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自由，现在的中国人会想当然地认为世界上只存在一种自由，那就是权利的自由，而且自由为中国传统所无，是从西方传入。要不是人家西方人，你中国压根就不知道啥是自由。既然连啥是自由都不知道，那你中国，不管历史多长，都不可能有自由，一定是充满专制、奴役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人当然要对英国人感谢八辈祖宗，因为他们发动了鸦片战争，侵略了中国，正是通过这鸦片战争，这侵略，自由的观念和福音才得以传入中国，中国才得以改造和拯救。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自由是分层次和境界的，也是分真伪的。权利自由只是低层次低境界的自由，是伪自由；心性自由才是高层次高境界的自由，才是真自由。固然，权利自由为中国传统所无，但是心性自由却是中国传统所固有。也就是说，中国没有假自由，但却从来不缺真自由。从根本上、整体上来说，历史的中国一直是心性自由的社会，是真自由的社会，最起码也是一直在努力维护和保持心性自由、真自由。为啥要去努力维护和保持，因为中国屡屡遭遇外来文化的冲击，所本有的心性自由也一次次地面临被破坏、被替代的危险。
英国人用炮弹在给中国送来权利自由的同时，也轰炸了中国自身所固有的心性自由。送给我们的是低层次低境界的假自由，破坏的是我们所本有的高层次高境界的真自由。所以，综合来看，我们不是应该感谢英国人八辈祖宗，而是应该日英国人八辈祖宗。
那么为什么说权利自由是低层次低境界的假自由，而心性自由才是高层次高境界的真自由？原因很简单，权利自由是“物”的自由，是基于外物的，而心性自由是“心”的自由，是基于心性的。
人的本质不是外物，而是心性，不是物，而是心。心性是人的主体，权利只是外物。人只能通过心性来定义和确认，而不能通过外物，不能通过权利。只知道权利自由，只强调权利自由，就会导致错把权利这种外物当成人的本质和主体，最终结果是造成人的物化，桎梏和扼杀心性自由，人也就会偏离人的本质，丧失自己的主体。偏离人的本质，丧失人的主体的人，也称其不上人了。
所以，孔子说“君子不器”，孟子说“求放心”，荀子说“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乃至后来王阳明说“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这都是在教导大家要努力抵制物化，不要沉溺于外物，维护心性自由，保持人的本质，保存人的主体。
可能马上有人会说，你这不是唯心主义吗？心性自由也需要物质基础啊。把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义理之学，套在唯心主义这一西方哲学概念上，无异于指鹿为马，是中国马哲教材编写者们无知的结果，既无知于中国的儒家思想，也无知于西方哲学。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以后再详细讨论。今天重点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传统的中国一直重心性，强调的是心性自由，而现代的欧美人却重权利，强调的是权利自由？
开始正题之前，还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层次、真伪上的差异外，心性自由和权利自由之间还存在另一点重要差异。在起源时代上，中国的心性自由比西欧的权利自由古老的多的多，远不在一个辈分上。心性自由甚至和中国文明一样古老，可以远溯至万年之前。而权利自由在西欧的出现则是很晚近的事情，是17、18世纪所谓的“启蒙运动”的产物，再早一点也不过可追溯至14世纪的“文艺复兴”，不超过700年。
中国的儒家思想被直接称作“心性学”固然是宋以后的事情，但是，倡导心性自由一直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特征，即便是在孔子之前也是如此。所以，儒家思想一直是关于心性自由的学说，一直是心性学。固然，孔子之后，儒家思想才有了儒家之名，但是儒家思想本身的出现远在孔子之前。
《易经》不是算卦的吗？怎么能是心性学，倡导心性自由呢？没错，从技术上说，《易经》的确是一种占卜方术。但是，从义理上来说，《易经》又是心性学，倡导心性自由。《易经》是教导人们如何去应对“吉凶悔吝”，再重点一点，是如何应对“吉凶”，如何实现“逢凶化吉”和吉祥永存。
然而，无论外境是吉是凶，《易经》给出的方案却都是同一个，就是“贞”。这就是《易经》爻辞中反复出现的“贞凶”、“贞吉”。凶时你要贞，吉时你也要贞。凶时你贞了，就可逢凶化吉；吉时你贞了，则可让吉延续。这意味着决定吉凶的不是外境，而是你自己贞否。
贞是什么，贞就是心性的本然状态，就是后来孟子所说的性善。坚持本然之心，本然之性，就是善，就是贞。所以，贞就是心性自由。
事实上，宋朝理学、心性学的开创者，即所谓的“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邵雍，他们的学说都是本自《易经》，都是从对《易经》的学习和解读开始的。理学家、心性学家首先都是易学家。不懂《易经》，就不可能懂理学、心性学，不可能懂儒家，不可能懂中国文化，不可能懂自由。
之所以要强调心性自由和权力自由起源时代的不同，并非简单为心性自由争个历史更悠久的虚名，而是意在强调自由的本源和本真。自由的本源在中国，心性自由是自由的本真。西欧很晚才出现的权力自由，更可能是学习心性自由而不彻底的结果，是对心性自由的异化。或者只是一个通往心性自由，通往真自由的过渡阶段。
权利的核心是财产权，财产的核心是生产资料，所以衡量权利完好与否的关键指标是生产资料的经营权和控制权。工业革命之前，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所以，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历史中，衡量个人权利是否完好的关键指标是土地的经营权和控制权。这些权利是主要是掌握在农民手里，还是掌握在特权阶级手里。如果是主要掌握在农民手里，那么个人的权利就是完好的；如果主要掌握在特权阶级手里，那么个人的权利就是被破坏的。
从全球文明史整体来看，在土地的经营权和控制权上，中国与包括西欧在内的西方存在本质的不同。中国的土地经营权和控制权一直以来都主要掌握在农民手中，即便从夏朝成熟的政府出现以来，也是如此。中国的政府，包括王室和官员，并不拥有和控制土地，更不参与土地的经营。土地的经营和控制权一直主要掌握在农民手里，中国的农民也一直是以家庭甚至以个人为单位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独立土地经营主体。政府的收入并非直接来自土地的地租或利润，而是来自税收。
西方则恰恰与中国相反，自从政府出现以来，政府，包括王室、寺庙、官员和祭司等，就是土地经营权和控制权的直接拥有者，直接控制了全国的土地，并且直接参与土地的经营。而农民恰恰不掌握土地的经营权和控制权，也当然不是一个独立经营、自力更生的独立经营主体，而是严重依附于特权阶级的奴隶、农奴。政府的收入主要是直接来自土地，或地租或利润。
从全球文明史看，政府是从公元前27世纪以后才开逐渐出现的，即从中国的五帝时代开始。公元前22世纪左右，成熟的政府才形成，即从中国夏朝建立开始。在政府的出现和成熟上，中西是同步的。这里西方是指全球文明史中中国文明圈之外的所有文明，包括古两河、古埃及、古印度、古犹太、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
可以这么说，中国的农民历来都是老板，政府是依赖于这些老板的，因为政府的收入是来自这些老板所缴纳的税收。而在西方，政府和特权阶级则是大老板，农民们反而是严重依赖政府的打工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独立经营的，老板式的中国典型农民从未在西方出现。不能独立自主的，具备严重依附性的，打工者式的典型西方农民也从未在中国出现。
正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农民都是老板型的，都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独立经营主体，他们的权利是基本保存完好的，所以，在传统的中国权利自由从来就不是问题，并不短缺，也无需争取。当然，中国农民也的确面临经营权被破坏和干扰的问题，但是这些破坏和干扰有着根本的不同。历史以来，中国农民面临最大的两个问题是高税收和土地兼并。
但高税收也是税收，而非地租和利润。政府提高税收就是想增加收入，但是也仅仅是提高税收而已，并没有直接去经营和控制土地，并没有以地租和利润的手段去获取收入。也就是说，政府并没有直接参与土地的经营和控制，农民独立的经营权是保存完好的，农民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是保存完好的。也正是具备这种独立经营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每当高税收实在无法容忍时，农民们就会自发地进行起义、造反，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所以，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唯有中国的农民频繁起义，并成功组建新政府。在整个历史上，尽管他们的权利破坏程度比中国严重地多，但是西方的农民从未出现过像样的造反。为何？因为他们缺乏中国农民式的独立经营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
威胁中国农民的另一个问题是土地兼并。从根本上来说，土地兼并不是政府行为和特权行为，而是自由市场交易行为，是有钱的大户通过货币购买对贫困的小户的兼并。但是土地兼并也并未对中国农民的独立经营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造成破坏。有三个原因。一是，大地主的主要经营方式是把土地租给无田农户，收取租金，对土地的具体耕种并不参与。每个佃户依然是一个独立经营的主体，只是要把收入的相当一部分作为租金交给地主。佃户和地主的关系主要是市场交易关系，货币关系，佃户对地主并无人身依附。二是，从王莽时代起，抑制土地兼并也是政府的一个工作重点。事实上，王莽改制的一个要点就是抑制土地兼并。三是，当土地兼并太严重而让农民无法容忍时，农民们会自发起义，推翻旧政权，重新分配土地。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传统的中国农民都是独立的土地经营主体，具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他们的权利从未遭遇根本性的破坏，从而一直是权利自由的。而西方则与中国相反，他们的农民从来都不是独立的土地经营主体，也从未具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严重依赖、依附于政府和大地主。只是到了西欧的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社会才突然出现独立经营的精神，出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愿望，但是，这一切并得产生在农业领域，而是产生在商业领域。
中国的独立经营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来自何方？答案是当心性自由观念形成时，这种精神就形成了。心性自由是中国独立经营精神的内核。上文已经指出，心性自由的观念在农业产生之前的10000年前就形成了。
所以，为何后来中国的农民们养成了独立经营土地的习惯，具备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成为一个个独立经营主体，一个个的老板，并同时限制和抵御了政府和特权阶级对农民土地独立经营权的破坏，其根本原因可能在于，心性自由的观念在中国过早地出现。
另一个问题是，为何独立经营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突然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出现，而且首先出现在商业领域。其原因更可能是，来自中国的影响。对于这个必然争议巨大的回答，以后再详细讨论。这里只想指出的是，文艺复兴后，西方社会的变化轨迹与中国高度相似，都是朝向中国的。事实上，你只有理解了中国，并且以中国为参照物，才能真正理解西方社会的这些变化。
这些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宗教、哲学思想的变化，这些变化实质上是朝向中国的心性学、儒家思想在变；二是商业上独立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这是中国历史所固有；三是平民起义，西方只有到文艺复兴后的西欧才出现正八经的平民起义，而且首先在意大利出现，然后向英国、德国传播，直至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这都是中国农民起义的翻版。
当西方人要独立经营时，要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生活时，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没有任何自主经营的权利，他们要获取任何经营权，必须和政府、特权阶级做斗争，才能获取。而这一切的独立经营权对中国农民来说都天然具备，保存完好，并没有被政府和特权阶级剥夺。所以，西欧人首要做的是争取这些权利，所以权利自由就成了他们的主要，甚至全部目标，错误地把权利自由当成自由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