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际经贸专业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实践环节教学经验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的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体现在国际经贸专业领域，对国际经贸从业人员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要求正日益提高。具有创新能力的国际经贸人才必须富有探索精神并能积极有效地解决问题，拥有清晰的思维和判断力，熟练掌握语言的交流技巧，能准确获取信息并快速学习和反应。对国际经贸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教学内容进行改革，注重先进性、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结合、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等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一、教学内容必须反映学科领域的最新发展
1.增加新的教学内容，满足社会发展对知识结构更新的要求。
2.兼顾传授知识与能力培养的双重目标。
二、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正确处理好两大关系
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以开放性、综合性、弹性为特点，在调整过程中应处理好以下两大关系：
1.正确处理单门课程建设与系列课程改革的关系。
当前课程体系调整与改革的主要矛盾是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一门课)，仅停留在单门课程的原有框架内改革是不够的，因为各门课程彼此独立地进行优化后再相加并不等于整体的最优。首先应解决整体宏观的最优问题，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各门课程的结构、内容划分。具体到某一门课程的改革上，应当首先确定它的宏观定位问题，应从课程结构的总体上根据未来社会发展的要求，进行结构和内容的创新，认真提炼各门课程的基础性内容，同时把全球经济融合、世界经济一体化、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国际贸易理论和实务出现的新情况、中国对外开放出现的新情况，引入到课程内容之中，使课程内容不断地升华和提高。
2.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求得发展。一方面，要坚持取消那些内容陈旧、脱离实际的课程，设置内容新颖、符合实际的课程(例如经济类、法律类的课程等)。另一方面，又不能对过去所有课程和内容采取简单的、全盘否定的态度，而要实事求是地对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进行分析研究，明确哪些是过时的，哪些是重复的，哪些需要重点讲授，哪些学生需一般了解，哪些基础知识应当保留，哪些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必须补充的新的基础理论。本着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要求，我校国际经贸专业目前的课程体系结构为学科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和专业选修课的三维结构课程体系。学科基础课包括教育部规定的经济类专业必修的若干门主干课程，为学生在今后对应用经济学领域的发展打好理论基础。专业核心课程是与专业联系比较紧密的一类课程，国际经贸本科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重点、厚基础体现在对这些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要求更高上。专业拓宽的课程属选修课。这种三维结构的课程体系加强了课程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沟通，以少而精的核心课程为中心，能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
三、加强综合性和设计性实践内容建设，着力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加强实践环节，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激发学生创造性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对学生实施综合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结合国际经贸专业知识结构的综合性、实践性特征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的要求，应遵循从理论到实践，从感性认识到实际运用，从单项到综合的原则，构建一个符合认知心理规律的、循序渐进的实践教学体系。
课程实训可以包括单项技能实训和综合技能实训。单项技能实训是在教学计划内所列理论课程的配套实验，这类实训课程是较为重要的需独立开课的实验操作环节，是对一个阶段所学单门知识的应用与设计，旨在通过实验来巩固、理解、运用之前理论课所学的知识，实现知识的积累。单项技能实训一般是短期的，根据内容不同可分为理解型实训、技能型实训和任务驱动型实训。如外贸函电、国际商务谈判、外贸单证与结算、商品检验等课程在理论教学课时结束后，一般都配套有1―2周的实训。
由于国际贸易业务涉及商业机密，企业一般不愿意让学生接触到核心部分，许多学生的校外毕业实习收获并不大。为了确保学生能够全面了解国际贸易业务的实践过程，依托软件平台开展进出口业务的综合模拟实训就显得格外重要。综合实训的设计更强调专业核心知识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的关联性，强调单项技能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的整合性。在进出口业务的综合模拟实训中，学生可以利用单项技能与单科原理解决综合性问题，完成复杂连贯的工作任务。
四、广泛吸收先进的教学经验，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革教学手段为教学服务
参考文献：
［1］田俊芳.应用型外经贸人才培养研究［J］.时代经贸，2007，（5）.
［2］李虹.国际商务环境变化与国际经贸人才培养［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在如此严峻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大背景下，经济转型已先行一步的发达地区尚不能躲避税收收入增速大幅下滑的命运，而主要依靠小规模制造业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反而能独善其身？作为经济学者，笔者对此问题很有兴趣，却一直苦思无果。
副县长告诉我，其实今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很不好，日子不比北京等发达城市好过。之所以财政还能大幅增长，一是有赖于罚款收费等非税收入的增长，二是有赖于“总部经济区”的设立。
一个小小县城里也有“总部经济区”？这倒是新鲜事。他解释说，“总部经济区”就是在县城里有一固定区域，然后从外地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拉来一些企业，在此注册虚拟的分支机构。当然，实际业务还在外地做，只是开发票和纳税在县里，县里会将已缴税的地方税收分成按一定比例返还给企业，返还比例为50%-80%。2012年全县税收收入两个多亿，这样引来的税收就有一个多亿，占一半以上。
听罢此解释，其他几位地方官员也纷纷表示，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做，有些偏僻的县市甚至100%税收返还，“税款一日游”只为地方财政收入统计时在数字上好看。
原来答案是如此的简单。有观点认为“县际竞争”有利于经济发展，甚至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这确实有一定道理。回顾过去30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我们确实处处能见到“县际竞争”的身影。
但伴随“县际竞争”而来的负效应论述已经不少。在目前体制下，政府的目标很可能演化为当政官员的政绩最大化。为招商引资，可以零土地费用，可以免税，可以牺牲环境，如此等等。由此，“政府主导”自然就成了“县际竞争”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从经济学角度理解，笔者以为，“改革红利”就是“制度变迁红利”。
过去，我们主要看重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所以一说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就会提及“消费红利”、“出口红利”和“投资红利”，反而忽视了中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最根本动力――“制度变迁红利”。实际上，据有关研究估计，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红利对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贡献最大，其贡献率大约为45%-48%。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经济制度创新的结晶，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演绎和实践的典型案例。
为什么要重提改革红利？
其次，我国经济和社会长期非平衡发展所积累的“公平负债”正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难以承受之重。所谓公平负债，是指过去这些年，我们的改革在有些方面的停滞甚至倒退而带来的经济效率损失。比如经济领域的“国进民退”、“投资依赖症”，社会领域的分配不公、因“维稳”而导致的社会活力丧失与体制僵化等等。由于过去我们对“效率”的偏好和对“公平”的重视不足，经济发展上的“不平等”、“不公平”已逐渐向政治、社会等其他领域扩散。社会不和谐现象和社会价值观的缺失可能成为制约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
此外，我们还面临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的压力。经济改革进行了三十年了，而与之配合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进展缓慢。目前，改革中遇到的很多深层次矛盾，单靠经济领域的单边改革已经无法完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变革束缚经济发展的管理体制，相应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短板急需弥补。
如何继续释放改革红利？
时至今日，我们的改革思路已经越来越明晰。从1995年最初提出的“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纯经济一元转型战略，到十六大提出“三位一体”，十七大提出“四位一体”，发展到十的“五位一体”的多元社会发展战略。可以说，在当前形势下，战略思路已定，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的突破口。
从长远来看，最大的也是最值得期待的改革红利就是十报告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是说，要经济转型首先要政府转型。
从短期来看，要进行全面改革，以下五个方面可能更值得期待：
第一，2013年经济增速仍然定在7.5%是大概率事件。目前中国经济短期内已企稳回升，市场对2013年经济增长的预期普遍要比2012年高，经济增速仍有希望重回8%以上。国内经济短期软着陆的态势已经确认，但为破冰一些增长中的结构性矛盾，为经济转型进一步腾挪政策空间，政府仍会倾向于主动调低经济增速。这确实很重要，因为这彰显政府转型的姿态。
第三，提振内需应该会是2013年的经济亮点。扩大内需的地位近年被一再强调，今年更将其提高到了经济的“基础”地位，强调要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增长点。不论是因为短期外需整体不容乐观，还是因为中长期经济结构改革，这一举措都有其必然性。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发展旅游消费、养老消费等等，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内需消费将会更加多元化。但短期而言，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仍然十分关键，消费基础作用的培育绝非一蹴而就。
第四，温和的基建投资策略仍会继续，这是“稳增长”的需要。2013年货币政策仍会体现稳健和谨慎性，“边调边看”恐怕还是主基调，但2013年财政政策会在2012年的基础上适当从宽。
出口拉动中国经济成就辉煌。三十年来，出口对于中国国力的提升，改善中国国际收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1978年至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总体规模扩大了57倍。其中出口扩大44倍，年均增长达到16.4%，远远超出同期GDP的增长速度。
出口弥补内需不足的现状，从1994年开始，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基本处于正值。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外需再次成为促进中国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经济也因此进入2005-2007年依靠外需促增长的“黄金期”。
“稳出口、扩进口、减顺差”已经确定为外贸发展的“十二五”总体规划，中国外贸政策正在发生实质性转变，逐步放弃“奖出限进”思路，也不同于金融危机前的单方面压出口，而是在不影响出口的前提下，更加鼓励并侧重于进口。
扩大进口重要性凸显
由货币当局大量购买外币，以此来保持本币的低汇率，这样做的后果是长期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积累起大量过剩的购买力，最终便反映为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过度出口引发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即贸易顺差和资本顺差。双顺差导致大量外汇涌入中国，迫使中央银行不得不大量发行人民币收购这些外汇，央行在外汇占款项目下发的人民币过多，导致国内通胀压力增大。
出口的增长过多造成资源承载率过高，抑制经济实体的内生性增长动力，影响经济增长质量。以国外消费代替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不但加大国内经济的不稳定性，也削弱了国内消费的扩张。
同时过大的顺差也加剧了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目前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顺差的压力首次来自于2007年，当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7.7%，居世界第一位，外贸顺差的过快增长，加剧了中国与欧盟、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
来自商务部的资料显示，目前中国与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存在贸易顺差，虽然大量贸易顺差的产生与全球产业分工以及中国在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有关，并非中国本身意愿，却容易引发贸易争端，令中国面临来自多国的压力。在全球经济二度低迷之际，全球经济增长需要再平衡，外部环境要求人民币升值、要求中国扩大进口、扩大内需的声音越来越响。
微观经济领域中，过度出口造成了企业技术进步缓慢、效率下降。以出口导向为目的引起的要素价格扭曲是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根本原因。企业在长期依赖于扭曲的低要素价格以后，短期来看这些企业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优势会增强，长期来看可能会影响企业在提高产品差异性上所做出的努力。过度依赖出口对非贸易领域有着持续的“挤出效应”，使得非贸易领域投资率大幅下挫，就业易受国际市场的波动影响。
从中国自身的利益出发，扩大进口的外贸战略与扩内需的目标相辅相成。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未来对进口商品有着巨大需求。中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发展时期，重化工业规模迅速扩大，工业发展和城乡建设方兴未艾，投资主体将日益多元化，投资规模将长期保持较快增长，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其他投资品的需求将持续旺盛。
中国能源、资源消费率提高和国内满足率低的矛盾将长期存在。根据海关统计，近几年中国初级产品贸易除了食品、活动物和饮料以外其他均出现了较大逆差，目前进口大宗商品排前列的主要是原材料和加工贸易所需的半制成品。在国民生活水平提高和高收入人群扩大形势下，国内消费越来越呈现多样性，中高档消费品需求增大。过去一直对中高档消费品征收较高的进口环节税，使得许多消费者不得不从境外购买，今后，这类商品进口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实践证明，减出口、加快人民币升值不可行，增加进口是“减顺差”的唯一路径。2007年，中国曾冀望通过“压出口”的方式来减少贸易顺差，降低了很多行业的出口退税率，但这一政策令众多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不堪重负。
尤其是金融危机期间，出现的企业倒闭和关停造成的失业让“压出口”政策更加谨慎。而迫于西方压力，加速人民币升值，同样会使出口企业的成本大幅上升，产品失去竞争力。因此，实现“减顺差，促平衡”的经济目标，中国必须采取“稳定出口，扩大进口”的策略，通过主动扩大进口来避免加息的压力。
中国进口贸易问题
进口商品结构不合理。对初级产品，特别是对不可再生的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较少，中国进口的重要资源主要用于生产，战略储备性商品进口少。中国近年来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占全部进口额的比重都在70%以上，初级产品的进口比重却不足30%。
2009年制成品进口7161.19亿美元，占71.19%，初级产品进口占28.21%，其中，以原油、化工原料、羊毛、铁矿砂等在生产过程中高消耗、污染重的产品进口为主。美国每年进口的大量原油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马上加工利用，而是作为战略储备，中国石油储备的最大能力仅为90天的石油消费量，远远低于日本的169天。
软性技术进口少，由于国外主要技术输出国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做法，核心技术进口更少，中国进口的关键设备大多为欧美等发达国家淘汰的产品，不便于及时掌握国际领先技术。据商务部统计，2010年全国共登记技术引进合同11253份，合同金额256.4亿美元，远低于当年货物进口额13948.3亿美元。
中国一直以来主要靠国内生产满足消费需求，消费品进口比例偏低，且低档消费品严重积压与高档消费品供给不足的消费断档，造成国内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无法满足。出于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考虑，中国对一些重要的服务部门和行业（如金融）进行了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使中国在服务进口方面基本处于空白状态。2010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口1921.7亿美元，服务贸易占中国进口比重为13.8%，而世界服务贸易的进口比重为20%-25%。
1993年之前，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大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的发展速度比较缓慢，1993年后，加工贸易超过一般贸易，且发展越来越快，特别是2002年之后，各年的增长在20%以上。
中国通过加工贸易进口了大量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不利于国内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生产与优化升级。由于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在商品结构、目标市场和进出口配额等方面存在雷同或竞争，其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挤掉一般贸易，使国家税收减少。
扩大进口的可能路径
优化和调整进口商品结构。中国将重点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国内紧缺物资进口。在这方面，欧洲、美国、日本这些贸易伙伴占中国进出口大概40%左右，中国将进一步扩大进口，同时减少由于产业结构分工导致的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
将减少配件和中间品的进口，争取进口配件的本土生产，克服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附加值较低的特点。研究中国的进口产品结构会发现，进口的很多产品是中国有能力生产的，或者虽然目前没有能力，但是具有潜在生产优势的。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从长远看，国内对过于耗费土地和水资源的农产品的进口需求将持续扩大。中国地少人多，土地和水资源依赖程度较高的农产品生产不具有优势，过去强调保护农民利益，限制了进口。
中国扩进口是与欧、美、日双赢之举，随着中国市场逐渐开放,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高科技进口需求进一步增加，这都为促进双边贸易平衡提供了很好的客观条件。数据显示，中国与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贸易顺(逆)差数据，与不同国家单边限制对华出口政策的宽松程度相吻合。
利用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完善鼓励进口的一些政策，促进进口的便利化。总体而言，由于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升，加入WTO后中国关税水平持续下降，降低关税应有一定的浮动空间。中国平均进口关税水平为9.8%，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上，其中，农产品平均关税为15.2%，工业品平均关税为8.95%。
按照国内产业发展的要求，中国将结构性下调进口关税，这样有利于降低进口产品的成本，扩大进口需求。进一步降低部分先进技术设备和能源、原材料产品的进口关税，以降低进口成本，引导企业更多地进口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资源和商品，尤其是要出台支持先进技术、关键设备、零部件和国内短缺的能源、原材料三类产品进口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取消部分进口减免税。
积极改进其他价格工具，包括进口贴息、进口信贷、进口信用保险等。当前贸易进出口过程中，海关检验检疫、银行服务、税务服务，这些环节仍有较大的改革余地，这也是国务院最近抓扩大进口的重要内容。
推行扩大进口政策面临阻碍
另外，欧盟也明令禁止电子信息、新材料、传感与激光、船舶与海事设备等产品向中国出口，日本同样在高技术领域实施对华出口限制措施。各个部门对于不同产业的保护措施，可能在当下扩大进口的大战略中受到冲击，一系列扩大进口的政策可能会推行艰难，其最大的障碍主要在消费品领域，特别是中高档消费品。2010年，进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29.5%。
扩大进口对企业的影响
扩大进口，尤其是扩大进口先进的产品、技术和设备，以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帮助加工企业的发展。近期大力下调原材料的进口关税，企业有望卸下“成本压力”的包袱。
扩大进口，优化进口结构对跨国企业的影响。中国在拓展进出口市场的同时，将加强与进口市场国生产企业及商贸企业的合作，给跨国公司带来众多机遇。中国在积极扩大进口的同时，将引导外资参与绿色经济发展，支持具备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资本市场上市。
经过30年的改革，智利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企业私有化过程已基本结束，一种新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已初步形成。从当前情况来看，智利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既不在于其经济体制，也不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而在于这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局限性。
关键词智利，经济改革，经济政策，发展模式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经济改革在拉美地区普遍展开，这个地区的经济呈现出剧烈动荡和增长乏力的局面。然而，智利经济却表现不俗，不仅宏观经济形势基本保持稳定，而且增长势头强劲，1991-2000年以年均增长6.6%的业绩居拉美各国之冠(1990-2003年为5.6%)，比同期拉美地区的平均增长率(3.3%)高出1倍，成为智利发展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对于智利经济的出色表现，究竟应当如何解释智利是新自由主义模式成功的样板吗智利的发展模式究竟有什么特色本文试图就这两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对改革进程的回顾
笔者认为，智利的经济成就是政府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自主的、有创意的经济政策的结果；或者说，是智利逐步背离新自由主义的结果。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对智利的经济改革进程作一个简要的回顾。智利经济改革是在军队通过1973年“九一一”阿连德领导的“人民团结”政府之后启动的，迄今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74—1982年，1983-1989年，1990年至今。
第一阶段的智利经济改革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点，不仅严厉谴责“人民团结”政府“全面破坏了经济”，“企图把智利变成一个的极权国家”，而且全盘否定前期由国家主导的、高保护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主张建立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推行自由贸易，发挥比较优势。当时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包括放松管制，归还前政府征收的私人土地和企业，实行贸易自由化(平均关税由1973年的94%降至1979年6月的10%，取消非关税限制)，开放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反通货膨胀(包括采取货币升值手段)，等等。这些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一旦确立了市场力量的统治，资源就会(无代价地)重新配置给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工业，从而既带动出口也带动整个国民产值的快速增长。”然而，这个阶段的改革成效并不好，表现为经济剧烈的起伏动荡，其中1975年和1982年分别出现负增长(-12.9%和-14.3%)，1974-1981年的平均增长率仅为3.3%，低于1960-1970年的4.2%。虽然这个阶段出口明显增长，但进口增长更快，形成大量贸易赤字，到1981年出口已呈现下降趋势，到1982年智利因举借外债失控而陷入债务危机。
第二阶段的改革依然是在军政府时期进行的，但在政策上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弗伦奇—戴维斯把这种调整称之为“对新自由主义正统的偏离”(unadesviaciondelaortdoxianeoliberal)。他指出：“为了应对1982年的严重衰退，智利被迫调整政策以对付外部的严重限制和促进国内的复苏。于是就出现了从主要是在70年代及80年代初确立的非常正统的或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向一个更实用主义的模式的转变，包括从某些初期改革中的局部倒退。”
随着1990年文人政府取代军政府上台执政，智利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J.拉莫斯认为：“的确，在智利，从1990年起，随着民主的到来，(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偏离就更大了。发展战略虽然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基础上，但已经作了修改，旨在建立一个致力于同时取得增长与公正的更积极的国家(unEstadomasactivo)，而不是像新自由主义所说的公正是增长的结果。”弗伦奇—戴维斯对智利文人政府经济班子的基本立场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新的看法是既赞同对开放过程中的失误有理有据的批评，开放过程造成了70年代严重的工业化倒退和大批企业的破产，但同时也考虑到，新自由主义改革在16年前就开始了，并已在1979年结束。做过了的已是既成事实。翻过那一页，重新开始。”这就是说，文人政府奉行的是对原有的改革再进行改革的方针。或者说，文人政府所继承的主要是改革的基本目标，即由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内向发展模式转向外向型发展模式，由国家主导型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至于基本经济政策，则要由政府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自主地决定和调整。
二文人政府经济政策举要
1990年以来，智利前后几届文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并表现出明显的政策连续性。在本文有限的篇幅内，不能论及所有这些政策，只能择其主要者加以介绍。
贸易政策。90年代初，文人政府在保持原有的贸易自由化水平的同时，贸易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先后与拉美、北美、亚洲、欧盟等一系列国家和地区集团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智利大概是目前世界上对外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最多的国家。这一政策调整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尽管智利的贸易开放程度已经很高，但是，在当今世界区域集团化迅猛发展的情况下，一国的单边贸易开放所能获得的收益是有限的。必须利用自身贸易开放的条件，与对方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才能通过相互的贸易优惠获取更大的收益。第二，鉴于智利的贸易自由化程度明显高于其他拉美国家，因此，在90年代以前，智利的贸易政策就具有一种脱离拉美而面向其他地区的倾向。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拉美各国贸易自由化步伐的加快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向“开放的地区主义”方向发展，智利必须重新重视发展与本地区的贸易，而采取与其他拉美国家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贯彻这一方针的有效途径。可以说，90年代以来，智利通过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式明显地扩大了出口市场。
汇率政策。如前所述，智利在80年代实行根据国内外通货膨胀率的变动不断进行小幅调整的爬行汇率。进入90年代以后，外资、特别是短期私人资本的大量流入，对本国货币形成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针对流入的外资以美元为主的形势，智利政府对汇率政策做出重要调整，放弃了本币单独与美元挂钩，改用钉住多种货币即“货币篮子”的办法，增加了央行对兑换市场的干预，并对流入的短期资本采取强制存款(encaje)的政策(关于这项政策，下面再做进一步介绍)。上述政策无疑对于稳定汇率和防止货币过度升值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点对于像智利这样出口对国民经济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尤为重要。尽管在90年代中期，主要在1996-1997年期间，智利依然未能有效遏制投机资本的过量流入，以及1995年至1997年10月期间货币累积升值16%，并由此导致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的冲击波和1999年改用自由浮动汇率制，但与某些拉美国家长期采用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相比，智利在这方面所遭受的损失要小得多。由于出口市场的扩大和汇率制度比较合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智利的出口在90年代一直保持强劲增长势头：1990-1994年为10.0%，1995—1998年为9.5%，1999—2001年为7.3%。
三关于“国家”(Estado)的定位
在论及智利政府改革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调整时，我们应当看到，智利改革在追求建立市场经济、实行自由贸易、发挥比较优势、让私人企业起主导作用等基本目标上是前后一贯的。90年代以来智利历届文人政府改革指导思想的调整主要集中于对国家职能的重新定位，并把国家的干预或调控集中于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
四关于智利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科技支撑“中部金三角”金融创新新增长极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等东部沿海地区的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资源环境压力逐年加大，既有的比较优势日益减弱，传统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尤其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周边国家竞争力加剧的影响，沿海地区加快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的步伐刻不容缓。与此同时，广大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逐步完善，要素成本优势明显上升，其产业发展空间日益广阔。因此，大力推动“中部金三角”的跳跃式发展，加快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对优化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布局具有深远的重大战略意义。
一、“中部金三角”的由来及其战略定位
近些年来，国内有部分经济学家将湘、鄂、赣三地界定为“中部金三角”地带。所谓“中部金三角”是指由中部地区地理位置接近的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共同组成的一个经济区域，参见图1。三者之间分工协作不仅可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会产生强大的扩散效应，从而带动更大范围区域的集群发展。
从表1可以看出，“中部金三角”目前的GDP总量合计排名位居全国第五位，进一步集聚发展的潜力十分巨大。在全国主要经济区域中，目前“中部金三角”的经济总量仅略低于山东半岛城市群。
1、区位概况、经济社会状况
一般意义上，我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6个省区，面积为102.7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0.7%。2010年人口达3.56亿，占全国人口的26.6%。
本文所指中西部八省市，系指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包括西部地区的陕西、重庆、贵州等省市，以中西部地带八省市，加以统称。武汉自古就有“九省通衢”之称，是中部地区经济、贸易、金融、交通、信息、科技、教育、制造业中心，也是以长江水系连接东部沿海的要冲。
2、“中部金三角”在全国经济振兴中的腰脊中枢地位与区位优势
（1）区位、交通中枢。中部具有独特的区位核心优势：中部地区位于中国的内陆腹地，承东启西，呼南应北。中部地区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物产资源丰富，文明久远，人力富集，市场广阔。中部地区还具有强大的交通辐射力。
（2）产业梯度转移中的枢纽是支持西部大开发、向西辐射的最佳平台。独特的区位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相对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决定了“中部金三角”城市群将成为21世纪支撑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前进基地和示范区。
3、政策短板与现实窘境
（1）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部金三角”城市群正逐步成为政策边缘化城市。
（2）中西部特别需要具有辐射能力的核心城市群。中西部地区缺乏大都市，没有形成健康的城市生态群，难以带动和整合区域的资源和优势，也难以形成连接整个地区的产业链。从而变成了个别优秀大企业单打独拼，难以依托区域整体竞争力成长的艰难局面。中部地区，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超级中心城市，这制约着整个中部崛起的进程。
因此，“中部金三角”经济起飞，务必深化改革、打破常规、大兴创新创业之风，扎实培育优秀企业与优秀企业家，紧靠“科技+金融”，真抓实干，寻求突破。
二、科技与金融结合及其高新技术产业群建设
1、科技和金融结合，是发挥科技支撑引领作用的关键
历次产业革命的实践都充分证明，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紧密结合是人类社会变革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引擎。人类社会的一部发展史充分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2）“十二五”规划的关键词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二五”规划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根据《中国社科院2011年蓝皮书》，武汉市位居中国科技竞争力前十名；长沙、合肥等地的科技创新能力也毫不逊色。走进“十二五”，挖掘科技创新资源，并实行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中部金三角”优势得天独厚，机会无限，潜力巨大。
2、激励创新创业，积极发展中西部八省市高新技术产业
根据国外经验，在教育、科技产业密集的地带，可以建立高科技园区，以中心城市发展带动周围地区发展。“中部金三角”城市群完全可以借鉴美国“硅谷”，像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一样，着力培养自主创新、创新创业的开拓氛围。按照科技+金融+产业化+产业集群的排列组合方式，充分挖掘武汉市及其华中地区的科技资源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雄厚潜力，大力培育出“华中的HP”、“华中的微软”、“华中的英特尔”，从而极大地释放出知识经济的巨大能量，铸造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打造出又一个中国的“硅谷”。因此，应充分发挥高科技园区的骨干带头作用，抢占战略型新兴产业制高点。
3、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创设武汉“新三板”市场，弘扬创新创业精神
资本市场对于培育和发展创新企业是很重要的，它是为创新企业提供早期创业资本、中期成长资本以及后续发展扩张的持续融资平台。美国、以色列、印度等国高科技产业的兴起与发展，无不与资本市场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作为全球科技最先进、创新最活跃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发达、成熟、完善的资本市场。两相对照，“中部金三角”城市群拥有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及中科院武汉分院、合肥分院，成批的重点高校，悠久的产业基础；时至今日，却仍是沉睡的“巨人”，没有取得本来应该获得的经济成就，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三、“大金融”手段
1、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的基础作用，为中西部崛起“铺路搭桥”
应考虑建立中部地区区域性的政策性银行，以及以武汉为总部所在地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中部发展开辟更多融资途径，支持中西部基础设施、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重点项目建设，以促进“中部金三角”的发展来带动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
（1）在金融方面予以充分支持。发挥现有国有商业银行的分行、中心支行的骨干作用；创立区域性证券交易所，设立场外交易、产权交易中心等新兴市场，提高工商企业投融资效率，培育中部产业集群。
由于中部地区与东部、西部条件都不相同，如果按全国统一标准建立单一层次的全国性资本市场，很难适应中部地区特定的需要，不利于发挥资本市场支持经济发展的功能。因此，在中部地区建立一个区域性的资本市场是很有必要的。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多种融资渠道的支持，建立创业板、新三板、发展场外交易、产权交易，目的就是为新兴的、经营状况好的、有成长潜力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便利。恢复主要面向中部地区的武汉柜台交易市场，符合我国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基本思路，也符合资本市场本身的发展规律。武汉柜台交易市场能够给中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提供一个方便快捷、低成本的直接融资渠道。
（2）建立中部崛起产业投资基金。助推“中部金三角”经济起飞，选择产业基金这种形式进行投融资运作，是由其本身的优势决定的。
第一，中部崛起需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而目前国家财力和银行信贷难以满足其巨大的资金需求。从世界发达国家来看，实现基础设施融资的证券化，特别是利用产业投资基金为基础设施发展融资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产业投资基金聚小为大，使基础产业的民众投资成为国家财政投资的有力补充，就可以配合国家投资，改变中西部地区基础产业比较滞后的局面。
第二，高科技产业是充满风险的产业，依靠银行贷款来支持高科技产业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以创业基金的形式支持高科技产业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创业基金具有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优势，是支持科技发展事业，提高产业领域的科技含量，实现经济集约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3、以金融之手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择优扶植中小企业，实行“抓大放小”
对于大企业，应该促进其上市，同时发行企业债券，使这些企业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扩大规模，形成良性循环，成为中部地区的支柱。对于中小企业，可借鉴台湾经验，组建“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借提供信用保证，达到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目的，进而协助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四、“中部金三角”经济圈成为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
1、增长极理论与“中部金三角”
（1）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首先出现在具有优势的地方，比如港口、大城市、交通要道沿线和资源聚焦地。增长极产生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前者导致生产要素向极点集聚，后者导致生产要素向外围转移。增长极发展初期，聚集效用明显，增长极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扩散效应逐渐占主导地位，推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同时造成地区间的差异。
增长极理论是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国外的很多地区和国内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经济区都依托该理论为发展战略，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珠江三角洲以香港为极点，长江三角洲以上海为极点，周边各地以极点为产业龙头，按产业链从高到低进行分工协作。两区域都在二十年内迅速崛起，成为了全国经济最发达、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实践表明，增长极的形成有赖于三个条件：一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的存在；二是所在地区具有集中相当规模的资本、投资、技术、人才形成规模经济的能力；三是要有良好的区位环境条件，即周围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较好，能吸引周围厂商投资、人才和技术，才能最终促成增长极的形成。在中西部的都市圈建设中，应重点考虑这三方面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鼓励企业发展和聚集是三个关键要素。
通过反复调研、定性与定量分析，我们认为，在中西部地区唯一具有核心增长极和辐射源潜质的就是“中部金三角”。都市圈内的城市通过错位发展、特色发展和梯度发展完成了产业升级。周边城市支撑武汉做大做强，武汉又与周边广泛交流与协作，通过各城市间良性循环实现共赢。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长江中游都市带，并向四周辐射，将会极大地带动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崛起。因此，中西部八省市以“中部金三角”为极点，经济起飞，前景光明。
（2）中心城市联网辐射理论与帮助落后地区脱贫致富。中心城市联网辐射是对网络开发的进一步拓展，是指几省的若干中心城市一致行动，协同发展作用，以中心城市的经济力量进行辐射。
通过对长江中游地区实地考察，我们认为：中部地区若要解决中心城市联网辐射战略，首先要搞好城市化建设规划，形成中心城市网络。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例，可以在发展鄂东城市群、湘东北城市群和赣北城市群的基础上，推进三群融合，群策群力建设“中部金三角”；通过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网络将各中心城市连接起来，促进长江中游经济一体化。中西部八省市完全可以联合规划、互为支点，从根本上提高整体经济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2、以产业纽带来强化中部城市群与产业集群的建设
（1）国外城市群发展特点及对中部城市群建设的启示。根据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的定义普遍划分出世界六大都市圈。
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包括了纽约、波士顿等著名城市，是美国经济的核心地带，制造业产值占全国的30%，是国内最大的生产基地，也是美国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和世界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该城市群的核心是东京，它是日本经济最发达的地带，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枢，分布着全日本80%以上的金融、教育、出版、信息和研究开发机构。
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它是产业革命后英国主要的生产基地，伦敦现已成为欧洲最大、同时也是世界的三大金融中心（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以及长三角城市群）之一。
在美国的都市圈中已经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产业集群城市，如底特律汽车城、波士顿飞机城。这些城市内部已经具备了完备的产业链，城市之间又彼此相连，共同构成北美制造业带。而在我国中部地区，产业集群的模式还未完全建立，包括城市群的建设为产业集群发展创建的环境还不完善。
总之，我国中部城市群的综合优势还未完全体现出来，这就更需要结合“科技与金融”创新，科学规划，优化城市群内部产业结构，协调区域内各城市群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2）确立中心城市的核心地位，发展城市群经济。湖北武汉城市群是以一级龙头城市武汉为核心，辐射半径300公里，不仅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武汉“1+8”城市圈，还融合了湘、赣、皖部分城市，旨在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湖南“长株潭”城市群结合“两型社会”建设，应优先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扎实推进传统产业及其经济结构转型。长、株、潭三市互补、融合、集群发展，并为河南中原城市群、江西赣北城市群、安徽“合肥—芜湖”城市群协调发展作出示范。
中部产业集群主要集中于汽车、钢铁、农产品加工的制造业。其中包括武汉—襄樊—十堰汽车产业带，湖南国家新材料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基地，武汉钢铁、株州有色金属、湘潭钢铁材料、贵溪铜业基地等。
五、促进“中部金三角”城市群经济起飞的战略构想及其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就全国而言，建设“中部金三角”，有利于打造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就中西部八省市而言，建设“中部金三角”，则是探索发展新路径、建设核心增长极、建立中西部区域协作机制及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客观要求。实现中部崛起，在总体上可以采用梯度推进和中心城市联网辐射相结合的战略。以“中部金三角”为核心，实行产业集群推进，充分发挥城市群互补优势。这既符合我国一贯的区域发展思路和地域上明显呈梯度格局的现状，又能弥补极化作用进一步扩大区域间差距的弊端，实现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在宏观上，第一，要提高认识、更新观念，打破地区封锁、恶性竞争，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产品和服务的彻底开放；第二，组建规范的、权威的区域协调机构。但在目前的体制环境下，有了区域内的协调机构，在实际工作中也要引入政府行为，发挥政府协同作用，解决诸如城市区域内空气污染、河流及湖泊水源利用和污染治理问题；第三，要探寻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在操作层面上也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由国家发改委、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牵头，建立官民结合的“中部金三角”城市群规划协调性机构，科学规划、优势互补，有序推进“中部金三角”城市群建设。
第二，有效实行全员培训，变人口大区为“人口红利”，下大力气培养企业家与企业家阶层。
第三，在中西部八省市，科学规划分中心支点城市，有序建设各具特色的生态城。例如在河南信阳、湖北荆门、湖南岳阳、江西九江、重庆万州、陕西安康等地，结合产业发展、科技研发、节能环保、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推动现代服务业纵深发展，挖掘中西部人力资源，择优扶持高效化产业，大力建设中西部绿水青山式的生态科技园、生态产业园。
第四，在特色产业群、城市群优化的基础上，借鉴美、日，实行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稳步建设“中部金三角”城市群，使其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区后，中国第四个快速发展的经济增长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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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志新：产业集群的理论与实践[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4]王兴昌：武汉城市群产业结构布阵[J].中国城市经济，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