来看待，但要限制中国对西藏的影响，限制西藏与其他欧洲国家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交往关系。”
3-2、英国“817备忘录”
1912年8月，英国向中国提出过一个“817备忘录”，由于该备忘录提出的大多数要求，都不符合中英此前几个条约的规定，所以北洋政府毫不动摇、据理力争、逐条反驳。看来，即使新成立的弱小北洋政府，在外交上也比清末昏聩的大清朝廷有办法得多。
“817备忘录”要点：
1、不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地位，不承认中国有处理西藏地方事务的权力；
3、不准中国在西藏地方根据需要自行规定驻军人数；
4、不以上述各点为依据订立新约，则不承认中华民国；
5、签订新约之前，英国断绝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经过英属印度的交通通道。［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只有交战国之间，才会断绝交通］
1913年，英国提出召开中英藏两国三方会议。英国方面，实际上想通过修改过往条约、或废除旧约签订新约的形式，使英国在藏获得的新利益取得合法依据，并为“西藏完全归属英国势力”这一战略目标奠定法律基础。
英国以“是否承认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是否同意英国财团给北洋政府借款”、“断绝经由印度往西藏的交通”、“仿照沙俄在外蒙的做法直接推动西藏独笠”等为要挟，对北洋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同时，也有利诱——“会议可以恢复中国过去在西藏失去的利益”。
英国采用“仿照沙俄在外蒙的做法、直接推动西藏独笠”的威逼手法，说明了英国的狡猾。它不愿像沙俄在外蒙事件上那样直接粗暴地站在历史事件的前台，而是以表面上客观中立的调停人的身份，操控历史进程。新成立的民国、急于自立的西藏，面对的就是这家老牌帝国。
达赖喇嘛一方，则希望借此脱离中央、至少获得最大程度的自主权，同时提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汉藏划界”问题，不仅试图明确自己的统治地盘、而且把地盘划得很大。
1914年，这场名义上由英国“帮助”中国和西藏调整关系，实际上是英国带着西藏脱离中国的“西姆拉会议”就这么摆上日程了。
3-3、会前的中英磋商
就西姆拉会议怎么开、参会者都是什么身份、谈什么议题等等，中英双方进行了长达九个月的九次前期重要磋商。这个阶段，西藏还没有正式加入进来。
这一系列的磋商过程，彼此往返的细节非常复杂。总之，英国是软硬兼施的攻方，中国则是据理力争、又实力不足的守方。双方主要交锋如下：
1、英方提出在“817备忘录”基础上中英签订新约。由于涉及中国在西藏主权，中方回应在旧有条约（肯定中国主权）基础上进行扩充。
2、中方提出会议地点定在北京或者伦敦——在北京则各国势力会有所制约、在伦敦则英国内部不同党派也会有所制约。英方则不同意。会议之前三个月，才单方面决定并通知中方，会议在英属印度的西姆拉召开。那个时代，中国代表去西姆拉开会，所有的通讯、后勤、安全都要仰仗英属印度，交通遥远、地方陌生，对中方非常不利。
3、英方提出会议形式须由包括西藏在内的三方“平等参加”。中方则提出，如果是中英续约，则由中英双方参加；涉及到汉藏问题时，再让西藏参加。
4、英方提出会议议题以英方“817备忘录”为“根据”。中方认为如果这样，“则待商议者已寥寥耳”，予以婉拒。
5、英方以“一国边疆地区不是内地省区”为由、反对中国向西藏派出宣抚使、特使。中方回复“此乃对内政策”。
6、英方多次反对中国出兵对进川的藏军进行平乱，要求撤销北洋政府的西征命令。中方人员以“此系密令，本参事未曾见之”予以回绝。
7、关于西藏地方代表的法律地位、权限，英方多次试图以召集人的身份、采用各种说辞单方面认定是“西藏平等与会”，从而以西藏地方与中英两国具备同等法律地位的方式、变相造成西藏“独笠”的事实。中方每次均依历史事实、已有条约，据理反对。英方多次辞穷，则进一步改为威胁，双方未达成共识。
前期磋商，中英经过多次交锋，双方有关会谈的诸多重要方面，均未达成共识。英国最终以“如果中国不参加会议，英国就不承认中华民国、与西藏单独会谈签约”为要挟，迫使国际国内事务上有求于列强的北洋政府派代表参加“西姆拉会议”。
3-4、会前的英藏勾兑
在中英就“西姆拉会议”进行前期磋商的时候，英国和西藏也没闲着。主要是：首先由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查尔斯·贝尔指导西藏方面收集、选择哪些文件证据，以有利于达成两家的会谈目的。还是英国为主，策划会议的开法，指导西藏地方准备各种与中方谈判的方案。
可以说西姆拉会议的参与三方中，英国和西藏地方早就做好了各种精心准备和相互勾兑，而中国一方则相对天真被动。
3-5、“西姆拉会议”——中国差点儿上套
1913年10月13日-1914年4月27日，在英属印度召开了中英藏两国三方的“西姆拉会议”。
会前既没有确定议程、也没有中心议题，会议进程完全操纵在召集者英国手中。会期也相当漫长，前后半年多、总共举行了七轮三方正式会议。
英国人又当裁判、又下场踢球、还是场馆的所有者（会议期间，英国人控制隔绝中方代表与西藏地方代表私下交流沟通的机会），完全是不达目的、绝不休会的架势——对中国而言，这是一场还没开哨，就处于下风的球赛。
这次会议，中方北洋政府派出了曾经留英的外交官陈贻范、康藏平乱将领王海平二人为谈判的正副代表。英国则派出麦克马洪以会议主席的身份，控制议程、参与谈判。西藏地方派出的代表是伦钦夏札。
4、1914年2月，第四次会议在德里举行。英方拿出关于界务的“审查意见”，麦克马洪拿出一份单方面制定的川藏标界地图文件，在西藏、康区等地，制造“内外藏”概念，试图先从所谓“外藏独笠”入手，然后波及所谓“内藏”。等于是不仅支持西藏地方的独立要求，而且把原本不属于西藏地方管辖的广大区域置于“内藏”概念之下，以便将来继续使这些地方脱离中国。这种做法，实际上仿效了沙俄在我国“外蒙独立事件”中的操作方式。此议传到国内，外交部专门电令陈贻范逐条反驳。会议期间，英藏合谋在川藏交界处用兵，以图扩大藏军占领范围、造成既成事实，中央政府只是命令地方军队予以堵截，军事上并无针对性部署。陈贻范当时曾致电中央，准备做好“宣示中国最后立场、会议决裂”的准备。但此时袁世凯正在忙于解散各级议会、向列强借款、扩大自己的总统权力，北洋政府没有同意陈的策略。
与此同时，发生了一件极为严重、并富有“西藏特色”的事情：西藏方面希望通过英方的支持、借助“西姆拉会议”帮助他们从中国脱离，获得对西藏的全部统治权。为此，西藏地方代表夏札与英方麦克马洪秘密换文：答应如果事成，西藏方面就把“包括达旺在内的藏南”作为好处答谢给英国。这个秘密换文，即所谓“印藏边境条约”。由此，埋下了日后藏南九万平方公里沦陷的种子。具体过程我们后面还会专门展开介绍。
笔者之所以说这种私下贿赂的勾当特别富有“西藏特色”，是因为：在旧西藏，官员、贵族等不论犯了什么罪错，习惯性的第一做法就是拿钱找重要人士疏通说情。甚至谋反叛乱这样的大罪，也是优先采用这种处理方式。这类事例，请大家参阅《喇嘛王国的覆灭》等书，可谓不胜枚举。而面对国际事务，西藏地方高级官员，即使要找大英帝国帮忙搞独立，也不应一下子答应九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巨额索贿”——用肥肉喂虎狼，只会引起虎狼更大的贪欲。这种把“索贿行贿”当作灵丹妙药的处事方式，折射出当时西藏的地方官员普遍缺乏政治眼光和外交技巧。这一点在日后的历史进程中，还将让西藏吃大亏。
第五次会议后期，由于西藏地方与英方有了私下秘密换文，而北洋政府对此并不知情，对英国依然抱有一定幻想。同时，袁世凯此时正在忙于对付二次革命，急需外国列强的支持，除了对“内外藏”不同意，其他各项均有多次妥协退让。然而，如此仍然达不到英方的预期，谈判进入僵局。
至此，西姆拉会议彻底流产。
3-6、“西姆拉会议”小结
“西姆拉会议”实际上是大英帝国与西藏地方当局合谋的一次“国际会谈”。从法理、程序而言，即使西藏成功谋求独立，那也是会议结束、中英签署条约之后的事情。而英方一开始就把西藏地方代表作为“代表国家的平等与会者”，其本身就前后矛盾。如果西藏地方在会前已经具备“国家”资格，何须开这个会呢？
英方以调停人身份作为掩护召开的这次会议，在议程、安排、甚至外交程序等各方面都有很多漏洞。看来国与国之间，即使与英国这样所谓的“欧洲绅士”打交道，也要有实力做后盾、并做好充分准备。麦克马洪作为一名资深殖民官员，对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还是用对待满清的思路去判断，在谈判中虽然战术上一直占优，但最终还是未能遂愿。
西藏的达赖和噶厦一方，在这次会议上，完全成了傀儡。不仅如此，还私下秘密换文，以“贿赂”的方式试图左右大国政治，结果为日后疆土的丢失埋下祸根，可悲亦可叹。其实，即使是在18、19世纪的国际事务中，非主权国家的实体（包括各国的行省、自治领、殖民地等）都是无权与外国缔约的，更无权割让国土。因此，西藏与英国之间涉及藏南九万平方公里的“私下秘密换文”是无效的，西藏与英国单独签署《西姆拉条约》也是无效的。
那个时代的国际事务已有规则，各大列强帝国，不论干了多么残酷的军事屠杀、多么狡诈的政治欺骗，最终仍需国与国之间缔约，做为国际事务的合法性依据。而在这个持续至今、不断调整的国际政治秩序中，西藏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这个话题，有必要的话，回头专门撰文论述］
至于西藏地方为了让英印帮助自己、达到目的，而私下“行贿”给英印的“藏南”，也由于两个原因使其不具备效力：首先，西藏作为地方政府，无权割让国土；其次，退一万步，就算西藏有权割让国土，由于西藏地方设置的“行贿前提”没有成立——英印并没能通过“西姆拉会议”让西藏地方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独立、汉族官兵撤离康区”这个大目标，所以这次秘密换文也没有效力。
按道理，西藏地方政府应在会后正式通知英印政府：你们答应帮我们争取的东西没有达到，所以私下许诺的东西，不能给你。就算普通人之间打交道，也应如此。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当时西藏方面没有就此正式行文表态。也是一件憾事。
现在这位十四世达赖喇嘛对外宣称“承认当年割让藏南给印度”。这么做的逻辑是：把当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藏私下秘密换文的“印藏边境条约”说成合法，以此证明“当时的西藏噶厦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从而为自己主张的“拥有西藏最高统治权”找到历史依据。
国土属于公共利益——不论这个公共利益的主体是西藏地方、还是中国——十四世达赖喇嘛为了一己私欲、不顾史实、出卖藏南，用任何标准来看，都有“卖国”嫌疑吧？
3-7、“麦克马洪线”是怎么回事？
1914年3月“西姆拉会议”的第五次会议期间，英方代表麦克马洪私下向西藏地方代表夏札，索要“达旺、门隅、察隅”等地，作为英方支持西藏的代价，并且单方面拿出一份地图、划出了索要的地盘。这份地图上划出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后世中印之间的东段边境纠纷由此而起。麦克马洪还忽悠夏札：“贵族寺庙在当地的收入可以考虑照旧。”
夏札鉴于英方索要的地方面积广大、涉及各方利益较多，而且还包括了六世达赖喇嘛的出生地“达旺”，所以立刻派人回拉萨请示。拉萨方面考虑再三，司伦雪康在给夏札的回信中说：“希望强调提出要求，今后能使西藏获得独立，并使康区的汉族官兵全部立即撤回汉地。只要能做到这些，即可立即划界移交给大英政府”。
3月24日，麦克马洪给了夏札一封信和两份地图，地图上用粗略的红线标出了英方划分的所谓“印藏边界”，由夏札进行了签署。
这就是英藏私下秘密换文的基本过程。
“秘密换文”中这份地图标注的划给英属印度的区域，就是门隅（包括达旺）、珞隅、察隅，后来被统一称做“藏南”。
由于西姆拉会议流产，《西姆拉草约》和英藏“秘密换文”的无效性，前面已有论证。其实，秘密换文还有第二层“无效性”——毕竟西姆拉会议没有成功，西藏一方并没有通过英国主持的这次会谈得到“独立、康区汉族官兵撤离”，因而也就失去了“秘密换文”成立的前提。
麦克马洪线，实际上是爱好探险的英属印度官员以非官方形式勘查出来的，所以提供给麦克马洪的地图很粗糙。1937年3月，印度国家测绘局总测绘师在给印度政府外交秘书的文件中指出：“麦克马洪线有多处错误，图画与文字描述不符。”细节上说了一大堆。
麦克马洪提供给西藏地方的地图，画的更加粗糙：在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红线粗略手绘——完全不像大英帝国正规文件的样子。
3-8、“西姆拉会议”之后
民国依然处于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不断。国民革命军也开始兴起。中央政府对藏的工作，开展不多。
西藏则与周边的四川军阀偶有征战，并小获胜利——四川这个地方，盆地多、军阀多，但大军阀少，被挤到川西、与藏军面对的更不会是有本事的军阀。这也是川藏军事对抗中，四川的一个劣势吧。
西藏内部，“见过市面”的十三世达赖，开始振兴西藏的努力，但也一波三折。他与九世班禅的矛盾，则变得不可挽回。
四、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现代化尝试：1915-1925
十三世达赖两次因“兵临城下”而出走，并在民国初年的纷争中由于英印的军事支持在驱赶川军、川藏战争中尝到甜头，因此他主导了一场以提升军力为目的的“现代化尝试”。这种史无前例的方式，也使他与西藏传统社会的上层（寺庙、贵族）产生矛盾，并最终蹊跷死去。
4-1、军事现代化
十三世达赖向英印方面购买了大量英式武器装备，委托英印培养军官、训练士兵，并建立兵工厂。同时，任命自己亲信的擦绒担任藏军司令、兵工厂负责人。擦绒还身兼噶伦和造币厂负责人。随后，又组建了西藏第一支现代化警察队伍。
年轻的军官群体，很快成为了拉萨市一道亮丽的风景：剪辫子、穿制服、打网球、喝咖啡…对当时尚处于保守封闭环境中的拉萨“观众”而言，大概有点儿西藏人被英国人附体的既视感吧？
军官集团的迅速崛起，很快与寺院集团、官贵集团发生矛盾。
1917年与四川的战事，让达赖喇嘛看到了新式藏军对扩张地盘的作用。1921年平息哲蚌寺“朗色林扎仓”反抗事件，体现了藏军对“桀骜不驯的喇嘛们”的震慑作用。1924年擦绒擅自处死士兵事件，军官集团的自成体系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事后擦绒躲去了英属印度。
这个时候一些年轻军官，开始私下议论为了西藏的强大、解除达赖的政权、只保留其教权的可能性，甚至讨论在西藏建立共和体制。达赖喇嘛则不断得到各种有关英国人可能支持少壮军官们夺权的传言，虽无实据，但深感威胁，达赖喇嘛对军官集团的态度彻底改变。
1925年春，十三世达赖“以不相干和微不足道的理由为借口”，将军官集团一个个贬职或革除。擦绒在从印度回拉萨的途中被解除藏军总司令职务。瓦解了军官集团之后，军警力量直接归属噶厦管理。
西藏的这一轮军事现代化到此结束，十三世达赖的亲英态度也开始转变。
4-2、财税现代化
财税现代化，是“军事现代化”的辅助。
那时，噶厦政府的所有收入，并不用于行政开支，而是用于宗教仪式——这方面没法节流。噶厦的薪酬很低。作为主体的俗官大多是贵族，另有自己的收入。此外，弄权也是官员们的主要财源。
于是，开源就成为了唯一选择。噶厦开源有两个方向：贸易关税和内部税收。由于英印方面坚决反对征收关税，噶厦只能从内部税收下手。
为此，达赖设立了一个新的军费筹措机构。这项重要工作，由刚刚从欧洲回到西藏的龙厦负责。
龙厦是贵族出身，1913年，十三世达赖委派他带领4名贵族青年去英国接受教育。龙厦借机游历了英、法、德、意等国。
龙厦增加收税的对象，还是那些世袭贵族和寺院领主。这些贵族和寺院，都有历代噶厦授予的文件，确定了租税数额，所以非常不情愿。
龙厦经过调查计算，发现很多庄园主自己都是一笔糊涂账。按照龙厦的方法，在其他因素都不变的情况下，庄园主即使多交几倍的租税，自己留下的也比过去多出很多——我的理解，以前恐怕是这些老爷们手下的管家等人，在中间弄了大量好处。另，西藏缺少数字化概念，似乎一直是个传统。
龙厦的创收工作卓有成效，1925年擦绒失势之后，他很快成为达赖喇嘛的第一红人。当然，他也得罪了一大批贵族和寺院上层。
1929年，龙厦担任孜本兼藏军顾问（其时已取消总司令职位），达到个人事业的巅峰。但由于他在恢复藏军士气方面的努力，使达赖又开始担心他成为第二个擦绒，1931年解除了龙厦在藏军的职务。
十三世达赖的“现代化尝试”，还包括开办造币厂、建设水力发电厂［请文青环保爱好者们留意，以后对高原水力发电的事，别只骂一头］、请英人架设电报线、同意英人在江孜开办英语学校等措施。
围绕扩充军力、巩固地位，达赖喇嘛在“权、枪、钱”三个方面都抓得不错，但带来一个重大的“副产品”：达赖、班禅彻底交恶。
4-3、“现代化尝试”简评
十三世达赖的“现代化尝试”是有局限的，仅仅致力于扩充军力，目的更像是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
这场“现代化尝试”还存在“制度上的死结”、“缺少上层同盟”、“缺少民众支持”、“社会发育水平落后”、“对英印了解不足”等问题。在生产力和社会总收入都没有提高、社会制度没有改变的前提下，仅仅依靠内部开源、试图获得巨额军费，既增加了民众的负担、又搅动了统治基础。“现代化尝试”难以为继，也是一种历史必然。
十三世达赖1911年开始对英印的亲近，后来现代化尝试过程中对英印的逐渐疏远，之后与国民政府的积极靠拢，其中一个重要动因，还是维持和加强自己的统治权势。
4-4、达赖与班禅交恶
为了扩大税基，拉萨的达赖喇嘛和噶厦看上了日喀则的九世班禅。
历史上，班禅转世系统比达赖转世系统出现得晚。但是，在格鲁派最危机的时代，扭转乾坤的首先是四世班禅，然后才是五世达赖。并且，从他们开始建立了达赖、班禅在转世前后互为师徒的传统。后来的六世班禅等，也对格鲁派的政教事务做出过重大贡献。并且班禅一系从不觊觎达赖的权势。
1904年十三世达赖第一次流亡外蒙，英印政府曾半胁迫地“请”九世班禅去了英属印度，试图寻找达赖的替代者，但班禅没有响应。1913年，十三世达赖结束第二次流亡、回程途中，九世班禅还曾亲往迎接。
十三世达赖回到拉萨不久，就通知九世班禅必须支付之前三次战争总费用的四分之一，这三次战争是：1888年英国第一次侵藏、1904年英国第二次侵藏、1912年川藏战事。班禅喇嘛对此要求十分不满，只给了拉萨要求的一部分。
班禅一面给达赖写信，陈述历史传统、希望维持原状；另一面通过英国驻江孜官员代为交涉周旋。然而，拉萨方面的力度越来越大，不仅直接派出官员去班禅属下各宗征收粮税，而且监禁班禅堪厅在拉萨的官员。达赖将不利于班禅的传言，一时四起。
说又说不通、打又打不过，九世班禅于1923年底秘密逃往内地。行前，他给扎什伦布寺各大堪布、总管留下命令，要求大家遵照原有制度和仪轨行事，重大事宜不能决断时要请示班禅，等。
班禅一走，达赖立刻派自己的管家接管了扎寺的大权。
十三世达赖为了加强自身实力与九世班禅产生矛盾，可以理解。毕竟，历史上“藏传秘教”各个宗教领袖的“地位”，最终是靠世俗权势决定的。
九世班禅在内地之初，和十三世达赖还有一些书文往来。总的来说，虽然措辞客气，但立场对立、无法妥协。从此之后，一直到1933年底十三世达赖圆寂，二人再无碰面。
有史以来，格鲁派两位在藏宗教领袖之间首次出现分裂，也是十三世达赖的“现代化尝试”与宗教上层产生矛盾的一个缩影。
五、达赖、班禅与中央政府的三方关系
1919年2月，达赖喇嘛派三大寺高僧前往北京出任雍和宫堪布，北洋政府蒙藏院极为重视。西藏地方与民国中央政府正式建立联系。
1919年，北洋政府派代表李仲莲、朱绣进藏，是中央主动的破冰之旅。十三世达赖派人前出到几百公里之外的唐古拉山口迎接，规格很高。到拉萨后，李、朱与达赖喇嘛、政教上层沟通了中央主张。达赖先后表示：英国驻华官员与中央交涉的许多涉藏事情，均不知情。“余亲英本非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惟望大总统速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等。
1920年，英国派前任驻锡金专员贝尔到拉萨（此人我们前面提过），希望落实1914年英藏秘密换文的“印藏边境条约”，达赖喇嘛以《西姆拉草约》还悬在空中为由，婉拒拖延。贝尔回忆：“许多喇嘛都在打听，是谁把英国人领到拉萨来的。一夜间，拉萨许多地方贴出布告，要杀死我和肯尼迪”。达赖喇嘛也告诉他“仇视已深，若不速行，难负保护之责”。可见当时西藏上下对英印的态度。
1923年，九世班禅出走内地，得到北洋政府高度重视，在各地广受欢迎。规格不亚于清朝接待六世班禅。在京期间，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告诉他：待国内安定，藏事可迎刃而解。
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迁都南京，设蒙藏委员会。达赖喇嘛派代表觐见蒋介石。蒋予以嘉慰，并致信达赖。
1929年，九世班禅在南京、北平、四川、西康、山西、绥远、青海等地设立办事处。
1、并无联英之事，与英国发生关系，是壤地毗连、不得不为之。
2、仇华属于误传，前三次达赖均派员来华，证件上写明“中藏亲睦”。
3、达赖、班禅感情素惬，误会的发生是因为班禅部下行为不法。
这是民国以来，达赖方面首次向中央政府正式表态。
由此开始，十三世达赖与国民政府多次互派代表、密切接触。对于国民政府到拉萨的代表，达赖喇嘛命噶厦按清朝接待中央大员的规格，亲率文武官员、马步军队远出市郊迎接。
1930年2月，达赖在南京、北平、西康的三个办公处，由蒙藏委员会拨款建设、投入使用。
达赖喇嘛先后表达过：
“我不敢背中央，前已言之”；西康战事“随时可以撤回防军，都是中国领土，何分你我”；对班禅“原有师弟之宜…至以为念”；对英印“英国人对我确有诱惑之念，但我知主权不可失，性格习惯不两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中国只须内部巩固，康藏问题，不难定于樽俎”。——1930年3月、5月
国民政府则有藏事八条询问意见，达赖喇嘛进行了逐一回复。回复中，关于中央和西藏的关系方面，均表达了内向之意。唯独九世班禅回藏事项，十三世达赖态度较为鲜明：压低班禅的历史地位，指班禅违反法令，反对班禅回藏。［十三世达赖对英国第二次侵藏期间九世班禅与英国接触、自己逃往外蒙古期间九世班禅到拉萨与驻藏大臣一起平复政局等事，看来耿耿于怀。］
1930年，拉萨发生了一件事。尼泊尔商人因纳税事宜，与当地发生冲突。此时还是英国保护国的尼泊尔官方，扬言要出兵进藏。达赖喇嘛令定日、日喀则藏军做好准备，同时电告蒙藏委员会向中央问请方针。蒋介石电函尼泊尔、西藏停止交兵，派出参事巴文峻、专员谢国梁前往两处调停。巴文峻在尼泊尔受到国礼待遇，尼政府称“深处内地之一独立小国得与邻邦和睦相处，实为无上欣幸”。［从尼泊尔的态度看，如果没有内乱和日本入侵，中国的亚洲大国地位可望早日恢复，西藏的事情也许不至于那么一波三折、拖延持久吧。］
1931年5月国民会议召开。达赖喇嘛派6人代表、3人列席；九世班禅派4人代表、5人列席。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大举侵略中国东北，中国进入危难时代。
1931年9月，国民政府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本拟给十三世达赖“护国弘化普慈大师”的封号，因川藏战事，未能落实［国民政府这么做显然缺乏政治智慧］。对班禅的封号，达赖和噶厦意见很大，多次行文中央，要求取消班禅封号和待遇、裁撤班禅办事处、查禁其在内地购置的军械等。
1932年，九世班禅获任西陲宣化使。拉萨三大寺和“僧俗官员大会”发表反对班禅宣言书，班禅方面则发文历数达赖十大罪状。同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攻打上海。
1933年4月，九世班禅派专使进藏拜谒十三世达赖，“达赖优礼延见，大悟过去全系两方属僚猜忌而起，切望早日反藏、共谋众生安宁”。双方开始磋商班禅返藏事宜，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突然圆寂。
此前，民国政府正在调停康藏战事（当时已经成立西康省）。西藏的态度是“汉藏悬案，听候中央与达赖喇嘛解决”，中央的回电在达赖喇嘛圆寂之前两小时到达拉萨。
1935年，九世班禅参加国民政府主持的悼念十三世达赖的活动，同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在内地呼吁和平统一、拥护抗日。回到青海拉卜楞寺，做回藏准备。
达赖圆寂之后，西藏地方设置多重障碍，英印方面也反对九世班禅在这个时候回到西藏。
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圆寂在等候回藏途中的青海玉树…
陈庆英先生对十三世达赖的总结非常中肯：在他统治西藏的期间，他既要求英国（英印政府）支持、帮助其推行以扩军筹饷为主的改革，藉英国之力来对付中国中央政府；又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中央政府表示“内向”之意愿，设立西藏驻京办事处等，采取一种“虽亲英而不受其利用，明拒汉而不失其联络”的政治策略，以维护以他为首的格鲁派上层僧侣和贵族的政教合一的统治地位。
从客观上看，清亡民初，各省各地宣称自治、独立者有之，自组军队、从列强拿钱者有之，横征暴敛、自行印钞者有之…都够不成某地独立的判断依据。那个时代西藏的变化，也可参照看待。
六、十三世达赖圆寂
1933年12月初，十三世达赖患感冒，但病情并不严重。16日，达赖感觉呼吸困难，他的总管土登贡培连忙通知噶厦高层。17日，请乃穷护法神汉降神治病，在场人员回忆，神汉跳神时给了达赖一味药，达赖拒绝服用，神汉硬倒进达赖嘴里，然后达赖病情迅速恶化、昏迷不省人事，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当天下午7点半，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终年58岁。
民间一直有十三世达赖是被毒死一说。研究者缺少可供研究的详实原始记录，达赖喇嘛圆寂后官方也未做深入调查。十三世达赖的圆寂，有些蹊跷。
十三世达赖去世得很突然，各方面没有思想准备，拉萨政教上层也没有预案，对西藏政局影响很大。对西藏以外的影响则并不大。
1933年12月20日，达赖圆寂后三天，西藏方面电告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指示“优礼隆施”，蒋介石、汪精卫、蒙藏委员会均致电西藏吊唁慰问。依宗教惯例，国民政府“训令班禅驻京办事处、章嘉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西康民众代表驻京办事处，以及电令蒙古、青海、西康、北平、热河、五台山等地各寺庙，为达赖喇嘛一体唪经，以志追悼”。并追赠十三世达赖“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封号。
国民政府的重视推崇，推动了西藏政局向恢复历史传统方向转变。
西藏上层在此期间，也经历了一系列权力斗争。十三世达赖生前的红人土登贡培落马、被流放。经推选、掣签，五世热振当选摄政，并呈报中央，中央回电批准。热振担任摄政之初，龙厦展开“求幸福者同盟”运动、提出“民选噶伦、四年一任”的主张。最终失败，龙厦被剜眼流放、后代严禁为官（龙厦儿子拉鲁还将出现在以后的西藏政治舞台）。
内部整理结束，热振摄政与噶厦开始追悼达赖、修建灵塔、寻访灵童等工作。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延续清朝惯例、派中央代表进藏致祭，并进一步恢复中央和西藏的关系。对此，西藏地方的反应非常积极主动。
1934年8月底，以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为专使的中央致祭团抵达拉萨。首先拜会了摄政热振、司伦、噶伦等政教高层，然后依照清朝驻藏大臣的成例向三大寺、大小昭寺、布达拉等处礼佛、发放布施，并开展广泛的沟通。
9月23日，在布达拉宫举行隆重的册封大典。司伦、噶伦率噶厦全体官员在殿外迎候，藏军列队致敬。进殿后，将中央册封十三世达赖的玉印、玉册置于香案，双方官员致礼。黄慕松朗读玉册。礼成之后，玉印、玉册交总堪布。玉印内容是汉藏满三文的“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达赖喇嘛之印”。同日，民国首都南京，亦举行仪式。
10月1日，在布达拉宫举行里隆重的致祭仪式，司伦、噶伦、三大寺活佛堪布等参加，黄慕松代表中央政府致祭文、致祭礼。
接下来的两个月，黄慕松与摄政热振、司伦、噶伦等进行了多次商议、沟通中央与西藏的一系列待决问题。西藏方面倾向于先解决界务纠纷等局部问题，中央方面主张先商议政体归属的宏观问题，期间未能达成一致。但双方的沟通气氛，一直良好。
11月底，黄慕松离藏返京，留下参议刘朴忱、蒋致余等人，代表国民政府驻藏继续与西藏地方保持沟通。清末“驱汉事件”之后，中央第一次设立驻藏机构。
1935年6月，十三世达赖遗体安放灵塔，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等致电，热振摄政回电致谢。十三世达赖圆寂、后事处理，到此结束。
国民政府在十三世达赖的处理上颇有建树：高度重视，做了西藏僧俗的心理工作；派团致祭，延续了清朝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规格，同时让西藏社会各层感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和存在，并且与十三世达赖的接班人积极沟通，为“后达赖时代”中央和西藏的往来奠定了基础。
此时的华夏大地，也将迎来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全面抗战。
七、英印，暗箭难防！
1914年“西姆拉会议”流产后，英国政府对会议“成果”的态度有过两次不同。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英国、中国同为“协约国”成员，但英国看到中国当时处于军阀混战，所以英印方面主要是支持西藏用兵四川，希望获得比无效的《西姆拉草约》更加优厚的实际利益，对袁世凯续谈《西姆拉草约》的提议无动于衷。1918年，英印方面出面调停西藏与四川的战事，与川边地方官员签订了《停战协议》，试图把《西姆拉草约》提出的“内外藏”变为既成事实。北洋政府不予承认。
1918年一战结束后，英国见迂回的方法不成，此时英属印度内部又发生了内乱，为了在“巴黎和会”之前确定英国在西藏的利益，英国转为急于要求北洋政府续议《西姆拉草约》，北洋政府并未听从。
7-1、侵占藏南
1930年代中，国民政府正处于内战不断、日本侵占东北的艰难时期；西藏的十三世达赖圆寂不久、摄政热振刚刚掌权，也需要稳定局面。
7-1-1、窥伺：
1936年4月，英属印度派出一名上尉带队悄悄进入藏南区域侦查。这名上尉认为：“这里的人民，特别是达旺宗附近的人民，肯定认为自己属于西藏管辖之下，毫无疑问，西藏统治着达旺地区，并远至南边的德让宗地区征收赋税”。他们的侦查，还证明了包括达旺在内的“门隅”地区，当时由拉萨派遣官员，采用西藏特有的政教合一形式，一直受西藏地方管辖。
1938年4月，英属印度的一支远征队进驻达旺，但随后便因摄政热振和噶厦政府的抗议而撤出。这一年，中国全面爆发抗战。
1940年1月，英国人进入察隅地区“考察”。
7-1-2、侵占：
在珞隅地区，1940年和1941年，英印军队在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区、“麦克马洪线”以南约80公里建立武装据点，并每年派出军队驱逐西藏地方政府的税收人员；1944年和1945年，英国人在西巴霞曲流域设立官方贸易站。
1943年，英印政府组建了“东北边境局”，为成立“东北边境特区”做准备。下决心占领藏南。
1944年初，英印军队侵入门隅地区德让宗，阻止西藏的德让宗、达陇宗官员上任。
1946年，英印军队占领白马岗、瓦弄、察隅、桑昂等地。
1946年、1947年初，国民政府多次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
到1947年，英国人已在门隅南部建立了武装据点，并阻止西藏官员在该地征收赋税。
1947年，印度独立后，对藏南的继续侵占放在后面章节介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中国同为盟国。这一边，1942年中国远征军开辟英属缅甸战场，孙立人将军从日军包围中拯救出7000名英国大兵，史称“仁安羌大捷”；另一边，英国人却一直在不断武装渗透、占领“藏南”。
7-2、篡改史料
英属印度政府有一个叫做《艾奇逊条约集》官方的外交文件集，专门收集英属印度政府签署的各种条约、协议和证书，属于官方权威史料。
1862年开始出版，每十年左右修订、再版一次。
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流产，《西姆拉草约》、英藏之间秘密换文的“印藏边境条约”均未获得合法地位。
1921年前，英印政府主要致力于迫使中国政府续议签约，以使上述文件合法，所以一直无法纳入《艾奇逊条约集》。
7-2-1、1929年版《艾奇逊条约集》：
1929年，英印政府正式修订了《艾奇逊条约集》，其中第14卷中新增“西姆拉会议”的内容。
同时，对英藏之间私签的《通商章程》，以含混的口吻指“1914年的章程是对1908年中英《通商章程》的修改”——掩盖了中英具备签约资格、而英藏不具备签约资格的区别，从而把一个不合法的章程嫁接在合法章程之上。
1929年版《艾奇逊条约集》并未收录《西姆拉草约》、《通商章程》、英藏秘密换文的所谓“印藏边境条约”等文件。
7-2-2、1938年制造伪版《艾奇逊条约集》出台：
1930年代，西藏与国民政府逐渐靠近。
1938年英印侵入达旺的远征军，遭到西藏热振摄政和噶厦政府的抵制而退出。
英印政府一方面担心西藏地方政府不再那么伏首贴耳［英国人确实有推翻摄政热振的动机］，另一方面又预判中国将亡于日本，所以英印就先从法律文件的角度下手，1938年8月出版了一个伪版的1929年《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以下简称“38年伪版第14卷”）。
38年伪版第14卷中，关于“西姆拉会议”的纪事内容：1、伪增了会议上并不存在的“印藏边境”议题；2、把英藏私下秘密换文的事情，篡增为会议正式议程。
38年伪版第14卷出版后，英国政府有以下三个措施：
2、下发38年伪版第14卷的同时，要求把之前所有的正版1929年《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收回、销毁。
3、不做报道，以免引起公众和国际注意。
由于西藏地方政府缺少对历史文件的整理归档，会谈当事人也没有做过会议记录，所以后来英印政府用这个38年伪版第14卷与西藏地方交涉，造成很多问题。
对于后世的官方、学术界、民间舆论等，38年伪版第14卷也起了极大的误导作用。
尽管英国人机关算尽，但是正版1929年《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至少有两本留了下来，分别收藏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原“印度事务部”档案馆。
印度学者古普特的《被隐藏的边界：中印边界秘史》中，记录了两个版本的不同。
八、“后达赖时代”的西藏
1933年底十三世达赖圆寂之后，西藏进入了分别由五世热振和大札活佛前后担任摄政的时代，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1950年十四世达赖匆匆临政。
8-1、五世热振时代：1934-1941
五世热振是西藏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热振一系活佛，在格鲁派内部地位超然，属于噶当派传承的代表。
十三世达赖圆寂后，五世热振作为摄政执掌西藏政教权力，权力比较集中，缓和了与国民政府的关系。1941年辞去摄政一职，1947年在试图复位的过程中被害。
8-1-1、十四世达赖灵童坐床：
1934年初，五世热振在西藏各方支持下，经国民政府核准，担任西藏的摄政。1935年，国民政府授予“辅国普化禅师”封号。
五世热振主持了十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寻访。1939年，在三名灵童候选人中，拉萨方面认定经九世班禅生前推荐的、来自青海同仁的拉木登珠为十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拉木”也可音译为“拉姆”，在藏文中是一个女性名字。大概是由于家长担心孩子不容易养活，而这么起名的。］
1940年初，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代表中央、率团进藏，参加十四世达赖灵童的坐床典礼。英印方面则派出了古德，尼泊尔、不丹等国也派来了代表。
典礼之前2月1日，吴忠信代表中央政府前往看视灵童；随后，五世热振正式具文呈请中央免予掣签手续；2月4日，中央复电批准，并向全国宣布。虽然此前拉萨已经认定了灵童，但恢复“报请中央、免于掣签”的程序，中央和西藏的关系，又更加明确了。
2月22日，举行十四世达赖灵童坐床典礼。按照驻藏大臣的规格，面南背北为吴忠信在主位设座；其他西藏政教高层、外国观礼代表，均在十四世达赖灵童的前方两侧、东西方向设座。
英印代表古德当日没有参加观礼，次日另行前往祝贺。［有人说，次日又为古德搞了一场同样的典礼。达赖灵童的坐床典礼，岂能如此儿戏？］
上图，黄色1号，是十四世达赖灵童；紫色的左右2、3号分别是父母和经师；红色4号是中央代表吴忠信。这四个位置，都是主人位，面南背北。
蓝色的5、6号分别是摄政热振、司伦朗顿；绿色的19、20号，分别是观礼的尼泊尔、锡金代表。
从这次典礼前后来看，热振摄政延续了十三世达赖晚年“亲中远英”的态度。
在藏期间，吴忠信与热振摄政等继续商议及中央与西藏之间的话题，仍因双方侧重不同，最终只在班禅遗体回藏一事达成原则性共识。
4月14日，吴忠信离藏。走前，他将1934年黄慕松留下的驻藏办事处，改名为蒙藏委员会下属的正式分支机构。
吴忠信进藏，客观上增强了中央和西藏的联系。但也没有为政治解决中央和西藏的关系，找到合适的突破口。其原因，大概在于当时全中国处于艰难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没有解决藏事的实力和决心，西藏地方也有观望的成分。
8-1-2、热振辞职：
关于1941年五世热振辞去摄政职务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
有观点认为，由于盛传五世热振与贵族妇女有染，作为摄政、特别是十四世达赖灵童的主要经师，按例他将于1942年主持达赖的“沙弥戒”。为了避免因此出现宗教意义上的麻烦与矛盾，五世热振决定辞去摄政职务。
另有观点认为，由于五世热振的独断，得罪了不少政教高层；其亲中央的态度，也是亲英一方（当时在西藏唯一的外国势力）不愿看到的。宗教事务只是一个攻击他的突破口，使他不得不采取回避退让的方式，以便于将来重回权力中心。
五世热振选择了他自己的经师、年迈而且原本地位不高的三世大札作为摄政接班人。大部分史家相信，热振在与大札交班的时候，彼此是有口头约定或默契的：热振回去静修三年，然后回来大札将摄政交还热振。
热振辞职两年后，1943年获任国民政府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8-2、大札当政：1941-1950
三世大札上任之后，买官卖官、以权谋私的风气更加炙烈。原来被热振打压过的势力，成为支持他的力量。
8-2-1、内外关系：
大札主政时期，一系列短视作为，使得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从之前的缓和、走向紧张，并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
由于抗战的需要，1941年国民政府急需修建一条通往印度的公路，作为战略物资的输入通道。当时有一个经青藏高原修建中印公路的设想。作为盟国一方的英国，虽然觉得这个方案难度较大，但依然表态支持。大札和噶厦则坚决反对，并通知藏军杀害了国民政府派去的修路勘察队队长。噶厦甚至声称要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
1942年，大札批准噶厦设立“外交局”，并在印度设立办事机构。英印一方表示同意，国民政府则坚决反对。国民政府和噶厦的关系陷入低谷，驻藏机构很难开展工作。
1942年下半年，由于中国和东南亚战场的形势恶化，英国、印度分别向噶厦施压，希望开通经西藏往内地的物资运输通道。噶厦提出仅能允许运输“非军事物资”、并且要中英藏三方签署协议保证“西藏的完全自治”之后，才能开通。国民政府也多次试图派员进藏商议，但均被西藏“拒之门外”。
1943年3月，噶厦通知西藏商人停止运输所有去内地的物质。4月，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命青海马步芳派1000名官兵到达玉树。于是，大札当局转向英国求助，英国联合美国向中国施压。期间，又出现西藏方面允许日本在康区建军用机场的传言。英国查问西藏方面，得到噶厦“恭顺”的否认。
美国从这个时候开始注意西藏。1942年12月，派遣两名战略情报局军官进藏——这是美国第一次把触角伸入西藏。当时，在国务卿给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中曾提及“把达赖喇嘛当作宗教领袖、而不是当成世俗的政治领袖”。
两名美国军官和英国驻拉萨代表处负责人，均未得到各自官方指示、就对噶厦提出了很多支持设想。虽然当时就被各自上级质疑和否定，但却给大札和噶厦带来了“鼓舞”。
在上述形势下，1943年底，噶厦向英属印度购买了大量被淘汰的武器弹药。美国情报官员回国后，美国向西藏赠送了三部无线电台、五部无线接收台。英国也跟着提供了两部电台。
1944年7月，大札主持了英国人在拉萨开办学校的开学仪式。此事招致三大寺等各方势力的强烈反对，次年1月不得不关闭。
1945年4月，仍然在抗战中的国民政府，赠送了一批武器弹药给西藏。并告知噶厦，只要不是打内战，武器弹药就无需外购、由中央无偿提供。
1946年6月，大札在“僧俗大会”上自封“杰布呼图克图”名号，开创了西藏历史上自封呼图克图的先例。
1949年7月，眼看国民政府即将失败，大札和噶厦制造了第二次“驱汉事件”。
8-2-2、热振遇害：
1944年12月，退隐三年的五世热振回到拉萨。部分官员远出两天的路程迎接他，噶厦全体官员、包括十四世达赖的父亲，都去东郊设帐远迎。在拉萨，政府官员、寺庙活佛、商人等，蜂拥而至求他摸顶。声望一时无两。
高调回归的热振，找大札商量“还政”，而大札并不接茬，而且非常冷淡、轻蔑。失望的热振，在藏历年到来之前，返回了热振寺。
1945年初，色拉寺杰扎仓（支持热振的扎仓）、阿巴扎仓因为“林周宗事件”与噶厦产生严重对立。大札避过喇嘛们情绪激烈的风头，在6月强行解除两个扎仓堪布的职务，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
大札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剪除噶厦政府中暗地支持、同情热振的官员，制造了噶厦内部的巨大分裂。大札与高级妓女、贵族妇女通奸的事情，也被宣扬了出来。
致力于复位的热振，向国民政府致电表示“如果能够重新掌权、他会回报中国的仁慈和恩德”。国民政府内部在是否支持热振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造成对热振支持不力。
同时，五世热振的亲信和拥护者们，有了刺杀大札的计划。刺杀计划败露之后，大札派两位噶伦带领士兵前往林周宗热振寺抓捕五世热振。
1947年4月17日，热振被押解到拉萨，关在布达拉宫“夏钦角”监狱。
在抓捕热振的同时，大札派人杀害了色拉寺杰扎仓的堪布，杰扎仓发生了暴动。经过七天七夜激烈战斗，喇嘛们不敌噶厦军警的现代化武器，4月29日暴动被平息，共有200-300名僧人被打死。
5月7日半夜，五世热振在狱中离奇死亡。据看守他的狱卒回忆，热振死前的晚上，大札的侍卫官送来药丸，热振服下后痛苦喊叫而死。
热振之死，“震惊了拉萨”。
在大札铲除热振的过程中，噶厦一直与英国驻拉萨官员保持着密切联系。
8-2-3、“慰问同盟国代表团”：
二战胜利，国民政府决定1946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此时，噶厦派出一个“慰问同盟国代表团”，先到印度、再去南京参加“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团成员包括十四世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姐夫平措扎西等人。
代表团先到达英属印度，会见了英印官员、拜访了美国驻德里大使，然后参观了一些城市。因为英国驻锡金总督“千方百计阻扰他们前往中国”，代表团求助于此时也在印度的国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主任沈宗濂。沈重新安排好代表团的食宿，并陪同代表团持中国领事馆签发的旅行证件，飞往南京。
1946年11月，“制宪国民大会”召开。西藏“慰问同盟国代表团”代表西藏参加，与内蒙、新疆分在一个小组，讨论宪法。英国驻华使馆官员不断“关心”代表团的参会进展。宪法中对西藏将来出席国民大会进行了规定，西藏代表团促成了“西藏自治将得到充分保证”的条文。
西藏代表团同时带去了一份西藏方面给国民政府的《报告书》，提出了很多要求，噶厦官员自己都说：“这封信如果全文翻译，肯定会使蒋介石非常恼火。即使(该团)等待10年，也不会得到答案。”国民大会后，代表团向国民政府提交了《报告书》；国民政府要求西藏方面指定全权代表时，代表团又拿不出具备资格的人选。
8-2-4、“西藏商务代表团”事件：
1947年，英属印度的独立，触动了西藏噶厦。这一年，他们派出了一个“商务代表团”，名义上是去国外购买黄金，实际上试图与外国官方正式洽谈政治问题，或者至少实现各国接受西藏噶厦签发的“官方护照”作为旅行证件的目的——等于变相承认西藏的“独立”地位。
“商务代表团”先到了印度，中国驻印使馆给他们颁发了中国护照。
“商务代表团”与新成立的尼赫鲁政府的会谈遭受到惨重失败。
然后，他们转向英国、美国和日本驻印度官员，希望获得“签证”。三国官员都告诉他们，既然要先到中国内地，就应到了那里再申请去各国的签证。英国驻印官员给他们签发了印度去香港的签证。
他们到香港后，中国政府不承认西藏“护照”，他们又持中国护照获签证、由香港进入内地。
1948年1月，“商务代表团”到达南京，由于对签证事务的无知，他们在南京请求美国使馆官员为西藏“护照”发美国签证时，才得知“离开中国，必须先有中国的出境签证，才能轮到美国政府决定在什么护照上给予他们入境签证”。代表最终还是用中国护照获得了香港签证。
代表团在南京期间，适逢国民大会。蒙藏委员会请他们参会，他们以“非官方商务团”不参与政治为由拒绝。
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叶公超回忆，西藏代表团在南京期间答应不去美国，以换取国民政府调拨的300万美元丝绸和75万美元茶叶。国民政府如数拨付之后，代表团一到香港，就卖掉丝绸和茶叶，然后“处理”了中国护照，再次使用西藏“护照”、获得了英美签证，乘机飞往美国。
一直声称非官方的“商务代表团”，到了美国之后，要求正式拜会美国总统等。在中国驻美大使过问之下，改为私下会见国务卿。
代表团离开美国去英国之前，英国通知他们此前给西藏“护照”发放签证，属于技术性失误，不能照此再发新签证，要么改为采用中国护照签证、要么采用“口供证词方式”。代表团向英国表达了强烈不满。最终，英国绅士以“将原签证有效期涂改、延长”的方式，狡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商务代表团”在英国拜会了首相，并由“商务部”官员接待，英国官方对于他们提出的“独立主张”不予支持，并告知“英方拒绝谈及政治问题”。
“商务代表团”在美国和英国都没有得到购买黄金的支持——因为他们没带钱，要求两国政府贷款200万美元给他们、他们用贷款购买两国的黄金。最终只在印度，得到了印度政府的25万美元贷款。
此时，已是1949年3月，国民政府即将在内战中彻底失败。
上述过程中，国民政府分别向美英政府正式行文，询问两国对于一直以来支持中国拥有西藏主权的立场是否有所变化，美、英均明确回复“没有变化”。
有必要补充一个史实：在“主权国家”概念出现之后，从清朝开始，即使在满清最衰败的时期，一直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与“西藏”建交，没有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或权威的国际组织主张“西藏不属于中国”。
九、和平解放&五九事变
9-1、西藏和平解放
1947年，冷战开始。东西方两大阵营逐渐形成。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青海的十世班禅主动与中央人民政府联系，表示拥护中央。
1949年11月，噶厦向新中国政府、美国政府、英国政府发信，宣称“保持独立状态”。
1950年1月，中央政府正式通知西藏噶厦“派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
1950年3月，西藏噶厦代表团到达印度首都德里，一方面与中国驻印使馆对话，一方面积极寻求外国干预和支持。英国政府、印度政府都拒绝提供军事援助；印度政府对新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对噶厦请求印度担任调停人予以了回绝，尼赫鲁对噶厦代表提出的“西藏是独立的”给予了严厉答复：“没有充足理由宣称西藏是独立的，这种地位必须依照国际法来验证”；美国出于遏制共产主义的目的，同意援助西藏武器、但要在第三国交接。
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6月28日，美军作战飞机进入朝鲜半岛投入战斗。7月1日，首支美军地面部队进入朝鲜半岛。
1950年7月，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四川甘孜州白利寺格达活佛，前往拉萨劝说噶厦，在昌都被扣。8月被杀害。
1950年9月，中国驻印大使与西藏噶厦代表谈判，提出西藏承认是中国一部分、“国防、外交事务和对外贸易”交由中央。西藏噶厦代表提出相反条件，还提出“没有必要把西藏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谈判毫无进展。
1950年9月，噶厦的前后两任昌都总管拉鲁（龙厦的儿子）和阿沛·阿旺晋美进行了交接，但拉鲁依然留在前线。
1950年9月15日，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仁川登陆。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
1950年11月，大札摄政被迫下台，15岁的十四世达赖提前“亲政”。同时派出“代表团”去联合国呼吁，被大会拒绝。
1950年12月18日，十四世达赖离开拉萨，次年1月2日抵达与锡金相邻的西藏亚东，并随时准备逃往境外。
1951年4月，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谈判代表。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与西藏代表团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
西藏和平解放。
听老西藏说，当年进军拉萨的人民解放军，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掌握的非常好，军纪严明、不动群众一针一线、还帮助老百姓干活，得到“金珠玛米”的称呼，确实不虚。
9-2、八年上层合作，五九事变
西藏和平解放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恪守《十七条协议》，并没有改变西藏旧有的“格鲁派政教合一”体制，而是采取与西藏原有上层合作的方式、给予西藏噶厦高度自治。
1952年4月28日，十世班禅到达拉萨，前往布达拉宫与十四世达赖会面。这是自从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后，27年以来班禅与达赖第一次相聚。［我看过一份内部资料：多年后十世班禅曾提及这次见面。当时，他非常担心自己的安全，藏了一把手枪在衣服里。］
1953年，十四世达赖当选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1954年9月，十四世达赖（19岁）和十世班禅（17岁）到达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十四世达赖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十世班禅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
听说，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当时为了给毛泽东送什么礼物比较好，颇费心思。后来决定画一幅毛泽东本人的画像送给毛泽东。画师是近代西藏传奇人物“安多三杰”之一的安多强巴。1997年8月，我曾在布达拉宫安多强巴的宅邸拜访过80多岁的老爷子。
在京期间，二人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规格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多次会见两位年轻的西藏活佛。十四世达赖回忆称“与毛主席建立了深厚感情”。
1955年3月，周恩来主持的第七次国务院全体会议，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十四世达赖任主任委员、十世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
1956年前后，青海、四川等省藏区的“民主改革”［民主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推翻统治阶级、进行土地改革］，一方面存在过激扩大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即使不过激、也必定要深深触动当地“政教上层”的根本利益。于是青川各地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冲击的人们，进行了武装对抗，并且有部分人到拉萨寻求噶厦的支持。由此，各种混乱的信息和情绪，开始波及拉萨。这些民主改革的负面消息，对年轻的十四世达赖应有影响。
和平解放前的西藏，噶厦政府、寺院集团、贵族头人三大势力，占有全社会90%以上的庄园、土地、牲畜、农奴等生产资料，对底层社会的统治压迫相当残酷，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
1956年11月，十四世达赖、十世班禅受印度政府邀请，前往印度参加“佛陀涅槃2500年”纪念活动。行前，十四世达赖曾向中央请示，是否由中央派人陪同？中央表示完全信任、不用派人。十四世达赖曾表示很受感动——十四世达赖的两个哥哥当彩活佛和嘉乐顿珠，早就去了印度、并参加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行动，中国中央政府对此情况应该是掌握的。
西藏过去的大家族，似乎一直有个传统，就是把子女分开送往不同的政治势力，“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从而在政局变化或社会动荡中，给自己留好后路。
在印度期间，鼓动西藏独笠的各方势力十分活跃。作为西方阵营的老大，美国政府起着重要作用，印度政府也比较突出。为此，周恩来总理专程去印度做工作，十世班禅表态很痛快、次年一月就回了西藏。十四世达赖则有继续滞留的打算。
印度总理尼赫鲁曾以“十四世达赖回国”为筹码，向中国总理周恩来提出“麦克马洪线合法化”的问题，周恩来以“做好达赖的工作、其他都好说”的方式应付过去了。虽经周恩来耐心做工作，十四世达赖终于回藏，但是各种“伏笔”已经埋下来了。
对于西藏的民主改革，毛泽东主席曾对十四世达赖和西藏高层说过：“一五、二五都不搞，三五搞不搞，你们到时看情况。”［第三个五年计划是“1966年-1970年”］
1958年，外省藏区的叛乱已成规模。1959年初，国内外、区内外各种矛盾冲突误会的集合，特别是美国政府出人出钱出力的大力推动，武装叛乱在拉萨爆发。
1959年3月17日，十四世达赖喇嘛终于在一种“半情愿、半不情愿”的状态下，与亲信、部分噶厦高官逃离拉萨。并由山南、经达旺、流亡印度。印度政府违背承诺，高规格接待十四世达赖及其追随者，并把他们安置在达兰萨拉一带。
1959年3月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噶厦”，由自治区筹委会接掌职权。这个1751年由清中央下旨确立的“格鲁派政教合一”体制，历经208年，寿终正寝。随后，西藏开始了民主改革。
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
而今，西藏的三个纪念日就是这样来的：和平解放西藏（1951）、百万农奴解放（1959）、自治区成立（1965）。如果按照逢五逢十庆祝的话，真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呢。
新中国中央政府与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之间的“合作”到此结束，彼此分道扬镳。
个人观点：
1、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人类社会，获得政权的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哪怕西藏分离了，“政教合一”这种体制，都不可能长存下去。这不是东西方意识形态问题，也不是宗教与无神论之间的问题，而是“政教合一”这种体制的“黑暗腐朽”本质，不符合现代国家治理要求的问题。
2、至于“政教合一制度”下的旧西藏到底是什么状态，建议大家多查看有数据的资料。当年欧洲中世纪之所以“黑暗”，正是因为天主教的“政教合一统治”。对照当下，当今世界有哪个依然存在的“政教合一制度”是不黑暗、不残忍、不落后的呢？
吐蕃王朝兴盛时期，控制人口700万左右，属于而今西藏范围的大概有400多万。和平解放西藏时，西藏人口只有107万。一个区域，历经一千多年，总人口不增反降、并且下降得如此厉害，世所罕见。为什么？
3、从笔者掌握的材料来看，新中国中央政府对1959年的“叛乱”，有些准备不足。军事上，拉萨叛乱的过程，解放军一直是被动应对。政治上，似乎也没有与十四世达赖摊牌的预案。
十、尼赫鲁和他的印度
10-1、“印度”是个很有意思的概念。
从文明史的角度而言，印度次大陆上最早的文明，甚至比中国还要早。
所以，在历史上，“印度”主要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政治地理”名词。
二次大战之后的英国，已经沦为二流强国。1947年，英国将“英属印度”分为“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
1950年1月26日，正式成立的“印度共和国”，就是建立在这么一个缺乏国家认同的多部族、多语言、多传统的基础之上。
10-2、尼赫鲁其人
如果说圣雄甘地是现代印度的“精神之父”的话，那么他的继承者尼赫鲁则是现代印度的“缔造者”。
尼赫鲁是短期存在三年的“印度联邦”的唯一首相，更是印度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兼外交部长），并在任直到去世。他还被尊称为“智者尼赫鲁”。
印度建国之初，政治体制上仿照英国体制，经济上仿照苏联模式，实行一种资本主义民选政治混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成分的政经架构，重视公共服务。
国际上，尼赫鲁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之一。1954年，他将前一年中国总理周恩来提出的“中印关系”《五项基本原则》，扩展为“不结盟运动”的理论基础。并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与参会29个成员国一起，宣布不加入东西方冷战。“万隆会议”，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世界列强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不结盟运动”，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之外，俨然形成了第三种势力。
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扼守印度洋要道的南亚老大，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苏、美、英各大国的青睐，俨然成为全世界的宠儿。
不知是不是与英帝国斗争太久，最后自己也变成了对手的气质，尼赫鲁曾经野心勃勃地规划：未来的大印度联邦要比当年的“英属印度”还大，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缅甸、尼泊尔、甚至中亚，都应成为它的疆土。
他公开宣称：印度要么做一个世界级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
尼赫鲁还有一个底气，就是自诩印军是亚洲第一（除了驻亚美军之外）。这话，似乎印度的政界、军界也都相信。毕竟，二战中的北非战场上，在盟军击败“沙漠之狐”隆美尔的阿拉曼战役中，印军第四师被蒙哥马利元帅誉为“英联邦表现最好的师”。
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这样评价尼赫鲁：“才华出众，目空一切，脾气暴躁，高傲自负”。
10-3、橄榄枝与刺刀
1950年4月1日，中印建交。印度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尼赫鲁是中国除社会主义阵营之外、最亲密的国际友人。
也许正是尼赫鲁的个人特征和印度独特的历史现实，决定了这个国家，与新中国从亲密、到敌对，最终在一场短促的局部战争中，被打得“民族信心崩溃”。
印度建国之初立刻承认新中国，后来“带着”中国参加万隆会议，都表现出尼赫鲁的“心比天高”——在他的心目中，新中国也许只是一个小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与中国亲近的同时，从1951年起就不断派兵、继承英帝国的“事业”、继续侵占“藏南”了。
在与新中国的交往中，尼赫鲁的印度也许很快意识到，这绝不是一个甘当小弟的国家。印度要成为世界强国，首先必须是亚洲老大；而印度要成为亚洲老大，必须先赢了中国，否则它只能在南亚憋着。
于是，无论从扩张疆域的角度、还是从走出亚洲的角度，尼赫鲁的印度对新中国伸出了“刺刀”。
10-4、步步进逼
从英帝国百余年殖民统治下独立的印度，以“英国在亚洲的继承者”自居，对西藏的“关心”、对“藏南”的企图，更有过之。
看到中国有望和平解放西藏，印军开始积极向中印边境东段的“麦克马洪线”推进——
1951年2月和10月，印军先后占领达旺和梅楚卡等重镇，并驱赶噶厦在当地的官员。
1952年，中国军方调查的印军入境情况：“日喀则地区，印兵60人至70人、尼泊尔兵10多人；西康的瓦弄（察隅西南150里），印兵60人；瓦扎（察隅西南30里），印兵22人；门达旺（属西藏错那宗），英国、印兵共500人。”
在西线，印军的进逼稍晚一些，但也是不断推进。
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出逃印度之后，印度政府给予大力支持和关照，并且“默许”境外藏族武装从藏南渗透进入西藏——实际上提供了保护和支持，对中国政府则摆出一副更加倨傲的架势。
1959年8月，印军进入山南地区朗久村，与中国军队交火，印军一死一伤。朗久事件是中印第一次武装冲突，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印的不合。
1959年10月，中印西段空喀山口事件发生，中国军队伤亡一人，印军伤亡9人、被俘7人。由此，拉开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的序幕。
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率代表团前往印度谈判中印边境冲突，遭到冷遇、没有成效。
1960年，尼赫鲁发表“前进政策”：印军在中印边境一直向北推进，直到与中国军队相遇。
当时，中国在中印边境的驻军不多，几千公里边境线，很多地段并没有守军。
西段阿克塞钦地区，印度以国际事务中从未作为依据的“约翰逊线”作为中印边境线。
尼赫鲁选择1960年加大力度武装进逼，应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中苏关系刚刚破裂，中国在国际上只有朝鲜、越南、老挝、古巴、阿尔巴尼亚等几个比较挫的“朋友”，苏联随即加大对印度的援助——长久以来，苏印关系非常密切。
第二、中国正在经历“三年灾害”、国力虚弱。
第三、此前四年，美国加大了对印度的援助，从过去12年的17个亿，增长为4年的40个亿。
第四、他身边好战的将军们告诉他：不用怕中国军队。
第五、此时南亚的态势也对中国不利，不丹依赖于印度，锡金是印度的保护国，缅甸、尼泊尔都是倾向印度的，巴基斯坦当时还是美国的盟友、并非今天的“巴铁”…
尼赫鲁把印军“王牌第四军”最精锐的第七旅，派往“藏南”扯东地区。
印度一方在交通运输条件方面远远优于中方：就近几个机场、修到前线的硬化边防公路。
1997年笔者去过中印边境锡金段海拔4730米的“乃堆拉山口”，当时柏油路只通到山下。山上中印之间拉着双层铁丝网，最近的地方大概2、3米。中方的工事一尺厚、中间夹钢板，印军的工事一米厚、中间加钢块。中方营地山坡上，都是用空罐头盒子砌出来的大幅中国地图、国旗和标语——冬季封山半年，战士们以罐头为主食。近年，中国在中印的边防建设方面，已有很大进步，但相比印度的投入，从人力、到物力、到财力，应该仍有差距。
“乃堆拉山口”，与今年的热点地区“洞朗”很近。前者面对印度锡金邦方向，后者靠近中国、不丹、印度三国交界。
中国总参随后发布命令，准备对印作战。中国在东线成立“藏419部队”，先由三个团构成，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将军负责作战指挥、阴法唐将军任政委。
1962年9月，中国军队恢复边境巡逻。
9月底，中方了解到印军将开展“里窝那”进攻计划，也开始积极准备。
10月5日，印度国防部派参谋局长考尔中将担任王牌第四军军长，指挥东段军队。这位考尔中将是尼赫鲁的远亲，因善于迎合尼赫鲁而发迹。
大战一触即发…
十一、62年中印边境战争：
11-1、第一阶段：东线，1962年10月20日-24日
1962年的这场“中印边境战争”，在中国也叫做“对印自卫反击战”。我们继续以藏南（东段）为主展开叙述。
1962年10月20日凌晨，在中印东段“克节朗河”，中国军队向印军发起攻击，一天之内歼灭印军王牌旅“第七旅”。西线的中国军队亦发起作战，当面印军兵力5600人。
次日，东线中国军队三个团接近藏南重镇“达旺”，25日到达。
10月22日、23日两天，中国军队主要任务是在藏南山区清剿溃逃、躲避的印军。22日，躲在山里的第七旅准将旅长达维尔，出来找食品被俘。
10月24日，东段中国军队在完成预设的“歼敌一个旅”的任务之后、停止进攻。中国政府再次提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提议，提出双方各自从实际控制线后退20公里。
10月26日，中国军队在西线取得胜利后，大范围迂回到阿里地区狮泉河畔［材料没交代清楚，笔者估计不是狮泉河镇，而是狮泉河与噶尔河交界处、笔者曾经下乡工作的典角村附近］。29日，西段战斗结束。
第一阶段战斗，中国军队取得切菜砍瓜的成绩，共俘虏印军3900人。中国军队给印军俘虏提供的条件，比给指战员的还好。
印度政府则认为，真正的战争还没开始。尼赫鲁向全国发表演说：赢不了中国，就不停止战斗。他撤了国防部长的职，自己兼任。
尼赫鲁的印度政府，紧急向美国、英国、苏联、法国、以色列等，讨要军事援助——“不结盟”的牌坊也不要了。10月28日，刚刚从“古巴导弹危机”中脱身的苏联，也要恢复印度武器头号供应商的地位，参与进来。印度成了“二战剩余军事物资”的集散地。
印度空军立刻将美、英、以等国“馈赠”的军火，快速投放到前线。
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也在积极备战。中方后来公开的宣传中，把下一阶段的战役决心定为：“打出三十年和平”。
补充：中印第一阶段交战之后，美国政府多方研究、制订的目标很值得玩味：“使中印一直保持强烈军事摩擦。有限支持印度，避免苏联与印度疏远造成中苏接近。”
11-2、考尔中将，真会现眼
1962年11月13日，考尔中将直接飞到中印边境东段最东端的“瓦弄”，试图在这里主动出击、取得胜绩。因为，次日是尼赫鲁生日。考尔中将，要用胜利向总理献礼。
11月14日，瓦弄战斗开始六个小时之后，印军第十一旅已经攻击乏力。当晚，中国军队发起反冲锋，迅速突破印军阵地、并扩大战果。16日，十一旅全军覆没。
11-3、第二阶段：东线，1962年11月18日-20日
1962年11月18日，中国军队在中印边境东西全线展开进攻。
在主战场“达旺战区”，印军预判中国军队只可能沿着唯一的山间交通线向下攻击，于是由南向北、用四个旅、摆出了一字长蛇阵的逐级迎击阵势。
中国一支部队却在当地百姓的指引下，绕道小径，翻越4000多米的山口、六天五夜急行军，一下子插到印军四个旅的后半段，打断了前面三个旅的后路。
18日中国军队正面主力发起进攻，印军支撑不久，便成溃退之势。中国的穿插迂回部队，则迎头拦截溃退的印军。
交战半天，18日上午，达旺战区印军就只剩下一个旅有战斗力了。这个旅也是一触即溃。回头跑了两天，好不容易找到依托、刚刚建构防御阵地，又被追上来的中国军队打垮。
11月20日凌晨，印军在藏南“达旺”地区的四个旅，全军覆没。至此，藏南区域“已无任何有组织的印军”。
西线方面，中国新疆军区获得情报，印军序列专门派了一个“杰特联队”。这是一支百年历史的王牌部队，1840年、1860年曾随英军来华参加过两次鸦片战争，参加了1904年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总参下令：“杰特联队务必全歼”。
11-4、恐慌的印度，奇怪的中国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是印度独立以来的第一次战争，全国期待着一场胜利。尼赫鲁多年来一直很好地调动着印度各部族的“爱国情绪”，战前的各种宣传，更是把大家的期望值吊到了最高。印度国民的脉搏，与战事同步。
1962年11月20日，印度议会全体议员等待着总理公布前线大捷的消息。中午，尼赫鲁“用结巴的声音”带来噩耗：印军全线溃败！
这时，中国军队在东线到达阿萨姆平原、前方一马平川，西线突出喀喇昆仑山口，印度的北大门全面洞开。
当天深夜三点，尼赫鲁紧急召见美国大使，要求美国出兵干预：在印军组织起来之前，派美军轰炸机、战斗机直接同中国作战——此前，自1954年美国军援巴基斯坦，美印关系一直处于陷入低潮。
战败的消息传开，北部印度的银行公开烧毁纸币，东北部各邦准备爆破电厂、自来水厂，全印广播反复播放印度国歌，印度仿佛即将亡国…
美国驻印度大使报告称：“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一个民族士气的瓦解。”
1962年11月21日，北京突然向全世界宣告：11月21日，中国军队单方面全线停火。12月1日，中国军队后撤到开战前的实际控制线，并再向后撤退20公里。
由于印度政府的通讯已经彻底混乱，尼赫鲁是从他的一位部长街边抢购的报纸上看到中方消息的。
尼赫鲁紧急召见中国驻印大使，核实消息后，他问：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于中国这么做的原因，不仅各国媒体猜测纷纷，而且各国政府也是做了各种各样的分析。［具体请大家网搜，大家现在听说的，绝没有当年的版本丰富、有想象力］
补：我有位朋友的父亲，是当年东线战场的军人。老人家回忆说，当年打过去，那边的老百姓，还是个半大孩子呢，帮着扛物资支前。往回撤的时候，特别难受。将来印度军队回来，肯定要报复啊…
二十、关于62年中印战争之浅见
【A】62年中印这一仗，即使明知打了占不到便宜，中国也必须打，因为不打就真的输了。
第一、59年西藏刚刚发生“叛乱”，其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未必安稳。如果任由印度这么欺负中国、打不还手。民心肯定不稳，西藏肯定要乱，相邻各省区也会受到波及。在中印边境痛击印度，足可稳定西南边疆，并对西北边疆产生支持作用。
第二、尼赫鲁专门挑中国最艰难的时候下手：中苏交恶、缺少国际盟友，“三年灾害”、国力虚弱。中国如果这次“怂了”，以后就再也别想成为世界强国了，在亚洲也只能沦为二流。所以，在这么艰难的时候，一定要应战，并且打出气势来。这一战，只要能打掉印军的威风，那么从此后印度在亚洲就永远只能屈居中国之后。如果进一步让尼赫鲁政府的“不结盟牌坊”倒塌，那么所谓“不结盟老大”、世界大国的“印度梦”，就没戏了。当时的中国敢于大打这一仗，其实比印度更有“大国心态”。
第三、基于同样的内外交困因素，如果中国领导人是别的什么人，都会担心其他大国落井下石。但以毛的脾气，打不过美、苏、英、法，我还打不了一个阿三吗？加上有周恩来这种外交高手守护外场，可以不用过多操心国际舆论。所以，毛也要打给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看看，你们是不能小瞧中国的——如果这仗不打，毛还凭什么跟赫鲁晓夫争雄世界革命领袖呢？
第四，国内的情况，毛也必须打一打。一则聚拢民心——三年饿死多少人啊！二则提振“士气”——59年庐山会议，毛是动了自己的彭大将军的。一场胜仗，有利于提高其威望。
第五、战前中国对印军的军事能力，应做了充分了解——对方的指挥水平（看经常兼任国防部长的尼赫鲁和考尔就知道了）、武器装备、士兵士气、后勤补给等等。对于打赢局部战争，还是有把握的——只要超级大国不直接干预。
【B】战后维持边境原状，当时来看有利于中国。
第一、藏南虽好，但是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以南、易攻难守，以那个时代中国的总体水平，打下来、也拿不住。强行拿住，甚至会先赢后输。
第二、藏南问题，历史事实、法律依据，中国都占理。此时拿不下，留待以后再找机会吧。
第三、阿克塞钦虽然贫瘠，但海拔高、易守难攻，战略上与印、巴“克什米尔争议区”连片，地缘政治意义更大：
1、当年巴基斯坦还是美国盟友，后来成为中国的“巴铁”，这块地方也起到一定作用；
2、这里是新疆、西藏连接处，若有闪失、则两处不利——修建新藏公路倒不是重要理由，因为从和田可以另外直接修路到阿里；
3、印度200多万平方公里，纵深不足。从阿克塞钦向南，距离印度首都等重要城市很近；
4、阿克塞钦是一个适合打“局部常规战争”的地方，大可以放印军上来、包饺子。这个地方，留着作饵，也挺好。
应该说，毛、周等中国领导人，战前就没有把国土之争作为这场“有限反击战”的战略目标。所以说，关于中国战胜后撤回到战争发起线的各种猜测分析，都有一定道理。比如，后勤难以持久论、国内危机论、美苏大国危险干涉论…毛、周等应已做好了评估，外界事后猜对与否已经不重要了。
【C】印度方面后遗症不小
印度战败的原因，主要是严重误判了对手，也严重高估了自身的军事能力，同时把国内民众情绪调动得太高。这些，对于日后的中、印，都是值得警醒的。
62年这一仗，彻底把印度的傲气和自信打没了。这几十年，印军卧薪尝胆、持续备战，一直想再打一仗、找回国家自信。这一点，要重视。
62年印度虽然吃了败仗，但在领土上并未吃亏。反而，总是以此作为获得国际同情的说辞。同时，每当国内政治出现问题，就把中印边境争端作为凝聚人心的手段。这些年，中印边境上，“印度主动挑衅、占了便宜，再倒打一耙叫屈”的事情，笔者常有耳闻。
【藏南问题主要线索】
藏南的门隅、珞隅、察隅，有历史记录以来，一直属于西藏地方管辖。
1914年“西姆拉会议”两国三方上，中国政府拒绝签署草约，会议流产。英藏私下秘密换文，英国提出了领土要求，由麦克马洪手绘出这条“麦克马洪线”。
1914年-1936年，除英国偶尔向中国提出叙议《西姆拉草约》之外，三方均未再提及“麦克马洪线”以及藏南领土归属问题。英印政府内部，亦持“西姆拉会议破裂”的观点。
1936年-1947年，英印重新“发现”1914年的文件，以此为可趁之机，开始向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藏南派出军队，驱逐当地的西藏官员，陆续占领藏南一些地方。
1938年，英国出版“伪《艾奇逊条约集》14卷”，伪造了占有藏南的“法律依据”。
1947年，印度独立后，1951年开始继续武装进入藏南，并驱逐当地的西藏官员。
1960年，尼赫鲁发布“前进政策”，全面向北武力推进，占领藏南全部。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中国获得军事胜利，但战后回到战争发起线，未改变“藏南”格局。
1987年，印度以藏南区域为基础，成立了“阿鲁纳恰尔邦”。
该段中印边界，一直未划定。
【结束语：留得青山在】
当前的事情如何看待，就不在本文展开了。由小到大，只说三句：
1、目前的中印边境态势，不宜擦枪走火。中国如果能够在边境保持足够强大的军事存在、威慑住印度，同时做到“轻易不动武、耐心玩摩擦”的话，持久下去印度将不好受——毕竟中国的GDP是它的五倍。
2、眼下解决不了的，不妨双方都有些耐心和政治智慧。这么多年，中国没有得到藏南、印度没有得到阿克塞钦，都不影响各自发展嘛。打仗不仅死人，还耽误发展、两败俱伤。搁置一下、交给未来吧。这个主要看国家领导人的水平。
3、两国而今都是“民族主义”高涨的当口，又都是“拥核国家”。人类已经进入到新的“文明冲突”阶段，当心鹬蚌相争、绿教得利，都别做人类文明的“历史罪人”…
【全文完】
注：部分参考书籍和资料：
「清史稿」
《拉萨真面目》［英］埃德蒙·坎德勒
《西藏简明通史》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
《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
《陈庆英藏学论文集》陈庆英
《西藏历史问题研究》张云
《论“西姆拉会议”》卢秀璋
《中英西姆拉会议》冯明珠（台湾）
《印度对华战争》［澳］马克斯·维尔
《西藏之过去与现在》［英］查尔斯·贝尔
「台北西藏档」，西姆拉会议文件
「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
《喇嘛王国的覆灭》［美］梅·戈尔斯坦
《拉萨见闻记》朱少逸
《西藏从政记（续）》陈锡璋
《拉萨旧事（1944-1949）》柳陞祺
《试析“麦克马洪线”问题的来龙去脉》、《地理原则能论证“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吗》康民军
《中国对印度占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反应及其意义(1951-1954)》戴超武
《印度独立初期(1947~1954)对美国的政策》刘韧、成力
《影响印度对中国研究的西藏因素》［印］沙拉德·K.索尼、丽娜·玛尔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