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近现代中国所处的时代，终究是西方资本主义高歌猛进的时代，终究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在苏联已经掌握了政权的时代。中国虽然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但它实际早已置身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中，它必然也能够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并且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跨越。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可能性”的命题。这种跨越，只要有一定的国内国外的物质基础、阶级基础、思想基础、社会基础，就能够实现，而现代中国“恰巧”具备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基础条件。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工业的发展，为中国奠定了一定数量的现代经济和造就了500万左右的产业工人；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革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近现代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鲜血头颅在唤醒中国人民，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好了干部准备。
但是，这个看起来早就是常识性的命题，随着苏联、东欧剧变，随着西风压倒东风，随着新自由主义横行无忌、为所欲为，随着中国形成了有可能演化为自由资产阶级的“分利联盟集团”，随着中国社会产生了相当的黄皮肤、黑眼睛的“精神美国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生活的常识”，竟被搞得稀里糊涂、混乱不堪了，因此，有必要辩论辩论、辨别辨别，以正视听，以证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作者：李慎明主编
一、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演变及特征
1840年，中国珠江口海面英国的船坚利炮，轰塌的不仅是满清政府的腐朽，而且轰塌的或者确切一点说是催化了中国社会的演化，“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了新税捐。”“所有这些破坏性因素，都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而到1840年就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国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页）
也正像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6页）
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社会“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入侵——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罢了，如果说有什么区别一是当它们“仗剑经商”的时候，它们表现的是资本主义精神，当它们公然抢掠的时候，则表现为帝国主义的本质罢了！二是帝国主义不过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罢了，——直接造成了中国社会以下这些后果的发生。
首先，中国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的封建所有制经济虽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走进了“必然是解体的过程”，但由于中国封建所有制经济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双重挤压，直到旧中国被消灭之际，封建所有制经济仍然在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自古就是经商的民族，近现代以来中国也有比较繁荣的手工业和商业。晋商、徽商汇通天下，就是明证。但是，它们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更不是近现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形成以来以之近现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是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封建统治阶级即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大部分的土地，农民占有很少部分的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这种封建生产方式必然产生地主阶级土地私人占有与直接占有农民大部分劳动成果之间的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并且这种基本矛盾必然外化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由于土地主要为地主阶级所占有，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产品。地主、贵族和皇帝剥削的地租，也主要用于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不唯如此，地主、贵族和皇帝还强迫农民缴纳贡税、从事无偿劳役，以养活一大群国家官吏和军队。
然而，近现代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虽然受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烈冲击，但这一生产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动摇，以至直到旧中国灭亡，以封建地主所有制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国民经济的80%左右。这一事实表明，这固然是中国封建经济的顽冥难化，更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列强双向压迫的结果：一是“仗剑经商”——或用商品、或用不是商品的商品即鸦片，将中国自然经济打败，多收了三五斗，破产，少收了三五斗，饿死；二是公然抢掠——最著名的莫过于“火烧圆明园”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尤其是辛丑条约的签订，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的赔款不仅在经济上打趴下了中国人，更从精神上打垮了中国人。这些事实，上个世纪初叶那些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是承认的，例如，梁漱溟先生就认为，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受到破坏，是由于西洋打败了中国文化，十亩地的自耕农，已经是耕作的牛马，资本越来越少，土地越来越少，做工器具越旧，工作效能越低，农民收入越少、农家生活越低，一个循环不已的圈子，只有越走越低。（《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第167页）
总之，帝国主义列强的双重压榨，虽然动摇了中国封建经济，但并没有动摇中国封建经济的根本。相反，由于国家的极度失血、社会的极度贫血，中国社会不仅不能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而且由于土地趋于更加集中、农民陷入破产和极度贫困，使得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愈来愈尖锐化，因而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
其次，中国社会固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消解，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同样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不仅使得中国民族工商业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而且产生了中国近现代经济的怪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长枪大炮而生的。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的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就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投入；二十世纪的初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有了初步的发展；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时期由于西方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虽然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得较早，但由于其是在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即在“仗剑经商”和公然抢掠的情况下生产和发展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一直发展缓慢，到旧中国灭亡之前，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过10%左右。
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同时，近现代中国产生了自己特殊的怪胎——官僚买办资本主义。那些掌握国家权力的官僚、党阀、军阀，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开启了国家权力资本化的过程，它们或借用资本主义列强的资本兴办工商业，或者直接充当外国资本的买办做生意圈钱，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晚清，它们的代表是李鸿章；在北洋政府时期，它们的代表是掌控国家和地方权力的各路军阀；在国民党政府，它们的代表是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和陈果夫“四大”家族。这些官僚买办，对内镇压中国人民、吸取中国人民的血汗，对外帮助外国资本占领中国市场、出卖中华民族利益，是不折不扣的反动卖国集团。
但是，无论是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还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兴起，都是有意义的。这主要表现在：一是造就了现代工业经济；二是形成了新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三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产生了新的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四是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阶级基础，即造就了一定数量的无产阶级。总之，近现代中国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使中国融入到了现代工业文明，享受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成果并为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奠定了物质基础、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
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地位极其不同，其性质也是根本不同的。民族资本家代表的是国家和民族利益，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官僚买办资本家代表的是帝国主义的利益，以帝国主义的利益为利益。因此，工人阶级与民族资本家阶级的矛盾不是主要矛盾，工人阶级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因而，近现代中国的主要矛盾之二，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
第三，帝国主义侵入中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目的，绝对不是要将封建社会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将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帝国主义是采取一系列的战争的、政治的、军事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一步一步将原本独立而封闭的中国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的，是向中国进行多次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控制中国全部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向中国大量输出商品包括鸦片和逐步等等措施逐步将中国变成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因此，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三，或者说最主要的矛盾，就是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总之，中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媾和，将现代中国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有着如下的特征。
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虽然被破坏了，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官僚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绝对优势，不仅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桎梏，而且成为中国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锁链。
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并且在中国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生产方式，它的力量是弱小的。
近现代中国是皇帝和贵族的统治，代之而起的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联盟专政。在东北三省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
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命脉和经济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由于中国处于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和半统治之下，中国事实上陷于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状态；又由于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直至大批破产，中国人民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尊严、毫无自由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30-631页）
近现代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这些特征表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民真是灾难深重极了，中国政府真是腐败无能到极点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压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但是，“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文集》第577页）因而，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武装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欺压剥削人的大山，哪里就有挖山不止的人，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成为了近现代中国人民的主旋律。
二、帝国主义逼迫中国走上社会主义之路
我们前面说过，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按照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定义来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阶段，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必须对世界上各民族、民主国家的侵略和掠夺，对世界各国各族人民进行压迫和剥削。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保证它们是“上帝的选民”、“荣耀永远属于它们”，它们或许可能在世界各要地、敏感地带，培养一些附庸国、小跟班，但绝不会让印度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更不会让泱泱大中华成为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国家，否则，帝国主义列强就是自取灭亡。帝国主义逼迫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事实，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就是天选人定的战争体制。
对此，当代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先生作了阐释。他认为：
“战争是欧洲的基本主题，而国家间互相依赖的战争债务和借贷关系，则是现代欧洲国际法的基础。”
“总起来说，现代民族国家产生的秘密，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产生的秘密确实是一个同步的过程。银行家以信赖的方式投资战争，国家以主权和官僚制的形式经营管理战争，这构成了资本主义体制的上层结构，而民族和市民社会被呼唤，则是为战争承担代价，这又构成了基础结构——而这大致上就是欧洲式的现代民族国家围绕着战争财政建构起来的基本步骤。”（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第221页、第231页）
其次，资本主义特殊阶段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
上个世纪初叶，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转变的时代，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即将在苏俄取得政权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伟大的列宁写了伟大的著作《帝国主义论》。在这部伟大的著作里，列宁指出，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溶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的历史和概念。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由于创办企业、发行有价证劵、办理公债等等而获得大量的、愈来愈多的利润，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征收贡税，——因而金融资本是帝国主义进行统治的经济基础。这种金融帝国，结成资本家同盟分割世界，并且将世界分割完毕了，“世界是第一次被分割完了，所以将来只有重新分割，也就是从一个‘主人’转归另一个‘主人’，而不是从无主的变为‘有主的’”。这种“主人”的转换，实际隐含着战争，而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目的，并不是去颁布基督福音，而是既通过商品输出，又通过资本输出（这是主要的！）获得超额利润——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
所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的阶段，是寄生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就是战争。
因此，如果说帝国主义的老祖宗将战争作为国家建立和发展的手段，那么，帝国主义则是将侵略和战争当作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了。当然，这里的侵略和战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侵略和战争包括直接的或间接的，文明的或武力的，军事的或政治的，经济的或文化的各种形式。
因此，列宁对“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是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振聋发聩的忠告，因为那时的中国不仅遭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而且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蹂躏。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振臂高呼和成为中流砥柱，中华民族恐怕还是跪舔一族，哪里有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呢？！
第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挖断了中国转向资本主义的道路。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指出，帝国主义意味着分割世界而不是只剥削中国一个国家。但是，中国是能剥下最大两张皮的那头肥牛，“请看一笔很简单但又值得注意的账目吧。中国的新借款被用于反对中国的民主派：‘欧洲’拥护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为什么它要拥护袁世凯呢？因为这是个有利可图的机会。借款数目约为二亿五千万卢布，按一百卢布折合八十四卢布的行市计算。这就是说，‘欧洲’资产者实付中国人二亿一千万卢布；而他们向公众要去二亿五千万卢布。你看，在几个星期内，一下子就赚得一千五百万卢布的纯利！这岂不是一笔绝妙的‘纯’利吗？”（《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50页）
总之，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割断了中国社会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对此，毛泽东实际上早就给予了回答：“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现在是一个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打了进来，它是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现在是日本在中国发展它的资本主义，却不是什么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现在是日本资产阶级在中国专政，却不是中国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79-680页）
因此，既然帝国主义不准中国走向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道路，那中国人民就必须挣脱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锁链。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帝国主义逼迫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三、腐败无能、反动透顶的政府逼迫中国走上社会主义之路
正如毛泽东早就指出的，近现代中国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北洋军阀的统治，继而代之的是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专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统治。这些统治，无异于鲁迅先生笔下的九斤、七斤和六斤：他们是祖孙三代，却是一代不如一代！如果说有什么相同之处，那就都是对内残酷镇压中国人民、对外卑躬屈膝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腐败无能、反动透顶的政权！
不必说那颟顸无能、腐败透顶的晚清政府。晚清政府自从一八四〇年以后，就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这样的政府怎会允许中国社会有些许进步？又怎能率领中国走向现代？
也不必说那“你方唱罢我登场，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北洋政府。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军阀本来就是依靠依附满清政府镇压农民革命起家的，做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后，更对帝国主义俯首帖耳、耳提面命。袁世凯对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都敢接受，依靠这样的人和他的徒子徒孙来领导中国，中国则必然会走到四分五裂、亡国灭种的地步！
这里只说道说道国民党蒋介石政府。
国民党曾经是一个生气勃勃、具有革命精神的革命党。在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进行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发统治。可是，自认为是孙总理事业继承者的蒋介石取得党权、军权和政权之时，就将拥护他革命的工农群众和共产党一巴掌打了下去。国民党由国民党变成了镇压共产党、欺压工农群众的刮民党、反国民党，革命的国民党人也变成了欺压工农群众的反革命。
这不是胜利了的共产党的“妖言惑众”，这是连国民党元老们都确认了的事实。
比如，国民党元老、国民党政府审计院院长、检察长于右任先生，就曾这样肆无忌惮、开诚布公地评价自己和其同仁：
“我们这些人，被称为革命元老、革命元勋，很光荣嘛。其实啊，我们老是老，老而不死是为贼嘛。这不是自贬，这是说实话。
我们不就是投机革命的宅吗？起初跟着季直（张謇）搞立宪，为了什么？根子上是为了各自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是为了向清廷索要地方的治权；后来跟着先总（孙中山）闹革命，不过是清廷不肯放权，我们就要推翻它，找一个肯放权的上来；再后来，跟着中央倒军阀，又为什么？
盖我等之乡土，皆在军阀之手。不倒军阀，则家族不能施为，族人不得掌乡土之权柄也。而后辅助总统（蒋介石）杀共产党，这个简单，共产党分我等之田，没我等之财，夺我等之地位，不反何待！
如此种种，就是我等老贼之毕生所为，却无一处可配得上元勋二字，不过满堂守财奴罢了！”（于右任：《和老友们的心里话》1961年4月）
于右任先生的话说得率直，也很粗俗，但话糙理不糙，一句“我等老贼之毕生所为，却无一处可配得上元勋二字，不过满堂守财奴罢了”的总结，活扒下了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口衔孙总理遗嘱、实行三民主义的皮！——蒋介石集团就是一伙中国国家民族利益、不顾中国人民死活，只顾自己的一己私利、为了自己的私利不失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满堂守财奴”罢了！
这样的政府自然不能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争得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连资本主义也干不成更遑论什么其它主义了！因为干资本主义，在“半开化”且被帝国主义列强割断了血管严重失血的中国，也必须“唤醒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齐心干，不周山下”才能“红旗乱”！蒋介石国民党违背自己的主义、违背自己的政策，违背先总理的遗训，镇压屠杀共产党和工农，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并代表它们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其在中国大陆的失败是必然的。后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和全世界正义之士的反对，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妄图用三至六个月解决共产党问题，不料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被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推翻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之后，必然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中国的反动派，尤其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逼迫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四、“走俄国人的路”是中国人民的选择
“走俄国人的路”，看起来是一个生活的常识、简单的命题，但这是中国人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寻找到的真理。毛泽东在他的名著《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对中国的仁人志士为寻求真理，拯救中国，追求独立，求得富强作过生动的描绘：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寻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学习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5-1476页）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同上第1471页）
五、共产党的成立和对革命的领导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近现代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实际，必然产生严重的民族和阶级的对立，即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严重对立，买办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严重对立，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严重对立。民族资本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出现，为中国社会造就了一个相对强大的社会阶级，即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先进分子，通过俄国“十月革命”，“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共产党也就应运而生了。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毛泽东曾经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57页）“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11页）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也就为之一新了。
首先，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使党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
毛泽东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73页）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对中国革命实施坚强的领导，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同时具备了上述两个领导条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同时具备上述两个领导条件，是因为不断地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并且是以科学的、系统的党的建设理论指导党自身的建设，使中国共产党不仅成为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成为了最彻底的中华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打铁还需本身硬，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使自己成为了“人赋党权”，实现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的责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再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实施了正确的、有效的领导。
有了坚强正确的党，没有正确有效的领导，同样不会率领人民群众前进，同样不会取得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之所以能披荆斩棘、所向披靡，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不仅坚强如钢、真理在手，而且是敢于领导、善于领导、对全国人民实施了正确的、有效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高举起真理和道义的旗帜，实施了正确的、有效的思想领导。要实行正确的、有效的领导，一是要根据历史的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还必须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有正确的、有效的领导的；二是在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目标的模范。共产党员应该做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三是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四是必须保证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于执行上述这些信条，高举起“民主集中制和统一战线”的旗帜，对中国革命实施了正确的、有效的组织领导。毛泽东指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8页）
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民主的旗帜，实施了正确的有效的政治领导。这个正解的、有效的领导，毛泽东在他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作了比较集中的概括和诠释。“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领导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摆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8页）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军队、友党、友军、党政、军政、政民、军民等各方面都实行了民主的原则、制度和作风，因而取得了行之有效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人高举起为人民谋幸福和利益的旗帜，实施了正确的有效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4页）它首先实行了人民民主。让从来不知道什么是“人”的根据地的人民知道和拥有了翻身解放，民主自由；其次，它忠实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实行减租减息的民生政策，在民主革命中实行了土地改革的政策，从而赢得了农民，也就是赢得了中国的未来。
最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再造了中国精神。
什么是中国精神？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长期的艰苦卓绝、感天动地的重塑国民灵魂、再造中华民魂的精神就是现代中国精神。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基本的就是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赋予和熔铸的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刘胡兰精神、董存瑞精神、杨子荣精神；愚公移山精神、狼牙山五壮士精神、刘老庄连精神、八女投江精神。这些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是为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感动了上帝——中国人民，在中国人民的倾力支持下，硬是将别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任务完成了。
六、中国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但这是，徒劳的，因为马克思的历史观不是历史唯心主义，也不是机械的历史决定论，而是辩证的唯物历史观。这正是列宁所指出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全集》第43卷第370页）
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客观规律性与历史选择性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只是在人们自己创造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因而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只能在有规律的生产力的推动下创造社会形式，因而历史表现出客观规律性。但是，人既然是人类社会的主人，人就必然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就必然表现出人创造社会历史的主动性和选择性，人类社会会出现“突变”，在“选择”中出现“多样性”。就拿中国的封建社会与西欧的封建社会是多么的不同啊——前者是大国众民、后者是小国寡民，前者是中央集权、后者是诸侯分割，前者是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后者是农奴主对农奴的统治——然而，由于它们都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因而都是封建社会。因此，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客观规律性与历史统一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历史观又是渐进性与跳跃性的统一。马克思认为，社会形态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总是按照其固有的规律由低级到高级向前逐渐演进的。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多种条件的作用，会突破社会发展的常规出现跳跃性的发展，从而实现对社会阶段和社会形态的历史性跨越。
中国社会与俄国社会有着许多相似和相近的社会结构，两者都是“半开化”的落后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国家，两者都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两者都产生了相对强大的现代无产阶级，两者都发生了深刻的社会革命，两者都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两者都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在落后的东方的苏俄和中国率先进入社会主义正是马克思辩证唯物历史观的胜利，正是历史发展的逻辑。
其实，对于中国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毛泽东早在1940年，毛泽东对此就做出了肯定而科学的回答：“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对此更是做出了明确而科学的回答：“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因此，中国的前途只有社会主义，舍此别无他途。
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则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开辟了现实的道路。因为，一切革命的中心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旧民主主义革命如此，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的建立，中国走向社会主义也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六、社会主义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国社会成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并取得了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表明社会主义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并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体现了马克思历史观的客观规律性和历史选择性、社会渐进性与社会跳跃性的统一。
近现代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一方面造成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逐步解体和经济发展主权的丧失，另一方面使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并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一方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势力极为强大和凶恶，另一方面现代无产阶级的力量也在不断增长并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割断了中国经济的血管使中国经济失去了经济的造血功能，另一方面也就实际阻隔了中国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因为中国社会已没有经济能力发展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一方面统治阶级是强大而又凶狠的，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外强中干、极其虚弱的；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剥削使得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痛苦不堪，另一方面又使得“造反有理”成为中国人民的“天赋人权”而进行了漫长艰苦的中国革命。凡此种种的近现代中国为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准备了理论武器、思想武器、阶级基础、社会基础，一旦这些武器和基础条件得到了充分的具备，走向社会主义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盗火者和播火者，更是烧死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这两头野牛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中国革命中，高举起真理和道义的旗帜、民主和自由的旗帜、为人民服务的旗帜对中国革命实施了正确而有效的领导，取得了两个宝贵经验，这就是“（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众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1页）奋斗的结果就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为中国提供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如果将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将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加上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因此，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实现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社会主义“有点潮”作者：《社会主义“有点潮”》节目组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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