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弱势群体是一种固定的“特定”群体？
刑法是否需要单独评价特定对象，在于特定对象是否存在特殊性。如果犯罪行为针对的对象和群体较具普遍性，那犯罪行为的刑法评价，就遵从一般的定罪量刑规律。在刑法规范评价中，危害对象的群体特殊性——“社会弱势群体”，其往往是刑法的重点保护对象。
耳熟能详的是，身体残疾人士、尚处幼年儿童、年老体弱的人士、贫困人群等，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在目前社会学和法学界定的“社会弱势群体”，其本质在于社会不利地位。而这种不利地位的形成，需要结合“长期性、普遍性的就业和社会生活”的不利环境，进行判断。
诸如，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行为，刑法需要酌情从严惩治。刑法考虑到残疾人、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其固有的、长期的工作能力和社会生活能力，普遍较差，依靠正常工作获取利益能力明显下降。因而，刑法重点保护其财产安全。
再如，考虑到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患病人的长期和普遍的自主生活能力较低等问题，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单独增设虐待被监护人、看护人罪，重点保护其人身安全。
固然，身体残疾人士、尚处幼年儿童、年老体弱的人士等特定人群，明显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但是，社会弱势群体并非一种固有概念。目前，我们耳熟能详的社会弱势群体类型，以及学界通说概念形成的“固有性、长期性、普遍性”特征，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典型样态。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弱势群体是固定化群体。
从字面意思来看，社会弱势群体的本质在于“弱势”。因此，该词文义解释的着力点在于：“势力强弱”。换言之，社会弱势群体并非固定的“特定”群体，而是一种特定语境下的相对概念。我们处于弱势的情形下，一般容易遭受强力侵害，刑法就应当重点评价，使利益免受强力侵蚀。
因此，社会弱势群体的类型界定无法特定化。在任何特定语境下，我们均可成为弱势群体。而面对这种开放性社会弱势群体的概念，刑法所要保护的社会弱势群体的评价，就不在于特定固化类型，而在于弱势群体于特定情境下的受害可能性和危害程度。
暴力语境下弱势群体的危害抗衡是否可能？
以本次“陈某志、刘某等暴力事件”为例，虽然案件中四名受害女子，在日常就餐、生活行动中，不属于通说概念或者国民耳熟能详涵摄的“社会弱势群体”。但是，在女子面对肢体骚扰等强制性骚扰、语言骚扰等心理骚扰，以及多名男性借助酒瓶、玻璃碎渣、板凳等凶器和工具，进行暴力行凶时，我们无法否定四名女子在多人暴力情境下的弱势群体特性。
首先，在多人暴力情境下，基于男女的生理差异，女子在遭受肢体骚扰等强制性骚扰、语言骚扰等心理骚扰下，其在心理抗衡能力上，已经处于显著的弱势地位。其次，在暴力语境下，多人侵害、团体侵害等共同暴力犯罪，促使陈某志、刘某等行为人，敢于借助人多势众的力量优势，进行持续严重侵害。此时，受害女子在人身安全方面，也同样处于显著的弱势地位。在这种双重显著的弱势地位下，受害者通常无法、也不敢进行抗衡。
虽然，在多人暴力情境下，刑法设置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制度，鼓励处于弱势地位的国民，要“敢于向不法作斗争”。但是，女性等弱势群体，在暴力乃至共同暴力情境下，基于生理和人数等显著差异的考虑，抗争恐怕带来的是更为严重人身侵害。脱离案件关联的性别，凭心而论，恐怕即使是势单力薄的男性，在面对心理强制后的多人暴力情境时，也处于一种社会弱势群体的地位。因此，在面对心理强制后多人暴力情境时，特定势单力薄的特定群体，均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刑法需要单独予以评价。
因此，我们不能单独依靠被害人的抗衡、抵制，来期望多人暴力情境下弱势群体人身利益侵害的最小化。从个案反映出的弱势群体抗衡的实际效果来看，恐怕将弱势群体的暴力伤害，仅视为一般危害行为进行刑法评价，远不足以威慑暴力情境中弱势群体的重大利益侵害等犯罪行为。反而会给行为人制造“一般伤害或一般暴力行为性质”的错觉，继而借助多人暴力情境的个人优势进行再犯。
面对弱势群体的多人暴力侵害，刑法要敢于“亮剑”
在面对一般刑事案件，刑法需要收敛锋利的刀芒，兼顾惩罚和再社会化教育之功能。但是，在我们无法奢求行为人严格固守内心良知和行为道德感时，刑法还需恪守仁慈之心，是值得怀疑的。在特定情境下的严重危害结果面前，刑法需要及时转换面貌，敢于“亮剑”。
第一，对于在公众场合的性骚扰和语言骚扰等行为，拒绝行为后的即时暴力行为，基于行为时空的一体性，我们其实可以将其视为整体的强制猥亵行为，适用《刑法》第237条第2款的“在公众场所强制猥亵”的加重处罚条款。
第二，寻衅滋事罪重点保护的弱势群体，仅局限于“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等对象，而对于处于多人暴力情境下势单力薄的女性而言，其危害效果与前面弱势群体等同，但是其却并未受到刑法应有的重点保护。对此，刑法可以考虑在后续司法解释中，将多人暴力情境下势单力薄的群体对象考虑进行，并对该种暴力行为，予以酌情从重处罚的重点评价。
第三，假使遵循严格解释，按照猥亵“行为时”强制力的理解，虽然其不符合强制猥亵罪的构成要件，但是，公众场合的性骚扰和语言骚扰等行为，拒绝后的即时暴力行为，产生的心理恐惧力、强制力和危害后果，和《刑法》第293条第2款的寻衅滋事罪加重情节，可以实现同类效果。基于此，刑法后续修订，可以考虑将其予以重点评价。
第四，在故意伤害罪中，伤害结果是其重点评价的内容，而伤害对象的弱势地位，相对而言较为忽视。刑法是否可以将其与一般故意伤害区别开来，值得考虑。如此一来，面对潜在的多人暴力情境中弱势群体利益的侵害现象，刑法可以进行事前充分威慑和行为周全评价。
“陈某志、刘某等暴力事件”反映出的社会治理问题，并不是单独特殊个案。多人暴力情境、弱势群体抗衡可能性等综合因素，给予刑法重点评价的空间。诚然，刑法不能被公众舆论所绑架，但同时也不能对特定情境下利益高危侵害和弱势群体对象保护，视而不见。理性刑法之道，才能为“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文明中国”的建设，发挥其强大的社会治理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