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关于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的检察意见》。
该检察意见是最高检于2016年11月26日向最高法以书面形式提出的，从六个方面，认为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该改判聂树斌无罪。
2016年12月2日，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专访嘉宾：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厅长尹伊君、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二处处长杜亚起
每一名检察官独立阅卷：没人觉得聂树斌有罪
澎湃新闻：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的检察意见》中，你们阐述了六大方面的理由，认为聂案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该改判无罪。在此期间，你们都做了哪些工作？
尹伊君：在纠正聂树斌案中，最高检发挥的作用可以用四句话、十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与最高法“同步办理、全程监督、互相配合、共同纠错”。
第一是同步办理，2016年6月6日，最高法决定提审聂树斌申诉案并交由第二巡回法庭负责审理。随后，最高检党组会决定成立聂树斌案再审办案组。
2016年8月3日至19日，办案组赴最高法院第二巡回法庭集中封闭阅卷，并将全部案卷材料复印带回逐一审查。办案组的每一名成员均独立审阅了在案全部43册卷宗及50余份视听资料，形成20余万字的阅卷笔录。也就是说，所有的办案组成员都在独立阅完所有案卷材料之后，进行分析、研判提出自己的意见。
澎湃新闻：为什么特别强调独立阅卷？
杜亚起：从申诉案件的角度来说，常规的办案是两个人。你可以选择独立阅卷也可以进行分工，但聂树斌这个案子因为是专门的办案组负责，参与的人比较多，又鉴于案子的重要程度，独立审阅更有利于发挥专案组的集体智慧。
澎湃新闻：在整个独立阅卷期间，办案组成员有没有对此案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是如何统一到最终的检察意见上来？
澎湃新闻：有没有检察官觉得聂树斌是有罪的？
尹伊君：我们办案组经常在一起研究，直到最后形成最终统一的检察意见。因为是独立阅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发表意见和看法。在这个案子上，聂树斌应被改判无罪的结论性的意见大家是完全一致的。
尹伊君：第二是全程监督。这意味着不能在法院审理的基础之上监督，需要全程亲历亲为，包括阅卷、询问证人、实地调查勘验，所以无罪推定原则落实在办案中，它不是一句空话，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上。
另外，全程监督还体现在我们跟最高法院的反复沟通、协调、协商之中。一是法律监督机关，一是审判机关，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必定有意见相同或相左之处，但对于不同的意见和认识，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以事实和证据来说话，该坚持原则的要依法坚持。
第三是互相配合。在聂案办理过程中，两高更多体现和发挥了互相配合的职能作用。检法之间互相配合不仅应该体现在诉讼程序中，在纠正冤错案过程中，检法之间更应该强调配合。为什么？纠正冤错案常常会遭遇干扰、阻力，难度远超一般案件，这更需要检法之间强有力的支持和配合，坚定纠错的决心。
第四是共同纠错。我们的检察意见里的结论非常明确，就是认为聂树斌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依法改判无罪。我们从六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均予以采纳。最高检提出的六点检察意见，是建立在疑罪从无以及无罪推定的法律理念的基础之上，这些理念也自始至终贯穿在我们每一个办案人员的心中。
能找到的证人都问了，“疑罪从无”至关重要
澎湃新闻：具体而言，作为一名聂案办案组的成员，您所坚持的办案标准和原则是怎样的？
杜亚起：办案中曾有一种声音，认为聂案原案是在“两个基本”（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证据标准上认定的案件，按照当时的证据标准是正确的，不应按修订后刑诉法的证据标准评判为错案并加以纠正。
我们认为“两个基本”和“排除合理怀疑”在本质精神上始终是一致的，在对定罪事实证据的要求上一直是相同的，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都必须按照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公正处理。
比如，关于聂树斌案，你如果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该认定他有罪，你就应该提出维持原判的意见。如果觉得案件证据不足，不足以认定其有罪，那就得让事实、证据说话，但要做到坚持疑罪从无，无罪推定，这一点至关重要。
另外的问题是，有关被告人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没有保证？我们在检察意见提出说，聂案的直接证据只有被告人供述，而证人证言、现场勘查笔录、尸检报告、在案的物证等都是间接证据，无法证明杀害被害人的行为是聂树斌所为，不足以认定一个人有罪。
在梳理上述客观证据的过程之中，我们发现，第一关于被害人的死因的主要依据来自于尸检报告，尸检报告的结论是被害人符合窒息死亡，但所谓的尸体解剖只是进行了头皮剥离，以及被害人颈部缠绕花衬衣，就得出了符合窒息死亡的结论。
一般从事法律工作的人都会知道，这一结论的得出是缺乏一定依据的。
第二涉及到犯罪具体手法、手段的问题，就是关于作案工具的问题。原审裁判认定，聂树斌是从别的地方偷了一件花衬衣，在实施强奸的过程之中使用花衬衣把被害人勒死，但在案的证据表明，涉案的花衬衣是不是如聂树斌所说，在捡破烂老头那偷来的，得不到失主的证实。
按照证人的说法，自己是捡破烂，但到底有没有这件花衬衣，是否是他丢的，都无法证实，供证之间存在矛盾。
再进一步说，在卷中看到的花衬衣是在被打开之下拍了照片，而不是现场缠在脖子上的形状。我们事后了解得知，有关公安人员说是为了让聂树斌好辨认，才把它水洗了。但从现场提取之后，如何保管，如何水洗，如何辨认，整个过程都没有任何记载和说明，证据保管链条存在重大问题。
聂案的唯一直接证据仅是有罪供述，我们在检察意见里面说得很清楚，关于有罪供述，前五天是没有任何笔录附卷。
尹伊君：头五天的审讯笔录的缺失是非常致命的。我们办案人员对于被告人第一次的供述非常看重，因为它反映的内容可能会比较真实和原始。
我们把能找到的证人基本上都问到了，一共询问了20几个证人。另外，案发现场我们进行了实地勘察，但现场变化很大，已经由当初的一片玉米地变成了一条波光粼粼的河流，南水北调的引水渠正好从那里切过去，当时很有感慨。
平冤之难：像大海捞针，不放过1%的可能
澎湃新闻：从全局来看，所有的刑事申诉的过程都是极其艰难的，检察机关在其间会作怎样的努力？
杜亚起：当你接手这些长年未解的申诉案件之后，很多东西也许早已物是人非，你不一定能够达到你最初想要达到的目标，但是你不能基于这个认识就不去做，有时候就像大海捞针，你可能捞不到，但职责要求你必须要去捞，哪怕有1%的可能，你也要去做。
澎湃新闻：司法人员的内心确定力。
法律监督直抵冤假错案核心
杜亚起：聂案从法律上来讲并不适用抗诉，因为它是法院受理的。这里还需要澄清一个问题，最高检为聂案出具的不是再审检察建议，是检察意见。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指的是什么？检察机关主动受理当事人的申诉，经过复查办理之后认为原审裁判有错误，主动向法院提出这两种监督方式之一，让法院启动再审程序。
聂案是法院决定再审，最高检只是在法院审理过程之中，履行监督职责，如果开庭，我们就会发表出庭检察意见，如果不开庭，我们就直接以最高检的名义提出检察意见。
澎湃新闻：这种检察意见的意义在哪里？
澎湃新闻：这一检察意见相较于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来说，效力上面会不会显得薄弱？如何直抵冤假错案核心，让法院采纳你们的意见？
尹伊君：这三种不同的监督方式在法律效力上可能存在强弱，比如抗诉会必然启动再审，再审检察建议的刚性稍微差一点，法院可选择启动或不启动。但不管是哪种方式，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作用没有改变。
正是由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属性，不管是抗诉书、检察建议书还是检察意见都会成为法院审判过程中重要的依据。在聂树斌案中，我们虽然采用的是检察意见书，但最高法还是非常重视的，我们提出的意见和理由都体现在判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