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是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鱼、甲壳类、贝、藻和海兽类等经济动植物的总体。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渔业是社会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政治和文化的重要基础。古代渔业管理，凝结着丰富的法治思想，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严格组织管理
古代渔业管理机构随着国家机构的产生而产生，并形成层级清楚、职责明确的管理体系。
机构单列，门类细分。公元前23世纪，舜继尧位，开始在部落联盟领导机构中分设出“虞”“稷”“秩宗”“共工”等官职。“虞”的职责就是管理川泽山林，其中就有对捕鱼和打猎行为的管理与监督。“虞”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渔业管理机构。
西周时期设置了较为系统完备的渔业管理机构，有“人”“水虞”“泽虞”“川衡”“川师”“鳖人”等不同的渔业管理部门。人掌管渔业政令，负责管理水产贡赋；“水虞”掌管山泽禁令，安排全国渔业生产；“泽虞”负责管理国家级大湖泊；“川衡”负责巡视禁令的实施情况。
设立官职，加强管理。五代十国后周时代，设有虞部下大夫一人，“掌山泽草木鸟兽而阜蕃之……天宝十一年又改虞部为司虞……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须、田猎等事”（《通典·职官五》）。唐朝《唐六典·尚书工部》记载：“虞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虞衡、山泽之事，而辨其时禁。凡采捕、畋猎，必以其时。冬、春之交，水虫孕育，捕鱼之器，不施川泽。”
宋代在工部设有虞官，工部总职天下“山泽、苑囿、河渠之政”，下设的虞部职掌“山泽、苑囿、场冶之事，辨其地产而为之厉禁”（《宋史·职官三》）。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渔业管理沿袭了西周官制。管晏相齐时，发展齐国海洋经济，谋求“渔盐之利”。在机构设置上，内陆渔业“泽立三虞，山立三衡”，“泽之筐蒲，舟绞守之；蔽之薪蒸，虞候守之”（《管子·小匡》），大小湖泊渔业由不同级别的虞官管理，水生植物采集则由舟绞负责管理。“海之盐蜃，祈望守之”（《晏子春秋》），设祈望一职专门管理海洋渔业。
春夏禁渔。夏朝成立之初，就颁布：“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禹禁》）。规定夏季鱼类繁殖时为禁渔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保护渔业资源的法令。
唐朝大历九年，代宗诏令“禁畿内渔猎采捕，自正月至五月晦，永为常式”（《旧唐书·代宗本纪》）。在动物繁育期，京畿内禁止捕鱼狩猎。宋代建隆二年，太祖下诏：“禁春夏捕鱼射鸟”（《宋史·太祖本纪》）。
生长期禁渔。在周代，文王将“不鹜泽，不行害”作为基本规定。他嘱咐武王：“……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畋渔以时……是以鱼鳖归其渊，鸟兽归其林，孤寡辛苦，咸赖其生”（《逸周书·文传解》）。意思是应当教导民众注意节制和守时，保护好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以利民生。
周代晚期成书的《礼记·月令》及《吕氏春秋》，对各月生态禁令和环境保护措施有着翔实的记载：“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毋卵；仲春之月……养幼小，存诸孤，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孟冬之月……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毋或敢侵削众庶兆民……行罪无赦；季冬之月……命渔师始渔。”在一年里，对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直到冬季来临才允许捕鱼。
保护鱼类种群
古代保护鱼类种群体现在禁捕幼小鱼苗和禁止毒杀鱼群两个方面。
规定禁捕鱼苗尺寸。在汉代有“不得屠杀少齿”之规定（《风俗通·怪神》），以保护幼小动物。《孟子·梁惠王上》载：“鱼不满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淮南子·主术训》载：“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溪谷……鱼不长尺不得取。”
对渔网的网目尺寸及渔具古代法律也有规定，《孟子·梁惠王上》记载“古者网罟必用四寸之目”，禁止使用小于四寸（合今0.0924米）的密网捕捞。唐朝咸亨四年，高宗诏令：“禁作簺捕鱼、营圈取兽者。”开元八年玄宗敕令：“诸州有广造簺沪取鱼，并宜禁断。”即禁止用竹木编成的细密的工具捕捞，以防竭泽而渔。
禁止杀卵杀胎。《礼记·王制》记载，周朝规定：“天子不合围……不卵，不杀胎，……不覆巢。”严格控制对自然资源的索取，一旦触犯将受到严厉的惩处。南北朝永平二年，北魏宣武帝“诏禁屠杀含孕，以为永制”（《北史·魏本纪》）。是指永远禁止屠杀有孕动物。
禁止使用毒药捕捞。明太祖二十九年改虞部为虞衡，扩大了其在“时禁”以及“时用”领域的职能：“虞衡典山泽采捕、陶冶之事……岁下诸司采捕……皆以其时。冬春之交，罝罛（一种渔网）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躏，谷登禁焚燎”（《明史·职官志一》）。
建立税赋制度
古代还将征收渔业税赋作为渔业管理的重要手段。
设立渔税机关。《周礼·天官冢宰第一》载有：“人掌以时渔为梁凡渔者，掌其政令。凡渔征入于玉府。”秦代专门设置机构征收渔业税，“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汉书·百官公卿表》）。
汉承秦制，“凡郡县……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九江郡设置有“陂官”“湖官”，南郡编县与江夏郡西陵县则设置有“云梦官”。水官、陂官、湖官、云梦官即是收取渔业税的官员。汉武帝时期，还从海洋渔业生产中征收“海租”，即渔业税赋。汉平帝时期“置少府海丞”“海丞，主海税也”，负责征收海洋渔业税赋。
制定征税标准。管仲相齐之时，对渔业生产按照“相地而衰征”的方式征收渔业税，即“流水，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泽，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命之曰：地均以实数”。即在五谷种植之外的湖泊资源征收税赋上，按照正常土地的五分之一计算征收（《管子·戒》）。
汉代规定：“令诸取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而以其一为贡”（《汉书·食货志》）。即渔税为收获物的十分之一。
元代设置河泊所征收渔业税。《元史》记载：“元有额外课。……课之名凡三十有二：……十六曰鱼。……渔课，江浙省钞一百四十三锭四十两四钱。”叙述了当时渔业税收的总额度。
明代沿袭元制，设置河泊所征收渔业税，征税的范围涉及湖泊池潭、江河港汊，甚至浅水、高塘等各类渔业水体。江西鄱阳地区，水官按照水域类型的不同，征收官湖课、潭钞课、浮办课、浅水课、高塘课五种税目。
建立免税制度。春秋时期，在“时禁”期间，渔业税赋则予以免除，即“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征也”（《管子·戒》）。宋代神宗时期，曾诏令渔课的征收标准：“滨、棣、沧州竹木、鱼果、炭箔税不及百钱者蠲（指免除）之”（《宋史·食货下八》）。
南宋一官员在奏章中对该时期庆元府的渔税征收写道，“所有鲜鱼蚶蛤虾等及本府所产生果悉免”，即对本地渔产免税，而对“淹盐鱼虾等及外处所贩柑橘橄榄之属收税”，即比照市舶司（指市场管理组织）的征收标准对外地商产的渔产收税。
古代渔业管理注重水生动物和水生植物的生长规律和特性，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强制措施加以保护。当今，我们更要树立生态利益优先理念，遵循生态发展规律，推动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