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曾经有句老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
在百年前就已昌繁的上海滩，浦东一直算是落后的。上世纪中期，浦东甚至不过是上海的仓储中心，周边人迹疏朗，乡村宁静。
早在20世纪初，关于浦东的开发设想就层出不穷：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提出在此地建造“东方大港”；实业家童世亨呼吁大家来浦东开设工厂……
而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十余年后，中国经济水平和辐射能力大幅提升之时，关于浦东规划的历史乌托邦终于找到了成熟的客观历史条件相依托。
18年后的今天，新区的城市化进程、现代化进程、市场化进程已极天际地，浦东几乎再造了一个上海。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小平同志在上世纪90年代就指出，中国的金融要在世界上有地位，首先从上海健。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浦东开发，金融先行，依据都在这里。
谈起金融，浦东新区区委书记徐麟、新区金融办常务副主任施海宁，不约而同用到“梦想”一词。商业经济曾经的赫赫荣光让众多上海人保存着关于金融的梦想，金融中心，在建设，更是在复兴。
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更是国内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竞争的需要，也是中国瞄准21世纪，抢占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深度推进改革开放，重塑上海经贸中心地位的客观需要。
6月18日，浦东综改新三年思路低调亮相。思路清晰，力度极大，皆因执政者酝酿考量了三个关键因素：中央最希望上海探索什么，上海发展全局迫切需要体制机制上突破什么，以及浦东自身体制瓶颈必须解决什么。
改革开放30年，浦东作为排头兵，依旧在大踏步往前，勇于突破，敢于承担。
中国需要浦东经验。
——编者
摄影/郑宪章
本刊记者温志宏
按照国际化、市场化的发展方向，以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为主要载体，努力在金融机构的集聚、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改革的创新和金融环境的优化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使浦东成为中国金融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最前沿。
5月9—10日，2008首届陆家嘴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由“一行三会”和上海市政府联合主办，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上海市市长韩正担任首届论坛联合主席。
在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李超看来，确定“世界格局中的中国金融”这样一个主题，意义深远。
一方面，2007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暴露出了许多深层次的矛盾，这些矛盾对世界金融格局将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近几年，中国资本市场跨越性的增长令世界瞩目。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如何更好地与世界金融体系融合，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
在这个众多资深金融从业者看来都“非常复杂”的论坛上，数百名金融监管人员以及国内外知名金融高管和学者聚会浦东，对中国和上海在世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进行系统研讨，由此更加深刻地了解上海，以及浦东十几年来的金融成就。
国家战略
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国家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中央政府作出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开放战略决策以后，针对经济全球化和世界金融竞争新格局，中央政府明确提出了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重大战略决策。
199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决定宣布后，上海金融业率先响应，迅速在浦东设立分支机构，实行“开发浦东，金融先行”的决策。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1992年5月21日起实行全部放开的自由竞价交易，刺激了股票交易的兴旺和上市股票的迅速增加。
到1995年底，上市交易品种共计260种，基本形成股票、债券、基金和其他衍生金融商品四大类的格局，其中人民币股票即A股184种，人民币特种股票即B股36种，上市总额498.2亿元，市价总值2526亿元。
上海外汇市场，在扩大开放的条件下也逐步发展。1986年，上海外汇调剂中心建立，到1993年，成交额已增至52.9亿美元。
1994年，上海成立与全国23个大中城市联网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当年交易量为407.7亿美元，1995年增至655.2亿美元。
银行同业拆借有形市场始于1986年。1987年，全市统一的资金市场成立，以后又改组为融资公司和融资中心，拆借金额逐年增加。1995年，全上海市累计同业拆借金额为3492.8亿元，其中融资中心全年累计拆借金额为1984.6亿元，它所拆往外地的资金占全部拆出资金的92%，范围遍及全国。
金融市场辐射能力的增强和与全国各地金融联系的扩大，显示了上海金融市场的中心地位。
在国家金融宏观调控和监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国内金融领域的许多改革措施放在上海浦东先行先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展明显。在上海市市长韩正看来，金融市场体系日益完善，金融机构逐步集聚，金融改革创新不断加快，金融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这四个方面，标志着上海作为国内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表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这一宏伟蓝图终将逐步变为现实。
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必将面对许多挑战和竞争。世界银行前行长詹姆斯·沃尔芬建议，上海要充分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健全机制、引进人才，实现资本市场的新跨越，“上海完全有机会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王瑞杰则认为，香港已发展成为远东国际金融中心，各方面制度比上海发展得更完善，但上海同样具备强大的后劲：“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与香港的定位并不矛盾，前者可能是以贸易、吸引投资最大化为目标的金融中心，后者则是以股票、债券、基金、期货为主的金融中心。”
金融旧梦
新中国成立以前，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金融中心，远东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拥有庞大的金融体系和辐射到四面八方的金融网络。它聚集了大量的社会货币资本，据1946年6月统计，其银行、钱庄存款额占全国银行钱庄存款总额的43.5%，数量众多、业务发达的各类金融机构聚集在上海。
最早的信用机构为典当，至清康熙中叶，上海县有典质铺89家。钱铺和钱兑店在明后期出现，至明末清初发展成为钱庄，乾隆年间已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独立的行业。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侵入中国。英国的丽如银行率先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在上海设立机构；长期居于金融重要地位的英商汇丰银行亦于同治四年（1865年）在香港建立总行后的一个月，即在上海设立分行。
开埠后，由于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也由于处在不受战争破坏的租界特殊地位，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上海获得了经济的繁荣和金融的发展。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鸦片战争前在上海没有一个分号，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已有24家。
那时在上海，三种金融势力同时并存，外国资本银行居于主宰地位，钱庄因拆款关系受制于外国银行，票号虽不像钱庄那样依赖外国银行，但也无法与外国银行势力相匹敌。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自己投资设立的银行相继问世。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上海建立总行。辛亥革命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列强忙于欧战，难以东顾，民族工商业获得发展，新设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地增多起来，虽然战后卷土重来的西方列强使得国内民族工商业受到沉重打击，缺乏竞争力的小型银行不久被陆续淘汰。
直到抗战爆发前夕，国内大型银行的总行几乎都移设到上海，86家华商银行、27家外国银行、48家钱庄、6家信托公司齐聚上海。1934年，其时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成交额高达47.7亿元，上海黄金市场成交量仅次于伦敦和纽约。
资金辐射作用广泛，金融市场成交量巨大，上海金融中心的作用全面发挥。
到解放前夕，上海共有中外金融机构200多家。
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所说：“上海历史上曾经是亚洲的金融中心，拥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较强的经济实力，历史人文的特质，发展金融业有利条件很多。”
浦东角色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金的配置决定着社会资源的配置。小平同志在上世纪90年代就指出，中国的金融要在世界上有地位，首先从上海做起。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依据也就在这里。
可以说，哪个国家有金融中心的城市，有世界金融中心的城市，哪个国家就可以不仅仅是参与世界金融的运作，而且可以对世界金融的运作，在资源配置上、在政策规章的制定上有更多的发言权。
“国际通用的法制环境、开放的金融市场体系、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和有竞争力的金融人才”，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认为，这是国际金融中心应具备的四大要素。
1990年开发开放以来，作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区的政府，浦东在坚持“金融先行”的规划框架下，努力在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并保持金融秩序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体系。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浦东的金融业发展有了良好的基础。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已经初步建成，全国性的证券市场、商品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等纷纷先后进驻浦东；金融开放的领先优势和金融机构的集聚效应也初步形成，外资银行的总额占全国的一半以上，设在浦东的各类金融机构已经达到了509家，其中90%以上集中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据浦东新区提供的资料显示，金融改革的发展，为浦东的开发提供了强大的动力：2007年，浦东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750亿元，其中金融业实现增加值464亿元，占到比重为16.9%。更为重要的是，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产生了跨领域、跨区域的辐射带动效应，有力地支持了重大产业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增强了中心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促进了长江三角洲等区域的联动发展。
陆家嘴论坛上，浦东新区区委书记徐麟讲述了浦东的金融梦想：
按照国际化、市场化的发展方向，以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为主要载体，努力在金融机构的集聚、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改革的创新和金融环境的优化等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使浦东成为中国金融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最前沿。特别是要大力集聚国际级的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专业服务机构，加快形成人民币金融产品的创新和定价中心，使浦东成为产品聚合和交易的聚合点。大力推动跨区域的金融合作和金融活动，使浦东成为全国金融市场、金融服务的重要平台。进一步在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各领域加强金融服务，拓展金融业务，使浦东成为上海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极。
徐麟表示，发展金融中心，地方政府的作用极其有限，但是，也可以有所作为：“坚持以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动力，坚持以吸引、培育和服务金融人才为根本，坚持以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为重点，我们也将积极地借鉴国际的经验，积极地发挥自身的优势，在各方的支持下，用最大的努力铺就实现目标的道路。”
“我们现在主要还在学习阶段，竞争绝对还谈不上，通过学习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合作，然后五年、十年以后才有竞争的。”上海银监局副局长张光平的“学、合、竞”理论，适用于上海和浦东，同样适用于日益走向世界的中国金融业。
摄影/陈鸣启
专访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张恩迪
今年两会期间即完成的本次专访，为配合“中国改革开放30年”大框架下的“浦东专题”报道，从原定4月刊发推迟到陆家嘴论坛召开后的6月，又因地震专题推迟至今。
而当稿件已编排完毕，我们依旧忐忑于以什么理由让“浦东”在7月出现时，6月6日，在上海召开的推进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提出，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在上海实现“行政效率最高、行政透明度最高、行政收费最少地区之一”目标的过程中，浦东新区必须走在全市最前列。
值此又一轮新的改革攻坚启动之时，回首过往，意义更不同寻常。
浦东新区副区长张恩迪
改革开放已步入而立之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窗口”的浦东新区，从199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策开发之日算起，今年刚满18岁。
在为社会各界一贯所重视的经济层面，浦东新区的斐然成就早已为世人所目睹：2007年，浦东全年实现生产总值2750.76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完成260.8亿元，外资金融机构总数达到493家，等等。
但对于浦东新区，对于长江流域的“发展龙头”上海，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比项目开发、土地开发、经济开发更为珍贵的开发经验，更来自深刻立足于“以人为本”理念的社会开发领域，即城乡一体共同发展，经济与社会事业、生态环境共同发展，来自这个改革试点18年来争取社会全面进步的不懈与点滴努力。
今年3月两会期间，本刊记者就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经验与前景，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新区分管教育、卫生和文化等工作的张恩迪副区长。
坚持全方位开放
虽然“浦东”这两个字早已被众多媒体默认为多数时候都要趋之若鹜的新闻焦点，但浦东的发展到底有多迅速且庞大，在很多人头脑中并不清晰。
张恩迪首先告诉记者一组数字：“浦东的面积占上海的1/10，人口占1/7，国内生产总值却占到整个上海的1/4。1990年，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是60亿元，到2007年底，据不完全统计，达到2750亿元，相当于每年增长17％，浦东新区因为城市化进展，农业的比例一直比较低，不到1%。最近几年，浦东更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第二产业的比例从70％左右降到49％，第三产业在2007年达到51%，这是第三产业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
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吸引外资。还在浦东开发初步规划的时候，小平同志就曾说，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而上海的“金融聚焦”无疑在浦东。2007年，浦东新区金融业增加值增长37.1%，成为拉动第三产业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行政领导岗位之外，张恩迪还是拥有剑桥大学生态学博士学位的国际知名动物生态学专家，他深刻懂得洁净安宁的城区环境对于经济正在超速发展的浦东新区有多么重要：“健康的浦东最起码应该具备这样一种状态，那就是生态环境接近和达到发达国家同期的水平，人们对健康环境的认识达到一定的水准。”
虽然城市化进程很快，但浦东在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视环保，浦东的高速发展并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浦东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已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0.54平方米增至2007年的24.29平方米。
浦东人笑称，这是从“小桌”到“大厅”的巨变。
2006年1月15日，上海市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提交审议的《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上海“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到2010年，生产总值将达1.5万亿元，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大中心基本框架成形。
创业艰苦，成就巨大，前景亦广阔。将建成上海“四个中心”核心功能区的浦东新区，不仅需要带动上海发展，还要影响辐射全国的改革开放，成为示范区。谈到浦东新区这个目标时，张恩迪表现得非常理性：“很不容易，任重而道远。”
先用心，后用力
1992年，浦东最高的建筑只有两个：陆家嘴的港务大厦和浦东消防队的观察楼。而在中国的南海边缘，其时开放近12年的深圳早已不满足于高楼大厦，小平南巡更首肯了特区改革的深层思路：构建一个类似香港的自由港区；把第三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抓；逐步推进特区外的农村城市化。
作为南巡的最后一站，1992年春节视察上海期间，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表示：
“这是上海最后一次机遇。现在浦东的开发是只能进、不能退，而且也没有退路。”“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我相信可以后来居上。”
跨世纪的浦东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无疑是关键。张恩迪告诉记者，从最开始，根据“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城区的建设目标，浦东就非常注重贯彻规划先行的理念。
整个新区分三步进行，起步阶段主要进行规划编制、环境整治、解决交通问题；重点开发阶段继续建设道路和公用设施，形成基础设施比较配套的大格局；2000年后，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将整个上海建成设施配套齐全，以外向型为主的现代化基地和金融、科技、文化、信息中心。
比如，对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进行规划时，采用国际招标，请国内外一流的大师首先规划，再经过国际咨询会议10多次讨论，优中选优，城市形态、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全套规划都确定后，报请市人大审定，使规划具有法规效力。
“先用心，后用力”，避免盲目性，一直是浦东领导者的工作准则。
按照当时的规划目标，到上世纪末，浦东的城市化面积要达到100平方公里。让从小在这个城市长大的张恩迪也感到十分自豪的是，浦东新区方圆570多平方公里，现在已有超过一半进入城市化进程。
在英国的四年，张恩迪印象深刻的并不仅仅是学府里严谨务实的治学风气，还有大城区里四通八达且通宵开放的便捷交通，他笑称“时常感觉在伦敦自己像个鼹鼠，可以在地下地面钻来钻去”。
但相比伦敦、纽约和巴黎这些大型现代化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张恩迪毫不讳言“浦东的公交线路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一站大约一公里左右，稍有些长，而且没有通宵运行，晚上出行不方便。因为浦东人口密度相对比较小，以前的地铁路线也拉得比较开，现在考虑要建设得密集一些。虽然浦东的规划理念侧重生态园区，绿化也非常好，但商业网络布局也在进一步规划完善，这样普通百姓的生活会更方便一些。”
教育的大门，向每个农民工子女敞开
2008年1月，根据某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2007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8。
这个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用来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最小值零表示完全均衡，数值越大表示贫富差距越大，最大值为1。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超过0.4，也就触碰到了贫富差距过大的警戒线。
尽管来自央行和经济学界的各路官员与学者纷纷表示，地区价格差异以及现存体制等因素使得基尼系数并非中国真实收入差距的确切体现，但是不可否认，在实现城乡结构战略性调整、实施城市化战略的过程中，国内城乡之间、城市不同层次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已经变得明显且不断扩大。
1990年开始，开发开放的最初3年中，浦东新区动迁农民近10万人。至今，这个数字已经达到23万余人。
如何正视并补偿农村和农民为城市开发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如何让数十万计的农村人口从生活习惯到思维方式都转变为城市人？如何让这些离开田地与水井的人们能尽快在现代化的都市环境中更容易地谋生？
腾飞于农村地区的浦东新区同样面临这些问题。
现在的浦东，农民收入增量超过9成来自非农就业，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其适合的岗位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提高教育水平，尤其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民的素质，不仅符合浦东经济发展需要，还是促进农转非很重要的方面。在国外学习多年的张恩迪，对西方的先进教育理念体验深切，他认为浦东越是发展迅速，越要坚定不移地全力保证教育公平：
“教育的大门始终向每个农民工子女敞开。”
从2003年开始，在教育和卫生领域，浦东在全国率先实行二元并轨的发展战略。张恩迪告诉记者：“原来的教育体制，是城市学校的经费由政府拨款保证，各村镇学校的经费则由镇政府财政和区政府财政共同承担，各村镇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教育资源配置的地区差异。二元并轨以后，浦东实行四个统一标准，硬件标准一致，拨款标准一致，师资配备和培训标准一致，信息服务标准一致。”
目前，浦东有58700多名农民工子女，55.9%已在公办学校就读，享受与本地学生一样的待遇。对于接收农民工子女就读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政府则采取适当的财政拨款，支持并规范其运行。同时也鼓励农民工子弟学校申办民办学校，确立其法人地位后更加便于管理。
无论教育还是医疗卫生，浦东都已经完成了硬件上的改造，浦东的决策方向已经开始侧重从软件上进行提升，比如，“怎么给予去农村支教的教师多一些政策上的帮助，浦东的做法是每月补贴1000元收入。此外，有农村支教经历的老师在职称晋升时都会优先考虑。”
“政府要确保外来务工人员基本的劳动报酬和健康方面的保障，对他们的文化也要多一些认同。”这是一位地方领导者的执政意愿，也是一个政府对社会全面和谐进步的追求。
从“审批”走向“服务”
而在上世纪90年代初，浦东新区就已经开始整合职能部门中的重叠机构，实践着“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改革理念。
“政府不是管得太少而是管得太多”，浦东新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都曾有过这样的共同感受。从2001年第一轮行政审批改革以来，他们的工作就是埋首在724项行政审批事项中，剔除那些“几年也碰不到一次”、“政府根本不需要管”或者“应该由专业机构和社会团体”来做的事情。
清理审批项目，梳理政府职能，时至今日，浦东的行政审批改革已经进行到第四轮，行政审批事项由724项减少到200项左右，并酝酿进一步的减少，政府管理从“审批式”一步步走向“服务式”，边界日渐清晰。
张恩迪告诉记者：“浦东的委办局，也就是机构数量，要比其他地方少。比如我分管的社会发展局，这个名字不知全国其他地方有没有。”
1993年成立的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负责统一管理教育、卫生、文化、体育、民政、计划生育、爱国卫生等七个领域事务。这也正是浦东新区用小政府模式安排政府组织结构的典型代表。
在张恩迪看来，在政府职能方面的这些尝试和探索，“主要是考虑到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
作为上海市的一个行政区，“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很容易受到各方面制约。比如，“集成”后的机构数量越来越精干，所以浦东新区的一个政府部门经常要应对上级几个委办局，从网站设置、公章使用、报告文件内容和沟通方式等多个方面都需要适时调整。
针对这种“多级放大”现象，张恩迪希望“浦东的改革能争取到更多人的理解。改革后的政府工作中，会存在一些不利的地方，比如人手总显得不够，但其实机构都是有自我膨胀倾向的，应该更多地看到机构内部的资源配置和政府行政的流程改造。”
张恩迪为记者详细解释了浦东为回归政府本来职能而设置的“四项制度”：
“一是自上而下的问责制，因为权力和责任应该是对等的，权力可能没有成本，但如果权力行使得不好，就需要付出代价，因此权责要一致。如果决策错误或执行不利，政府会启动自上而下的问责制；
“三是体制外的、自下而上的投诉制；
“四是利用社会力量的评估制，对政府的行政效能管理进行评估。
“这四项制度的实施，对改革政府还是很有利的。”
综改试点：涉入“深水区”
2005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浦东成为第一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综合配套改革所面临的挑战和难度，并不亚于当年的浦东大开发。
2007年4月26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促进和保障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此举意味着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迈入一个关键的时期，新区政府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下，拥有了更大的变通执行权力，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还可以获得上海人大的立法支持。
很多人都猜测，作为全国第一个综改试点，国家肯定给了浦东很多“特殊照顾”，但张恩迪告诉记者：“国家一没给项目，二没给资金，三没给政策，只给了浦东三个‘着力点’，就是：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着力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国家给予浦东的最大权力就是允许先试先行，允许改革。是一种在制度创新方面先行先试的优先权，而不涉及任何财政上的补贴和让渡。”
浦东正是朝着这三个方向不断努力，才有了今天不凡的面貌。
国内很多地方，开发区与周边郊区在管理体制上都实行城乡分治，开发区发展的同时对周边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十分有限。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浦东创造性地建立了功能区域管理体制，先后成立了张江、金桥、陆家嘴、外高桥、三林、川沙共六个功能区域，实现“开发区、城区、郊区”三区融合，原来游离在开发区之外的街镇联合起来进行产业集群发展，开发区的经济效应被放大，城乡差距大大缩小。
东边的陆家嘴金融城和中部的张江高科技园区，则是近期浦东规划发展的重点：“陆家嘴金融城着重做好金融方面的建设。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品牌做好科学城，发展微电子、中医药、软件和文化创意产业，进行科学和艺术结合。2007年，张江高科技园区的产值已达到50亿元。”
2007年7月，浦东环林东路478号，东明路街道办事处的办公楼里，一块标注“经济科”的标牌被取了下来，科室里十几个人分流到东明路街道所在三林世博功能区的投资促进中心。
街道剥离招商引资职能是浦东综合配套改革中的重要环节。在新区财政保证街道运作经费的前提下，街道全面退出直接招商引资，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提供社区就业、养老及改善综合环境等社会事务，新区政府在街道层面实现了转变政府职能、推动“小政府”管理体制从“精兵”深入到“简政”的改革创新。
有专家曾指出，如果说中国1992年以前的增量式改革中，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那么之后的改革局面其实已经发生改变，一部分社会群体为改革付出了代价，特别是1993—2005年间，随着各种深层次社会矛盾的日益凸显，改革应向利益格局的再调整和改革推进的系统性和全局性倾斜。
在浦东，在这个不仅要为自己争取更多发展动力，更要为全国更多地区的改革创新提供样板的综改第一区，面临的改革环境同样更加复杂，难度更大。2008年两会期间，有关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综改方案获中央批准，成渝试验区和北部湾开发开放也都已经沸沸扬扬，更多的声音在讨论着浦东的“夹缝”处境，或者几年之后将被超越的危险。
面对这些话题，浦东的执政者们总是显得谦虚而开放。张恩迪说：“地区之间的竞争是有益的，要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这些问题。改革就是改变过去体制机制上不符合现今经济发展的部分，有来自外部的压力，也有来自内部的需求。作为长江流域的增长极，浦东的改革发展对于长三角的联动有促进作用。浦东的改革始终立足于自身的实际进行，注重在竞争中保持自己的优势。改革的最终目的都是让百姓获益。”
“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开发之初小平同志发出的号召依旧在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变化最大的这块土地上回响。开发开放18年之后，浦东新区将面对更多的挑战与博弈，也会有更多新的奇迹值得期待。
5月31日，上海街头流动的“巴士景观咖吧”
人均比
以上数据由浦东新区宣传部提供
金融改革三十年回顾
周立
中国经济发展正在从“汲取金融”转变为“建设金融”。
再造金融体系
1978年以来中国金融30年的发展，大致可以总结为四个阶段：
1.建立体系阶段（1978-1993年）。这一阶段，以金融纵向分割为主要特征。工商、农业、中国、建设、交通等专业银行相继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或单设，纵向切分为全国性的、总分支行行政色彩鲜明的、自上而下垂直管理的专业银行体系。中国人民银行也慢慢由一个大一统的金融机构，变成了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虽然专业保险体系也开始建立，但此时基本上是一个典型的、只有银行体系的专业金融体系。
2.商业化改革和资本市场建立阶段（1994-1997年）。本阶段以中央政府主导，地方政府参与的纵向分割和横向分割交织为主要特征。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启动，三大政策性银行相继设立。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以及期货等衍生市场，相继在各地试点，并出现了不同类型的股票热、期货热、房地产热的泡沫经济。此时，银行、证券、保险、期货以及政策金融等综合性金融体系初步建立。
3.金融整顿和金融安全体系建立阶段（1998-2003年）。中国各地区经济过热与泡沫危机的出现，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片面利用金融汲取资金的负面作用被普遍认识，金融安全的重要被提到了国家安全的层次。这段时期，不断调整中央与地方在金融纵向和横向分割的矛盾，并整顿证券、期货、投资公司、地方性商业银行等，依照巴塞尔协议，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补充、巨额不良资产剥离等措施也在进行。政府支付的2万亿元金融改革成本，大部分用在这个时期，仅四大国有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就达到了1.4万亿元。
“中国之谜”
1978年以来中国金融业的发展特征，同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只强调金融业为经济增长动员储蓄的作用，重视“汲取金融”，而忽视“建设金融”，使得中国金融发展呈现“高增长、低效率”的明显特征。
虽然邓小平同志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步步棋活”、“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但改革期间的金融发展实际却大大偏离了这一目标。
1978年之前，金融部门只是政府的“出纳员”和“保管箱”，并没有多少独立行动的空间。
1978年以后，金融部门动员储蓄的功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但却只是适应筹资需要而发展。转轨时期资金计划供给制的特征，使企业一直具有“免费资本幻觉”，如樊纲所言，这一幻觉在90年代，由信贷市场一直延伸到资本市场，使意图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股份制改造变成了国企“圈钱”、“脱困”的工具。这样，整个金融市场就变成了各级政府的“钱袋子”，在中央财政收入比重连年下降的背景下通过巨额“铸币税”收入和获取“金融剩余”，使金融业替代了财政和税收制度的功能，支付了中国改革的成本，造就了麦金农提出的“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与高金融增长”的市场化次序的“中国之谜”。
由于中国整个改革过程中，呈现出“企业领着金融走”的明显特征，使得金融市场只能被动适应企业融资需要，无法发挥金融业在经济增长中主导资源配置，进行风险管理、监督企业运行、传递经济信息等多种功能，导致了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的发展深度远远不足，金融效率低下、金融安全问题突出，成为影响中国长期发展的重大隐患。
进入21世纪以来，诸多建设金融的措施纷纷出台，使得中国金融业一步步走出“高增长、低质量”的数量型增长道路，步入质量型发展的新阶段。
打破政策分割
本质上说，中国30年的金融改革主要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主导的，国内外市场开放的压力只是提供了政策分割的舞台。这种政策变化，可划分为纵向分割和横向分割两种手段。在中央和地方的分割矛盾出现后，又有第三种手段——调整分割矛盾的措施。
纵向分割，指由中央政府主导的，便于中央政府金融控制的政策措施。由于其方向是自上而下地切分金融组织，以便于加强中央金融控制，故称为纵向分割。
横向分割，指那些便于地方政府或金融业的各地分支机构进行金融控制的政策措施。由于其方向是平行地铺设金融组织，以便加强地方金融控制，故称为横向分割。
调整分割矛盾措施是指由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利益目标不同，在金融分割的改革过程中，政府公司化行为必然与地方的投资扩张冲动相伴随，而这与中央的货币供应稳定政策相冲突，短任期制和地方信用风险的外部性，使得地方闯祸中央收场的故事，一再上演。因此，需要一些政策措施做出调整甚至事后处理，为此而出台的政策措施，我们称其为调整分割矛盾的措施。
由本文附表可见，在改革开放初期出台的许多金融措施，多是属于纵向分割的。1985年全面“拨改贷”后，地方政府有了金融控制诉求，金融发展又进入横向分割时期（由于金融政策与措施都是中央政府主导的，所以出台的便于地方政府进行金融控制的政策措施并不多，但从中央要频频出台措施去控制、规范甚至削弱地方政府金融控制能力的各种措施中，就可以反证出地方政府金融控制能力的增强）。
1993年后，由于经济过热，金融混乱，中央出台了许多金融改革措施，许多措施都是调整中央与地方金融控制权的，所以金融发展又进入调整矛盾与规范发展时期。2000年后，伴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金融开放，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深入，更由于农村金融形势的严峻，逐步走出了调整分割矛盾思维，步入建设金融的轨道。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中国金融发展的政策分割（1978-2008年）
对话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融办公室
本刊记者温志宏刘梦羽
上海金融业发展的历史渊源，其目前所处的阶段，以及在加速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已经做出的努力，注定了只有上海能成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
6月18日，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干部大会上，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新三年路线图”浮出水面，金融再次成为聚焦点，将率先在全国改革攻坚的难点和重点问题上突破尝试，先行先试。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融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施海宁看来，上海并非在新建一个金融中心，而是要复兴几代上海人的金融梦想。近一个世纪的厚重积累之后，在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规划框架下，浦东综改的“金融步伐”已经越走越深入。
5月8日下午，就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及中国金融业30年发展等问题，本刊记者在专访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融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施海宁、主任助理孙伟等时就已感觉到，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和浦东都已成竹在胸。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针对“构建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区”这个定位，上海浦东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上世纪20—30年代，上海就曾是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二战以前，上海的经济水平远远高于日本，日本的经济还以农业为主，稻米和丝绸是其大宗商品，上海就已经在发展工业。当时经济发展非常自由，政策和法律方面没有严格管制，民营资本成长很快，20年代时，光银行就有1000多家。上海实际上是在恢复100年前的金融地位。
解放以后，由于当时经济体制的限制，上海金融中心的作用逐渐减弱，但上海人心里一直有一个金融的梦想，自然而然想要把金融建设和发展搞上去。
1990年，浦东刚刚开发开放，小平同志就提议“金融要先行”，要把金融放在第一位。当时，很多人对金融并没有确切的概念，但上海知道金融很重要。上世纪末期，上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功能定位为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四个中心，浦东则承担起了以金融服务为主的区域功能，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是全国唯一一个以“金融”命名的开发区。
1993年12月，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内首幢金融大楼——银都大厦建成。1995年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迁至银都大厦办公。这是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功能开发的一大标志，也是上海金融界支持浦东开发开放、振兴上海经济的新起点。
到本世纪初，根据国家要求与部署，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目标已明确：到2010年形成国际金融中心基本框架，到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
虽然短期来看，目前还不能说上海就已经是国际金融中心。如果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的话，到2020年，上海就可以成为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但长远来看，上海必定会成为和纽约和伦敦一样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它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中国必然会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因为上海历史的渊源，它目前所处的阶段，以及在加速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已经做出的努力，也注定了只有上海能成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
在促进金融业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能起到哪些积极作用？
可以说，浦东承担了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中央的政策支持当然是第一位的，比如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落户浦东的花旗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9家外资银行上海分行最先开办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也就是说，外资银行要想在中国发展，必须先来浦东。
但实际上，作为国家高度管制的一个行业，金融业的发展速度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国家放松管制的力度。所以，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对金融业整体发展的决定层次会低一些，主要需要为金融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比如，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最适宜的经营生活环境，法制环境，合适的商务成本，便捷的营运服务，各式各样的中介服务，让金融机构能够在浦东找到合适的金融人才等等。
虽然从金融产品和机制创新的角度来说，很多方面地方政府做不了，但国家监管部门会优先选择良性的适宜金融探索的综合系统环境来进行金融产品创新尝试。从这个角度来看，全国目前没有一个地方的金融综合环境能够超越浦东。比如，2006年6月，华安基金的QDII方案跻身于浦东综改的金融创新试点部分，其QDII审批拿下第一家试点牌照。
在中国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中，浦东和其他综改区所担负的重任不一样。经过18年的开发开放，立足上海和长江三角洲，浦东已经到了需要总结自身各方面成长经验，用已经拥有的综合实力和环境来服务全国的阶段。
根据上海市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到2008年，上海市将基本完成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框架构建。这一目标至今进展如何？
光从数字上来讲，这个目标很早以前就已经实现，去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就已经达到38万亿。但实际上，只要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上海就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但如果2013年，或者2017年，外汇和人民币实现了自由兑换，我们就需要拥有大量懂得国际金融的人才，具备基本的交易平台和框架，金融法律制度成熟，国际金融中心也就自然形成。所以，实现目标的过程，其实就是随着外汇自由兑换一步步完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储备各方面力量的过程。
另外，上海的金融业发展虽然已经形成相当规模，拥有良好的金融文化底蕴，大量的金融人才，以及国际化的生活氛围，但全国各地筹建金融中心的热情很高，上海不努力的话，就有可能被其他城市超越，我们不能松懈。相比较而言，北京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可能性也非常大，因为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大量的央企和社保资金都在北京，很多投资和融资活动也在北京，上海要学习北京的先进经验，相互促进。
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浦东新区成为国内首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至今，浦东在金融方面比较突出的先行先试有哪些？
在浦东综合配套改革中叫得最响的项目，是2005年10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在浦东试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管理资金改革（简称“外汇九条”）。从今天来看，外汇九条已经不算突破，但在当时，这个条例带动了其他地方出台类似政策。而且，浦东并没有满足于“外汇九条”，而是继续和金融机构、监管部门以及大的跨国公司进行沟通，下一步的改革也已经在酝酿中。
另一个先行先试的例子是2006年，全国第一家信托登记机构在浦东创立。信托是很重要的资产和资金管理体制，信托登记方面的尝试需要金融发展到一个前沿的位置才能有突破。在与国家监管部门的不断沟通过程中，类似的体制创新，浦东都是先有个体研究，然后进行突破，形成一个成熟的成果后，逐步推广到其他地方。
2008年两会期间，天津滨海新区的综改方案获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国内首个OTC（柜台交易市场）试点落地天津。浦东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资本市场是多层次的，比如有主板市场，也有创业板。资本市场上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发展比较充分。对于不同影响范围的资本市场，监管的力度也不同。
OTC的风险非常大，因为参与交易的很多都是小企业，信息相对不透明，相比之下，上海的法律和制度环境更加适合试点，当然，中央政策也会有不同的考量。OTC一般不是全国性的，区域性比较强，天津试点OTC和上海没有矛盾，天津周边区域的企业可以去天津的OTC挂牌交易，上海周边区域的企业可以在上海选择其他层次的资本市场，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
作为上海市金融业的核心功能区，浦东的资本市场体系建立状况如何？
对于国际金融中心来说，它的业务类型和一般社区提供的证券营业部或者银行网点是不同的。伦敦曾对此有一个定义，金融中心的核心业务要实现很多功能，包括投资银行、资产管理、风险管控和清算业务，这些是构成一个完善资本市场最关键的要素。浦东已经从类别上具备了基本功能，拥有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资产管理功能也有所发展。
但在浦东，资本市场各种类之间发展的成熟度、规模和数量都不一致。200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筹资额很大，排全球第三，商品期货也有相当影响力，占到全国第一，对亚太地区也有比较大的影响，但金融期货方面就相对比较弱，金融衍生品还没有发展起来。其他要素中，比如债券市场，从全国来说，固定收益类市场、权益类市场发展都还比较慢，没有固定收益定价权，还在接受别人的辐射和影响。
所以，上海乃至全国的资本市场有待进一步发展，内部平衡需要进一步调节。
怎样看待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开发开放18年来，尤其从2001年国家明确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以来，上海浦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在国际金融中心中，上海目前排名30多位，在很多指标上，和香港的差距也还有数十年。
中国金融发展的30年，就是随着中国经济和改革开放共同往前走的30年，但金融业发展是落后于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基本建成，但金融领域和财税体系的改革还有很大差距。这和金融在国民经济中属于核心部门的地位有关，也与我们对金融业的理解和认识有关。
改革开放初期，首要的是解决土地和温饱问题，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大生产规模，发展市场经济，而对金融了解还很少，金融业发展得也就相对缓慢。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小平同志提出中国要在国际金融中立足，首先要靠上海，坚持开办上海证券交易所，金融业改革的大幕才慢慢拉开。
如果不开放，新的东西进不来，永远看不到国外先进的经验。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对金融的需求越来越大，一个更加健全、更加完善的市场体系就会随之建立，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至少还有20年的高速发展。
金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头戏之一。
子酉
上证所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将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注入强大活力
浦东伴生
上证所开市那天，来自上海、山东、江西、安徽、浙江、海南、辽宁等地的25家证券经营机构成为交易所会员。这些会员分为专业经纪商、专业自营商、监管经纪商和自营商几种。当时，上证所采用现货交易方式，不搞期货交易。开业初期以债券包括国债、企业债券和金融债券交易为主，同时进行股票交易。
刚开始，上证所对股票的交易价格进行管制，将股票交易的涨跌幅严格限制在1%以内。而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肯定股票作用以后，股市规模迅速扩大。
1992年5月21日，上证所全面放开股价，实行自由竞价交易，大盘快速上涨。5月26日，上证综合指数创当年最高纪录。
创新为纲
尽管国债期货的尝试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上证所开展的国债期货交易，是我国进行金融衍生产品创新的一次重要的开拓性尝试，改变了以前国债无人问津的局面，为以后的金融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样本。
上证所的创新尝试，启动了资本市场的引擎。18年来，从最初的单一综合指数，到名目繁多的各类指数体系，上证所形成了较完备的指数体系，成为国内外普遍采用的衡量中国证券市场表现的权威统计指标。上证180，结合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现状，借鉴国际经验，用科学的编制方法，建立了一个能反映上海证券市场概貌和运行状况、能够作为投资评价尺度及金融衍生产品基础的基准指数；上证50，集中了上海证券市场规模最大、流动性好的最具代表性的50只股票组成样本股，综合反映了一批最具市场影响力的龙头企业的整体状况，形成了中国的蓝筹股群体。
伴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专家呼吁，推出具有中国特色、能够综合反映沪深两市走势的统一指数。200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有了牵头开发统一指数的想法。上证所指数专家委员会提出详细的指数设计编制方案，在中国证监会牵头下，沪深两个交易所坐在了一起进行研讨。1997年开始酝酿，2005年正式出炉，沪深300指数的推出，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跻身世界一流交易所
经历过风雨的上证所，即将迎来18岁的生日。这也是一次成年的仪式。上证所正一步一步地实现其“跻身世界一流交易所”的远大目标。
2007年上证所最大的亮点是蓝筹股市场的建设。中国人寿、中国石油、中国神华等一批超大盘蓝筹企业的上市，完全确立了上证所主板市场的地位，对于提升上证所乃至整个上海金融业的国际地位意义十分重大。
创出2007年全球IPO（首次公开发行）规模纪录的中国神华回归A股，当天便为沪市贡献了11428亿元的市值。中国神华在上证所上市后，上证所拥有的公司总市值超过20万亿元，跻身全球六大交易所。
由此，上证所对于蓝筹企业的吸引力更是与日俱增。数据显示，仅2007年，上海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总额达1166.2亿元，约占全国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总额的15%，且创下单年直接融资额的最高纪录。上海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比重（即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额/新增贷款余额）约37%；经济证券化率（上海上市公司总市值/上海GDP）达到362%，均大大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
这些数据均反映出上海已具备国内资本市场中心的条件。可以预见，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外资金融机构集聚上海。上证所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将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注入强大活力。
刘少军
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它的法治环境也必须是最先进的，而这个最先进的法治环境又必须是适合这个金融中心的。
立法空白与监管缺陷
就目前来讲，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适合市场经济需要的金融法律体系，这个体系对实现我国的金融国际化，保护民族利益和各金融主体的利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我国金融法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我国现行的金融法律、法规还是比较初步的，许多方面还存在法律的空缺，许多已经制定的法律仍有不完善之处，大部分内容立法层次还比较低。如在银行法律体系中，随着我国金融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有关人民币的立法还不够完善，甚至许多货币法的基本理论问题还没有得到法学界的应有重视，这直接影响到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关货币流通方式的立法层次还不够高，特别是有关电子货币方面的立法，至今还基本上是空白；有关“现金”管理方面的制度，至今还基本上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思维；我们还没有一部基本的银行清算法律制度；银行危机处置方面的法规虽然在起草中，但还不能达到理想的水平。在证券法律体系中，我国目前的证券法仅调整在交易所上市的证券，非上市证券还不在《证券法》的调整范围之内，关于柜台市场、私募基金、金融期货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还基本上属于空白。在信托法律体系中，对信托的许多具体问题还缺少专门的规范，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新问题，就世界范围内来讲也没有明确的认识，有些则是我国自身发展中的问题，但无论是哪方面的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尽快地加以解决或完善。
我国的金融执法水平在近些年有了较大的进步，特别是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从人民银行独立以后，金融执法能力和水平得到了较大的加强，这是符合当代社会金融发展趋势的。但是，金融执法中存在的问题还是不容忽视的。这里，首先的问题是金融监管的能力问题。目前，我国许多明显的金融违法行为并不能得到监管机构的有效监督管理，使许多违法现象不能得到有效查处而长期存在，如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问题、操纵市场问题，以及虚假陈述问题。其次，是执法竞争问题。从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上来看，证券市场上的违法问题都必须首先经执法机关处理之后，个人才能主张自己的权利。这种安排使投资人事实上失去了主张自己权利的能力，投资人的权利是否能够得到保护，最终并不是取决于行为人是否侵害了其利益，而是取决于监管机构是否对这种侵害行为给以查处。
金融法，应该核心保护谁
第三，金融法最终应保护的是金融业务当事人的利益。这里，对金融业务当事人权益的保护既要求形式上平等的保护，又要求实质上的倾斜保护。在这方面，两者往往是存在矛盾的，如何看待这一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是金融法中的重要问题。如从交易安全的解决看，应重点维护交易的有效性，但从实质上看，应重点维护利益的对等性。我国在这方面，特别是在对客户利益的保护方面应该说做得还比较好，大量的司法判决都主要是以保护客户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但是，也存在使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承担的责任过重的情况。如在四川农业银行发放扶贫贷款“没有及时答复贷款申请”被法院判决赔偿损失80万元的案件中，无论从银行的业务特征上来看，还是从现行法律规定的角度来看，银行都不应对没有超过规定答复期限的贷款申请承担责任，但法院仍判决银行予以赔偿。这必将严重影响银行正常的业务经营，使银行无法判断它在什么情况下应承担对客户的法律责任。
五问金融立法与司法机制
纵观我国几十年来金融立法与司法实践，取得的成绩应该是明显的，但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
谁来规定监管机构的监管责任
金融立法的部门化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它的合理性在于金融部门对金融问题比较了解，部门立法有利于及时正确解决存在的问题。但是，也必须看到部门立法对部门内部利益的保护，特别是对自身利益的保护问题。我国有大量的监管机构立法，在这些立法中，几乎没有具体规定过监管机构的监管责任，我国金融市场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监管问题造成的，但从来没有监管机构自身承担过责任，特别是监管机构的领导来承担个人责任。这不能不说是部门立法的弊端。
经济监管机构如何确立其法律地位
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传统的法律思维中，社会主体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和社会公众构成。但是，在当代社会中，经济监管机构已经成为社会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它既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这就必然产生一个经济监管机构独立性的问题。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经济监管机构应该是独立于政府的一个特殊的执法机构，它应该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属的一个监督经济法律执行的机构，而不应该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另外，应该加强监管机构的法律监督职能，适当缩小其行政管理职能，特别是对金融市场的直接干预功能。干预经济是当代社会的一个特点，但也不应该任意干预，不应该把金融市场变成一个干预的市场，干预只是在市场本身没有能力达到正常状态下才能进行的，而不是任意进行的。如我国目前任意干预证券市场的做法，就非常不利于这个市场正常发展。
金融监督管理如何进行国际协作
独立的第三方金融法庭是否可行
金融市场国际化带来的国际司法问题，与金融监管问题是有直接联系的。有人提出是否可以考虑成立独立的第三方金融法庭，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为什么要成立独立的第三方金融法庭？如果是因为现有的法庭执法不公正，那我们努力使它们执法公平就可以了。如果是因为要想在中国执行其他国家的法律，那就有点太可怕了，没有哪个主权国家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是要执行一套独立的法律，那不知要付出多大的司法成本，如果这样，这个金融市场肯定用不了多久就会消亡的，因为在这里投资人所付出的法律代价太高。如果成立了独立的第三方金融法庭，不知道谁来承认它的司法判决，又有谁来执行它的司法判决。当然，如果说是成立一个金融法庭我觉得是有必要的，一个金融中心它的金融案件必然会多一些。但是，它必须使用中国法律，它必须是中国的法院，必须是人民法院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样的专门法院我国和世界各国都是存在的。
如何净化金融执法环境
开放与管制之间：寻找边际均衡点
建设中国的国际金融市场，法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各国际金融市场的经验教训表明，只有建立一个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才是金融市场繁荣的根本保障。
首先，在立法上必须不断完善我国的金融立法，在金融业务的开放与管制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边际均衡点，既不能开放得过早使市场陷入混乱状态，也不能开放得过晚不适当地人为限制金融市场的发展。世界上有许多因开放过多、过早而发生金融危机的现象发生，也有许多国家开放得过晚而严重限制了其金融市场的发展。这些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国际金融市场的形成可以有法律的引导，但决不可以法律强制地促成，以法律强制促成的金融市场是不稳定的，它不仅不会对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还很可能造成整个社会的经济混乱。目前，我国有人提出制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特别法》，这种想法还值得商榷。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根本是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是靠整个中国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的完善，而不是一个所谓特别法就能够解决问题。
其次，应建立完整的社会信用体系、风险准备体系和风险隔离体系，严格执法、防止出现金融危机。金融是以信用为基础的，它是金融合同的订立与履行，没有一个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没有完善的信用维护制度，金融市场就失去了基本的法律基础。要建设国际金融市场必须首先建立严格的信用制度体系，并使其得到具体的贯彻执行，使遵守信用成为一种基本的生活与工作习惯，这是形成健康、稳定的金融市场的基础条件。同时，还应建立完善的风险准备制度体系。金融市场是变化非常迅速的市场，在金融市场上，各主体随时都可能面临市场变化的风险，没有一定的风险准备难以保障市场变化时的正常运行，也会带来严重的金融风险。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建立风险隔离体系，尽量使金融风险在有限的范围内传递，不会出现整体性和系统性风险。没有这个体系的保障，金融市场是不稳定的。
第三，应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包括准入监管体系、行为监管体系和退出监管体系。其中，准入监管体系包括投资主体的准入、媒介主体的准入和市场客体的准入，这里特别是对市场客体准入的监管，必须有完善的监管制度，对任何在金融市场上交易的新客体，都必须根据其风险级别报请监管机关备案、审核或批准，不应允许金融机构任意创制新的金融产品。否则，不经过对该金融产品的风险评估，不建立该产品的风险控制措施，就很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这一点在最近出现的多次金融问题中已经有明显的表现，任意的金融创新带来的可能是金融灾难。此外，还要对主体的金融行为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保证主体不出现违法行为或至少不出现群体性的违法行为，以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最终，还必须严格主体和客体的退出监督管理，达不到市场要求的主体和客体必须退出市场。
存款准备金率历次调整（2007年1月至今）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金融法研究中心主任，财税金融法研究所所长。
潘英丽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国家而言，是遵循金融业空间发展规律，促进国内金融业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通过健全国内金融体系，促进有效投融资和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增长，实现民富国强，才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体现国家全局利益的核心所在。
根据世界范围内国际金融中心实践的历史经验来看，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对东道国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有重要贡献。
积累国民财富
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提供的数据表明，2004年，伦敦金融城1平方公里的金融机构集聚地上缴税收高达500亿英镑；英国金融业所雇年薪在10万英镑以上的高薪从业人员达50万人，他们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为342亿英镑，占英国全部税收收入的25%。国际金融中心聚集大量金融机构和高层次金融从业人员，给东道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大量税收资源。当然，对后起的国际金融中心而言，东道国政府通常需要通过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金融机构和人才的集聚。新兴国际金融中心的税收贡献没有老牌国际金融中心那么大，但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其税收利益仍十分可观。这些额外的税收资源可用于本国居民的文化教育和医疗保健事业，也可用于像农业这样特定的需要政府支持和发展的产业，从而增进一国的社会经济福利。
国际金融中心还可以为东道国本地居民提供大量不同层次的就业机会或岗位。国际金融中心能提供中高端的、需要专业技能的金融服务类和管理类就业机会，金融机构还会为自己招聘的从业人员提供大量内部专业培训项目，以改善他们的专业技能和开展金融业务的能力。本土居民能否利用好这种就业机会，取决于两方面的条件：其一是本土的大专院校能否培养出国际金融中心所需要的各类专业人才；其二是东道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要求外资金融机构在创造本地就业方面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比如颁布并实施外资金融机构的员工本土化条例，以及外资金融机构有义务面向社会高学历人员定期提供公开培训项目等政策要求。此外，金融中心形成的过程中，也会促进本地建筑、地产、宾馆、餐饮、休闲、旅游、国际教育等产业的发展，这种产业扩散效应同样会促进东道国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增加。
加拿大籍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HarryJohnson曾指出，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会导致城市地价的上升，东道国政府和居民作为城市土地的所有者可从升值地产的出售中获得资本收益。
城市地价上升的过程是财富膨胀的过程，也是城市商务成本不断提高的过程。城市房地产价格的上升究竟是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增进，还是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和城市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公共政策。
高效融通资金，为本土经济服务
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最初是金融业发展过程中一种自然的市场选择，是金融业在发展中以大都市为据点的空间集群过程。但是，对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建设过程。1992年9月，中共中央在十四大报告中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2020年基本建成亚洲时区在岸型国际金融中心是上海未来金融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上海市政府的规划目标。在岸型的国际金融中心三分之二的业务是为本土经济服务的。因此，建设在岸型国际金融中心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金融开放，借鉴国际金融制度安排和技术创新方面的成功经验促进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促进中国从一个经济大国转变成为全球范围的经济和金融强国。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可以从制度、政府、市场和要素四个方面促进本国金融业的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过程，首先是一国制度和政策体系的变革与完善的过程。涉及到产权界定和保护的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的建设；涉及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外汇管理制度的变革和人民币的国际化。其次也是政府职能转换的过程，从政府管经济转换到政府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包括金融监管、市场秩序维护和公共产品提供等）的过程，要求政府提高其应变能力、决策透明度和社会公信力。再次，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过程也是本国金融市场体系不断健全，市场的流动性和交易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最后，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过程更是资本、人才和技术的集中并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的过程。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实际上是通过借鉴先进的成熟市场经济制度、引入全球范围的跨国金融机构、高层次金融人才和专业技术促进本国金融业超常规发展的过程。
小平同志曾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是具有非凡洞察力的见解。因为资金是社会稀缺生产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资金的配置决定着社会资源的配置。在一个制度不健全的金融体系中，由于财务信息的虚假陈述、政府行政干预或金融领域的权钱交易等原因，资金及社会资源或被投入低效率项目而浪费，或被不法分子攫取而流失。在一个市场不健全的金融体系中，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投资和融资需求受到严重的抑制。
就拿当前的流动性过剩来说，它与自然界的洪灾其实极为相似。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就如蓄水灌溉农田的水渠网络体系，而农村经济、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就是干裂着等待浇灌的土地，外汇管理制度是我们的防洪堤坝，股票、房地产等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则是洪水泛滥成灾的具体表现。没有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实体经济的国民财富创造得不到资金的融通；居民的储蓄因为缺乏多样化投资渠道，或者面临存款负利率造成的资产贬值，或者面临资产市场泡沫积累导致的巨大风险。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国家而言，是遵循金融业空间发展规律，促进国内金融业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通过健全国内金融体系，促进有效投融资和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增长，实现民富国强，才是我们的根本目标。这也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体现国家全局利益的核心所在。
加速人民币国际化
事实上，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与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实际上是互为条件的。如果一国货币不可兑换或可兑换但不是国际货币，那么该国就不可能建成在岸型国际金融中心。反过来，一国货币虽然实现了资本账户下的可兑换，但是，如果国内没有规模足够庞大、流动性足够充分和成长性良好的资本市场，其货币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
比如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是美国法定纸币，自1971年8月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已没有实质性的商品支撑。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能为各国中央银行和全球投资者所接受，是因为美国品种繁多、规模庞大的国内资本市场能较好地满足各国央行和全球投资者对财富持有形式（美元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的需要。近期美元出现持续贬值，次贷危机使金融市场流动性也出现问题，对其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但是，目前尚无一种国际货币可以代替美元。
作为第二大国际货币的欧元，替代美元的可能性很小。一方面，欧洲发达国家面临美国同样性质的问题：人口老龄化、经济萎靡不振；另一方面，欧元区各国资本市场处于分割状态，金融监管制度各异，流动性和成长性不足，不足以提供强有力的资本市场支撑。
中国在未来的10～20年，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口结构相对年轻，未来较长时期仍能保持较好的经济成长性。人民币未来能否成为国际货币，并挑战美元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霸权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在未来这10～20年内能否做大做强本土资本市场。人民币的国际化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都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国内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实现规范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两者相互促进、平衡发展。事实上，做大做强国内资本市场对于中国从一个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是更为基础性的。人民币的国际化只是中国成为经济强国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作为全球成长性第一、规模第三、第四大经济体，中国建成像纽约那样的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在岸型全球金融中心是完全可能的。这是中国建成经济强国的客观基础，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因此，我国在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业空间布局上要有建设全球性金融中心的战略视角和战略高度，避免重走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地区布局过于分散和过度竞争的弯路。
6月3日，据世邦魏理仕“全球写字楼市场租金调查”报告，在全球前50名最昂贵写字楼市场中，上海浦东排在第39位，其中甲级写字楼租金水平在一年内上涨了31%左右。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专访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学彬
本刊记者刘梦羽
上海走向“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在于资本市场的进一步成熟和开放。
陈学彬教授
1990—2008年，上海经历了中国资本市场从婴儿走向成年的全过程。
理性的决策基于成熟的思考。上海走向国际金融中心的路途中，资本市场的发展应该选择什么路径？
本刊就此专访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学彬教授。
在您看来，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最重要的是什么？
您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最佳时机是什么时候？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处于一个较高的阶段。世界经济增长平均速度为3%~4%，而中国一直是8%~10%，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去年以来，世界经济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严重，很多国际资本瞄准了中国。舆论普遍认为，人民币升值要达到对美元汇率5~6元，升值压力一直较大。在此情况下，迅速开放资本项目必然导致大量套利资本流入，不仅会加剧当前的流动性过剩，而且为中国经济留下严重的隐患。因此，即使开放资本项目的其他条件已经具备，其最佳机遇也可能在人民币比较接近升值目标的时候，这时，即使放开资本市场，流入的国际资本也不会很多。因为，人民币不会继续升值，资本获利空间不大。
有观点认为，阻碍资本市场开放的因素之一是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您怎么看？
人民币自由兑换就是资本项目的最终开放。目前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实力还没达到一定水平。人民币自由兑换以后，也许会发生大规模的资本跨国流动。如果我们不具备应付危机的能力，就不能让人民币自由兑换。在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中，中国受影响不算严重主要是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开放实际上起到了屏障的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短期内不可能迅速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
2007年底以来，大量国际短期资本流入中国。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另一方面是中国股市的吸引。短期资本的大量流进可能催生资产泡沫。资产泡沫的破灭可能导致短期资本的大量流出，引发货币危机。最近越南的危机就是这种情况。因此，我国现在不能加快资本项目的开放，相反必须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控制。认为为了避免短期资本流入套利，应该挤压股票市场泡沫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去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股市跌了10%多，而去年以来中国股市已跌了超过55%，资产价格已经相当便宜，许多股票价值严重低估。如果继续下跌，将对国际游资产生更大的吸引力，从而导致更多的短期游资流入套利，对我国经济带来更大的潜在风险。
您认为，现在可以尝试开放哪些项目？
现在做的QFII和QDII，是一个有管理、可以控制规模的资本开放项目。根据QFII的发展，可以适当扩大其规模。QDII和QFII，要进行资格审批，权力掌握在监管层手里。我认为，现在可控的项目都能够进行试点或者推开。对于不可控的项目要认真评估，谨慎进行。
您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欠缺什么？
我国的资本市场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经历了近20年的发展，规模壮大很多，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我国资本市场的主要问题是制度不完善。
首先，基本制度和监管体系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差距，监管层不能适时、迅速地对资本市场做出反应。譬如，证监会制定了“大小非”减持实施的细则，即在竞价系统进行交易的不准超过1%，但监管没有跟上，在第一家公司违规之后，紧接着又有第二家、第三家出现。证监会应该利用计算机系统进行监控，并利用程序对违规交易进行控制。但遗憾的是，现在看到的都是事后警告。法律法规不完善是问题，但更严重的是执法不严。金融市场发展最需要的是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这种环境要靠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和严格执法监管来维持。
第二，我们的新股发行制度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在现行制度下，股票第一天上市没有涨跌板限制，机构投资者会无限制拉高股价，然后等跌停板时出货赚钱。现有的制度助长了投资者的投机行为。由于许多上市公司只从市场上圈钱而不是给投资者回报，投资者长期持有股票不能得到相应收益，只好买差价。要想鼓励长期投资，应要求上市公司给予投资者稳定回报。
第三，我们在发展机构投资者方面存在问题。目前发展了大量开放式基金。开放式基金的机制是“助涨助跌”。由于持仓量的最低限制，开放式基金的基金经理掌握的钱是变化的，当股价被高估时，因为有投资者买基金，他们就必须买进股票，基金净值上升，接着有更多的基民来买，基金经理持有的现金量上升，又必须买进股票。2007年5月30日政府提高印花税，意为打压投机行为，使虚高的股价降下来。这使得大批股民改买基金，结果股价不仅没有降下来，反而冲到了6000点。所以，机构投资者要多元化，只有这样才对市场有好处。另外，基金的激励约束机制也必须完善。开放式基金提取管理费不与业绩挂钩的机制必须改革。
我国的资本市场迫切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制度。不管最后目标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还是国内资本市场，加强制度建设都是第一位的。
另外，金融人才的培养也非常重要。尽管近十几年金融专业很热，但是要培养与国际接轨、拥有市场经验的金融人才，还需要继续努力。目前，我国金融人才最缺乏国际金融法律知识以及先进的管理、操作经验。一方面高校教学要改善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多培养应用型人才。另一方面，金融机构招人时也要转变观念，不要过分强调工作、实习经验或证书，保证学生在校期间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
已经完成的股改对资本市场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您认为，我们目前的监管水平是否跟上市场发展的脚步？
但更重要的是基本制度的设计，需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譬如，股权激励制度是使上市公司经营者与投资者利益一致的很好的制度。但是，我国的股权激励制度存在问题。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高得离谱。我认为，高管薪酬要考虑同业之间的竞争，也要考虑其贡献率以及薪酬利润率。另外，激励也要着眼于长期，应该规定高管离职2~3年后才能兑现期权。现在，有些高管没有离职就能够兑现期权了，这使得有些人在任职期间制造一些虚假的东西，人为抬高股价，在位时留下很多隐患。一旦他们离职，可能公司股价大跌，使得普通投资者损失惨重。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资本市场成熟、规范，上海可以借鉴哪些东西？
香港的资本市场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有国际规范的成熟市场，基本制度和法律法规完善，而且有大量国际金融人才。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在基本制度建设以及人才培养各方面都需要努力。
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从资本市场的角度看，与世界上先进国家相比，差距是全方位的还是某一方面？
应该说是总体水平和国际发达市场存在差距。但是，我们的交易系统并不差，早就实现了电子化和网络化，甚至比一些国家还好。资本市场的发展，关键还是制度、执法和人才。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大学以及研究机构发挥什么作用？
首先是培养人才，其次是做一些相应研究。无论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或者资本市场开放，任何方案的出台都要经过科学研究和论证，而且要尽早去做。国家应该对重要的金融问题，委托大学或研究机构及早进行专题研究。尽管现在国家有一些基金，但多侧重理论性的选题。因此，主管部门应该投入更多做一些深入的专题研究。
赵锡军
现在还看不出来，中国哪个城市有能力承担金融中心这个事情。
老牌金融中心：不相似的“幸福”
国际上的老牌金融中心发展到今天，每个城市成为金融中心的历程都不一样，没有一致的模式，只能说某些契机和力量让它发展成了金融中心。每个城市成为金融中心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这些因素包括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一个城市在国家中的经济地位等等。能够成为金融中心的城市首先应该具备相当好的基础，包括在工业、贸易、产业、人力资源、通信、交通、国际化程度等各方面。这些资源是最基础的，这些基础资源在不同时期也是情况各异，比如伦敦成为金融中心和纽约成为金融中心时的条件就不一样。纽约成为金融中心，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它和伦敦的竞争从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之后英国受二战影响很大，美国大发战争财，才促成纽约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
但是，随着经济越来越全球化、国际化、货币化，市场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对基础资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也许一开始，具备优势的房产、人才就可以了，但如今，除了要具备好的地理环境、交通通信设施、人才以外，还要有其他的要求。比如华尔街，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美国的经济发展、地位的提升，以及英国经济的发展、地位的下降有密切的联系。它在与伦敦的竞争中发展起来。但它与伦敦的竞争，不是正面的、硬碰硬的竞争。伦敦已经形成在金融方面的核心竞争力，华尔街必须避开伦敦的优势发展，才能成功。
伦敦的核心竞争力当时是在银行业务、外汇业务、黄金业务、短期拆借、货币市场等方面，华尔街无法与其相比。直到现在，美元的市场利率都还是在伦敦定，不在华尔街定。可以看出，它们的力量是不一样的。但是，纽约华尔街利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实力的上升，利用了新的金融创新，把资本市场做大了。伦敦注重的是金融机构、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而纽约注重的是资本市场。如果说伦敦的核心业务是短期的资金流动和周转，那么，华尔街则提供了长期的资本，它避开伦敦的优势，找到了一个新的业务。在华尔街发展起来之前，国际上主要的融资方式还是贷款；在华尔街资本市场出现之后，融资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大企业、跨国公司通过发行股票、债券进行融资，而不是银行贷款。华尔街找到了不同于伦敦的优势。
而日本东京为什么没有发展得很好？这当然跟日本的国际地位有关系，但也和东京没有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发展的核心业务、核心竞争力有关。
中国的金融中心在哪里
目前，如果从金融中心应该具备的要素——能够发挥比较大的资金集散功能、集中性地提供广泛的金融服务，以及对全国金融都有辐射影响能力来说的话，中国已经有了具备一定雏形的金融中心，比如上海，但是，还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立得住脚的，更没有形成区域性的、全球性的金融中心（香港除外）。
北京是大的金融机构的集中地，包括保险公司。这些金融机构虽然形成了资金集散的功能，但北京没有交易所、没有登记结算所，不提供金融服务。前文提到金融中心要基本具备三个条件，从要提供广泛的金融服务来讲，北京尚做不到。上海设有交易所，是一个提供金融服务的交易中心。这个功能发挥得越来越大，而且比深圳要发展得快一些。从金融方面的辐射和影响能力来看，上海也排第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上海已经具备能够提供全国最好的金融服务的能力。
但对上海来说，它资金集散的功能没有完全发挥起来。在中国，国有控股银行是资金集散的一个重要依托，而中国大部分的国有银行集中在北京。从银行体系的资金调度来讲，上海只发挥了一部分资金集散的功能。哪一个国家的金融中心不是集中了当地最大的金融机构呢？美国很多的大金融机构都在纽约，英国的都在伦敦。而中国大的金融机构却都在北京，中小的可能是在上海，或是深圳。
从现代金融体系的角度来讲，中国要形成金融中心，必须具备四个功能：
第一，人民币资产的定价和交易中心。这个金融中心必须具备足够强的能力，对所有涉及到人民币资产，包括股票、债券及其衍生产品，都有定价权，并可以进行大规模的交易。
第二，集中大量能够管理人民币资产的机构，是人民币资产的管理中心。将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资产变成货币资产或是金融资产，这些庞大的金融资产需要进行投资管理。几乎每个金融中心都集中了这么多的金融管理机构：华尔街是这样，纽约、东京、香港也都是这样，有大量机构管理庞大的资产。我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社保基金设在北京，最大的海外资产管理公司中投公司也在北京。资产管理这块，上海没有抓住。如果不朝这个方向去考虑，上海将会一步一步地丧失机会。上海号称要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却不去考虑争取中国新的庞大的金融机构，这里面就存在很大的问题。
第三，人民币资产的风险管理中心。很多有关风险管理方面的工具、衍生品、场外交易产品都必须是在这个中心里交易，上海在这方面已经渐渐有了些优势。但是，新加坡率先推出“无本金交割的人民币远期交易”，芝加哥率先推出“人民币期货交易”等，这些都是人民币风险管理的工具，上海都没有，别人却先做到了。这不禁会让人们担心这些风险管理的中心，都可能不会在中国，尽管叫人民币的资产风险管理，就像美元的市场利率是在伦敦定的一样。
第四，人民币金融产品的创新中心。新推出的人民币金融产品，要在这个中心的机构中率先推行，目前来看，中国还没有哪个城市有这个功能。
中国如果有某一个城市能将这四项功能全部具备，那就至少在人民币这个方面立住了脚，就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然后再拓展，努力成为区域或国际性的金融中心。只有先树立和发展好人民币中心，将来再依托中国经济、产业的发展，老百姓的富裕，才能吸引海外的投资，海外企业来中国上市，这样才能逐步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的“门槛”
中国的金融城市发展到现在，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还面临很大的挑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又选择了市场经济这条路，这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服务、资金调度的程度越来越大。而现在还看不出来，中国哪个城市有能力承担金融中心这个事情。
如果仅仅是模仿伦敦、纽约，上海就不可能竞争得过它们。而要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去发展，这需要进行很深的思考，需要充分利用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优势，以此为基点，充分寻找和挖掘我们国家某一个城市成为金融中心的力量。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此也许还没有一个十分明晰的思路。中国的消费者是全球最大群体的消费者，中国的生产企业群体也可能是全球最大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考虑利用中国庞大的消费者群体、庞大的产业群体，来组织和形成发展金融中心的思路。一定要找到目前具备的、能够利用的、或是最快就能拥有的这些基础条件。就上海来讲，上海如果不能引进最大的金融机构，就如上面讲到的，它不能成为中国的资金集散中心，又怎么能够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当然上海自身的努力是一个方面，但是，有一些门槛是要迈过去的，而且这些门槛是在不断提高的。很多城市也都在努力，也具备某些条件，但是迈不过这个总的门槛。
在硬件上，上海可以说基本上达到要求了，但是，成为一个金融中心不仅仅是硬件和软件的问题，创新精神到底算是软件还是硬件呢？它是方方面面的综合因素，远远超出了传统的软件或硬件的定义。就拿一个例子来说，中银大楼当年在香港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中银在上海的大楼是地标吗？但就这一个事情，就体现出一个城市的吸引力和特色。从中国银行的角度来讲，在香港建一座地标性的建筑对它来说是比较有利的，那么在上海，可能就觉得没有必要。
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城市，特别是在金融方面的创新精神、敢于突破的精神，是很难培养的，是天生的。这与一个城市的文化也是有关系的。创新要有活跃的氛围，上海也曾经有过“马云先到上海，为什么没有在那里呆下来”的话题讨论，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上海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