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大有深意，值得你认真学习。
请钱颖一教授用几句话总结改革开放。他又讲到了那三句话，但顺序有所变化。他说：
“这40年中国到底改了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三条：一是实行对外开放，二是把激励搞对，三是让市场起作用。前一条是‘开放’，后两条是‘放开’。40年来导致中国经济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如果要问哪些是与此前最不相同，但又是促使中国成功最关键的因素，我认为就是这三条。”你看，这个高度概括，逻辑非常清晰。
如果你仔细看全书，你会读到他的欣喜和乐观，也会感受到他的担忧和谨慎。他不断强调，要学会对中国经济进行整体判断，学会看关键、看趋势、看结构；同时要对改革仍然任重道远做好心理准备。
在这本书中，钱颖一教授从刚才提到的三个维度，梳理了中国经济的九个问题。根据我的阅读理解，可以总结概括为五个视角。
这是所有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起点和最终指向。因为中国经济在当代之所以不同凡响，中国之所以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新兴经济体，就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这是多数人的共识，在学界也没有争议。
但是，究竟如何理解改革开放，我看到了太多完全不同，甚至对立冲突的答案。其中最主要的争议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究竟如何重新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构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激励机制。
可以说，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分析和回答，可以很好地检验一位经济学家的学术能力和价值观念。而钱颖一的结论和分析逻辑，只要你真看了，了解了，很难不被他说服。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我认为他可能是除了张五常之外，对中国经济解释最深刻的华人经济学家。
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就更多了，比如之前我们讨论的张五常从新制度经济学所进行的解释。钱颖一的分析大框架是他最擅长的转轨经济学，也就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最重要的是，他在书中回答了非常核心的问题：中国这些年来的持续高速增长，究竟是偶然的特例、不可重复的奇迹，还是符合*本规律的、并不特殊的增长和发展？对于这个问题，钱颖一的论述和解释非常充分，尤其值得重视。
从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到阶层结构、财富结构，钱颖一的分析思考是比较完整的，他直面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制度性困难和挑战，同时又对转轨经济中的顶层设计和市场创新，保持审慎的乐观。他所提出的观察经济结构和转轨成败的多种视角，尤其有启发性。
钱颖一曾经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近距离感受到硅谷的创新创业模式，再对比中国企业的经营环境和创新创业，他的解释分析可以说非常充分。
这可以说是钱颖一教授，对中国市场经济建设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和改革建议，仅此一点，足以让他位列最重要的华人经济学家之列。
为什么他会特别强调，法治建设对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关键作用？如何从制度建设上，避免出现他所说的“坏的市场经济”；又如何以法治为*础，走向他所主张的“好的市场经济”？这都需要从历史角度和全球角度，重新思考市场经济本身的优势和劣势。
所以，从改革开放、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到企业创新和法治市场，钱颖一教授对中国经济的思考是全方位的，并且在每个重要领域都有非常精彩的分析和看法，理解他的思想，就是理解中国经济。
说完他对中国经济现象和改革开放的学术性解释，我还想和你说说钱颖一教授的学术经历，以及他所代表的国际和本土经济学的研究高度。
他的履历不复杂，“文革”后的第一批学霸，1977年上了清华数学系，然后1981年赴美留学，先后在哥大、耶鲁和哈佛读研究生，最终以马斯金和科尔奈为导师，拿到了哈佛经济学博士学位。然后在斯坦福和伯克利等名校任教，2002年回到清华，2006年接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2018年卸任并继续在清华讲课至今。
在书中，他还披露了一个有趣的事实。他1990年在哈佛大学拿到埃里克·马斯金教授指导下的博士学位，成了马斯金第一个华人博士；一年后，许成钢和王一江成为马斯金的第二批华人博士；1992年是李稻葵，1993年是白重恩。
他们共同的导师埃里克·马斯金，因为在公共选择、博弈论、激励理论等现代经济学最*础的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获得了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接下来，就看钱颖一和他的同门师弟们了。
过去近20年，钱颖一教授的主要工作平台，清华经济管理学院，是中国经济与金融研究的重镇。它的首任院长，是***。
更令他们自豪的是，每年高考，全国一半以上的各省文理科状元会选择报考清华大学，其中一半至80%进入清华的文理科状元，又会选择到清华经管学院，或者经常来学院蹭课。
所以钱颖一绝对是中国经济改革和经管教育的双峰人物。读他的书，是你贴近了解中国经济转轨和增长的重要路径，不可错过。
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专家学者都作出过回答。
从不同的视角来看，上面这些答案都有道理。确实，在改革开放的这40多年里，导致中国经济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如果要问哪些是与此前最不相同，但又是促使中国成功的最关键的因素，钱颖一认为，就是做对了三件事，
2018年，他又把这三句话的顺序换了一下：“一是实行对外开放，二是把激励搞对，三是让市场起作用。”他还进一步总结说，前一条是“开放”，后两条是“放开”。那么，为什么是这三条呢？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先来看“开放”。在经济学界，一直有一个讨论，那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二者有没有先后顺序和主次之分？
2008年，钱颖一教授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很难说改革和开放之间有没有简单的先后次序，因为他既可以举出开放促改革的例子，也可以举出改革促开放的例子。但他认为，有一点是确定的，如果不开放，中国有的经济改革难以推进。
比如，他提到了中国的银行业改革。2001年，中国在加入WTO时曾经承诺，到2006年底，中国的金融业要有一定的开放。他认为，这是促使中央下决心，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的重要原因。
其实，钱教授举的这个例子，只说了开放促改革的一部分原因。曾经有一位金融高管说起银行业改革的更多情况，听完很是感慨。中国的银行业改革和金融业开放，真是非常不容易。
据这位高管介绍，当时有一家国有银行要进行股份制改革，引入战略投资者。他们先找了一家有钱的国有保险公司，每股要价1.02元。但这家保险公司认为，银行资产质量一般，出价1.01元，一分钱也不愿多加。后来这家银行去找外资银行，对方直接按1.02元投资了。结果，这家国有银行半年后顺利完成股份制改革上市，入股的外资银行获得了50%以上的账面利润。三年后，这家外资银行按承诺约定退出，股价已经接近3元，等于3年赚了2倍的利润，一时引发议论。
正是因为这家国有银行以对外开放的方式的股份制改革，给投资者带来了不错的收益。后来其他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时，寻找战略投资者就方便多了，国内国外无数机构打破头，抢着入股。所以，开放大大促进了改革。
除了金融业，很多具体产业领域，也是先对外开放，再向国内投资者，特别是民营企业放开。比如，现在全球规模最大的汽车产业体系。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所有的汽车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由于多年技术落后，车型老旧，经营难以为继。这些汽车企业纷纷引进外资，上汽、一汽、二汽和天津，分别和德国大众、法国雪铁龙以及日本丰田，合资生产桑塔纳、捷达、富康、夏利等合资品牌轿车。到了2000年，以李书福为代表，多家有一定实力的民营企业，开始向国家申请汽车生产资格。当时高层的决策逻辑是：既然汽车业向外资开放多年，现在市场更大了，也可以向民营企业放开。于是李书福的吉利汽车拿到了“准生证”，一大批民营汽车公司先后成立。虽然这些年很多企业失败了，但吉利、长城、比亚迪，已成为中国汽车业主力。
所以在2018年，钱颖一教授把“实行对外开放”放在了第一位，我个人非常赞同，因为中国就是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赢家。
你可以看看过去40年里，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和外汇储备增长，你会发现，全球大市场给我们提供了充足的资金、资源和需求，也为我们实现技术交流和对外投资，提供了无限可能。
说完“开放”，我们再来看“放开”，也就是钱教授提到的另外两点：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
所谓把激励搞对，包含了两层意思：
改革的初衷，既希望确保计划内使用，也给市场一定活力。但很快，这些产品和汇率的双轨制价格差异，就被一些暗箱操作所利用，于是政府不得不相继终结这些价格双轨制。
至于让市场起作用，更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钱教授强调，让市场起作用和把激励搞对，二者缺一不可。
因为在他看来，仅有激励还不足以发展经济，因为经济是由千百万人组成的，如何使每一个人的利己行为，转化为全社会的福利，就需要协调机制。而市场，通过价格和竞争等机制，能够使个人分散的经济活动协调起来，变得更有效率，从而增进社会福利。
那应当如何让市场起作用呢？要知道中国可是实行了几十年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一下子向市场经济转轨，非常不容易。
对此，钱教授的答案也很明确：那就是重新调整政府与个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就是重新确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这一点不难理解。比如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物质供应匮乏，上街吃个饭也不太容易，所有的饭馆是国营的，饭馆的门不好进、饭也不怎么好吃，你还得有钱有粮票、肉票。
后来随着粮食、肉食和蔬菜供应充分，粮票、肉票都不需要了，饭馆也不需要国营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全国各地私人餐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很快就把餐饮业变成了一个以民企为主，让市场起作用的繁荣行业。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钱教授总结认为，改革前和改革后，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政府干预减少了，市场作用提高了。原来是一部分行业、产品和服务有市场，一部分垄断行业没有形成市场。但从1998年开始，电信、能源、金融等领域，市场起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与此同时，关键的制度变迁出现了。在高层推动下，让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在2012年写进了官方权威文件，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本原则。从此，中国经济再也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更加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也有必要的管制。
在我看来，钱颖一教授用简简单单的三句话：实行对外开放、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就提纲挈领地抓住了中国经济成功的要害，解释了改革成功的核心原因。
这三句话也充分体现了钱教授的*本价值观：全球化、效率化和市场化。这是对中国改革的历史总结，又何尝不是对经济增长的未来期许。所以我认为，他可能是除了张五常之外，对中国经济解释最深刻的华人经济学家。
其实，世界上的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些经验，用在公司管理上也同样适用。
这就需要先说一说，钱颖一教授的经济学思想框架。他是现代经济学的信奉者，也就是相信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可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
具体来看，钱颖一教授最擅长的研究领域，属于“转轨经济学”，也就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他重点研究的就是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转变。
在现实中，经济转轨主要有两种模式。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他是如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特性进行分析，以及他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有何判断。
2015年4月，钱颖一教授曾说过：经济增长不能仅靠需求方的拉力，也就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这三驾马车；还要依靠供给方的动力，对于现在来说，那就是创新。
在他看来，中国正处于一个非常好的创新机会中，虽然历史上有过很多类似机会，但现在面临的创新机会，特别适合中国的环境和文化，这就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互联网+”很容易做成大规模产业。
不过在当时，不少专家学者并不赞同。如今回头去看，过去这6年里，恰恰就是他所说的*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商业创新做大做强了。腾讯、阿里、京东、美团、滴滴、小米，都是在这6年里迅速规模化、平台化。
虽然这些互联网巨头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但它们在过去这几年里，确实极大受益于中国市场的容量。
结合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你已经知道了不同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就是经济制度改革、资源动员和创新。那么，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增长，又具有什么特性呢？
早在2008年，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性，钱教授的看法就与众不同，他说：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和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以及中国至今为止经济成功的原因，其实都不特殊。
首先，他引用了一位经济史学家，对全世界过去1000年经济增长的量化分析，发现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其实并不特殊。
单从中国自身来看，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可以说是千年不遇；在这几十年里，中国大陆的增速也快于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
但钱教授换了一个思路，把日本以1950年为起点，韩国以1962年为起点，中国大陆以1978年为起点，分别往后看30年，观察它们的经济增长。结果发现：这些东亚经济体曾经都有过长达二三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由此可见，中国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实际上，这应当是一个常识，却被很多人忽略了。比如日本，在二战后率先迎来经济起飞，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日本经济的黄金时代，年均GDP增速在8%以上，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韩国的经济增长虽然晚于日本，但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一直是全球瞩目的新兴经济体，GDP年平均增速也在8%以上。
中国大陆经济的全面起飞，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逐步呈现的。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也受益于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尤其是加工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逐步向中国大陆转移。而中国，恰好有充足的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优势。
所以钱教授才说，从不同历史维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特殊。为此，他在书中举了三方面的例子：
钱教授提醒说，从这三个指标来看，中国碰到的具体问题也不特殊。因为这就是在经济改革和社会转轨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一定会碰到的典型问题，但也都可以逐步得到改善，并不值得过于担忧。
钱颖一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特殊，*于这一结论，钱教授提出了他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重要判断：今后30年将会有更丰富多彩的结果，但也将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这些不确定性，他认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对于这一点，钱教授分析认为，虽然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是开放的，但它们不是大国或大的经济体；苏联是一个大国，但谈不上开放。所以在过去100年里，只有美国作为开放大国崛起，并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那中国可以作为第二个开放大国崛起吗？
你应该还记得，在2020年疫情比较严重的时期，对医疗防护物资的需求，让很多国家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制造业的重大作用。那些被他们曾经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制造业，如今向国内回流的速度也开始加快。
其实前几年，美国就认为国内制造业严重“空心化”，对中国制造、德国制造依赖过多，于是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试图重振美国制造业。这其实就是美国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关于经济结构，有很多不同的划分维度。
那么，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又如何逐步实现了结构调整的优化？我们来看钱颖一教授的分析。
说到经济结构面临的挑战，钱教授认为，各个国家情况不一样。在中国存在问题的地方，有可能是别的国家期待加强的地方，比如刚刚我们提到的美国制造业回流问题。
其实，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直到1996年才比较明确地提出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核心原因是当时消费严重不足。到2012年3月，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钱教授分析说，中国经济结构要破解的挑战很多，通常和“三驾马车”有关：
奇怪的是，这些挑战大家从上到下一直有共识，也都表示要下决心予以破解，但为什么实际执行效果并不明显呢？
钱教授进一步分析认为：经济结构调整，不仅要对这三方面进行比例的调整，还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那什么是深层次改革呢？他认为，就是要调整政府与居民、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这个任务如果不能完成，经济结构调整就很难实现。
为此，他还列举了一些有力的佐证。
比如当时大家热议，中国消费太低是因为储蓄率太高。钱教授提醒，如果细看数据就会发现，主要原因不是居民储蓄率高，而是政府部门的储蓄率高。
再比如当时热议的投资过高问题，钱教授也提醒说，从20世纪90年代起，全国各地的道路等*础设施投资，以政府和国企投资为主。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央紧急启动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也是政府和国企投资为主。民企和外资主要在一些竞争放开行业投资，比如家电、机械、汽车和房地产。
所以钱教授在2012年提醒，看到经济结构调整不够理想，更应当注意到深层次的制度性困难、障碍和挑战。通过深层次的改革，调整政府与居民、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经济结构调整才有可能成功。
顺着钱教授这个结论，我们继续看他的分析。由于投资的重要性和争议性，我重点结合他的分析，从资本回报率看投资占比增长是否有内在合理性。其中，有几点事实我们不容忽视。
1978年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2年，经济制度明确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后，中国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但当时最明显的瓶颈，就是交通、电信、能源等各种*础设施建设严重落后，再加上城市化和房地产的发展，以及中国制造业崛起带来的工厂建设和设备更新，中国投资井喷了。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投资，严格地说叫固定资产投资，也就是花钱建设看得见的东西，比如道路、工厂、房子等。往股市里投资不在其中，除非企业从股市上融资，再把钱投入厂房或项目建设。
比如1978年至1984年，中国没什么投资和出口，消费占大头，当然那时经济总量也很小。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投资增长加快，迅速超过消费，在随后每年的GDP增量里，投资就占大头了。
特别是经历金融危机冲击后的2009年，在当年的GDP增量里，出口一塌糊涂，出现负增长；当年的消费增长也不明显；最终，就是靠投资猛增，抵消了出口的负增长，最终确保了当年中国的GDP增速在8%以上，可以说功劳巨大。
比如*础电信行业，中国有充分的市场需求，大家都看好。但除了几家国有电信运营商，民企和外资不允许投资进入。在2012年之前，类似的情况在金融、能源、航空等领域，或多或少也都存在。
按钱教授的分析和建议，如果把能放开的都放开，政府和国企投资占比过大的结构性失衡就会改善，投资效率也可能会不一样。
比如中国的汽车行业。上世纪80年代开始是外资进入，2000年后是民企投资进入，从而使汽车行业竞争充分，发展也越来越好。从2017年开始，中国的汽车生产量、出口量和国内销售量，逐步成为世界第一。
结合这些事实，我们再回到中国的投资占比是否合理的问题。此前经济学家们的研究表明，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力资本水平低、技术落后、制度环境恶劣等约束条件的存在，这些国家的潜在资本回报率通常不高，很多钱会打水漂。
在2005年前后，固定资产投资占中国GDP的40%以上，在全世界都可以说是最高水平。所以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投资偏高了，很多钱会打水漂。但钱教授认为，要判断投资是否偏高，一个关键指标就是看资本回报率的持续走势，如果回报率始终很高，那投资增长就有合理性。
为了透彻分析这个问题，钱教授在2006年和白重恩、谢长泰合作完成了一篇高质量的英文论文，通过对1979年以来中国和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同一时期的投资回报率对比分析，给出了明确回答。
这个研究方法说起来不复杂，但难在数据的收集整理和过滤。具体研究测算过程，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这本书第三章，有专业门槛。这里我直接说他们的结论。
他们研究发现：1979年至1992年，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中国的总资本回报率是25%；1993年至1998年，也就是开始明确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阶段，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是20%；1998年之后一直到2005年，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始终保持在20%左右。
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做了进一步对比，发现从1979年至2005年，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一直明显高于用同一方法测算的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也高于很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也就是说，至少在那20多年里，中国投资增长快、占比高，是有内在合理性的。只要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没有明显下降，投资还会继续增加。
当时他们的解释是，中国工业部门的渐进式重组，正在促使产业投资向资本密集型转变。从2006年到2012年，中国投资继续快速增长，足以表明这项研究非常靠谱。
而在2012年之后的近十年，投资占比之所以有所下降，一是中国很多*础设施投资完成了；二是居民收入和财富增长拉动了消费增长。此消彼长，延续多年的投资占比偏高问题，因此得到了部分缓解，但是投资对中国仍然非常重要。
说到创业创新，你可能会想起“双创”政策，也就是2014年9月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倡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这期间有很多创业创新成功的例子，从夜间经济到各行业的独角兽，比如得到。
对钱颖一教授来说，他对创业创新的理解，首先来自于他近距离观察美国硅谷的创新文化。从1990年至2002年，他曾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这两所美国名校，就坐落在旧金山周边，离硅谷都不超过1小时车程。钱教授的很多同事、学生，也在硅谷各大公司就职。
之前在展望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向时，钱教授曾明确提出，新的推动力很可能，也只能是来自创新。那么，他究竟如何理解硅谷的创业创新模式，又针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现实，就创业创新提出了什么观察和建议呢？我们一起看看。
提到硅谷，你肯定知道它是一个高科技产业区，被称作电子工业和计算机业的王国，也是创业创新者的中心，诞生了众多高科技公司，比如英特尔、谷歌、Facebook等。
但是，钱教授提醒我们，相对于其他地区，其实硅谷并没有非常特殊的先进科技和技术突破。也就是说，硅谷并不是靠科技发明而崛起的。
在美国西部的硅谷核心区，像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COO桑德柏格女士等很多大公司的负责人，大都来自美国东部的哈佛等名校。可以说，硅谷不仅吸引了斯坦福和加州的精英，也吸引了美国和全球的创新创业者。
那么，硅谷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钱颖一教授总结说：硅谷作为一个成功的高科技企业聚集地区，优势就在于，它有一种使企业家精神转换成科技创新的环境条件，钱教授把它叫做“栖息地”。具体来看，“栖息地”包括了两层含义。
用钱教授的话来说，硅谷不是计划造出来的，也不是产生于僵化的体制，而是企业家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产物。
好，到这里我们了解了钱颖一教授，是如何看待美国硅谷的创业创新逻辑。根据钱教授的自述，他对创业创新的整体看法，其实来自于两位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和熊彼特。
这些看法的核心就在于：充分利用市场的效率，鼓励自下而上的、分散的创业和创新。
钱教授说，如果把哈耶克的思想运用于创新，自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自下而上的开放式创新，是最好的利用分散信息的创新方式。
在中国，尽管从1992年起市场经济体制正式取代传统计划经济体制，2013年中央文件也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钱教授发现，其实当时的中国，依靠政府来主导经济的观点，影响力依然很大。
比如在创新领域，从政府部门、高校研究机构，到部分企业，对于政府主导创新和政府支持创新的渴望，仍然十分强烈。
在钱教授看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浪潮之所以对中国很有价值，并不在于那是医治中国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而是在于“双创”本质上是自下而上的草根活动，主要依靠民间力量，依靠市场机制。
同时，他还提醒：不能指望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完全自发形成，因为还有不少制度性障碍，事实上会影响“双创”的发展。
除了上述两点，钱教授还特别提到，清华经管学院从2002年起参与的一个“全球创业观察”调研项目，这个项目覆盖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2015年的调研结果来看，中国在有关创业创新的“教育培训”和“商务环境”两个方面，得分较低，明显落后于美国等经济体。
但从2000年起，钱颖一教授对此进行了新的思考，提出了他的新看法。钱教授认为：在计划经济和传统市场经济两种体制之外，人类社会真正努力建设的，实际上是以法治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
换一个思路来看，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但实际上有的是“好的市场经济”，有的是“坏的市场经济”。在历史上，绝大多数国家曾长期停留在坏的市场经济中。
那么，究竟如何区分市场经济的好与坏，为什么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础，是迈向好的市场经济的关键？我们一起来看。
钱教授认为，有了良好的法治建设，就能有效地保护产权。这一点非常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只有自己的产权能得到法律保护，企业家对投资的回报才会有相对稳定的预期。否则，企业生意做大了或个人财产多了，企业家都会不踏实。这不仅关乎企业家的激励，也是检验市场经济制度的试金石。
所以，有了良好的法治，企业家更愿意放手投资，经济会更有效率和活力，更容易实现好的市场经济。
与此同时，良好的法治，还可以防止两种掠夺对经济造成的破坏。是哪两种掠夺呢？
导致这两种掠夺的原因其实也不复杂，要么是政府不作为、社会混乱；要么是政府权力过大，过多干预市场。最终，这两种掠夺影响激励，毁坏效率，打压活力。
比如19世纪中期，欧美国家的传统市场经济，上述两种掠夺都很猖獗。资本家们发家致富，但是大多数劳动者利益受损，结果就是社会不稳定，矛盾很尖锐，经济呈现一种低效率。
但是，在传统的市场经济中，想要约束这两种掠夺并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实体之间的合作，靠的是双方的信誉和关系，而不是专门的机构，比如国家或者法律。
一句话总结就是，传统的市场经济，它的运行不是*于法治，而是靠权力、利益和人际关系，这些维系因素有明显缺陷。而钱教授所强调的“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国家与经济的关系，是*于法律规范。
通过立法和执法，约束私人，也约束政府。让私人和政府都不能随心所欲，在一定的边界内做事，才能实现好的市场经济。
总结一句话：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以法治为*础，以独立自主的企业为主体的自由交易经济。这是钱教授的一个核心阐述，这句话包含了四个重要信息，我们一一拆解来看：
很显然，这其中的首要和核心特征，就是以法治为*础，因为法治可以在市场经济中起到两个关键作用。
既然好的市场经济是以法治为*础，所以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钱教授认为政府就一定是有限的政府，同时也必须是有效的政府。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从有限和有效这两个重要维度来看，一方面表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成就是显著的；另一方面表明中国的经济制度，在全球仍处于相对低质量的水平上，因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还是偏多。
同时，很多关于市场制度建设的指标，比如政府的透明度、司法的独立性、产权的保护程度，以及政府的监督能力等，在中国都还需要加强。这些问题不解决，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离我们还会有距离。
既然法治如此重要，那它能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动形成呢？当然不可能。不过钱教授通过进一步分析得出，在市场经济体系下，有三种主要力量可以推动法治建设。
很显然，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来看，正是内部利益、外部压力和知识，这三种力量的结合和相互作用，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同时，这三种力量也在改革过程中，促进了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
钱教授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但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很多行为，是否有充分的约束，也还有争议。
说到底，所谓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就是政府、企业和个人，各自归位，各司其责，也各有所止。让政府的归政府，让企业的归企业，让个人的归个人，努力让三者各得其所，是值得不断努力的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