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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边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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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海疆史研究历程回顾
在中国边疆史学术领域，中国海疆史无疑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对中国海疆史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学术内涵，对学科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海疆史研究的范围至少包括三个方面：我国拥有主权的海域；我国拥有主权或管辖权的岛屿；沿我主权海域的陆地部分，即海岸线部分。中国海疆史研究的学术范畴大体上包括历代海疆疆域史、历代海洋政策与海洋思想史、历代海防史、历代海上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史等。其中以历代海疆疆域史所涉及的内容最为多样，不仅包括历代海疆疆域的通史性研究，而且包括南海、钓鱼岛、海南、台湾、香港、澳门等专题性历史研究。
（一）1949年至20世纪60年代是中国海疆史研究开创期
1949年至20世纪60年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疆史研究的开创时期。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为指导，摒弃旧时代史学观念的桎梏，就海疆史所涉及的主要学术范畴进行了初步研究，特别是在一些专题性研究上开展了有益探索。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有两个：其一，关于海疆史的基本概念和学术框架尚未提出，海疆史的研究尚未从地方史和传统史学体系中剥离出来；其二，关于海疆史研究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尚未展开充分研究，但某些专题领域的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绩。尽管这一时期所开展的海疆史研究，带有较为浓重的时代特征和政治色彩，但这些研究大都具有开创性或奠基意义，学者们所阐述的学术观点甚至影响至今。
这一时期研究较集中的是海上贸易史、台湾史、南海诸岛史等。先后出版了丁又《香港初期史话》[※注]、介子《葡萄牙侵占澳门史料》[※注]、鞠继武《祖国的南海诸岛》[※注]、朱宏富等《台湾》[※注]、王芸生《台湾史话》[※注]、刘大年《台湾历史概述》[※注]、吴壮达《台湾的开发》[※注]、朱契《中国人民开发台湾反抗侵略斗争史略》[※注]、万克家《台湾人民斗争史略》[※注]、张雁深《美国侵略台湾史》[※注]、近代史资料编辑组《台湾战争记》[※注]、张宗洽等《郑成功收复台湾》[※注]等专著。
在海上交通史研究方面，章巽在《地理知识》1955年第11期至1956年第2期连续发表了《中国古代的海上交通》《秦汉三国时代的海上交通》《隋唐时代的海上交通》《宋元时代的海上交通》多篇论文，方楫在《文史哲》1957年第9期发表了《明代的海运与造船工业》，等等。
在海上贸易史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有卢苇《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表现在哪些方面》[※注]、刘勉之《元代的民间海外贸易》[※注]、田汝康《十五至十八世纪中国海外贸易发展缓慢的原因》[※注]、韩振华《1650—1662年郑成功时代的海外贸易和海外贸易商的性质》[※注]等。
在南海诸岛史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有王斤役《唐代以来西沙群岛已是中国的领土》[※注]《南沙群岛史》[※注]，朱偰《南沙群岛和东、西、中沙群岛一向是中国的领土》[※注]等。
涉及澳门史、海南史、中琉关系史的代表性成果有洪启翔《明季葡萄牙对中国的侵略和它对我澳门的窃据》[※注]、郭沫若《说儋耳》[※注]、谭其骧《李德裕谪崖州》[※注]、张一纯《谈海南岛历史的二三事》[※注]、董蔡时《琉球与中国的历史关系》[※注]等。
（二）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是中国海疆史研究探索期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是海疆史研究艰难探索的时期。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海疆史研究面临诸多困境，一方面学术界对海疆史的认识依然没有大的改观，构建海疆史学科体系仍然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另一方面存在种种学术外因素的干扰。因此，除台湾史、南海诸岛史等专题领域外，海疆史研究基本上呈现低迷的状态。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关于海疆史的基础理论研究既不系统也不完善，但依然具有突出的特点：其一，学术研究紧扣时代要求，在对台湾史、南海诸岛史持续研究的基础上，对海上交通史、海上贸易史、钓鱼岛及中琉关系史的研究不断进行探索；其二，出版或发表了一批理论价值高、实践意义强的学术成果和学术资料，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又取得突破性进展。
这一时期出版的论著数量不多，主要有北京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编写组《中国人民保卫海疆斗争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施联朱《台湾史略》、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韩振华《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等。
台湾史的研究是这个时期取得成果最多的领域，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有相当大进展。在台湾历史地理、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及台湾建省等问题上，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学术争鸣。代表性成果有周维衍《台湾历史地理中的几个问题》[※注]、商鸿逵《论康熙收复台湾及其善后措施》[※注]、黄盛璋《有关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几个问题新证》[※注]、施联朱《郑成功收复台湾及其对高山族的政策》[※注]、黄志中《台湾最先设立行政机构始于何时》[※注]等。
关于南海诸岛历史的研究也较为集中。一方面围绕南海诸岛历史开展研究，另一方面从新的角度对我国南海诸岛主权进行论证，代表性成果有谭其骧《七洲洋考》[※注]、韩振华《七洲洋考》[※注]、史棣祖《南海诸岛自古就是我国领土》[※注]、林金枝《南海诸岛范围线画法的由来演变》[※注]、劳祖德《清末关于东沙岛的一次中日交涉》[※注]、韩振华《西方史籍上的帕拉塞尔不是我国西沙群岛》[※注]、张鸿增《从国际法看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注]、戴可来《漏洞百出，欲盖弥彰》[※注]等。
此外，学术界还就海上交通史、海上贸易史、钓鱼岛及中琉关系史进行了研究，代表性成果有李成林《公元前后的中西古航线试探》[※注]、于豪亮《我国古代海上交通中几个地名的考释》[※注]、洪建新《我国古代海上交通述略》[※注]、陈佳荣《古代南海交通史上的“海”、“洋”考释》[※注]等。
（三）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中国海疆史研究发展期
在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海疆史研究持续深入，可以说30多年来是中国海疆史研究硕果累累的时期，研究内容的全方位、研究成果的创新性都得到大大提高，逐步形成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基本学术体系。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出版的有关海疆史研究的专著、译著有上百种，各种论文集、资料集、工具书100多种，发表专题学术论文达数千篇、研究报告近千篇，几乎涵盖了海疆历史和现实问题研究的各个领域。
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在传统学术领域不断延伸和推进的同时，关于海疆史基础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入；在专题研究不断深化的同时，关于中国海疆历史演进规律的探索逐步展开。在新史料和考古资料广泛利用的基础上，随着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海疆史跨学科、整合性研究的趋势日益明显，从而在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取得了创新性成果。
二海疆史理论研究
经过七年沉寂后，李国强在《新中国海疆史研究60年》[※注]中指出，中国海疆史研究的范围至少包括三个方面：我国拥有主权的海域；我国拥有主权或管辖权的岛屿；沿我主权海域的陆地部分，即海岸线部分。中国海疆史研究的学术范畴大体上包括历代海疆疆域史、历代海洋政策与海洋思想史、历代海防史、历代海上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史等。此后，李国强在《海岛与中国海疆史的研究》[※注]中进一步深化对海疆史研究的思考。他认为，应该以海岛为核心进行海疆史学术架构。中国海疆史的学术内涵包括十一个方面：①中国海岛管辖权的形成与海疆疆域史研究；②中国历代海岛及其海域经略史研究；③中国历代海岛管理立法及制度研究；④中国历代海岛及其海域开发研究；⑤中国历代海岛军事史研究；⑥中国历代海岛经济发展模式研究；⑦中国历代海图中的海岛及其海域研究；⑧有争议海岛的历史与现状研究；⑨21世纪地缘政治中的中国海岛研究；⑩中国海岛及海域与国家安全研究；中国海岛文化史研究。
李国强在《关于海疆史研究的几点认识》[※注]中认为海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还包括近当代中国海上边界，这是新增的内容。他还提出一个新的议题：中国传统疆域观与海洋疆域形成之关系。中国海洋疆域同样经历了古代历史上由无疆无界到有疆无界，直到近代最终确立以断续线为标志的中国海洋疆域的范围。海洋疆域的断续线，是表明中国在海洋实施管辖的区域范围或者是海疆范围，而不是国界线。我国在海疆区域内享有的主权权利和以断续线为标志的历史性权利是一个完整性的体系，共同构成了我国在海疆内的主权权利。确定海洋领土主权归属的条件概括为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与经营、最早进行连续不断的行政管辖，从这四个要素出发，展开对中国海疆史的历史考察，不仅合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而且有助于我们建立中国海疆史的话语体系，有助于我们占领国际舆论高地，从而使历史研究发挥出服务于现实的最大效益。这正是我们开展海疆史研究，构筑海疆史研究理论体系的核心目的。
自2000年学界开始探索海疆史理论以来，学界基本对海疆史的概念和研究内涵有了较为清晰而明确的认识，并在当今中国海疆现实环境中的海疆史研究重要性及海疆史研究话语权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这有利于海疆史向更为学科化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历代海疆政策及海禁政策研究
中国历史上传统的“重土轻海”思想，使得历代统治者将其统治的重心放在了陆地，这也造成历史海洋政策并不像陆地边疆政策一样，在连续性和多样性上略显缺乏。而明清时期海禁政策，不仅在中国历代海洋政策中独具特点，而且历来是史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
在元代海禁问题研究中，邓端本《试论元代的海禁》[※注]认为海禁政策始自元朝，与明清时期有所不同，元朝的海禁并非禁绝所有的海外贸易，而只是在国内“禁商泛海”。之所以实行这一临时性措施，是对权豪势要经营海外贸易加以约束，为了推行“官本船”制度，对违禁品大量外流进行约束。权豪势要势力的膨胀，是元代海禁政策最终废止的原因。这一研究对我们探讨元代的海疆政策及明清两代的“海禁”问题，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是否继续执行海禁，史学界存有分歧。多数著述认为朱棣宽弛了海禁，有的甚至认为他实行了开放政策。苏松柏撰文《论明成祖因循洪武海禁政策》[※注]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文中认为倭寇势力的消长是决定朱棣在海禁问题上宽严的基础，而朱棣即位后，沿海地区倭患仍然十分猖獗，寇掠事件不断，使朱棣一如朱元璋厉行海禁。而他“宽宥”“诸番国遣使来朝”及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均是为了发展政府间的朝聘关系而积极遣使海外和放宽海国来朝的限制，至于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是坚持实行海禁的。
四历代海防研究
在该领域研究中，张铁牛、高晓星的《中国古代海军史》[※注]是历代海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书中认为远在春秋末期中国古代海军就已出现雏形。公元前6世纪至前2世纪是形成时期；前2世纪至公元13世纪是发展时期；13世纪至17世纪中期是鼎盛时期；17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是衰亡时期。书中对各个时期海军的作用、地位，水师的建制、海防特点及战船、装备的发展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指出中国古代海军在奴隶社会末期形成，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装备精良、能征善战的军事力量，为统一中国、抗击外敌入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内镇压人民、对外进行扩张的工具。书中还以大量史实分析了历代海军建设和海防上的成败得失。
《苍梧总督军门志》是我国流传至今较早的一部体例完备的军事志书，何林夏《〈苍梧总督军门志〉与明代广东海防研究》[※注]对这一史籍进行了详细介绍，并指出书中关于海防驻兵置将、沿海报警烽堠、“全广海图”等方面的记载，对于研究明代广东海防有重要意义。郭双林《〈南海群岛兵要地志初稿〉的内容及其价值》[※注]对收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南海群岛兵要地志初稿》（油印稿）一书的内容及其价值做了详细解读。该书稿是一部极其罕见的以“兵要地志”命名的南海军事地理著作，对南海诸岛的地理位置、地势、地质、气象及部分地区的海流、交通、物产、军事价值做了初步介绍，记载了国人发现、管理南海诸岛的经过，揭露了近现代日本、法国侵占南海诸岛、掠夺南海资源的罪行。
吴昊《明代澎湖海防制度探析》[※注]一文分析了明代澎湖地区海防制度演变，认为洪武初年虽倭寇连续侵扰中国沿海，但明政府无力控制澎湖，遂采取迁民弃守的收缩战略。万历中后期，随着海上危机的不断加剧，明政府逐渐加强对澎湖列岛的军事防卫，力图将其纳入国家海防体系之中，并将其作为东南海防的第一道防线。澎湖之战后，明政府改变了先前的汛防做法，在澎湖建立堡垒营寨，派水陆军长戍于此。明政府对澎湖海防的不断强化，不仅是国家海洋安全空间扩展的大势所趋，也是打击外敌侵略、维护国家海疆的必然举措。
在关于清代海防问题的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地将重点放在了晚清时期。李少莉《论清末洋务派的海防建设》[※注]认为纵观洋务派二三十年的经营，其筹办海防，创建海军，基本宗旨是抵御外侮，并且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此应予肯定。王宏斌对清代内外洋有着深入思考，他在《清代内外洋划分及其管辖问题研究——兼与西方领海观念比较》[※注]《清代前期广东内外洋划分与水师职能》[※注]《清代前期江苏的内外洋与水师巡洋制度研究》[※注]《清代前期台湾内外洋划分与水师辖区——中国对钓鱼岛的管辖权补证》[※注]等文中认为清代前期，官府将接近大陆海岸和岛岸的海域划分成三个部分：一是内洋，这部分海域由于靠近大陆海岸或岛岸，以一些小岛为标志，由沿岸州县和水师官兵共同管辖；二是大洋、深水洋或黑水洋，这部分海域无边无际，“非中土所辖”，类似于现代的公海；三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条洋面，清人称其为外洋，这部分海域通常以距离中国海岸、岛岸最远的岛礁为标志，由于超出了文官的管辖能力，主要委派水师官兵来巡阅会哨。
何平立《略论晚清海防思想与战略》[※注]、黄顺力《鸦片战争时期传统海防观的影响与扬弃》[※注]、孙占元《近代海防观的萌发与海防议》[※注]、张公政《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的东北海疆危机》[※注]等多篇论文也就海防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李鸿章海防思想的研究不仅成果较多，而且分歧颇多，学术上的争鸣既推动了对李鸿章海防思想的研究，也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清末中国海防问题的思考。史滇生分别撰文《李鸿章和北洋海防》[※注]和《李鸿章左宗棠海防思想比较》[※注]，前文认为李鸿章是海防以北洋为重点的倡导者、是北洋海防方针的制定者、是北洋海防近代化的推进者，但是由于其消极防御的海防战略、没有建立统一的海防指挥系统、忽视实战性训练、轻视和贬低人民群众在海防中的作用，所以他又是导致北洋海防崩溃的重要责任者。后文则指出李、左海防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魏源的海防主张，他们在海防问题上有益的认识，对清政府在国防战略中确立海防地位、对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和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他们的海防思想的许多方面对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方针、途径和速度，产生了不利影响，特别是他们奉行的消极防御的海防作战方针，对中国近代海军反侵略作战，更是造成了直接的危害。文中认为李、左二人在海防思想上的差异，既不是爱国与卖国之争，也不是湘淮集团间的利害之争，而是他们在海防实践、在对西方先进技术的认识和引进上、在接受林则徐、魏源思想影响上有差异。
五海上丝绸之路及海上贸易研究
作为中国与世界经济往来的重要通道，海洋始终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开展海上贸易的研究，成为中国海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此，学术界从断代或专题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余思伟《中外海上交通与华侨》[※注]一书深入研究了通过海上交通古代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政治关系及相互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并研究了从西南边疆乃至南部沿海地区，移居海外华侨与华人有关的问题。而李金明、廖大珂《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注]一书是1989—1998年10年来该专题学术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书中对秦汉至鸦片战争这一历史时期我国海外贸易的发生、发展、变化，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司的设置、沿革，海外贸易港口的变迁、兴衰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对各个朝代海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官方朝贡贸易与私人贸易之间的矛盾冲突、私人贸易的性质变化等，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述。书中还对殖民者东来后，中国海外贸易的若干变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与陆地丝绸之路一样，海上丝绸之路一直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学术界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逐渐形成热潮。1980年陈炎在国内学术界较早论述了“西南丝路”“西北丝路”与“海上丝路”的关系，并出版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注]和《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注]两部著作。1991年，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同年，海洋出版社出版陈高华、吴泰、郭松义编《海上丝绸之路》；199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上、下卷）、《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建》、《海上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文化》等著作；1998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丝路文化》陆上篇和海上篇；1998年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1999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此外还发表了大量论文，如唐嘉弘、张建华《海上丝绸之路疏证》[※注]、刘重日《明代海上丝绸之路与澳门》[※注]等。龚缨晏《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百年回顾》[※注]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经过了萌芽、形成、停滞、繁荣四个阶段，并分别就我国与东亚、东南亚及印度洋、欧洲、美洲海上丝绸贸易研究进行了综述。
由于宋代至明清是我国古代海上贸易发展、变化较为剧烈的时期，所以学术界把研究的重点也放在了这个历史阶段，研究内容涉及有关政策、制度等方面。如李传印《宋代发展海上贸易的政策措施》[※注]一文从政策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宋代确立了主动、积极、开放的海外贸易政策，以支持和发展对外海上贸易，并以之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制订和实施了一套完整的管理体制，将对外贸易纳入国家严格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之一，确保了外贸事业正常发展。但是，宋代对外海上贸易依然是一种以贩运海外舶来奢侈品为主要业务的消费性商业活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不能从根本上冲击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
元代海外贸易研究，喻常森《元代海外贸易》[※注]与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注]二书探究了元代海外贸易的制度、分析了海外贸易的阶段与形态，评价了元代海外贸易的历史地位。廖大珂《元代官营航海贸易制度初探》[※注]一文则从制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元朝推行大规模的官营航海贸易活动，其航海贸易制度主要有三种，即使臣贸易、斡脱贸易和官本贸易。它们各有渊源，其形成、发展和结局也不尽相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私人贸易的发展，阻碍了海外贸易的正常进行。
海外贸易是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历史前提，明代实行的海禁与开放政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注]是我国学界研究明代海外贸易的开山之作。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注]一书对明代海外贸易的兴衰及其原因，明代的对外开放、闭关所造成的影响，市舶司与饷税制的沿革，明后期海寇商人的走私贸易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客观的研究与评述。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注]和《明代海外贸易研究》[※注]两本学术专著是作者三十余年研究明代海外贸易的结晶。晁先生在书中细致分析了明代海禁的深层次原因，阐述了明代海禁政策的阶段演变过程及其海外贸易的关系，论述了明中期以后海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本学者松浦章所著《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注]指出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的问题和范围，综合考察中国商人向海外拓展时的海外贸易对象与地域、海外贸易的资本筹措方式以及海外贸易工具即海船航海时的运营模式等问题。这是研究清代海外贸易的重要论著。
在明代海外贸易史上，隆庆、万历年间（1567—1619）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聂德宁《明代隆、万年间的海寇商人》[※注]进行了研究，文中对这一时期所实行的饷税贸易制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这一制度的限制下，民间海商只能以各种手段从事违禁私贩活动；而明朝对他们采取了镇压措施，促使民间海商向海寇商人转化。以偷税漏税为主要目的来从事武装走私贸易活动，是这一时期海寇商人的特点。文中进而指出这一制度极大地阻碍了民间海外贸易活动的正常发展。林仁川《明后期海禁的开放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注]一文认为明后期海禁的开放，使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一个重大发展的时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文中通过考察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无论是从山区还是从沿海平原地区发展起来的，都与海外贸易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有关。
曾少聪《明清海洋移民的两类宗族组织发展比较》[※注]一文从中国海洋移民的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认为：明清海洋移民移居台湾和菲律宾，宗族组织也被移植到移居地。台湾既有大宗族组织，也有小宗族组织；菲律宾只有宗亲会而没有小宗族组织。这是因为台湾自晚清以后，经过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转变，而菲律宾没有经过这种转变。该文较为深入地研究了中国海洋移民的上述两种不同方式及其特点，探讨了明清海洋移民在国内和国外宗族发展的不同趋势。这一研究在中国海疆史领域尚不多见，该文对中国海洋移民社会史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外，俞云平《十八至十九世纪前期的海上贸易》[※注]、郑克晟《郑成功海上贸易及其内部组织之特点》[※注]、李金明《清康熙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注]等成果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总的来看，关于中国历代海上贸易史的研究尚未全面展开，研究层面和内涵有待进一步拓宽。
六海南史研究
就海南省的历史进行区域性研究在学术界始终未曾间断，1988年海南建省之后，这一领域的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新的进展。其中以谭其骧先生与杨武泉先生的学术论辩为先导，进一步推动了海南史的深入研究。
谭其骧在《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附论梁隋间高凉冼夫人功业及隋唐高凉冯氏地方势力》[※注]文中提出从西汉初元三年珠崖罢郡以后至萧梁建置崖州以前大约600年的历史时期，“大陆王朝未在岛上设治，全岛不在王朝版图之内”，此岛一直属于“化外之地”，而“大陆王朝重新在岛上设置郡县，实始于梁”。这一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杨武泉撰文《西汉晚期至萧齐海南岛不在大陆王朝版图之外——与谭其骧先生商榷》[※注]认为，西汉罢郡以后的600年中，海南岛仍然有县，大陆王朝仍在管辖，并非化为异域，也不能当作边疆之空白区。谭其骧先生著文《再论海南岛建置沿革——答杨武泉同志驳难》[※注]从12个方面就杨文的质疑一一进行了分析，指出杨文的取证与论断均难以成立，再次说明西汉晚期以后的600年之中，海南岛不在大陆王朝版图之内。
两位学者的学术论辩，使人们对涉及历史上海南行政管理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较之以往更加深入的研究。如林漫宙《汉珠崖郡史话》[※注]认为汉武帝于元鼎六年设置珠崖、儋耳二郡，海南开始了正式的设郡制；昭帝始元三年并儋耳入珠崖，珠崖郡的设置加强了海南与中原的联系，促进了海南的发展。元帝初元三年珠崖郡被罢弃，阻滞了海南的发展。
曾昭璇《先秦至隋海南省行政区划史研究》[※注]《南汉后海南省行政区划史研究》[※注]两文对两个不同历史时期海南的行政区划进行了研究，前文认为秦代海南岛属象郡；汉初海南岛建儋耳、珠崖两郡，其中学术界对珠崖郡的朱卢县是否在海南存有争议，文中不仅确认朱卢县设于海南是可信的，而且是当时珠崖郡重要的一个县。认为东汉马援部队上过海南岛是可能的；三国时期吴重建珠崖、儋耳失败，但置珠官都反映了其羁縻性质；南朝梁代之所以能建立“崖州”，得力于海南岛俚族人民归附于大陆俚族土国之故。大多数学者认为隋代临振县即今崖县，在海南岛南部，该文则认为当时的临振县和崖州均在琼北。后文认为南汉两宋分海南为琼、崖、儋、万州，与唐代相比这一时期的建置与海南岛的自然地理更相适应，使管理更加有效。元明时期行政区划得以扩大，有利于海南的开发。清末海南岛一府一州的行政区划，反映了黎汉分治、岛南和岛北分治的意向。
一些学者就近代以来海南政治史进行了研究。如杜昭《孙中山与海南建省》[※注]指出孙中山关于海南建省的主张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展、海南独有的自然经济条件及军事地位日趋重要，以及他自身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文中认为海南建省与孙中山的民主思想相一致，是体现其民主革命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符和积《试析辛亥年琼崖政局的嬗变》[※注]认为辛亥革命初从刘永滇背清改旗易帜，到赵仕槐武力接权，琼崖政局几经嬗变和曲折，终致近代海南进入了民主革命时期。房建昌《关于日本侵略海南岛的考察》[※注]认为早在14世纪上半叶至明代晚期，倭寇就对海南岛进行了侵略，尔后抵琼的日本人不绝如缕。文中对1939年日军侵略海南岛的历史进行了揭露，并指出在海南岛历史研究中，对日文第一手资料的使用十分不够。唐卓昌《琼崖抗战与琼西根据地》[※注]论述了琼崖抗战与琼西根据地的密切关系，深入研究了琼西抗日根据地的产生及其党政组织的状况，分析了琼西根据地坚持抗战的原因，指出其在琼崖抗日斗争中具有重要地位。
关于汉代珠崖郡遗址究竟在哪里，学术界有分歧。黄培平《珠崖郡治遗址辨正》[※注]认为珠崖郡治在今琼山龙塘镇博抚村东侧的珠崖岭上，而不是琼山县遵谭区东潭乡。林巨兴《汉珠崖郡治遗址研究》[※注]认为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省儋耳郡入珠崖郡，其城址在今琼山区龙塘镇，但珠崖岭不是在博抚村东，确切的地点是在琼山县东谭都石陵村珠崖岭。
文焕然《海南省一些地方志考》[※注]考证认为《琼管志》的成书年代约在1203—1208年；《琼海方舆志》的刊印年代是1431年；王佐《琼台外纪》的成书年代最迟为明弘治十七年至正德二年或三年以前。这一研究不仅确定了上述珍贵史料的成书年代，而且对海南史的深入研究有很大裨益。
七南海诸岛历史研究
（一）南海诸岛史地综合性研究
陈史坚、钟晋梁《南海诸岛志略》[※注]一书从历史、地理等多个角度，对南海诸岛进行了综合研究。韩振华继《南海诸岛地名论稿》[※注]以后又出版了《南海诸岛史地研究》[※注]。书中包括11篇论文，内容涉及我国历史上的南海海域及其界线、从近代以前中国古籍记载看南海诸岛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宋代的西沙与南沙群岛、南海九岛（九屿）和九洲洋、南沙群岛古地名考、南沙群岛史地研究等。这些论文运用大量史料，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诸多方面提出了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观点。如认为从明代以来，中国南海海域东北部以万里石塘（在琉球、潮州海面）的起点为界线，西北部以万里石塘终止于龙牙山（今西沙群岛的宣德群岛及其海面）为界线。南海西部以万里长沙（古帕拉塞尔）外罗山附近的“分水洋”为“中、外”海界；南海是以“千里石塘”即南沙群岛及其海面为界线。又如书中认为商、周时代南海诸岛就和我国大陆有了一定关系，而在秦代开辟了南海海上航道。至汉唐时期中国政府对南海行使了主权并进行了开发。到宋元明时期南海诸岛已列入我国版图。书中还对南海诸岛历史上的多个地名、航线进行了研究。
黄彩虹《遥远的国土》[※注]是一部知识性和趣味性较强的普及性读物。书中除对南海诸岛的岛礁沙滩洲以及资源、自然景观等进行了全面介绍外，还对南海诸岛的历史加以详细叙述。书中认为自汉代以来中国即已命名南海为涨海；三国时期则称为“珊瑚洲”；至唐代正式宣布“涨海”为中国的海域。宋代西沙群岛称为“九乳螺洲”“七洲洋”，南沙群岛则称为“长沙”“石塘”。中国政府至少自唐宋以来就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进行行政管理。
其他还有李金明《中国南海疆域研究》[※注]，林金枝、吴凤斌《祖国的南疆》[※注]，王颋《西域南海史地考论》[※注]和《西域南海史地探索》[※注]等多部从历史、地理等多个层面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张良福《南海万里行：在南沙群岛巡航的日子》[※注]不仅是一部关于南海诸岛，尤其是南沙群岛的历史、地理、来龙去脉的报告文学，而且记录其在南海巡航的所见所闻。
（二）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历史依据研究
通过充分、科学的历史研究，以便从中探求中国拥有南海诸岛的脉络和演进历程，不仅是论证中国在南海诸岛的主权地位所必需的，而且也是史学界长期以来的研究内容。1988年至1998年，这一研究更加充分，研究者就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在南海诸岛的活动进行了研究。
黄盛璋《南海诸岛历来是中国领土的历史证据》[※注]和林金枝《中国最早发现、经营和管辖南海诸岛的历史》[※注]两文均以大量历史事实证明中国人民最早发现、最早经营开发、并最早管辖了南海诸岛，指出南海诸岛在中国发现以前是无主之地；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管辖有着千年的历史；千百年来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对中国领有南海诸岛提出异议，也没有任何国家对南海诸岛提出领土要求。陈启汉《中国渔民是开发南海诸岛的主人》[※注]等论文也进行了研究。
在对南海诸岛进行整体研究的同时，研究者还进行了南海区域性和专题性研究。
关于西沙群岛的研究。王涛《从“牛角Paracel”转为“西沙群岛Paracel”——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西人的南海测绘》[※注]认为18世纪让·达约在越南沿海的测绘，证明了“牛角”Paracel实为早先的航海家认识上的谬误。为继续沿用这一地名概念，豪斯伯格将“牛角”头部以东的岛礁，即今西沙群岛，纳入Paracel之中。1808年罗斯船长的南海测绘，发现外沟航线上的危险区域，即西沙，实为海中的群岛。Paracel成为专指西沙群岛的名称。在豪斯伯格的推广下，这一命名逐渐得到认同。1830年以后，“牛角”Paracel从西文文献中消失。因此，越方的证据并不能成立。
许盘清、曹树基《西沙群岛主：围绕帕拉塞尔（Paracel）的争论》[※注]对Paracel向西沙群岛演变的历史进行重新梳理。从16世纪初至19世纪初，在包括文字与地图在内的西文文献中，Paracel专指位于越南东海的“牛角”沙礁。1808—1810年，西人开始用Paracel命名西沙群岛。1832年以后，“牛角”在西文地图中消失。1845年以后，Paracel专指西沙群岛。在地理学上，“牛角”Paracel与西沙群岛Paracel一直被认为是两个各自独立，且不混淆的地理存在。在地图学上，由于丹尼尔·罗斯与詹姆斯·豪斯伯格将地理上不存在的“牛角”Paracel之名转移到西沙群岛，才造成两个地理形态的重名与混淆。丁雁南《史实与想象：“嘉隆王插旗”说质疑》[※注]针对越南提出的“嘉隆王插旗”说进行了细致考证，认为此实为法国传教士塔尔伯特借鉴他所熟知的欧洲常规，通过夸张的想象，把从他人那里获知的阮朝“黄沙队”的活动虚构成了一场威严雄壮的占领行为。19世纪早期的越南不具备科学测绘的物质条件和技术准备，也不具备产生现代意义上的领土主权思想的意识基础。越南方面通过“嘉隆王插旗”说而主张对西沙群岛的主权是脱离历史的谬论。
（三）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法律依据研究
随着南海诸岛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学科间相互交叉和相互渗透的不断加强，对南海诸岛问题的研究已不局限于单纯对历史问题的研究，而是将历史研究与法律研究或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从而拓展了南海诸岛问题研究的空间。
2013年1月，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就中菲在南海有关争议单方面提起仲裁。2015年10月和2016年7月，仲裁庭分别作出裁决。中国始终认为仲裁庭对有关诉求没有管辖权，坚持不接受、不参与所谓仲裁，始终反对推进仲裁程序。在仲裁庭作出两份裁决后，中国政府均当即郑重宣布，仲裁庭有关裁决是无效的，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中国国际法学会组织撰写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之批判》（中英文）2018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同时，牛津大学出版社将《中国国际法论刊》以专刊形式出版英文本。学者们以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为依据，对仲裁庭所作裁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认为仲裁庭明显没有管辖权，有关裁决涉及仲裁庭管辖权、历史性权利、大陆国家远海群岛法律地位以及海上活动合法性等问题，其裁定缺乏基本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四）其他研究
1.关于地名的研究
隋大业三年（607），屯田主事常骏出使赤土国，其行程先后经历了南海诸岛和东南亚诸国，但史学界对常骏行程鲜有研究。韩振华《常骏行程研究》[※注]考证了常骏海上行程所历诸地，纠正了中外学者在有关地名研究上的“舛误”，认为：九州石即七洲洋，今之西沙群岛；焦石山为越象山；陵伽钵拔多洲为So-ho岬之一岛；师子石在暹罗湾中；狼牙须国位于马来半岛北部；鸡笼岛即吉兰丹；赤土国都城僧祗城即新加坡岛。通过以上的考证，更加丰富了南海诸岛史地的研究。
周运中《南澳气、万里长沙与万里石塘新考》[※注]认为南澳气不仅包括东沙群岛，还包括东沙群岛东北的台湾浅滩。南澳气的原名应是南澳崎，指南澳岛的延伸海岬。宋末元初，中国人开辟了从福建经台湾到菲律宾的东洋新航路，更加熟悉南澳气，并为之命名。于是宋代原指西沙群岛、中沙群岛的千里长沙扩展到了南澳气，所以千里长沙在明清时代演变为万里长沙。与此同时，中国人对南海诸岛也更加了解，所以宋代还是专指南沙群岛的万里石塘在元明时期也包括西沙群岛。宋元时代中国人在南海的航海事业大发展，导致了南海诸岛出现命名一体化的趋势。
此外，陈史坚《南海诸岛资料和地名研究》[※注]一文详细介绍了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有关南海诸岛资料的情况以及在南海诸岛地名研究方面的成果，为研究者提供了有益的信息。许桂灵、司徒尚纪《从南海诸岛地名类型看中国对其拥有领土主权》[※注]分析了南海诸岛地名的主要类型，显示了南海诸岛为中国人认识、开发、利用它们的历史过程和历为中国政府命名和管辖，是中国领土主权的一部分。
2.关于“四海测量”问题
以往研究中对元代郭守敬南海测验的地点存有争议，一说在广州，一说在林邑（今越南中部海岸），一说在今中沙群岛的黄岩岛。曾昭璇《元代南海测验在林邑考——郭守敬未到中、西沙测量纬度》[※注]认为林邑是当时实测得北极出地15°的地点，林邑洋面向为中外分界海洋，林邑界海正好合“南逾珠崖”一语，从当时的政治背景看，郭守敬的观测队伍容易到达林邑，而林邑测点符合元代设计新测的以元大都为中心的南北子午线范围，所以林邑（即今天越南中部海岸）应该是郭氏测景之地。
李金明先后撰文《南海诸岛研究札记》[※注]和《元代“四海测量”中的南海》[※注]，文中考定元代郭守敬“四海测验”中南海的测点应位于北纬15°12′、东经116°07′，即今西沙群岛一带。该文指出，元代把南海作为“四海测验”中最南的一个测点进行测验的史实，说明当时的西沙群岛就在元朝的疆域之内，元朝政府已经对之行使了主权和管辖权。
钮仲勋《元代“四海测验”中“南海”观测站地理位置考辨》[※注]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学界关于元代南海观测站的四种不同观点即广州、林邑、西沙群岛、黄岩岛进行了考辨，认为西沙群岛地处北纬15°47′—17°08′，与“南海”观测点的极高观测值较为接近；西沙群岛在海南岛的东南，在地理上也较为吻合；同时从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在元代以前渔民对西沙群岛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为元代的测量提供了可能。所以作者认为元代“南海”观测点在西沙群岛。
元代郭守敬进行的南海天文测量是我国对南海行使主权和管辖权的重要力证。目前学界对其测量地点的研究结果，尚不能一致。学界在此问题研究上尚需努力，力争得出一个可以没有争议的准确地点。
3.关于《更路簿》研究
《更路簿》又称《水路簿》，是历史上我国海南省沿海渔民在南海长期作业的航程（古称海道针经）记录和航行指南，是他们长期在南海诸岛航海实践的经验总结。世代传抄的《更路簿》是研究我国渔民开发南海诸岛的珍贵史料。
《更路簿》目前主要集中在海南省文昌和琼海两市，之所以在这两市发现，是因为当地渔民从文昌的清澜港或琼海的潭门港出海。迄今为止，共发现不同版本的《更路簿》共20种，计有苏德柳本《更路簿》，郁玉清本《定罗经针位》，陈永芹《西南沙更路簿》，林鸿锦本《更路簿》，王国昌本《顺风得利》，麦兴铣《东北海更路簿》，李根深《东海北海更路簿》，许洪福《更路簿》，卢洪兰本《更路簿》，李魁茂本《更路簿》，蒙全洲口述、麦穗整理《去西南沙的水路簿》，彭正楷本《更路簿》等。
1.苏德柳本《更路簿》。该版本是苏氏父亲于1921年抄自文昌县渔民。该本共记载了22个地名。记录航道29条，其航路大都自北向南行驶。
2.郁玉清本《定罗经针位》。该版本中比较细致地区分了北风和南风针路。其中记载的穿越南海各岛礁航道较多。
3.陈永芹《西南沙更簿》。该版本成书于民国，但也是经清代《更路簿》修改而成的。
4.林鸿锦本《更路簿》。该版本《更路簿》记载较为详细，航道数目较多，各岛礁之间距离也比较具体。
5.王国昌本《顺风得利》。该版本记载非常详细。有南风、北风、东风针路各不相同。其记录长于航向记载，转航方向也比较明确，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6.麦兴铣《东北海更路簿》。麦氏系琼海潭门镇人，其《更路簿》原本藏于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
7.李根深《东海北海更流簿》。李氏系琼海潭门镇人，其《更路簿》原本藏于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
8.许洪福《更路簿》。该版本记录航线较少，只有三条航线。
9.卢洪兰本《更路簿》。该版本记录各个岛礁回航和出航都较其他版本为多。
10.李魁茂本《更路簿》。该版本记载海南岛、越南航路较多，包含南海岛礁地名20多个。
11.蒙全洲口述，麦穗整理《去西南沙的水路簿》。该版本所载各主航道的针路都是依据明代以来渔民生产作业经验记录。
12.彭正楷本《更路簿》。彭氏系琼海潭门人。该版本《更路簿》是其在1924年抄录的，原本藏于广东省博物馆。
《顺风得利》是其中最为完备的之一，它成于清同治以前，涉及南海诸岛的地名、航线及航海知识。曾昭璇、曾宪珊《清〈顺风得利〉（王国昌抄本）更路簿研究》[※注]认为，王本《更路簿》具有记录范围广、更路多和地名多的特点，对研究清代南海诸岛航行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王本充分说明清代南海诸岛已经是我国渔民进行生产活动的主要地区，从中可以总结出在清代已找到南海诸岛的三条“最佳作业线”，同时其中记录的70个地名对我们厘定南沙群岛的地名有积极作用。
《更路簿》的史料价值日益为人们的认识，更多学人也将对《更路簿》研究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王晓鹏就对彭正楷本《更路簿》进行了细致研究。
（五）北部湾问题研究
北部湾是南海中较为特殊的海域，位于南海西北部，东起广东雷州半岛、琼州海峡，东南为海南岛；北面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大陆沿海岸；西至越南陆地沿岸；南面紧接我国南海及越南南部海一部分，是三面陆地环绕的一个大海湾。
对于北部湾问题的历史研究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北部湾海域的历史问题，二是有关北部湾海域或岛屿名称的问题。前一方面研究的主要成果有肖德浩先后撰写的《北部湾问题刍议》[※注]和《北部湾海上通道概说》[※注]，前一文认为中法双方在议定1887年的《续议界务专条》时，并没有划分北部湾的边界线。而中法界约中的东经108°03′13″“红线”，仅是划分中国与越南在北仑河口一带交界沿海附近岛屿归属的标志。后一文则回顾了北部湾海上通道的兴衰历史，指出北部湾不仅是我国最早命名的，而且北部湾海上通道也是我国最早开辟的，并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同主题论文还有刘文宗《是“海上边界线”还是岛屿分界线——评越南当局对1887年〈中法续议界务专条〉第三款的解释》[※注]。
此外，沈固朝《关于中法勘界斗争中的北部湾海域问题》[※注]一文认为从秦王朝设象郡后到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北部湾一直是中国的专属区域。近代中法交涉中越边界时，北部湾海域和岛屿不在谈判之列；双方签订的《中法续议界务专条》也根本不涉及北部湾，北部湾中不存在108°国界线。条约签订后中国仍然行使着对北部湾大部分地区的主权。
将军用他海南乡音很重的语言，对我们说：
夜莺岛主权归属的变迁，对北部湾划界于中国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让历史来评说这段是非吧！
八钓鱼岛历史及中琉关系研究
上述诸书可以说是世纪之交中国学者关于钓鱼岛问题研究的扛鼎力作。
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钓鱼岛归属问题研究
（二）关于中国拥有钓鱼列屿主权的历史依据研究
（三）中国拥有钓鱼列屿主权的法律依据研究
（四）日本在钓鱼岛挑起事端的政治图谋及对中日两国关系影响的研究
主要有陈本善《日本政治右倾化和钓鱼岛问题》[※注]、杨金森《钓鱼岛争端和日本的海上扩张》[※注]、杨丹《从钓鱼岛争端看日本军事发展走向》[※注]、李晔《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注]、赵平安《钓鱼岛问题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注]、苏崇民《关于钓鱼岛问题的思考》[※注]、刘文宗《石油资源与钓鱼岛争端》[※注]、张良福《中国政府对钓鱼岛主权争端和东海划界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政策》[※注]、刘霏《论日本的东海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基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视角》[※注]、刘亚洲《从钓鱼岛问题看中日关系》[※注]、刘江永《以钓鱼岛为视角透视新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注]等。学者们认为：日本之所以在钓鱼岛制造事端，就是将其放在其东亚战略框架内加以考虑的，其目标不仅仅是台湾以北20万平方千米的海域，而是日本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同时学者们指出在钓鱼岛问题上充分暴露了日本政治右倾化以及军国主义势力的复活。钓鱼岛主权问题对中日两国关系带来一定影响，并将是影响中日两国间安全关系的核心问题。
（五）关于解决钓鱼岛主权问题研究
主要有苏崇民《关于钓鱼岛问题的思考》[※注]等。这些论文在维护我钓鱼岛主权的同时又在遵循“搁置主权、共同开发”原则的前提下，从不同角度就钓鱼岛主权问题的解决前景或解决方案进行了预测或提出了建议。刘江永《以钓鱼岛为视角透视新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认为，中日关系的改善有赖于三个层次的努力：一是以可持续安全观为导向，妥善处理钓鱼岛等敏感问题；二是以海洋事务对话磋商为平台不断推进对话协商与合作，防止事态恶化；三是以澄清钓鱼岛归属真相的对话交流为基础，纠正日方的系统性错觉，促使两国民间感情改善。
除上述较为集中的研究内容外，学者们还从其他方面进行了研究，例如，许森安的《隋朝陈棱到的地方究竟是琉球还是台湾》[※注]。隋朝时派朱宽、陈棱出征琉球，对其所到之地史学界存有分歧，有的认为其所到即现在的琉球，有的认为其未到琉球，到的只是台湾。认为其所到确为琉球，其所途径的高华屿是澎湖地区的某个岛，而途径的鼋鼊（句辟）即指钓鱼岛。朱素梅《钓鱼岛问题与台湾的“保钓运动”》[※注]一文则就台湾的“保钓运动”进行了研究。
（六）中国和琉球关系史研究
中琉关系史在钓鱼岛归属问题研究上有其特殊的意义，随着一批重要的档案资料不断被发掘，大大推进了中琉关系研究的深入，研究内容包括了明清时期中国对琉球的册封、清代琉球对中国的朝贡、清代中琉贸易问题等方面。同时，学术界还对新近发现的有关史料进行了研究。这方面的主要成果包括：
九台湾史、香港史和澳门史研究
（一）台湾史研究
（二）香港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展开谈判，关于香港史的研究在内地学术界受到极大重视，大量论著相继面世，包括余绳武和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注]、关礼雄《日占时期的香港》[※注]、萧国健《香港古代史》[※注]、余绳武和刘蜀永主编《20世纪的香港》[※注]、刘蜀永《香港的历史》[※注]、侯书森《百年沧桑：香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注]、李宏《香港大事记：公元前214年—公元1997年》[※注]、刘存宽《香港史论丛》[※注]、彭琪瑞等《香港、澳门地区地理》[※注]等分别从香港地方史、香港与内地关系史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成为香港史研究中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
此外学者们还发表了大量论文，其中有关香港近代史研究的成果最多，代表性有邓聪《古代香港历史的新发现》[※注]、郭双林《晚清香港设领问题初探》[※注]、刘存宽《英国强占香港与所谓“穿鼻条约”》[※注]等。囿于文献、史料的匮乏，有关香港古代，特别是宋代以前经济活动问题始终是香港历史研究中的难点，汤开建《宋代香港地区的盐业生产及盐的走私》[※注]、徐曰彪《近代香港华商的崛起（1841年—1900年）》[※注]、郭卫东《香港开埠初期与内地贸易研究：以〈虎门条约〉第十三款为案例》[※注]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三）澳门史研究
继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戴裔煊《〈明史·佛郞机传〉笺证》之后，费成康《澳门四百年》[※注]、唐思编著《澳门风物志》[※注]、黄鸿钊《澳门史纲要》[※注]、林子升《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注]、黄启臣《澳门历史（自远古—1840年）》[※注]（后以《澳门通史》于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邓开颂《澳门历史（1840—1949）》[※注]、汤开建《明清士大夫与澳门》[※注]、吴志良与汤开建等主编《澳门编年史》[※注]等论著从不同侧面展开研究。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注]收入大量中、葡、英、法、日文档案资料，是至今关于澳门史最全面的资料汇编。黄启臣等合编《澳门港史资料汇编（1553—1986年）》[※注]为深入研究澳门史提供了珍贵史料。
除上述多部重要著作外，还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研究内容集中在政治史、葡澳关系史、经济史等方面。代表性成果有赵立人《葡萄牙入居澳门的再研究》[※注]、张德信《葡萄牙人初寓壕镜澳的历史考察》[※注]、郑炜民《从有关条约看澳门“附属地”问题》[※注]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2期还开设了“澳门专号”学术专栏。
十海疆史研究前瞻的建言
在海疆史研究取得显著进展的同时，也应看到该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第一，海疆理论的研究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有待进一步提高，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宽。由于受历史上“重陆轻海”思想的长期影响，我国海疆史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从整体上看海疆史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亟待提高，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亟待创新，与陆疆历史研究相比成果的总量和质量都有待提高。海疆史研究的现状，与我国数千年海疆开发、管理的历史和拥有辽阔海洋国土的现状相比极不相称，与社会的发展很不适应，更不能满足维护领土主权、维护海洋权益和加强海疆管理的现实需要。
第三，对涉及领海主权、海洋权益的重大问题，缺乏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对侵犯我领海主权和权益的突发事件，缺乏必要的历史总结、预案研究和对策研究。
第四，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集团优势。日前学术界对海疆史研究既缺乏总体规划和相互协调，又没有一个专门从事海疆史研究的科研机构，使得学术交流和沟通渠道不畅通，研究力量各自为“战”，研究课题重复，不仅造成学术资源的浪费，而目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普遍不高，学术创新能力受到严重制约。由于研究经费缺乏，诸多重大课题，特别是跨省市、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课题无法开展，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献无法整理、出版，不少重要的国外研究成果不能及时地翻译、出版。
第六，在海疆史研究中，史料的使用、借鉴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欠缺：
二是多年以来国外研究我国海疆史的成果颇为丰富，特别是以英文、法文、日文和东南亚各国文字发表的成果较多，但其中大多数成果仍未为我国学术界翻译、利用。这一现象不利于我国海疆史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不利于中外学术界的交流。
综观60年来中国海疆史研究发展的历程，可以简单概括为：学术成果丰硕，学术体系薄弱；专题性研究突出，系统性研究欠缺；史实类研究显著，理论类研究滞后。与中国边疆史其他学术领域的理论研究相比较，中国海疆史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