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是一个有着历史意识和时代意识的法学家，其以历史动态、多元的视角来看待中外法制。例如，他在筹办近代监狱时，注意到西方监狱背后的理念从“苦人、辱人”到“感化”的演变规律；其在分析西方各国刑法对自杀者处以重罪的同时，留意希腊斯多葛学派对此主张无罪说的不同意见。他整理中国法制历史，曾陆续刊刻《唐律疏议》《明律》《宋刑统》等古代法典和律学著作，主要通过研究汉唐法制来探索三代之法的古典法意，其指出，“《汉律》正多古意，非犹为三代先王之法之遗留者乎。历代之律存于今者唯《唐律》，而古今律之得其中者亦唯《唐律》，唯其尚得三代先王之遗意也”。
传世的法典《唐律》得古今之平，符合仁的要义，能够体现三代之法的法意，因此，在立法进程争议条文的讨论中，沈家本经常以《唐律》作为标准进行检验。例如，在讨论“威逼人致死”律时，沈家本指出《唐律》没有甲自尽而乙抵命的条文，以此质疑后世立法的合理性。在沈家本的语境里，《唐律》既然是正面推崇的典范，那么专门设置“威逼人致死”等唐律所无条文的明律就成了反面批判的靶子，而承续明制的清律自然是不言自明的改革对象。因此，汉唐律与明清律分别成为其肯定与否定的两种类型。
面对更为复杂棘手的中外会通问题，沈家本选择了“法理”和“情理”两个关键词汇。他对“法理”的使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虽然西学已经输入且有所影响，但其主要仍在中国古典词汇固有含义下使用“法理”一词。有学者考证，沈家本在光绪己亥秋为清末大型案例集《刑案汇览三编》所写的序中，首次使用“法理”一词，“今日法理之学，日有新发明”，这里沈家本所称的“法理之学”，指“法律”之义。
第二个阶段，伴随孟德斯鸠及其《法意》（今译为《论法的精神》）的介绍与翻译，沈家本主要受到严复译本及其案语的影响，将“法理”定义为“法律的原理”。《论杀死奸夫》是沈家本运用“法理”最典型的例证。他批判明清律所谓丈夫杀死奸夫奸妇无罪的立法，提出了心目中关于良法的重要命题，“窃谓后人立法，必胜于前人，方可行之无弊。若设一律，而未能尽合乎法理，又未能有益于政治、风俗、民生，则何贵乎有此法也”。沈家本对“法理”的贡献有两个方面，首先，使得“法理”成为一个法的内在价值标准，与政治、风俗与民生等外部因素一起构成评价良法的综合视角。其次，使得“法理”成为一个分析式、可以实践的概念。该“法理”由四种要素构成，分别是义、序、礼、情，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就是正义、公平、伦理、人性。
沈家本的复古观，不同于康有为、梁启超的托古改制，毋宁是信而好古，《汉律摭遗》作为其在民国肇建后归隐枕碧楼而作的生平最后著述，表现其对中国古典法意的推崇，就是最好的佐证。他的会通观，乃以古典中国的情理为基础，彰显其仁（人）本主义的法律观，体现了立足中国文化本位的思考。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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