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宏观经济研究，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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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基德兰德和普雷斯克特（1982）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创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ealBusinessCycleTheory，简称RBC理论）。RBC理论在瓦尔拉斯均衡模型中生成经济周期，第一次系统地从供给角度考察经济周期。在分析方法上，RBC理论建立在典型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以典型行为人为基本分析单位，采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RBC理论的大部分研究以美国经济为背景，以中国经济为背景的研究较少。近几年来，我国学者开始尝试运用RBC模型模拟中国的经济数据，解释中国的经济波动（卜永翔、勒炎，2002；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刘树成、张平、张晓晶，2005；殷剑峰，2006）。借鉴RBC理论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对RBC理论的模型假设与验证结果加以充分和谨慎的比较分析，避免简单的拿来主义。
一、RBC理论的基本模型及结论
1、RBC理论的基本模型
在完全竞争和理性预期等条件假设下建立的RBC模型被称为RBC基本模型（basicRBCmodel）。RBC基本模型在拉姆齐模型（RamseyModel）的一般均衡基础之上引入真实冲击，并考虑消费与闲暇之间的替代。为简便起见，假设行为人的效用函数和面临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其中：Et表示在第t期的信息集合下求条件期望；茁表示贴现率；啄表示折旧率。
根据上述规划的一阶必要条件，补充初始资本存量、横截性条件、稳态时行为人的劳动供给等三个边界条件，可以得到求解最优规划解的充要条件。补充一些参数条件可以求得解析解。如果采用一阶泰勒级数展开法，在稳态附近对约束条件线性化，可以求得规划的数值解。可以发现，资本、产出、消费、劳动受技术冲击的影响而出现波动，从而给出经济周期的理论解释。
2、RBC理论的主要结论
RBC理论的主要结论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概括。
（1）经济波动的根源。经济周期根源于真实变量异常变化造成的供给冲击。经济波动是正常的，与市场失败无关。
（3）经济周期的过程。经济波动是理性的经济行为人在面对冲击时所做出的最优反应。经济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是一系列冲击引起的均衡本身的波动。
（4）政府无须干预经济。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旨在熨平经济波动的政府干预只能改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福利水平。
（5）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政策制定者根据当时的约束条件制定并宣布一项最优政策，这项政策宣布之后各经济行为人会调整自己的预期和行动，导致政府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发生变化，在新的条件下原来的最优政策不再是最优的，于是政策制定者就会采取一项与新的最优政策。前后两个政策的不一致，就导致了动态不一致性问题。
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借鉴RBC理论的可行性
1、RBC基本模型的假设条件
2、中国的经济环境对模型假设条件的满足情况
RBC理论主要研究完全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经济波动，RBC基本模型有着诸多的假设条件，这些假设条件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中是难以完全满足的。
（1）尽管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还很不完善。因此，研究1978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周期问题，直接采用RBC模型是不可行的，即使是对197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周期的研究，直接采用RBC模型也会存在偏差。
（2）由于我国存在最低工资标准等限制条件以及劳动力供需结构性失衡、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现实，价格灵活调整的假设条件在中国也是不完全成立的，非自愿失业在当前大量存在。
由于RBC理论基本模型的假设条件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下难以完全满足，因此，借鉴RBC理论研究中国的经济周期问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对基本模型进行修订。
此外，RBC模型中的参数及国外研究中确定的数据难以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例如，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所做的研究中一些参数的取值是采用King&Rebelo（1999）对于美国数据的估计值，这个参数实际上还包含了制度变化的因素，不一定适用于中国。
三、RBC理论模型应用于我国有待修订的问题
RBC基本模型本身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需要予以完善。
1、RBC基本模型无法对经济周期中就业的变化做出有力的解释
基本模型需要劳动的跨期替代弹性足够大才能对就业波动进行解释，但经验研究表明劳动的跨期替代弹性很可能小于1。另外，基本模型表明只有工资暂时性变化时才能对劳动供给产生较显著影响，而研究表明，工资的变化具有较强的持久性。
针对这一缺陷，许多学者尝试通过修改效用函数（如引入劳动不可分性和劳动契约）或修改生产函数（如引入资本利用率）形成拓展模型。
针对这一缺陷，克里斯蒂诺和伊齐鲍姆（1992）引入了政府支出。
3、RBC基本模型对于冲击过程存在很大的依赖性
根据RBC基本模型，如果生产技术的冲击是一个自回归过程，才能较好地模拟经济波动的实际情况。若技术冲击是一个白噪声或符合单位根过程，那么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结果将无法模拟经济周期中的特征事实。
针对这一缺陷，需要对基本模型进行修改，引入劳动调整成本，或者引入资本利用率和凸性的资本折旧函数。
4、RBC基本模型用索洛残差难以准确衡量真实冲击
许多经济学家将索洛残差作为衡量真实冲击的标准，但索洛残差是除去资本和劳动力供给对产出影响量的剩余量，是许多未知因素的综合，含有很大的波动性，索洛残差的短期变化也不一定都是由技术冲击造成的。而且索洛残差是否能有效衡量真实冲击也受到质疑。例如，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制造业的索洛残差经常出现下降，对于美国而言如果认为真实冲击主要由技术进步引起，那是否意味着美国制造业的技术出现退步？
5、用校准的方法检验模型影响了模型的解释力
采用校准方法而没有运用计量的方法，使得RBC模型与数据的匹配有相当大的弹性，所以当模型与实际数据的重要的“矩阵”匹配得很好时，也可能无法判断模型是否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模拟结果与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由研究者主观判断。尽管可以通过广义矩阵法对参数和变量的变化幅度进行统一的估计，但模拟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仍受到质疑。
四、主要结论及建议
本文依据RBC理论的基本模型与结论，从RBC理论模型的假设条件以及模型本身存在的缺陷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借鉴RBC理论的可行性与条件，有如下的结论及建议。
1、需要对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全面考量和分析
RBC理论的模型有着较为严格的假设条件，而中国的经济环境难以完全满足模型的假设条件，应用RBC理论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应用模型时需要对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全面考量和分析。
2、对函数的选择和模型的架构进行修订
RBC理论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对效用函数、生产函数的选择和模型的架构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一定的修订。例如：引入政府支出、引入劳动调整成本，修订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我国学者殷剑峰（2006）基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的典型事实，引入了劳动力的现期跨部门替代，构建了基于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周期模型，对我国经济周期问题做出了较好的解释。
3、重新估算各种参数
4、实证研究中样本数据的取值应考虑具体国情
【参考文献】
[1]袁志刚、宋铮：高级宏观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殷剑峰：中国经济周期研究：1954～2004.管理世界，2006（3）。
[3]刘树成、张平、张晓晶：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研究.首届中国经济论坛论文集，2005。
[4]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基本RBC方法模拟中国经济的数值试验.世界经济文汇，2004（2）。
[5]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什么造成了经济增长的波动，供给还是需求：中国经济的RBC分析.世界经济，2004（4）。
这期间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亲身经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过程,在实践中学习,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现象,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战略的调整,特别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这期间国家计委的很多职能也发生了转变,我很庆幸能亲身经历这些变化。国家改革和发展的每一步都走得很谨慎、稳妥,现在看来效果是很好的,不是照搬照抄书本,而是在摸索中逐步把握规律,寻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不断前进。
《经济》:回顾2008,中国的发展是不平凡的。您曾说中国2008年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以及之后经济的恢复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完全不一样,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是什么
张立群:这些不同源于中国处在特殊的发展阶段。中国处在全面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阶段,十几亿中国人开始从贫穷走向富裕,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市民,越来越多的人由从事农业转变成从事非农产业,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这所有的一切构成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也正是这些特点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潜力,成为我国经济实现高增长不可缺少的条件,使得我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可以保持在8%或更高水平。而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程度,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进一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来推动,这就造成了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如我国这样的快。
《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作为“十一五”规划研究的参与者,是否可以谈谈“十一五”规划的进展情况
张立群:“十一五规划”已经进行了四年,目前来说进展状况总体是好的。“十一五”进程的加快主要是靠工业化来拉动,因此第二产业的比重比规划的水平要高,第三产业比重可能比规划的要低一些。在节能减排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减排的目标应该是可以完成的。在经济总量扩大的背景下,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比2005年绝对减少了10%,这是非常难得的。从经济增长水平来看,“十一五”规划的进程或多或少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由于“十一五”前三年经济增长率是非常高的,如2006年经济增长率是11.6%,2007年是13%,因此综合看来,“十一五”期间经济的增长还是会远远高于规划目标的。
《经济》: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采取的宏观政策起到了怎样的效果哪些数据可以体现这些效果
张立群:我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采取的一系列宏观政策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GDP的增长率已经由第一季度的6.1%提高到第二季度的7.9%,经济增长明显加快,企稳回升已经成为共识。国内需求增长明显加快,今年1～7月份固定资产投资按照可比价格增长了44%,提高了20多个百分点。消费也趋于活跃,消费的实际增长率比去年同期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为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一揽子计划”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外需方面,国家采取了大量措施稳定出口。虽然现阶段对外贸易面临严峻的形势,国际贸易量大幅度减少,但是我国外贸出口在国际上所占的份额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1～7月份外贸出口负增长是22%,但是7月份外贸出口从绝对量上已经达到了1000亿美元,这是今年第一次超过1000亿美元。尽管同去年相比还是负增长的情况,但是从出口额上来看是一直增加的。
《经济》:在您看来,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会面临哪些问题
第二个就是体制问题。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率的、能促进和谐保障稳定的体制,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困难,必须不断攻坚。现在的改革涉及到很多团体的切身利益,改革推进的难度越来越大,如果处理不当,现代化的进程无论是在效益方面还是社会稳定方面都将面临很大挑战。体制问题是一个长期问题,现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比较高,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银行内在约束不够、市场化的融资方式发展水平比较低等因素导致银行贷款强烈扩张的可能性增大,民间投资特别是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比较困难。
我们现在在放开搞活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自我发展的环境已经建立起来,创业的自由度不断提高,但是基于市场竞争公平、公正、规范、有效的规则还没有完善,在用这些规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方面还有难度,这也导致了很多利己损人现象的出现,威胁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把体制改革向前推进。另外,在全面加入国际分工的进程中,在如何促进我国经济更好的发展,提高产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形成我们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保障我们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安全方面也面临重大挑战。
面对金融危机,我们要化危为机。金融危机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出现明显降温,但是另一方面,经济降温包含了市场竞争更加充分,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作用表现得更加突出,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样一个契机,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的整体素质。
第二个就是有效市场的问题，如何形成一个有效市场？怎么样来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建立什么样的机制？尤其在中国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行业之间也不平衡的情况下，如何把这些问题处理好，强化市场化、法制化手段的运用，又不伤害到后发地区的发展，是个重要的问题。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其中充斥着许多人为因素的不确定性，因此必须遵循某种方法论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本文通过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范式分别来阐述，指出研究宏观经济学问题必须注重与方法论的结合。
一、宏观经济学的特殊性
宏观经济学有其特殊性，正是由于这种特性使宏观经济研究变得复杂多变。一是，整体性。宏观经济的整体性是指宏观经济虽然针对不同的主体可能有不同的经济行为，而且经济行为的范畴会存在差异，但是从宏观层面的经济来讲，其整体性不可忽略。也就是说，社会也好，各级政府也罢，它们在宏观经济方面都必须以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在制定政策措施时，必须相互配合以达到共同的目标。二是，社会性。宏观经济的社会性是指宏观经济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要从宏观的层面上把控整个国家乃至社会的经济局面，正如本文的前一部分所述，社会及各级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主体，使得它们的经济行为具有了一定的社会责任。三是，协调性。宏观经济的协调性是指通过宏观经济活动，要促进社会各个领域的共同而协调的发展。从历史的发展长河来看，任何一个阶段的发展与进步在不同利益群体方面都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进行，也就是存在着不同步性，在这种情况下，协调显得尤为重要。
二、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三、方法论的必要性
宏观经济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的研究，并没有一个成熟的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如果认为宏观经济学科的理论不需要经过科学的检验和检测就能成功，这显然是不对的。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如果想要发展就必须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从而形成科学的行为准则，同时这种“行为准则”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中形成科学的“方法论”。在宏观经济学科研究领域，“方法论”十分重要，它是现代科学和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因此，对我们科学地学习和研究宏观经济学科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四、从社会科学方法论角度研究宏观经济理论
（一）实证主义
从研究特征来看，实证主义社会学对“科学建构”的强调依赖于把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理论构造的模式，强调科学就在于说明现象的成因，对现象的未来进行分析和预测。并对自然科学这种普遍性和精密性的精密性，主张重量化的研究方法，因此实证主义主张以事实说话，从宏观经验事实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定量研究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化，它侧重于对宏观经济数据的数量分析和统计计算。实际上，实证主义研究早已渗透到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研究有着其他方法所无法比拟的优点，如自行检验。实证主义在研究宏观经济中有很多的内在的检验，这些检验可以验证和控制经济学家在自己能力范围外的研究结论。
但是实证主义分析是基于特定引导假定下，而特定引导假定本身就存在主观性，而这两者又是无法隔离的，因此实证主义不是撇开价值观纯粹的科学研究，不同的经济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现象的实证研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二）人文主义
参考文献：
[1]沈军，白钦先.论金融研究方法论的范式转换[J].经济论坛，2006（5）：123-128.
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的主要弊端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二、计划调控是零星的，不全面的。往往是在经济环境的变化，一些规划是已经预测了的，并且已经考虑在该项目中，但有些情况是计划中并尚没有出现，没有预测更无法提前考虑的，这些情况将使预先设定的平衡被打破。例如，在发生自然灾害时、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常常令计划执行措手不及，所以，他们需要根据变化的经济环境，不断适应和更新计划，以求达到与时俱进。可是，这一简单的理想也不能完全实现，客观情况是规划方法和制度出台以后，由于政治因素等其他原因常常导致这种调整的滞后，计划调整往往滞后或者片面，不均衡，因此，在计划经济中，即使其中第一个计划是均衡的，也会因为规划调整导致宏观经济的片面失衡。为此，需要满足以下条件而使计划能够跟上经济变化的脚步：首先，规划部门出台符合客观情况的执行规划和计划指标。其次，建立有效的评估或绩效识别系统。
第三，尚未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监督体制。在优先考虑数据，技术，收益效益等环节的前提下，这些条件必须首先得到满足，在此前提下，计划经济时期，执行该计划时所产生的矛盾和不平衡也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实行计划经济，国家是不是一个很长的计划纲要下，为了实现计划指标指数不得不执行的现象出现。这些客观问题的存在，恰恰说明计划经济的环境下，宏观调控所导致的平衡是难以实现的。只要存在客观的经济失衡问题，就需要政府部门通过宏观调控激励和监督机制予以纠正。因此，宏观调控不均衡的根本原因是在计划经济的拟定和实施过程中缺乏监督和激励造成的。
二，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示
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需要，也有宏观调控。从形式看，似乎都没有区别，但事实是，也有明显的差异。要清理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合理有效的宏观调控，但如何进行宏观调控。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不同的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适用宏观调控的程度也存在本质的差异。在市场经济条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计划经济是相排斥的。反映在客观情况下有必要建立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让市场主体充分发挥本能的调解功能，让市场经济机制充分发挥其自身的调控功能，它可以不遵循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应该清楚地看到，这种模式不仅可以对计划经济，更要能够使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需要。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重复，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增长，破坏市场体系的正常功能，从而损害经济效率的增长和社会福利增加的改革。因此，应加快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改革进程。
一、研究现状
我国宏观经济预警理论的研究是从经济循环波动问题入手的，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颜德林、周鸣（1993）用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研究广西经济周期波动规律，对广西宏观经济发展趋势进行了预警、预测。王慧敏（1998）从讨论和分析宏观经济预警系统的研究发展入手，引入西方理性预期的AD-AS模型作为宏观经济预警的基础，构建了基于理性预期观的经济预警系统。贺京同和潘凝（2000）把模糊系统理论和神经网络相结合，构建了宏观经济非线性预警模型。以往关于宏观经济的研究，只是局限于对宏观经济现状的描述，无法实现对经济的动态预警。采用VAR方法构建预警模型，它可以将变量当做相互影响的动态系统，符合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
二、VAR经济预警系统的构建
1．建模思路。对于河北省宏观经济进行预警，实质就是对河北经济运行中的“关键点”进行监控，我省多年来经济调控的目标就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就业充分”，所以本文选取了能充分反映三个目标的经济变量：河北省的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人均现金收入（PCCI）三项指标，河北省GDP反映的经济增长速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人均现金收入（PCCI）代表的是增长质量。在宏观经济预警中，要特别注意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在河北省的宏观经济预警中，还要研究宏观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具有怎样的关系，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3．模型的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Autoregres
（1）
（2）
三、分析过程及结果
2．协整关系检验。为了检验上述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多变量Joh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和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的结果如表2。
经过协整检验可知三个变量间没有协整关系的假设，且均通过至多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故可断定模型中的GDP、CPI和PCCI之间有且只有一个协整关系，将协整关系标准化后写成数学表达式，并令其等于vecm，得到：
（3）
对序列vecm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其已经是平稳序列，并且取值在0附近上下波动，再次说明协整关系是正确的，即GDP、CPI和PCCI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通过协整关系（3）可是，社会消费品销售额对地区生产总值有正向的拉动作用，而CPI对地区生产总值有反向的抑制作用。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王慧敏．基于西方理性预期的宏观经济预警[J]．系统工程．
1998，16（3）
[2]陈守东，杨莹，马辉．中国金融风险预警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7）
[3]易正俊．宏观经济预警模型[J]．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21（6）
一、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力
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方向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取决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方向的选择。迟福林（2010，2011）将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上升为第二次改革的主战场，并提出其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扩大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强调向社会公共需求转型，构建适合我国特点的发展型社会体制和政策体系；三是强调政府转型，尤其突出强调从生产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应当说，这三层含义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概括性，也与人们对经济结构调整的现实直觉吻合（Poncet，2005；杨建龙，2010）。但是，如果不能找出经济结构失衡与调整的内在体制性机制和核心问题所在，就不能对症下药。
对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党的十报告提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相比，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所面临约束条件和内外环境要复杂得多，这需要找准中国经济从“结构失衡的增长”转向“结构协调的增长”所需的新的增长机制，实现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其基本路径就得依赖于要素市场化和技术进步驱动的高效工业化。不仅如此，目前经济结构调整的研究中日益重视空间效率和城市体系结构变化带来的制度红利。空间集聚可以提升经济增长中的知识外溢、规模效应，城市体系改革产生的制度红利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的配置效率和规模效应，这些均可以大大增强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和增长的可持续性。
三、空间经济结构调整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
地理集中促使空间效率提升，其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构成中的技术效率改进、规模效应等。以城市体系结构调整的深化改革而产生的效率提升，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构成中的配置效率提升（即结构红利或称“制度红利”），以及社会公平与环境污染减少带来的福利。
（一）城市体系与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空间效率
现有文献虽还未从空间效率上考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或者说两者之间的联系基本是割裂的，但讨论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对经济增长与结构影响的文献正在日益丰富。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层次：一是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分布与决定因素（范剑勇，2004；路江涌等，2006）；二是市场规模、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王志刚等，2006；黄玖立等，2008；殷德生，2010；孙晓华等，2013）；三是产业集聚对劳动力流动、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和结果（范剑勇，2008；范剑勇等，2010；梁琦，2009）。他们的总体结论是：我国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显著，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也加大了地区间收入差距。
城市体系与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空间效率的研究目前正沿着三条扩展路径：一是随着我国近年来区域经济格局的重大调整，制造业的区位分布、空间效率差异、全要素生产率结构又发生了深刻变化（张军等，2009）。二是侧重于宏观视角的城市体系与区域经济调整政策的研究导致了对小地理范围空间效率的忽视。三是现有文献正倾向于效率目标维度，未能有效地将经济可持续增长、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目标有机结合起来。
（二）城市体系与城市化道路的争论
在研究城市体系与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空间效率时自然就涉及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争论。从实际的城市结构体系看，“大城市能级相对不足、中小城市蓬勃发展”的扁平化特征相当明显（杨开忠等，2008；范剑勇、邵挺，2011）。从政策选择的倾向上看，城市化方向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形成了“小城镇论”与“大城市论”两派。以（1984）为代表的“小城镇论”者认为，小城镇可将城乡两个市场连接起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该主张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城市化道路的主流观点。“大城市论”者强调大城市具有规模效益，认为“大城市超前发展的客观规律”存在，中国应当走发展大城市的城市化道路（王小鲁等，1999）。周一星（1992）对“小城镇论”与“大城市论”进行了折中，认为不存在统一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最佳城市规模，城市体系永远是由大中小各级城市组成的，据此提出了“多元论”的城市化方针。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化道路选择的争论进入制度层面，并与其他宏观经济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对于采取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决策理由是理论界讨论的规模效益或者其他经济理性的观点受到怀疑。“小城镇论”者开始放弃“就地转移论”，强调小城镇发展应适度集中，主张发展县城或以县域中心城镇为主（辜胜阻等，2000）。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多元化的城市化道路（叶裕民，1999）。
进入21世纪以来，围绕城市化道路论争出现了两种新观点：一是新型城市化道路（陈甬军等，2009），强调经济集约、功能优化、社会和谐、城乡统筹、环境友好的统一。虽然其理论基础有待深化，但可能代表了城市化的发展方向。二是主体功能区的研究、编制与实施（肖金成，2008），将中国国土划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并提出中国适合经济发展的区域是位于胡焕庸线东南部分。
基于经济结构失衡和资源环境约束的经济事实，选择分散式城市体系在中国可能是行不通的，因为规模经济在中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及其效率、土地资源节约、环境污染治理、公共设施成本分摊上均无法发挥优势。发展特大型城市，尤其是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引领若干中小城市在空间上集聚形成城市群，这种集中式城市体系不仅有利于提升空间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在非农用地、资源供给、单位能耗与污染治理等方面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优势。
四、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重点
我国将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但阻碍消费需求的最核心因素是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增速缓慢，这涉及经济的收入性结构。目前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集中表现在“两个不同步”上：一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与GDP的增长不同步；二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与政府的收入增长不同步。20世纪90年代以前，居民的劳动性收入占GDP的比例在50%以上，2001年以后该比例开始下降，一直降到2007年的397%；而代表政府收入的生产税净额和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则从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142%和461%（魏杰，2011）。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一般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中国不到10%；发达国家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是55%左右，而中国不到42%，且呈下降趋势（魏杰，2011）。居民的财政性收入与政府的财产性收入相比，占比更小。有学者统计，我国大约有76%的财产性收入掌握在国家手里，大概只有1/4的财产性收入掌握在民间（魏杰，2009）。
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状况也日益明显，突出表现为：制造业中传统制造业比重偏大，现代高端制造业的比重偏低；产业结构不协调，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其占GDP比重一直在40%～43%左右徘徊，经济增长仍倚重于第二产业；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占比偏低；产业结构调整中技术创新严重缺乏；农业等基础产业的风险抵抗能力较低。产业的投入结构不合理，物质资源消耗太多，科技进步贡献率低，例如，2009年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8%，但消耗了世界能源的18%、钢铁的44%、水泥的53%；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紧张。这种经济结构不仅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而且在后危机时代面临严峻挑战甚至难以为继。中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不仅面临着改变产业结构不合理与一、二、三产业失衡等难点问题，而且还增加了自主创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新的更高要求。
我国经济结构四个层次的失衡，虽然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共同的体制性因素――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该模式就是政府控制了过多的经济资源和国民收入，过深地干预了经济活动的内在机理，有损于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魏杰，2011）。客观上说，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对于后进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确实有显著效果，但当经济赶超到一定阶段后需要适时改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增长中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最优。
产业结构的失衡首当其冲的原因可能是垄断，尤其是行政性垄断。要素难以在产业之间顺畅流动，严重影响了各产业之间的市场调节机制。虽然垄断行业放开股权投资，但国有经济仍处于绝对的控股地位，国有企业投资中的预算软约束和投资饥渴症又进一步恶化了产业结构市场调整机制。
经济的地区结构失衡，尤其是扁平化城市体系的形成同样与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有关。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表现为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工业化与城市化又严重依赖于对土地的征用，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垄断了城市土地供应的一级市场。财政分权决定了地方政府间激烈的GDP锦标赛竞争，导致环境日益恶化、土地与能源等要素价格扭曲，刺激了经济粗放式增长。
调整我国四个层次的经济结构的重点就在于改变目前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依靠市场机制实现经济的自主协调。其实，早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就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顶层设计，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四个层次的经济结构失衡中，首先要调整的是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之间的结构。因为，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和增速缓慢导致消费无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样经济增长就只能依靠出口和政府投资，进而形成了出口、投资和消费之间的结构失衡。出口和政府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失衡，尤其是行业的行政性垄断和国有经济过度扩张。产业结构的地区分布以及财政分权体制造就了扁平化城市体系。
五、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难点
政府干预在经济赶超过程中似乎是个常态，无论是“中国奇迹”还是“东亚奇迹”，后进国家都是通过集中资源和实施扭曲性政策达到了GDP快速增长的目的；但其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科尔奈，1992；青木昌彦等，1998；张平、王宏淼，2011），例如，严重限制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协调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这些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共同问题，但在目前的中国又具有特殊性。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规模相对较小，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是边转型边增长。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是在规模已为世界第二的背景下进行，如何在经济规模巨大的经济体中成功地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目前还没有先例。
“结构协调的增长”不仅要解决新的增长机制问题，而且要解决新的利益分配机制问题。结构失衡累积的矛盾随着经济规模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带来的规模报酬开始递减而越难以解决，并为经济结构调整造成了增长机制和利益分配的路径依赖，即“结构协调的增长”既离不开原来机制的路径依赖（张平、王宏淼，2011；张平等，2011），又必须赋予新的内涵。因此，经济结构调整的难点就在于，需要找到脱胎于“结构失衡的增长”中某个增长机制并使其在“结构协调的增长”中成为可能，是否可能的判断依据就是效率导向。投入驱动的增长向效率驱动的增长转变，必须排除阻碍市场机制和创新机制充分运行的制度障碍。
六、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基本路径
（一）要素市场化和全球化驱动的高效工业化
在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下，政府保持对部分重要资源过大的配置权力，并以GDP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考核标准。在这种体制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不断增加土地投入和资本投入为前提，土地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资本或信贷资源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手中，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还造成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其结果是，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改变。因此，高效工业化的驱动力首先在于要素市场化。按麦迪森（2001）的理论逻辑，成功的经济结构转型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是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依靠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依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通过提高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的工业化才是可持续的、高效的（Helpman，2004）。高效工业化道路不仅要追求“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更是追求要素配置效率的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前提条件是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尤其是市场制度的创新，而不是简单地从劳动与资本要素驱动转向创新要素驱动。要素驱动模式若忽视了要素市场的培育，那必将导致要素价格的扭曲。
没有哪个现代国家的工业化是在封闭条件下完成的，要素是在全球市场进行配置，这意味着中国的高效工业化总是以扩大经济开放为背景。开放是获取新知识、促进技术进步的有力手段。FDI和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使发展中国家研发部门的高技能劳动需求上升，进而促进着内生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殷德生等，2011）；中国的出口产品质量和产业结构随着贸易规模的增加和市场开放度的提高而升级（殷德生，2011，2012）。但此种获取方式要取决于一国甚至一个行业内企业间的各种差异，尤其是技能劳动需求与供给、技术吸收能力和要素报酬差距。例如，中国若过分地依赖外资和追求新企业的引进，忽视本地企业的“干中学”，这将导致经济增长质量下降（殷德生、黄腾飞，2010）。高效工业化还需要在技术进步方向的选择和减少环境污染中寻找经济结构转型的新途径。技术进步方向选择会影响资本深化的方向和深度，而提高资本密集型部门比例却可能诱发不利于减少污染排放的经济结构变化。解决这些复杂问题，取决于效率取向的市场制度创新。目前上海自贸区就是试图通过制度创新提高要素市场效率的改革，其意义在于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制度体系，实现要素在全球市场的最优配置。
（二）空间效率驱动的高效城市化
城市化的空间集聚与规模经济效应推动着技术创新、服务经济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从理论上讲，城市化率和投资率呈倒U形关系，城市化率和消费率呈U形趋势；随之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经济结构将由投资拉动演变为消费拉动，这个转折点通常认为在城市化率为67%左右达到（张平、王宏淼，2011；张平等，2011）。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刚超50%，正处于依靠城市化进程推动结构调整的黄金时期，但与经济赶超时期投入导向的城市化不同，与“结构协调的增长”相适应的是效率导向的城市化。效率导向的高效城市化倡导从扁平化城市结构向相对集中式城市结构发展，以同时实现空间效率提升、政府主导增长模式改变、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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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本数据说明与实证分析
本文以a股上证指数、gdp、货币供应量m1的变化幅度作为变量。样本数据取自国泰安金融研究数据库的季度数据，取样范围为次贷危机发生后的2008—2011年。采用每个季度股指涨跌幅衡量a股上海证券市场行情，记为lnszzs，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gdp和m1涨跌幅度，分别记为lngdp、lnm1。需要说明的是，类似于gdp平减指数的效果，这里用“gdp季度涨跌幅/（1+cpi）”来衡量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情况。因为通货膨胀因素在宏观经济研究中是不容忽视的，如此处理就适当考虑到了这一重要因子。
（一）协整检验与回归分析
为了避免谬误回归现象的出现，首先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作协整检验，即分别检验上证指数的波动与经济增长、货币供应量变化是否互为协整关系。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是正确使用经典回归分析方法建立回归模型的先决条件。由eviews得到的检验结果如表1、表2所示。
表1中，lnszzs与lngdp之间的协整检验t=25.93267>15.49471=adf0.05，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残差项是稳定的，因此上证指数涨跌幅与gdp增长率是协整的，说明了两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表2的t=19.42503>15.49471=adf0.05，表明lnszzs与lnm1是协整的。协整检验说明，样本数据满足本文选取的计量模型，可以进行实证分析。
（二）脉冲响应分析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中极富争议的一个问题。作为金融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引申而出的股票市场和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也是最近研究热点之一。我国股票市场发展非常迅速，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因素。在这种背景之下，研究股票市场表现和宏观经济变量的经验关系，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他们研究发现，TSE股票价格指数和六个宏观经济因子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而Binswanger（2000）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经济，用子样本滚动回归方法研究发现，股票收益率和实质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不成立。
从上述国内研究文献可以看出，研究重点大多放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上，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仅仅是研究中的一部分，很少涉及关于宏观经济和股票市场表现之间的经验检验。
二、模型设定及数据选取
宏观经济对股指波动的影响主要体现政府宏观调控、市场变化以及消费者行为方面，因此建立一个包含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情况、房屋价格变动、通货膨胀及消费者信心指数的VAR模型，模型形式如下：
Yt=C1Xt-1+……CnXt-n+ξt
其中，Yt=[AINDEXt]Xt=[AINDEXt，Rt，M2，GDPt，HGINDESt+HOUSEINDEXt，CPIt，CCIt]，C表示常数项。其中AINDEX表示上证收盘综合指数；R分别表示利率水平和M2同比增长率，用以衡量货币政策；GDP分别表示GDP增长率和HGINDES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两者结合衡量宏观经济变动；HOUSEINDEX表示国房景气指数，CPI衡量通货膨胀，与宏观经济变量一起表示市场变化；CCT表示消费者信心指数。样本区间为2001年1月―2013年12月共计156个样本。
三、实证结果
建立VAR模型，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经过检验，所有的变量都可以通过平稳性检验，可以用来构建VAR模型，在此基础上，为了保证模型的稳定性，进行AR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具有稳定性，如图1所示。
（一）滞后阶的确定
进行VAR模型检验的最后一步就是确认滞后阶，模型滞后阶的选择过程如表1所示（最大试算阶数为2）。
根据表中所示，LR、FPE、AIC准则都显示最优滞后阶数为2，SC、HQ准则显示最优滞后阶数为1，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我们选取最优滞后阶数为2。
（二）VAR模型和脉冲响应
我们得到VAR模型形式如下：
AINDEX=0.857088397461*AINDEX（-1）+
0.126504716401*AINDEX（-2）-0.00230273338677*CCI（-1）
-0.000963551505897*CCI（-2）+0.0093385588814*CPI（-1）
-0.0195604202722*CPI（-2）+0.00942041778789*HGINDEX（-1）-0.0140177132655*HGINDEX（-2）+0.0138781296713
*GDP（-1）+0.00954420314823*GDP（-2）-0.000221171008889
*HOUSEINDEX（-1）-0.00501632789264*HOUSEINDEX（-2）+
0.0043259281095*M2（-1）-0.00657125075722*M2（-2）+
0.00636285095489*R（-1）-0.00643171398778*R（-2）-
0.007661618
R2=0.96
四、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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