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已6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于推翻了三座大山的黑暗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共和国，并逐步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中国经过60年的发展，国家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被全世界公认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创造了"中国的奇迹"。目前已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8年人均GDP已达3300美元。中国正在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预计再过40年，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在这一历史巨变过程中，中国经济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一方面，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开展和经验的大量积累，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营养；另一方面，党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中国经济学家施展才能提供了最广阔的舞台。中国经济学在现实需求的推动和良好环境的鼓励下，在服务于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实践中，呈现出百花竞开的一派繁荣景象。
以下是根据笔者的研究和观察，以及50多年亲身参与一些经济学热点问题讨论的体会，概括出中国经济学主要是理论经济学60年来的六大进展。
第一节确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经济学的第一大进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下，努力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开辟和形成了唯一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成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怎样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同样必须很好地探索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才能成功。这一点，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都是明确的，并一贯坚持的。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有的探索是成功的，有的探索是失败的。6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是检验成功还是失败的标准。经过认真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客观规律和中国实际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经济理论体系。
为什么有些探索是成功的，而有些探索是失败的？经过6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我个人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你的探索是不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切合中国的实际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是中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展阶段。过去许多失败的探索，都是因为不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超越客观实际，结果欲速则不达，碰得头破血流，只好回头是岸。而所有成功的探索，则都能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脚踏实地地解决实际问题。
正是由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使大家对中国的最基本国情有了准确的把握，并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本原理出发，我们党终于在改革开放中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可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影响面最大的创新成果。
[page]
第二节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理论经济学的第二大进展：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界研讨的第一大热点，其突出成果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说它是第一大热点，有以下几个理由：
（1）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1959年）和第二次（1979年）全国经济理论讨论会，其主题都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问题，实质是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
（2）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学家形成不同学派，首先是以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不同观点来区分的。如孙冶方是价值规律的宽派、于光远和卓炯是商品生产的宽派、骆耕漠是商品和价值的窄派等。
（3）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家争论最多最尖锐的是坚持市场取向或市场化改革还是反对市场取向或市场化改革，这一争论可以说一直持续到现在。
（4）中国经济学界新中国成立以来研讨的最突出的成果，是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这一理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理论支柱，也是中国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宝库的主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经济学家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大阶段。
改革开放前可以概括为探索时期，主要是从1956-1964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界比较活跃，不少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频频向主流的传统经济理论挑战，提出了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和主张。当时常常处于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环境中，政治对学术研究的干扰和破坏很大，一些经济学家挨批，蒙受不白之冤，严重影响理论探索，真知灼见受到压抑。尽管如此，以下一些经济学家的功劳是不能抹杀的。
1956年，孙冶方提出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鲜明主张。参见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
1957年，顾准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设想让价值规律自发调节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即通过价格的自发涨落调节生产。参见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1959年，于光远认为，凡是加入交换的产品（只要在交换中要比较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依据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交换的原则进行），都是商品，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几种交换关系，都是商品交换关系。参见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1962年，卓炯（于风村）提出，商品经济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只要存在社会分工，就存在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矛盾，还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力工具。参见于风村《论商品经济》，《经济研究》1962年第10期。
1963年，孙冶方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利润的多少是反映企业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好坏的最综合的指标。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是每个企业必须达到的水平，超过平均资金利润率水平的就是先进企业，达不到这水平的就是落后企业。参见孙冶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孙冶方全集》第2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曾提出过一些有积极意义的观点和政策主张。如陈云在1956年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市场调节作为补充；参见陈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毛泽东在1959年提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36页。
好景不长。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所有过去经济学界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探索，均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受到无休止的口诛笔伐。与此同时，"左"的一套经济理论也在发展，比如，毛泽东1975年初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参见《人民日报》1975年2月22日。"文化大革命"后期流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就是从经济理论上阐发一套比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要片面的观点和政策主张的。总之，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经济理论的大倒退。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即开始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的一套"左"的理论体系。特别是1979年改革开放后，经济学界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思想异常活跃，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研究与讨论热烈展开，涌现出大批有价值的成果，并在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上得到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确认。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创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步实现的。大体说来，第一步是主张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第二步是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第三步才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第一步，改革开放初期主张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其标志性举措有：
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全会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由权"。"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为了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全会建议国务院做出决定，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20%，超额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做相应的提高。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国在广大农村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尊重农民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放开小商品和一部分农副产品价格；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利用外资，建立经济特区；扩大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等等。这些改革开放的措施，使国民经济迅速活跃起来，广大干部和群众都亲身体会到市场机制的神奇作用。
第二步，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这是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决定性步骤。
1992年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阐发了他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看法，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同年9月，中共十四大报告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标志着对经济改革理论的认识达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此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随着改革的推进，改革经验的丰富，而日益充实和发展。
需要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确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后，有的经济学家对市场取向改革表示怀疑或否定，主张从"市场取向"转为"计划取向"，调子最高的，是"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市场化"就是"自由化"，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参见吴敬琏、张问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载张卓元主编《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由于大部分经济学家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也由于1990-1991年邓小平几次讲话，明确指出不要以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等，这场理论争论不久就平息下去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还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而深化。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任务，要求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明确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任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等。党的十七提出了加快建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政府、财税、金融、农村改革等任务。
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大量的论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逐步深入人心。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利用外资理论、资本市场理论、市场价格理论、公共财政理论、金融创新理论、社会保障理论、效率与公平关系理论、法治市场经济理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三农"问题，等等，经济学界都有深入研究，其中有些成果具有超前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和党的强力推动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步步深入。举其要者有：1994年分税制改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1992年以后个体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20世纪末开展的以明晰产权为中心的集体企业改革，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2002年以来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2003年以来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并要求逐步做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05年以来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先后整体上市，20世纪末开始的农村综合改革，近两年以全覆盖为目标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等。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现在为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不够完善，还有不少改革攻坚任务有待完成。举其要者至少有：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尚未很好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环境尚未很好形成，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有待健全，垄断行业改革刚刚开始，宏观调控过多地运用行政手段，收入分配关系远未理顺，社会保障体系相当薄弱，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亟待完善，对外开放有待提高水平和质量，市场经济法制体系远未完备，等等。今后要加大改革力度，力争到2020年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可以预期，随着改革攻坚的深入开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将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使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取得划时代发展。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与探索，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把作为经济调节手段的计划或市场，说成是区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标志，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这种认识，完全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制订各种经济发展计划，调控宏观经济的运行。而实行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则因贬低和排斥市场的作用，窒息了经济的生机和活力，以致在和平经济竞赛中败北。事实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借助市场，才能重新活跃被指令性计划捆死了手脚的经济活动；只有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才能提高经济效率。当然，市场也不是万能的，需要有"看得见的手"如政府的宏观调控等，来纠正市场的缺陷，以保证经济的健康运行。
第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互适应相互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世界科技进步加速、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的今天，只有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振兴中华，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有效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跻身世界民族之林，以经济的辉煌业绩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与成熟，从而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厦。
第三，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转型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也是以论述从计划主导型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及其规律性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迄今为止，只有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的经验和规律性，最具有典型意义。揭示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规律性，将为当代经济科学增添新的篇章，从而丰富和发展当代经济科学。
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全新的理论体系，既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践为这一理论提供素材和养料，也需要经济学家的艰辛探索和理论概括，需要经济学家的理论勇气和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认识真理的过程是复杂而曲折的。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真理被大多数人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在学术研究上真正贯彻"双百"方针，是经济学家们由衷的期盼。这也是防止扼杀真理、打击坚持真理者悲剧重演的重要保证。
第三节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理论经济学的第三大进展：所有制理论和分配理论的重大突破：确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平等竞争，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经济学界在探索计划与市场关系这一世界性难题的同时，对所有制理论和分配理论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
一、所有制理论研究
关于所有制理论研究方面，分以下三点论述。
（一）20世纪50年代关于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研究
中国1953-1956年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等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由薛暮桥、苏星、林子力合著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当时经济学界着重阐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走的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独特道路，主要是引导个体农业、手工业走合作化道路，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赎买的方针。因此在短短几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文化大革命"后，有些经济学家以及其他各界人士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对此，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二）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改革开放前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经济论坛上的主流观点还是斯大林的教条，即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是高级形式，集体所有制是低级形式，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形成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在这期间，也提出了一些有创新价值的观点。
1.孙冶方1961年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同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是可以分离的，认为在全民所有制之下，"经营管理权问题应该代替所有制的地位而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生产关系三个方面中的第一个方面"。"财经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孙冶方：《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0页。苏绍智持有类似观点。参见苏绍智《试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学术月刊》1962年第6期。
（三）改革开放后30年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界在所有制理论方面有一系列重大突破。
首先在所有制结构方面，认为在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必须允许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早在1979年就针对当时全国城镇待业人员已达2000多万人，影响社会安定的实际情况，勇敢地提出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广开就业门路的重要建议。明确提出："在目前，留一点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尾巴，可能利多害少。""我们现在还不可能使资本主义绝种，有一点也没有什么可怕。"参见《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出版社1996年版。他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倡导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和优点是：在公有制推进改革的同时，体制外个体私营经济飞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新的生长点和吸收就业的重要渠道，使经济迅速活跃起来。到2007年，中国私营企业达551.3万家，从业人员7253万人；个体户2741.5万户，从业人员5496万人。2008年，中国个体私营经济创造了5.18万亿元产值，比上年增长6.5%；就业人数达到1.37亿人，比上年增加近千万人。其中私营企业657.42万户（含分支机构），实有注册资本金11.74万亿元。参见《中华工商时报》2009年2月24日。
改革开放30年实践证明，允许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确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这就为今后进一步完善所有制结构指明了方向。
其次，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认为股份制是公有制包括国有制能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实现形式。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有经济学家提出，随着改革的推进，公有制将不只限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社会主义公有制目前出现许多形式"，"我们应该根据实际经济生活中的变化来重新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论，而不是用现成的理论去套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参见何伟《社会主义公有制应当有多种形式》，《人民日报》1984年12月31日。
有的经济学家还提出社会主义所有制多样性概念，指出，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还不是"一刀切"和"清一色"，而是一个多样性的复合结构，是一个以全民所有制为主导，由集体所有制、联合所有制和其他公有制形式组成的，公有化程度由高到低的多层次、多阶梯的占有关系体系。这种公有制的复杂性是与生产力的不平衡与多层次相适应的。应从社会主义商品性再生产的运动中来考察各种占有关系的组合、交错和互相渗透，来进一步分析和揭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十分丰富的具体形态。参见刘诗白《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载《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展望》，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开始发展股份制经济。这是一种混合所有制经济。其中，大量的公有成分控股的股份制经济，应看成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经济学家对此争议不大。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各地还出现各种各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一般认为，股份合作制经济具有不同程度的公有性，其中以劳动者的劳动和资本联合为主的股份合作制，是公有制的一种新形式。
1987年，国家体改委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等研究提出的中期（1988-1995年）改革规划报告中，几乎都提出了从当时的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的建议，指出由于承包制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中的先天性弱点，因而企业改革必须朝产权关系重组的方向即股份制的方向发展。参见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司编《中国改革大思路》，沈阳出版社1988年版。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又进一步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的论断，指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大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股份制是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说明我们已找到了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正确途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立论更为充分更为坚实了。
再次，国有大中型企业要走公司制股份制改革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除农村外，全国几乎是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城镇集体企业实际上是地方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而是他们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附属物和算盘珠，按照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和经营，利润全部或几乎全部上交，职工工资由主管部门统一规定，企业吃"大锅饭"，职工捧铁饭碗，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严重束缚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企业没有多少活力，经济效益不高。
平等竞争理论等。参见张卓元、郑海航主编《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的回顾与展望》，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刘小玄著《奠定中国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革命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吕政、金碚主编《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一系列企业理论创新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国有企业治理水平的提高。
二、分配理论研究
关于分配理论，分前30年和后30年两部分论述。
（一）新中国成立头30年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研究和讨论
2.王学文提出劳动力部分私有决定了要实行按劳分配的观点。他说，"在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之中，带有部分的劳动（对象在生产物中的劳动）个人所有制的因素。这种所有制的存在，是由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由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及资产阶级式的权利的残余的存在所决定的。既然有部分劳动个人所有制因素的存在，社会为了承认这种所有者的所有权，就要以全民所有的消费品与个人所有的劳动相交换。"王学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关系与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9年第5期。
3.顾准等提出劳动报酬与企业的经营成果相联系的观点。顾准认为，"使劳动者的物质报酬与企业盈亏发生程度极为密切的联系"，"实行经济核算制，就有可能利用价格与工资率，调节劳动者的报酬。"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1962年，施修霖也提出应"按企业的综合经营效果提取奖金。"施修霖：《关于企业奖励制度的若干问题》，《大公报》1962年5月14日。
4.李云提出计件工资是按劳分配的好形式。他说，计件工资"比起计时工资来，计件工资有把按劳分配的原则表现得直接、简单、明了，因而也为群众懂得的特点"，"计件工资最能体现同工同酬"，"按劳分配这个原则本身就意味着分配要根据劳动的结果，那就不能责怪计件工资太按劳分配了。"李云：《对计件工资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1959年第5期。
5.乌家培提出实行按劳分配就要贯彻物质利益原则。他说，"工作人员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社会生产的发展，是按劳分配规律的基本特点之一。按劳分配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直接决定了物质利益原则。""对这个原则运用得越好越充分，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也表现得越大越明显。为了创造条件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消灭物质利益原则，必须在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充分利用和大力发展物质利益原则。"乌家培：《略论物质利益原则的性质》，《经济研究》1959年第8期。
（二）改革开放以后关于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等问题的讨论
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是有关分配问题讨论的第二个热点。
除以上两个问题外，经济学家们还对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特别是基尼系数问题、库兹涅兹倒U形曲线是否适用于中国以及社会保障理论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出版了王春正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问题》（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版）、赵人伟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陈宗胜等《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国发生两极分化了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论著。第四节逐渐形成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对外开放理论
理论经济学的第四大进展：探索国民经济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引进来"与"走出去"互相结合，逐步形成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对外开放理论。
1979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学界关于对外经济问题研究甚少，几乎是空白地带。那时，一般是重复斯大林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即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一个是社会主义世界市场。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中，社会主义各国可以依靠相互间的互助合作，实现经济的发展，"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尽管在具体做法上没有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教条，但对外贸易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等对外经济关系很不发达，处于半封闭状态。
1979年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工作实践中，对外开放最先的两大举措是：1979年7月，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1980年5月16日，又决定将特区命名为"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特区经济发展以吸引外资为主，产品主要外销，实行不同于内地的管理体制（如企业所得税为15%），有更大的管理自主权。特区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发挥着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此后，中国对外开放由东到西，由来料加工放开制造业到逐步放开服务业等，发展为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在我国对外开放的成功实践的鼓舞和邓小平一系列倡导对外开放的鼓励下，我国经济学界积极展开对外开放理论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
关于外资理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突出成绩是大量引进外资，加速经济增长和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截至2007年年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3.2万家，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7754.2亿美元。2008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924亿美元，新批外商投资企业2.7万家。至2008年，我国已连续16年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大规模引进外资，吸引着经济学家研究的兴趣。
关于引进外资的积极作用，从大量文献中，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认为外资对促进就业增加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认为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效应明显，大大加快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三是没有实证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挤出"了有效益的国内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资本共同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四是带进了全新的商业模式与管理模式。"总体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参见世界银行《中国利用外资的前景和战略》，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有的论著还把利用外资与经济全球化潮流相联系。认为进入21世纪，中国对外开放已进入新的阶段。中国要"综合考虑作为投资东道国和投资母国之间的利益均衡，考虑商品流动和要素流动之间的利益均衡，考虑保护国内市场和推动别国开放市场之间的利益均衡，以更积极和主动的姿态参与多边谈判，借助多边规则，平衡各方利益"。"更均衡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参见江小涓《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更均衡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经济研究》2006年第3期。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经济学界的共识是，采取逐步放开的方式，先放开经常账户项目，资本账户项目放开需慎重。200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那时起，人民币开始逐步升值。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看，此前，1美元兑换8.27元人民币，到2008年年底，变为1美元兑换6.83元人民币，人民币升值21%。到2008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19460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近几年，经济学界对于如何使庞大的外汇储备保值增值，更好地发挥外汇储备作用，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
第五节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越来越受到重视
理论经济学的第五大进展：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越来越受重视，改革开放后在发展是硬道理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着力研究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研究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规律性。
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的名言。我们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改革开放，目的也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摆脱贫困和落后，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党就提出了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实现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现代化的任务。我们不但要敢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美好的21世纪。因此，经济学界广泛研究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是理所当然的。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头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总的来说取得了巨大成就。1953-1978年，年均GDP增速达6.1%，参见《经济日报》2008年10月30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发展不够快，不尽如人意。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经常受阶级斗争为纲的干扰，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丧失了一些发展机遇；二是脱离国情，超越阶段，盲目冒进，特别是1958年起的三年"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
关于速度与比例关系问题，薛暮桥、杨坚白等说："不是说在提高速度的时候，可以不考虑客观的可能性，可以不考虑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速度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而且必须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基本的比例关系，这样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参见薛暮桥《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度和按比例发展》，《人民日报》1959年1月7日。高速度必须以按比例"为必要条件"、"为前提"，"唯有按比例，才能取得全面、持久的高速度。"参见杨坚白《略论综合平衡》，《大公报》1962年3月26日；杨英杰《论国民经济中的比例、重点和速度问题》，《经济研究》1959年第5期。刘国光说：经济发展速度和比例在一定时期中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结合。"从速度和比例的种种不同的可能结合中，选择最恰当的方案，使国民经济不但能够在当前的计划时期高速度、按比例地发展，而且能够为后续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尤其重要的是正确认识、掌握速度和比例间的数量关系：怎样的比例，必然引起怎样的速度；怎样的速度，又必然要求怎样的比例。"参见刘国光《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比例和速度的数量关系的初步探讨》，《经济研究》1962年第4期。
针对"大跃进"期间要求脱离客观实际的积极平衡和"跃进的平衡"，有的论著指出，积极平衡应是"客观可能性和主观能动性高度统一所产生的平衡。在客观可能的限度内，通过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来改善客观经济条件，使它们适应起来。"参见郭子诚等《试论国民经济高速度和按比例发展》，《经济研究》1959年第6期。"从实际出发去处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是积极平衡而不是消极平衡。如果离开客观可能性而片面地强调需要，那就不可能组织新的平衡，反而会加剧不平衡。"参见许涤新《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3页。
鉴于20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的教训，有的论著还讨论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出发点问题。如有的论著明确主张综合平衡应按农轻重的次序进行。说："按照农、轻、重的次序进行综合平衡，就是遵照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这个客观要求，以农业为出发点，以农业为中心，环绕着农业再生产，兼顾工业再生产，来安排重工业再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全部计划，并求得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参见杨坚白《试论按农轻重方针进行综合平衡》，《光明日报》1962年11月5日。有的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以及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矛盾的性质，规定了必须以满足社会需要作为出发点来进行综合平衡"，"综合平衡在调节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时，既要看到长远的社会需要，又要脚踏实地地从当前实际水平出发，来规定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的合理的数量界限。"参见闻潜、冯立天《略论综合平衡的客观对象》，《光明日报》1963年12月23日。
针对"大跃进"中提出的所谓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计工本，不讲经济效果带来的严重损失和惊人浪费，经济学界特地开展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与经济效果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
经济核算中有没有一个最综合的或中心指标？如有，这个指标是什么？这也是当时讨论的一个热点，而且颇具超前性。早在1957年，孙冶方在《从"总产值"谈起》一文中，就提出，所谓中心指标应该是企业管理的一个中心环节，抓住了它便能带动其他指标，利润是企业经营好坏最集中的表现，它的最大好处，就在于它反映了生产的实际情况，能推动企业管理。完成这个指标非但不妨碍其他指标的完成，而且必然会带动其他指标的完成。参见孙冶方《从"总产值"谈起》，《统计工作》1957年第13期。沈经农也持相似观点，认为，中心的统帅指标只能是一个，而不是两个或更多，否则就无所谓中心了。经济核算体系的中心指标，就是利润指标。参见沈经农《关于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核算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62年5月28日。
先看党的文件对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论述。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一九八零年的七千一百亿元增加到二零零零年的两万八千亿元左右。"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零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九五"计划建议提出"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21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任务。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二零二零年力争比二零零零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还指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十七大报告还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主要是："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二零二零年比二零零零年翻两番。"
与此同时，经济学界也广泛而积极研究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
关于中国的工业化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陈佳贵、黄群慧提出了有代表性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经过2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后，中国已经从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以实现由工业经济大国向工业经济强国转变、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为核心任务的新阶段。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要求选择新的战略。在技术进步战略方面，应重视战略技术的自主创新和加大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投入；在经济增长战略方面，要切实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发展重化工业也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产业发展战略方面，三次产业要有新的战略使命和发展定位；在经济体制改革战略方面，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陈佳贵、黄群慧：《工业发展、国情变化与经济现代化战略--中国成为工业大国的国情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5.关于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中国要不要着力发展大城市，是不是主要靠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实现城市化，一直有争议。2007年，党的十七大总结实践经验，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指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增长极。"有的经济学家曾对如何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有过系统解释，提出，要从片面追求数量扩大转向更加注重质量提高，逐步提升城镇化水平。一方面，要继续积极推进城镇化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和人口向城镇转移，提高各种生产要素对城镇发展的支撑能力；另一方面，要合理把握城市规模，优化调整城镇结构，着力提高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质量，持续稳定地发挥城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参见宁吉喆《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243页。
实现经济稳定发展，要求寻找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的均衡点。如果要使物价上涨率控制在两位数以内，争取在4%左右，经济增速就不能太高，根据中国国情，一般不宜超过两位数，特别是不能连年超过两位数，否则必然出现宏观经济失衡。2003-2007年，中国经济增速连续五年达到和超过两位数，不仅带来2007-2008年的通货膨胀，而且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造成消费和投资、内需与外需、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失衡。2008年第四季度起经济大幅度回调，虽然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有密切关系，也是经济失衡被迫进行调整的结果。参见张卓元《2008年中国经济理论前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六节经济学方法重大革新
理论经济学的第六大进展：经济学方法重大革新：注重创新，紧密联系实际，充分吸收现代经济学有用成果，重视实证研究和数量分析，勇于提出各种对策建议。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伴随着经济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经济学方法也有重大革新。举其要者有：
一、注重理论创新，不断涌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创新成果
改革开放后，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经济学家们大开眼界，逐步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禁锢中解脱出来，深入现实生活，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做出了一个又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不断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理论、对外开放理论、中国式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等，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重要成果。它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30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鼓励理论创新并身体力行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同经济学家的大胆探索并硕果累累相结合，使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创新成果成为中国经济论坛的主流。
对马克思主义重要观点也要勇于创新。21世纪初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体现了这一点。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提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此后，经济学界开展了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入研讨。据我体会，主流的观点大体是，马克思关于只有活劳动创造价值的论断是正确的，至今没有过时。尽管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但未获多少人认同。与此同时，也要看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崛起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逐渐增大，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达60%、70%以上，所以，应肯定大量的服务劳动，包括商业劳动、客运、通信、咨询、金融服务等劳动，也应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也是要随着社会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
2004年以来，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已于2008年8月写出第二稿。该书的任务就是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成果。
二、紧密联系社会主义建设实际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是经济理论研究逐步走出科学的殿堂，广泛参与和紧密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农业人口占80%的发展中大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社会化、国际化的课，又要使广大公众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一方面，这一伟大的实践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研究的支持和提供各种选择方案，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路子；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的实践，又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宝贵材料和经验。特别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过渡经济学或转型经济学，是全世界经济学家都很有兴趣研究的重大课题。中国经济学家责无旁贷，正在从多方面进行探索，对大量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寻找其客观规律性，不断丰富经济科学宝库。
三、充分吸收现代经济学的有用成果
为了学习和借鉴，改革开放后国内出版了大量西方经济学代表作，除了过去翻译出版的斯密、李嘉图、凯恩斯、马歇尔等著作外，翻译出版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进入21世纪后，还翻译出版了多恩布什的《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克鲁格曼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参见黄范章《改革开放30年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经济理论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载张卓元主编《中国经济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四、重视实证研究和数量分析
"文化大革命"前，经济学论著一般只有大体规范的分析，调研报告都不多。改革开放后实证研究开始流行起来。经济研究既要进行规范分析，也要进行实证分析。过去，我国经济学界论著不少是从概念到概念或政策注释，不利于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性，影响经济研究的创造性思维。实证分析主要对经济运动和经济过程进行客观的如实的描绘，分析其中的机理，而不对其做价值判断，也不必提出必须如何、要求怎样等说教。实证分析特别是其中的案例分析，类似于毛泽东倡导的"解剖麻雀"，有助于经济研究从具体的典型入手，掌握资料和信息，以便于寻找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并通过多个案例的比较，发现一些重复出现的共同的东西，使经济理论研究不脱离实际、违背认识的规律。一个时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博士论文，都进行实证分析，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案例研究也不仅见之于实证分析的论著中，还出版了专门的案例研究论著，对推动经济理论研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五、勇于提出各种对策建议
不仅地方和企业需要经济学家建言献策，中央政府同样需要经济学家建言献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政府调节和宏观调控的经济，如何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实施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运行，如何制订切实可行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也需要经济学家提出好的建议和对策。各种各类经济形势分析报告和预测报告很受重视，各种经济改革方案也可供政府和决策部门选择。进入21世纪，经济咨询活动也不限于国内咨询机构和团体，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有关机构、跨国公司驻华机构等，也不断参加到这项活动中来。比如，2005年我国制订"十一五"规划时，世界银行就主动提交了《中国"十一五"规划的政策》（2004年12月）的系统报告；与此同时，联合国驻华机构也提出《促进中国的社会发展--联合国系统驻华机构对中国"十一五"规划的箴言》（2005年7月）等，其中提供了许多可供我国借鉴的外国经验和数据。现在看来，国际组织的参与，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更好地用世界眼光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是大有好处的。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经济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49-1984）》，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
4.国家体改委综合司编：《中国改革大思路》，沈阳出版社1988年版。
5.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10月12日。
6.张卓元主编：《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逢锦聚主编：《政治经济学热点难点争鸣》，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9.张卓元主编：《中国经济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10.刘霞辉、张平、张晓晶：《改革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1.柳欣、刘刚主编：《中国经济学三十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