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分化解体是必然的，现在建立底线思维已经是防患恨晚。
下图（图1：略）展示的是美国参议员们在白宫前面砸日本电器，美国工人在砸日本的汽车。
因为，日本战后再工业化崛起，主要得益于消费品工业的市场空间，比如电器和汽车大量向美国出口。由于美国依然需要在世界上维持军事霸权，不可能将工业生产能力转向民用，那就竞争不过日本；于是，在美国限制日本搞军重工业约束下日本工业能力大量转向民生工业。1970-80年代，日本是美国最仇恨的工业国家，朝野一致把日本叫做“经济怪物”。
日本国家主权的控制和中国不一样。日本长期被美国军事占领，而中国是主权相对完整的独立国家，所以美国对中国表现为排斥。中国是发展中的资源大国，只要不断地维持着资源货币化、资产资本化，经济长期趋势必然是向上增长的，由此大量的资本涌入中国，希望参与资源的资本化进程；海外资本大量流入中国，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因为这是个驱使海外资本流入才能维持虚拟经济扩张的国家。
当前之所以发生美国主导的“新冷战”，是中国被西方列为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被说成“修正主义”。然而，西方社会的不满原因，是中国没有完全放开本币自由兑换，认为这涉及国家金融主权，没有放任外资参与中国经济的金融化过程。但如果要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金融开放，恐怕中国已经遭遇灭顶之灾好几次了。相反，中国获得了相对比较有规模的外汇储备之后，在世界资本市场上针对美债做出了一系列应对性的策略调整。
我们必须清醒的知道，全球化的竞争主体不是个人，因此以个人为单位的自由主义不成立；也不是企业，只把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当成竞争主体也不成立。全球化的竞争主体是国家，如果在全球化竞争中失败则是国家失败。中国如何参与全球化的国家竞争，这是教育界，乃至思想理论界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只有以举国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才有可能在全球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否则简单照搬西方意识形态，将很难应对全球化解体的大危机！“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冷战的阶段性演变与全球化内在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完成了对西欧日韩控制，主导了资本主义体系重构，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美元成为主要的国际贸易支付和储备货币，美元霸权初具雏形。而苏联以经互会完成对东欧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形成“一个世界两个体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战后的全球性生产过剩和通胀危机的同时期，中国因先后被美苏封锁，遂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世界”划分，客观演变形成了“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进而重新塑造了产业资本全球危机之后的“老冷战”阶段的世界地缘政治三分天下的新格局，打破了美苏两大霸权分割世界的“二元格局”。
二战后，伴随美苏双寡头地缘政治格局初步形成，派生出两个雁阵式重工产业转移。实质是在产业资本阶段的发达工业化国家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产业，一方面籍此占有发展中国家资源和劳动力等低价格要素的资本化收益；另一方面，先发国家从产业资本国家变成债权国，进而由债权国的比较优势形成了一套要求债务国顺从债权国制度体系的所谓制度改革要求。
中国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开始恢复跟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从那时候开始提出引进西方设备和技术，到1980年代则大量接收西方输出的产业，随之开始了按照西方产业输来的制度和技术标准推动的深化改革。诚然，这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而且是从毛、周时代就开始了。当在经济基础领域中大量使用西方国家的生产体系的时候，包括管理部门在内的上层建筑发生变革是必然的。所以从改造中国传统的军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起，中国进入了对外开放带动国内制度调整的改革，一直延续到现在。在这个融入西方主导的产业资本全球化过程中，中国集中了世界所有大类产业、中类产业、细类产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结构，期间也对产业资本“在国化”的制度结构做了深刻的调整。这些，奠定了中国产业资本大国的客观地位，本身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客观过程。
当1991年苏联东欧解体之后，世界进入所谓“后冷战”阶段，实则是金融资本霸权控制世界的金融全球化阶段。这个过程中，欧盟因就近占有了苏东解体之后的资源性资产货币化的巨大收益——欧洲的硬通货，无论是德国马克、法国的法郎、意大利的里拉，都就近就便地占有了苏东庞大资源性资产的货币化的机会收益，因此从欧共体整合为欧盟接着发行欧元，遂跟美元发生两大金融资本之间的对抗性冲突，引发在欧洲周边的地缘热点冲突。美国无论参与哪场战争，都是美元集团在对欧元做打压，直到把欧元打到相对比较稳定的低水平上，“后冷战”才算相对稳定。欧元现在占到了结算货币的37%左右，美元38%左右，双方差不多，但是储备货币仍然以美元为主。总之，从1990年代到现在，世界金融资本竞争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中国金融资本正在加入这种竞争，将面临很多难以预料的风险。
随着中国新世纪演变成债权国，而西方主导国家则变成债务国，接着遭遇通胀；高债务和高通胀作用下西方对中国的打压相当于“赖债联盟”。为了转嫁危机，西方将“老冷战”的意识形态作为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工具，强拉中国进入“新冷战”。
据此看，从产业资本全球化到金融资本全球化，加上三个冷战阶段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当西方债务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不可调和的全球化内在矛盾最终可能如产业资本全球化的解体连续发生战争一样，在今天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解体时也会走向复合战争。
从这个角度看，在产业资本全球化解体阶段，中国先后经历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而且，这些影响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区域性热战都是国际战争。朝鲜战争是16个直接参战国和5个后勤援助国，共21国对中朝作战，苏联只有空军参战；朝鲜战争之后，发生在中国周边的是1960年代的中印边境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及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总之，历经多次战争才稳定了二战没有完成的亚洲地缘政治格局，使中国得到较长时期和平发展的历史机会。
现在俄乌冲突是金融资本全球化解体被战争画句号的一个典型事件。一旦热点地区爆发冲突，就会出现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后果。但这些事情不是人的主观意识能够左右得了的。那中国是否可以回避冲突的历史教训，尚还不明确。
所以，中央强调要守正创新，或者可以叫“守正应变”——2020年就要求转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把底线思维当成是各项工作依据，把综合性安全作为发展的基础，亦是为了应对全球化解体的大变局。
中国应对全球化危机的客观经验
金融资本阶段的金融危机在外围国家多次发生。而其在核心国的爆发，则是始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演化为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海啸。这个时期中国的主要经验，实际上是两次在不同阶段的生产过剩。
第一次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中国外需大幅度下降，外贸拉动增长的能力大幅度下降，也成为导致40万家国有企业倒闭、4000万国有职工下岗的原因之一。当时主管外贸的副总理建议紧急启动内需和建设投资，接着是朱镕基新任总理组织各个部委提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债增发计划，主要推出了“西部开发”、“东北振兴”，“铁公基”等，数万亿基建投资稳住了濒于崩溃的国有部门；总之，中国是以举国体制有效应对了危机。
而后2001年美国“新经济危机”爆发，大量西方产业资本涌入中国形成了FDI促进的“高增长”。同期，当中国的国有银行开始转变成商业银行，这些没有经验的金融单位马上就进入混业经营的时候，遭遇美国爆发新经济泡沫崩溃危机，大量西方资本投向中国，出现了一方面高增长，一方面高通胀，而一般实体经济在高通胀压力下，都是不景气的。
所以新世纪的中国是外资拉动和基建拉动的高增长，但并不意味着中小企业为主的国内实体经济进入了一个利好时期，大量资金析出实体进入股票市场。于是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同一年中国发生股灾，约7万亿资金蒸发掉。到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接着是2009年因外需下降中国第二次出现了生产过剩，约有3千万打工者失业，6万多家沿海外向型企业倒闭！对此，中国再度转向大规模增加国内基建投资，还是靠举国体制渡过了危机。
在这样一个应对危机演变过程中，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最大的比较优势——资产规模。从过去是个资源型国家，现在变成一个巨大的资产型国家。国有部门在资产扩张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表现。现按照国家发改委领导人所讲，全国几十年的投资拉动已经形成了1300万亿的社会总资产，这其中大量是厚厚的国有沉淀资产，客观上形成了拉动大量投资的三个资产池。
第一资产池是1998年开始的国债投资拉动基本建设，当时有以下战略：第一是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第二是三纵两横的高速公路、铁公基（传统基础设施），第三是西部退木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等。这些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形成了中国的“投资拉动型增长”，积极的正向作用是把90年代严重不景气的国有部门拉起来了。因为大量的基本建设是国企承担的,所以1998年以来连续多年的以铁公基为代表的国家基本建设，使国有企业在国债投资拉动增长的过程中得到了搭便车的机会。
当基本建设做起来后，得到搭便车机会的是民企，主要得益于第二次资产池的形成——房地产。人们知道90年代曾经兴起过一波房地产高潮，但大都折戟沉沙了，因为基本建设的铺垫没来得及去做。而当国家在新世纪把基本建设、水电、路、气、宽带都搞起来了，就节省了房地产开发公司30%的基本建设投入，变成投资方的机会收益，很多民企成长为房地产头部企业，因此第二资产池带起了一批民营企业。同时，还产生了一个正向作用，世界上都在大放水，美国放出来的水60%冲击着大宗商品市场，中国是世界上进口最多的国家，发生了输入型通货膨胀。不过这在中国之所以不表现为CPI没发生通胀，原因是房地产把增发的货币吸纳了。
现在打造的第三资产池，则主要是以中央投资7万亿加强乡村振兴可能带动的海量多元投资。中央明确提出，在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程度的现代化的时候，基本解决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到2050年实现全面现代化时，要同步实现全面乡村振兴。诚然，这需要相当大规模的县以下投资。现在提出乡村振兴7万亿投资，主要瞄准的是行政村以下的自然村，基本建设投资渗透到毛细血管。中国现在大约还有300万自然村，这就意味着按现在的设想，第三资产池带动的应该是县域经济。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三次全球化是一个西方主导的大趋势。产业资本阶段的全球化引发两次大战，其本源是产业资本“在国化”条件下的生产过剩，导致产业资本全球化的解体。接着是金融资本全球化，因金融危机的连续爆发，而形成了金融救市的大量增发，增发的过剩流动性直接冲击大宗商品市场，再造成西方那些依赖进口的国家在本来就高负债压力下叠加了高通胀，导致现在金融全球化进入一个解体的危机阶段。
在全球金融过剩条件下，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决定生存还是死亡。
从现在情况看，华尔街金融海啸以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西方的资本纷纷流向中国。很大程度上如果实际上这种金融资本流向不能改变，对依靠金融资本流入才能生存的美国来说就是致命的。
对中国来说，新世纪以来的第一次股灾是2007年，蒸发了7万亿；第二次股灾是2015年，蒸发掉21万亿。客观的看，两次都跟金融的相对放开有关。事实上中国一直在推进货币化和资本化、以跟进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但这些年资本市场上一直起不来，原因在于中国企业很多要上市，IPO增量太多，股市还没起来就上了一批新股，股价就又压下来了，也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完成货币化和资本化，特别是过去留下的资源性资产还没有完成货币化。比如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对应的资产池还有很大空间，乡村拥有巨量的资源性资产还没有进入货币化。
进入新世纪以前，中国的体制的财政银行不分家，过去的银行不是商业银行，而主要是中央的宏观调控工具。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当时朱镕基总理主持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盘点国有银行发现不良率高达30%以上，其中至少一半的坏账是因为银行跟财政不分家，承担了国家财政的工具性作用。所以银行不是银行。1998年开始推进银行的商业化改制，10年后，中农工建四大行2008年完成上市。这种客观情况下，无法拿中国的金融数据跟国外比。
中国1992年以后才进入货币化，2001年以后才有商业银行。可见，西方从80年代就开始、90年代全盛的金融全球化对中国而言仍然没有完成；实际上货币化和资本化都没有完成，所谓资本化的过程就是不断的IPO，而货币化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开放原来的资源型经济的领域，比如乡村。现在大量的人愿意下乡，是因为乡村有相当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没有完成货币化，产权交易很大程度上是非规范交易，这些金融领域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所以，不应该太像主流那样主张中国马上做资本市场完全放开，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等等。稍微缓一缓，等中国用自己增发的货币来完成主权可控范围内的资源的货币化，其背后隐藏的是国家的货币权利，也就是说货币信用背后是国家政治主权。所以中国跟一般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尽管中国要积极融入金融全球化，但是中国至今仍然把控货币和资本两大金融化市场进程，因为中国没有完成资源的货币化，没有完成资产资本化。在这些事情上利润太大；如果拱手相让，不论对方的动机如何，总归是让出自己的利益。
对当前局面，应采取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我们一般不太认可继续向房地产输血，因为已经严重过剩了；也不太认可继续沿着过去加快城市化的方式推起增长，那意味着大规模进口原材料和能源的发展方式很难做调整，在西方产业资本大量涌入中国的情况下，大量进口是有可能维持一段的；而一旦遭到全面制裁，这种大进大出的融入全球化的模式，很可能被迫中断。所以哪怕是出于避险，中国也需要多点向国内大循环转变的准备。希望这个世界还能给中国留下一个必要的时空条件，能有机会把原来外资高增长结构中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利益矛盾逐渐调解顺。
中国战略转型方向
世界上之所以租源不同，在于殖民化之后形成了三大类资源租地区，殖民化地区（殖民地）、宗主国地区、未被殖民化地区（原住民地）。亚洲作为原住民大陆的资源租基本保留在原住民国家手中；而殖民地大陆的资源租与原住民无关，这些外来殖民者占据的国家能够获得巨额的资源、成为资源型大国，并且能够以资源租来承担金融资本危机的代价，其先天条件比中国要好得多。
贫富分化在任何经济的阶段性上升变化的过程中都必然发生。比如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升级，产业资本阶段大量使用劳动力的格局就会发生变化，大量的劳动力没有就业机会，只能靠救济，社会两极分化产生的严重撕裂也是不可避免。比如华尔街只能容纳30万人就业，而大纽约地区有两千万人。
需要注意的是：越是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基尼系数越高。以中国为例，香港是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的地区，基尼系数大大高于大陆；世界上最高度现代化的是美国，基尼系数高于一般国家。
当发生这些社会对抗性矛盾的时候，西方最大的优势在于他能够转嫁危机的代价，也叫做代价转移或者成本转移。
为此，早在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就明确了改出西方发展路径的重大国家战略调整：1999年中国提出“以人为本”，所谓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那时候就提出了。接着，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放弃单纯追求GDP的发展方式，开始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要求和包容性的可持续增长相结合；到2004年提出了和谐社会、2007年提出了生态文明发展理念，2012年明确了生态文明发展战略。2022年在二十大报告又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点：我们的现代化是规模巨大的十四亿人口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协调的方式实现。这种情况下才可能“和平发展”，否则，如果按照西方现代化模式，一定是对抗性冲突。
但转型的过程是艰难的。
在新的一代领导产生之后，中国在发展战略上做出了相当深刻的调整。生态文明发展战略所带来的一系列调整其实主要是针对的是原来在非生态化的发展阶段，以工业化时代的“产业集群压在城市带上”形成了巨量的污染源、造成了相当严重的资源枯竭、生态破坏。中国从2012年正式明确以生态文明作为发展战略以后带来了一系列的转型，而这个转型直接影响了在原有发展模式上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真正的深化改革在于能不能让各种利益群体接受调整。
这个过程中接连发生的问题是：靠大规模的国债增发拉动投资在金融海啸造成外需下降之际很快再次出现生产过剩，所以中国2014-2015年先提出的是经济下行期和工业供给侧改革，要求“三去一降”：第一去就是去产能，如果工业生产过剩，再加上通货膨胀，那么在典型滞胀危机压力下实体经济一定是留不住资金的；于是出现资金析出先进入股市投机，后又进入房地产，这也是客观必然。房地产当然会带动成千上万种产业，这毫无疑问，但并不意味着这是健康的发展方式，于是中国开始做出多次调整，才压住了房地产金融化的势头。
可见，只有当大危机到来，几乎所有的利益集团都受损的情况下才会接受调整！现在这场危机是坏事，但也是也是朝向生态文明转型、对原有利益调整的历史机遇期。
中央的精神非常清晰，中国的制度创新在于如何把过剩的金融头寸导向生态资源的货币化、生态产业的资本化，最终推进生态资本深化。因为中国是三级台阶地理分布、五大气候带，千差万别的资源环境，有着巨大的吸纳生产过剩、金融过剩的能力，能不能有效转型取决于如何安排制度。
我们团队在研究中给出一个模型：即如何在县域经济上实现县域产业化。
下面这张在资本过剩条件下中国生态化转型的路线图（图2：略）是我的云学生做出来的，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我们的思路，怎么才能从原来的一般深度融入全球化所形成的过剩转向新的生态发展战略。
而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上，中国发展重点应该积极构建第三大陆桥。
我们知道，第一大陆桥是西伯利亚大陆桥，第二大陆桥是从中国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服务于产业资本全球化。第三大陆桥我们称为“亚非陆桥”，是中国以自身基础建设的经验和能力向发展中国家作开拓，现在形成的初步结构是从华南进入华中进入西南，从西南进入西北，穿过青海进入南疆，从南疆再向西延伸，再向南进入伊朗修建的六国铁路，穿越阿拉伯半岛进入北非，接下来就是整个泛非路桥的建设。
这一带沿线有世界人口的60%、世界资源的70%，但只有40%的GDP，且基础设施多数还是中国建设的，因此从第三陆桥的角度而言，中国体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总之，能不能继续沿着举国体制走下去，决定着中国未来在全球竞争中能否保持不败之地。
（本文根据温铁军教授在2023年2月14日于德邦证券2023年经济与投资峰会发言整理）
温铁军：全球过剩与中国的第三资产池-中国应对全球化危机的战略调整
本文系温铁军教授在2023年3月20日于德邦宏观金融大师系列讲坛·第五讲中的发言整理，已由本人审阅。
温铁军：CCTV年度十大经济人物
全球资本过剩导致的全球危机
目前的危机与建国初期的第一次危机及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等危机相比起来并不算严重，但有几点较为重要：1）上个世纪危机以国内因素为主，但新世纪以来的危机既是融入全球化的危机，也是全球化解体的危机，国内危机以国际因素为主；2）中国所遭遇的困难并不是孤立的，全球范围内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更严峻，如美国近期暴露的债务问题，中国虽然困难，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具有成长性；3）国内的所谓“收益”是指机会收益，如果找不到努力方向、看不到国内发展的机会所在，那么即使有获益的可能性也因抓不住机会而失去。4）如今世界竞争体现的机制是竞“劣”而不是竞“优”机制，并不是看谁比谁好，而是在看谁比谁坏的过程中有没有办法从坏的困境中解脱。
当今全球危机的根源是“资本过剩”
尤其是当主导世界经济发展的各国都由于资本过剩缺乏扩张空间而逐渐熄火，中国却还能起到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这其中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的财政金融机制和西方国家不同。我国是发债投资，方向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即打造了拥有巨额设施性资产的第一资产池，任何搭上基建便车的业态都有机会获得收益空间。
这个情况起因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国第一次遇到由于严重的外需下降而导致国内经济增长乏力、生产过剩的情况。外需陡然下降导致大量企业倒闭、职工下岗，于是我国采取了“三纵两横”高速公路的措施，以大规模推进高速公路建设的投资方式来拉动增长。同时，我国籍此推出区域发展再平衡的国家战略，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连续三大战略的9万亿投资拉动了增长，挽救了一大批国有企业。因为基本建设需要的大批水泥、钢材等原材料和大型机械工程设备等，通常只有国有企业才能供应，所以搭上这次便车的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
2000年后中国经济逐渐复苏，恰逢美国2001年新经济泡沫崩溃及“9·11”事件爆发，经济危机叠加政治危机让西方资本认为其资产安全性受到威胁，于是大量跨国公司资本涌向基本建设条件最好的中国。外企在这一过程中搭上中国基本建设便车，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形成了外资拉动增长，并且带动了制造业的发展，由此“大进大出”成为了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
美国实行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救市，造成大量资金流向大宗商品市场，全球油价和粮价急剧飙升，出现了全球通胀，尤其是原材料通胀。彼时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需要进口高价格的原材料，因此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帮助美国消化了量化宽松造成的原材料价格通胀。由于许多跨国公司生产地在中国，我国无论是受到通胀还是通缩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都是外资在直接操作，即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战略是一个系统，一方面制造通胀，另一方面通过中国等国家的制造业消化通胀。美、欧、日等一系列量化宽松政策造成全球通胀，我国用全产业生产能力来配合跨国公司，帮助西方消化其制造的恶性通胀。在这一过程中，全球通胀危机也转嫁到了以中小企业居多的配套外资做外向型经济的企业，即为外资配套的企业承接了更多的通胀转嫁，而这类为外资配套的企业大多数为私营，导致了明显的结构差异，也就是继续基本建设的是国企为主，而参与外向型经济的私营企业严重不景气。于是私人资本从实体经济析出，先后进入了完全放开的股市、楼市等投机领域，出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大量私人资本参与到投机中，同期，包括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只要放开便有大量私人资本涌入。于是有了吸纳过剩资本的第二资产池。
2014年美国停止量化宽松政策，欧洲和日本也相继停止，全球进入通缩。我国则是输入型通缩，进入经济下行期。可见，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经济波动以外部因素为主，全球范围内也都如此。据此可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内宏观调控能有效应对输入型通胀或者输入型通缩，这是逐渐融入全球化遭遇输入型危机的经验过程。
"三新"思想指引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的“自觉革命”
我国领导人在新世纪第三个十年之初提出了“三新”思想：国内大循环的新阶段、以人民为中心的两山新理念、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的新格局。
乡村发展是我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现在的重大结构性变化是城乡融合，也是中国在被全球化危机打击下的新发展空间。然而，由于我国此前构建投资系统时基本参照了美国在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阶段所创造的金融工具及其运作机制，因此不能适应如今的打造第三资产池需求。
此外，大量金融机构存在如何下乡、如何把生态资源转化为货币化交易的资产、如何将已形成资产价值、体现出市场价格的货币化交易资产推进资本市场等问题。这是我国在重要调整过程中必然会面对的一系列问题，也是需要学习和探索的知识。
如南方山区的林业，一般70％左右的林木覆盖率就是郁闭状态，大致能达到每年8％以上的林木增值率，这是很可观、很稳定的净收益，但我们缺乏这方面做投资的实践与探索。
如今我国很多资金淤在银行，实体经济不景气导致存贷比难以提升，金融实际上是过剩的。针对金融过剩问题，2019年中央提出金融供给侧改革。我国已拥有美日两国总和的货币量，单纯计算工业实体经济的GDP，则已经是美国的两倍。
国内金融与西方根本性不同，是中央规定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即使想按照西方走虚拟资本扩张的路，也要考虑如何把国内尚未完成货币化的资源型资产通过交易形成资产价格，使未来能够通过资本品设计推进资本市场，即扩充第三资产池。
过去我国的基本建设投资为国企提供“搭便车”机会打造了第一资产池，使我国拥有全球价值量最大的基础设施资产。同理，全球其他国家并没有形成像中国如此规模的金融资产。
21世纪中国所提出的生态化转型可直接表现在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与过去所提的现代化相比有很大调整。过去我们将工业化+城市化+金融化+数字化做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和路径，而党的二十大所提出的“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使过去以加快城市化带动房地产的发展方式在此次调整中相对淡化，不再是需要扩充的资产池，也不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方向。在过去旧阶段，大量金融工具服务于工业化、城镇化、房地产，如今城市化的说法相对淡化，新阶段已到来，我们却没有相应的金融工具来应对。
新阶段即生态化，二十大将生态化表述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要是因为真正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化是人在人文社会的各种结构中回嵌于自然。历史和实践证明，过去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的、严重破坏自然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因此，我国生态化转型调向以乡村为重点，因为只有乡村还大部分保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方式。
需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
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要面临新的挑战，那么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实现乡村的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
二十大后明确把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同步，在2030年实现中等发达程度，同时实现农业农村的初步现代化，到2050年要实现全面现代化，同时实现全面乡村振兴，意味着国家做出了重大战略调整。这一战略调整会引起一系列经济建设方针的调整，我们过去在旧阶段形成的经验及基于这些经验形成的认识，都是应被调整的领域。
总之，我国正在就各种新挑战进行积极调整和应对。
全球资本过剩与世界经济演变的长期趋势
中国在没有完成自主的经济资本化过程，就先开放了资本市场。大量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在中国的这些资源性资产变成可交易的资本品市场化过程中，外资甚至直接参与到了中国的一级市场。但另一方面，我国金融界仍然摆脱不了国家宏观金融政策调控工具的特性，之所以二级市场上长期低迷，在于中国的IPO规模很大，因为我们有大量资源性资产需要货币化，货币化后的资源性资产作为企业资产需要资本化，因此需要直接融资市场上不断打新股，造成市场长期熊气弥漫。客观而言，由于我国把资本市场当作直接融资工具，理论上并没有给予资本市场投机获利的希望。即使接受美国模式，恐怕也只有在完成了这些资产上市融资的需求后，才能成为美国那样的资本市场，走美国现在的路。在此之前，控制股市涨落是稳定直接融资市场的宏观需求、政策需求。所以，我国股市是政策市，是为了融资需求而设立的，不是为了投机需求设立的。外资进入中国是客观事实，尽管波动很大，但长期看一直稳定上升。因此，中国按照原有的发展方式，货币化和资本化速度很快。
由于我国国内市场足够大，因此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我们开始更偏向于国内的需求。
这一时期所谓的互补，实际上是我国的“双重输出”：既向美国大量输出一般商品，帮助维持美国大量增发货币条件下的市场价格相对稳定，CPI不涨；又把贸易盈余所获得的美元拿来买美债。因此，这一中国对美双重输出时期的中美战略关系最好，美国当然不会如现在这般打压中国。
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对全球转嫁危机的情况之后，我国做出了应对改变。主要是因为美国不负责任地向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过量倾斜流动性，造成了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严重上涨。同时，美国又允许欧盟大量增发货币以挽救欧债危机，同样向世界市场倾泄流动性，以及后续允许日本等。因此，美国通过量化宽松的方式联合西方六大央行，重新建立了世界新的西方金融霸权核心。在现行规则下，我国大量贸易盈余回到国内必须兑换成人民币，实际上外管局只能把这笔巨额美元外汇用在美国国债市场上，相当于配合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然而，经过我国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一系列努力，如推动“东盟+1”、清迈协定、亚洲的本币结算等，韩国、日本、德国等的加入，使得制造业国家开始整合全球货币关系，影响了美国作为金融资本霸权国家的利益。
过去欧盟之所以能发行欧元，在于对东欧过去那种非货币化的巨额资产做货币化整合得到的利益。东欧资源价格、劳动力价格便宜，且设备也被欧洲新设备市场完全覆盖，整合东欧使得欧盟区内贸易利益大幅度增加，区内贸易大幅高于区外贸易产生了本币结算需求，于是欧元问世。而欧元问世后币值长期高于美元，对美元形成了打击。此后，宣布用欧元结算而不用美元结算的伊拉克、伊朗、北朝鲜等至今被美国打压，美国也在欧洲周围不断制造地区冲突来增加欧洲的难民包袱、增加欧洲债务，这时欧元结算占比虽然增加但储备占比被压制，但由于欧元占世界贸易量的比例还是很大，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也还是有所下降。
亚洲的区内贸易世界第二，作为的新的货币整合体系，进入到国际金融资本竞争时，同样也会发生很多矛盾。中国开始有重构东亚地区区内贸易、在货币整合上参与全球竞争的可能性时，美国就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如在亚太地区部署军事力量、挑起中国与周边各国家之间的矛盾等，以防止亚洲区域整合。
这是世界资本主义在金融资本阶段的客观的内生性矛盾。
今天全球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都是因为全球主导国家引领着世界经济进入到金融资本阶段而发生的不同金融资本集团之间的斗争。因此，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提出的区域整合、“一带一路”等，与100多个国家实现双边货币协定，各自用本币结算而弃用或少用美元，极大地挑战了美国的金融霸权。
世界经济发展的长期客观趋势是不可逆的
中国实体经济已发展达到了一定规模，工业GDP早已超越美国，美国80％以上的GDP由虚拟部门产生，而我国主要是实体经济。我国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已经赶超了，却并没有哪个领导人想在这种赶超之中来替代美国，然而对美国而言，我国提供的资本输入不断下降，导致美国的债务无法维持，债务规模与占比持续上升。因为金融资本集团占有的收益不会向社会分配，社会的两极分化就需要用财政去做弥补，所以美国的财政是消费型的。而我国的财政往往是在经济下滑时政府直接出手干预的工具，借助举国体制搞基本建设来拉动经济增长，即投资拉动型。
金融扩张与债务扩张是资本主义的内生性矛盾
在我国，三驾马车（外贸、投资、消费）轮流发挥作用。50年代-70年代这30年我国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从未鼓励过消费；80年代我国放开消费后，立即发生内需拉动，但同期也遭到了通货膨胀等一系列危机，同时由于我国对西方的话语魅惑认识不够，也导致了一系列宏观调控压抑内需的问题；于是到90年代我国开始外需拉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遭遇外需大幅度下降，才又改为投资拉动；新世纪以来的最近二十年基本是投资拉动，只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是投资和外需，现在仍以投资拉动为主。
我国债务对应的是实体资产。这与美国不同，美国的债务用于消费，而我国增发国债是用于投资建设。因此，我国对应资产的债务是可变现的，只需要继续投资、维护债务形成的设施资产能够变现，就可形成现金流。因为我国没有设置这方面的市场，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金融工具，所以很难把债务变成可变现的资产。
美国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债务是消费型负债，不可能形成对债务的抵补，也不可能变成有效的可变现资产，因此债务不断增加。当债务达到一定高度时就会演变为冲突，因为其他国家不会再提供资本流入，而资本流入下降就会出现债务爆雷，应对债务爆雷最好的办法就是收割仍有剩余的地方，战争就很难避免。
下图（图1）即当年战争形成的原因。
中国属于全球创新指数较高的国家，且资本盈余较高。我国存款率高达44％，是世界上存款率最高的国家。在银行的利差不断缩窄的情况下，各个银行都比较困难，因此我国仍需增加投资拉动增长的空间。目前来看，应对全球危机要靠增加对乡村的投资，同时将大量的资源型资产转化成可交易的资产。
1989年美国带领外资撤出，而80年代正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外资突然归零，导致我国经济进入了长期衰退期，这时邓小平提出了“两个不要怕”。到1993-95年我国财政收入大幅下降，不能支付各项政府开支，更遑论搞基本建设。同时，经济下行也导致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当时的经济形势下，我国很谨慎的控制国债发行规模，直到后来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在其他金融工具都无法使用的情况下才选择突然大规模以千亿级增发国债，这是一个客观过程。
化解外部输入性危机的第一和第二资产池
在危机压力下采取逆周期调节，是中国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应对华尔街金融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风险时的有效经验。这两次逆周期调节客观上分别形成了“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这两大资产池。房地产崛起是搭了基本建设的便车。土地变现则支撑房地产金融化扩张，由此形成第二资产池。
房地产将人类长期生存所依赖的土地资源在短期内变成物业资产，甚至直接变成金融市场交易的资本，这就导致了大量吸纳货币流向房地产。于是我国出现了房地产金融化的现象，导致大量民间金融资产被房地产占用，同时带动了相对较高的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金融化带动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如居民借贷55％以上买房、企业借贷51％以上也进入房地产，实际上把金融资产相对可用的头寸都投向了房地产，但房价涨落不计入CPI；一旦房地产下滑就变成资金占压）
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和地方政府债务泡沫是绑定的。房地产的积极作用是相对比较大量地吸纳了货币，使得我国在大规模增发的同时，没有爆发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类似的通货膨胀危机。事实上，第二资产池既有一定问题，但在弱化通胀上也有一定客观作用。这种情况下，土地变现把长期的资源型的资产通过一次性变现的机会收益带动了金融扩张，也使得中国金融资产总量达到了相对较高的程度。因为房地产吸纳的资金量过大，当房地产进入下行期时，新增的金融资产积压在银行无处可去，所以现在的目标是想办法让银行改善存贷结构。但是按照旧阶段的粗放数量型发展，确实没有更好的空间。
生态转型与打造“两山”、“三化”的“第三资产池”
现在要考虑国家的重大战略转型，应面向新的发展方向，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及进一步推动生态资本深化”的“三化”的“第三资产池”。
自然界孕育的生态资产本身可以计算预期产生的增加值，但这些增加值的交易并没有被资本市场接受，我们也没有努力开辟这样的交易市场。例如，长期以来我国只有北京和黄山两个地方有林权交易所，交投都很少。
1988年我在农村实验区曾设计过农村的乡镇企业产权的直接交易市场，当时有大量的社会资金涌入，但由于被认为是资金体外循环，导致被制止关闭。其实投资人很清楚在资源交易中产生的增加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当时大家愿意投资进来，但当时主管部门就没有对此赋予必要的市场条件。
我们现在正面临着第三次消费升级，使得“第三资产池”具有客观可行性。
第一次消费升级是1980年的“老三大件”升级为半奢侈品“新三大件”（彩电冰雪洗衣机），第二次消费升级是2000年的“新三大件”升级为奢侈品“房+车+海外旅游”，第三次消费升级是2020年的新冠打击下升级为追求“生命价值”。在疫情的打击下，第三次消费升级很大程度上会带动世界上中产阶级规模最大的中国中产阶级绿色主义的投资方向，这是根本性的转变。因为，我国中产阶级人群是美国的两倍，但由于国内长期消费主义导向，我国中产阶级中只有少数人开始转向绿色消费、简约消费。长期以来，我们把所谓“消费”视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与美国等国家相比，绿色消费等概念正在逐渐形成较大的影响。新的消费升级会以中产阶级的消费为主导拉动农村中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实现，这将成为“第三资产池”的重要条件。
空间生态资源“非标性”“公共性”的定价难题需要新生产关系。
生态资源是整体性的“生命共同体”，具有难以分割的特点。所以农村资源的价值化实现和金融部门很难对接。“山水田林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具有显著的非标性，这就导致金融机构不能按照现在的运作方式介入，并且客观而言此类生态资源还具有公共性。好在中国现在要进入的是新阶段，要改变旧阶段的“粗放数量型发展”，就得深化改革：一方面要把企业逐渐转型为社会型企业才能达到质量效益型发展，另一方面要重构新型市场经济，而不是按照过去的老市场经济简单地一卖了之。
在新型县域经济要求的推进新型市场改革方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城乡两个要素市场融合的改革，各地都出台了鼓励市民下乡的政策。例如在浙江、福建、江苏等地已开始把下乡的市民赋予村民权利，让他们可以参与到村委会选举，使他们可以获得代表新村民的权利在村内治理上发挥作用。
县域“三化”发展的主要路径—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培育多样化市场主体，建设新型县域经济
要推进新型生态资源价值化的“第三资产池”，需要把工作重点下沉到新型县域经济，在县域形成“三级市场”。首先要在村内形成一级市场，即原始生态资源定价的内部交易市场。其次二级市场通过产权交易所，因地制宜地把省级的股权交易中心、产权交易中心下伸到县市级，在县市级形成的产权交易所可通过产权直接融资来吸纳间接融资。同时，让地方财政形成一个平台公司，把村级经过“三变”改革后形成的财产的可变现部分向上做到县级平台公司，以县级平台公司代表各个村公司所形成的资产规模来对接县域内商业金融的过剩头寸，并且大量的过剩头寸沉淀在县级商业银行。县级通常有上百亿过剩资金可用到本县新型县域经济发展上。第三，县级平台公司可以直接对接村级公司，把新型村集体经济直接改造成工商企业，这样一个县可以多一两百个中小企业，农村中的各种经济活动就可以计入县域GDP，通过产权交易进一步完成价格实现，价格实现的资源性资产可以再进一步进入三级市场做资本产品运作，增加它的交易预期增加值。这样就可以形成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以城乡统一要素市场来推动城乡融合，这与现在党中央要求的改革内容是高度一致的。
现在很多人关心市民下乡遭遇到农村产权不清楚的问题，他们认为要想投资就必须有稳定的产权关系。我们当务之急是通过建立相对较规范的产权交易市场来形成可被法律处置的产权关系。农村产权交易所先得经过相对较完整的精调，形成清楚的产权信息；之后，才能通过公开招标来完成交易，并且要由交易所、律师事务所、公证处三家出具交易合法性证书，最后是这个产权可以变现。
县域生态资本深化与金融供给侧改革
县域生态资本深化与金融供给侧改革结合，探索“两山”理念下的金融创新，形成信贷风险处置的闭环。
县域“三化（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生态资本深化）”发展，需要以“两山”新理念来统筹金融与农业两大供给侧改革，既需要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出发、考虑过剩资本下乡的合理路径；又要探索通过“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来实现“生态资本深化”的深改要求。整个体系要从“三变”改革入手，因为生态资源的产权边界与村域的地缘边界是重合的，还因为最终在县域对生态资源做资本化处置时，交易的最终回购商应该是村级公司。比如，有人种了一片名贵树种黄花梨，一亩黄花梨预期产值是1-2亿，但其产值在未来不在当下，因此现在只能出售其股权期权。如若卖出无人购入时，那么村级公司就是黄花梨最终的回购商，因为所有资源都长在村域的地面上，回购价格和交割方式是交易失败的投资人止损问题。
总之，当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农业供给侧改革两大供给侧相结合，就能够打造出乡村振兴作为国家第三资产池的相对较大的容量。
我们的案例研究表明，安吉县“两山银行”就是以盘活乡村存量资产、收储生态资源、提质增值做资产交易、最后变成生态资本产业化经营的方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资本闭环；在林木蓄积量较高的地方，如福建南平建立的“森林银行”，则是通过政府介入和林业部门结合形成有较大规模的集约化经营，同时做出符合大康养产业需求的林业结构、林分结构调整，这些多元业态经营方式都能产生预期增加值并可做为资本交易；此外，浙江“两山银行”的生态资源储蓄单，反映了相对比较完整的资本闭环手续；石家庄汇融银行在县域范围内以资金链上形成的平均收益率的方式来推进县域范围内的产业在不同环节平均利润率的提升，以此让产业和金融直接结合形成相对较稳定的产业化关系。
总之，应对全球危机的第三资产池，需要贯彻三新思想深化改革才能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