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7-18日，“古代中国国家研究的新探索”工作坊在清华大学文北楼举行。这次工作坊邀请的学者不限于中国古代史领域，还包括外国史、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和人类学等领域。本次共研讨了九篇论文，每篇论作作者发表之外享有65分钟的讨论，先由两位学者评议，然后自由发言，以实现跨领域、跨学科的深度交流。
二是对里耶简所见洞庭郡问题的判断，胡鸿指出，说洞庭郡“僻远”是站在现代的角度而言的，回到历史语境中，里耶是军事前线，有必要建设军事堡垒。三是对“汉初齐楚无郡论”的质疑，胡鸿和孙正军都提出了史料中的论据；对于楚制与周制的关系，鲁西奇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仅牵涉楚制的问题，更牵涉如何认识周制的问题，在具体判断上宜谨慎。四是制度形成与思想、社会之间的关系，胡恒认为政区设置是根据具体形势周期性变动的，恐怕很难把它和某种思想建立直接关联。鲁西奇提醒作者，这项研究日趋精致，越来越体系化了，在一些问题的表述和判断上应更加小心。
日本中央大学阿部幸信报告的题目是《汉代即位礼仪、郊祀亲祭与“天子之玺”》。著名史家西嶋定生给皇帝玺下了一个定义：“代表皇帝合法性与威权的物质象征。”这篇论文就是在西嶋定生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的申发和研讨。论文由“皇帝带绶，黄地六采，不佩玺”展开，尝试探讨汉代皇帝玺在何种情况下移动，具体分析皇帝六玺及其用法，认为皇帝在即位、郊祀时使用的都是“天子之玺”，进而考察“天子之玺”的本质意涵，剖析汉代的国家结构。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孙正军在评议中指出，对中国古代印绶制度的研究，中日两国学界拥有不同的传统，中国学者偏向研究印绶本身，如文字、职官等方面的考证，而日本学者往往不局限于印绶本身。这篇论文是阿部教授一系列印绶制度研究中的新作，试图解决西嶋定生提出但并未解答的问题，即皇帝玺如何表现皇帝的正统性与权威性。孙正军对论文提出了几点疑问：一是在他看来，皇帝发生长距离空间移动时，理论上必然引发皇帝玺随之移动，因此论文从皇帝玺移动的角度考察问题，或许还值得斟酌。二则认为作者在论证皇帝即位和郊祀使用的是“天子之玺”时，论据不够充分；即使论述成立，行文也稍显迂曲。三是，皇帝是否以汉家家长的身份祭祀祖灵。
复旦大学历史系徐冲指出，论文旨在通过皇帝六玺的运用来考察汉代皇权的世俗性与神秘性问题。西汉后期复古改制后，祭祀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向，原先的祭祀是带有巫术色彩的，成帝以后形成的郊祀脱去了神秘性，而论文主张西汉后期皇权的神秘性，其间的矛盾该如何解释。
清华大学历史系方诚峰注意到论文对《汉旧仪》“皇帝六玺”的标点与通行处理不一样，这直接关涉祭祀天地鬼神采用的是“天子之玺”还是“天子信玺”。阿部幸信在回应时指出，标点的改动是沿袭了西嶋定生、栗原朋信的做法，这些前辈是基于唐代的制度而修改的。
顾涛：西汉信任生态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鲁西奇的发言把这个问题延伸到哲学的层面：信任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他认为，上面的讨论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关系的信任，一是社会关系的信任。他以前做契约研究的时候，就曾思考保人与受信人之间的关系，这是社会史角度的考察。而君臣之间除了利益的考量，除了处于共生的体系之中，《宠》还揭示了一些超越这些因素的、更稳定的结构。由此，他提出处于信与不信之间的“伪信任”，这不仅包括君臣仪式性的信任，还包括日常生活中让人、甚至让自己都感觉信任的“伪信任”，他追问这种“伪信任”背后又是一套怎样的机制。
徐冲：一种“南北朝史”的尝试
复旦大学历史系徐冲报告的题目是《“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与东晋“门阀政治”的终结——一种“南北朝史”的尝试》。论文援用陈寅恪研治唐史时揭橥的“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视角，考察五世纪初的南北互动。作者认为谢灵运《劝伐河北书》中的“西虏”“东虏”分别指赫连夏和北魏，这两个北族政治体具有相当的同质性，两者的努力事实上终结了五胡时代。在此背景下，刘裕得以北伐获胜，并完成禅代，从而实现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所揭示的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的回归。
孙正军认为，在历史认识和史实两个层面，都很难看出北魏与赫连夏相对于五胡而言的特殊性，仅凭“东虏”、“西虏”这种外在的称呼来论证，显得证据不足。至于北方胡族政权对南方的压力大小，影响了南方政权的政治形态演变（从东晋门阀政治转向刘宋皇权政治）这一观点，孙正军认为这种勾联有点牵强，他强调门阀政治的终结主要是还是田余庆先生考察的内部因素导致的。方诚峰也对作者把南北对峙形势的变化与政治形态的更替建立因果联系提出疑问。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胡鸿就“天下国家”的概念提出疑问，认为无论从称帝还是封爵的角度，北魏和赫连夏都属于“天下国家”，而作者把这两个政权与五胡区别对待，与现行通说相矛盾，至少是需要进一步阐明的。另外，北魏消灭南燕后，对南朝的压力更大，这一点南朝自身也意识到了，所以并不能据此跟政治形态的演变建立因果关系。
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认为，这篇论文目前是对田余庆先生研究的扩展和补充，亦与作者自己此前对皇帝权力起源研究结合起来，是一种续写“宏大叙事”的努力。《东晋门阀政治》为江左百年门阀局面的形成归纳了三个条件，认为晋宋之际政治形态从“变态”走向“常态”（川合安、李济沧、王铿等对此有不同看法），侯旭东建议重新思考这些论断，运用谢灵运《劝伐河北书》等材料，建立内部视角，对时代的变化作更精细的剖析，与前人的论断形成对话，而不止是扩展与补充，从而得出新的认识。
孙英刚：佛教王权观
方诚峰在评议中指出，作者在其他的论著中已经说明了佛教王权观的内涵，佛陀与转轮王有对应关系（一佛一转轮），转轮王是佛陀的世俗化身，同时转轮王在世俗社会是“众王之王”，且不能被继承。但所谓佛教王权观似乎并没有上升到政治理论的层次，尤其是与《国王的两个身体》所反映的基督教王权观、传统儒家的圣人之君论相比，佛教王权观的精义还有待进一步阐发。另外，方诚峰指出佛教王权观存在一个危机，就是它的不可持续性，转轮王是个“临时工”，这可能也是转轮王信仰后来衰微的一个原因。孙英刚在回应中指出，在具体的政治操作中当然会采取其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景跃进建议作者对佛教王权观作更深入的辨析，尤其是王权与教权的关系究竟是分离还是结合的问题，另外还需要对这套王权观的运作逻辑作更清晰的解释。
孙正军指出，与秦汉皇帝相比，中古时期皇帝的身份要复杂得多，有宗教身份（佛教、道教），有胡族身份（可汗、天可汗），有汲取古典资源的身份（天王），有士大夫身份（士人皇帝），那么皇帝该如何处理这些身份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刘永华随后也谈到君主的多元身份，比如清朝雍正帝、乾隆帝的士大夫身份、和尚身份，艺术史学者对此有不少研究，一般是把这些身份纳入皇权的范围，认为有助于皇帝统治，他顺着这种思路，提出多重身份相互渗透的问题。
温春来认为，论文所展现的其实不是佛教王权观。首先，这是造反观，隋文帝、武则天都是通过月光童子来合法化自己的造反行为。其次，月光童子在整个佛教体系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而且后来也没什么影响的部分，上升到佛教王权观，稍感不贴切。
鲁西奇：辽金时期乡里制度
方诚峰从史料出发，对论文中亡人葬地名、生人居地名之两分提出质疑；对《崇善碑题名》中“六院司”以及“官分南北”（南北是指辽中央官制）、“因俗而治”（不是根据族属，而是根据区域来因俗而治）等提出不同理解。另外，方诚峰倾向于赞同苏赫《崇善碑考述》的观点，认为诸种人户都是太和宫的宫户，人为抽调的性质相当明显，而作者把它看成聚落，反而回避了讨论该碑所载人群在契丹政治结构中的性质。他还指出，崇善碑所记人群的居住地很可能是契丹的一个政治中心，故而具有强烈的定居色彩，那么这块碑所反映的历史事实恰恰是比较特殊的，不具有普遍性。
侯旭东认为，墓志上的葬地可能就是表示方位，未必直接反映制度的实施情况。至少从汉代开始，地名称谓就存在两套系统，一套是朝廷赋予的乡里编制，一套是聚落自己的称呼，有些自称的生命力远超朝廷的命名，可以延续数百年、上千年，而且这些称谓在历史上层层叠加，新旧杂糅，二者的关系相当复杂，很难通过用“里”或“村”来作一个斩截的判断。
田耕：清代回民的法律身份和社会身份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田耕报告的题目是《法律身份与社会身份：18世纪清代法律和政治中的回民身份》。论文将《大清律例》中若干针对内地回民案犯的特别量刑条例统称为回民例。这些特别量刑主要是在1760—1820年代写入《大清律例》的，跨越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论文认为，清代的这种法律治理可以称为选择性的刑名化（selectivecriminalization），而这种刑名化背后的动力是法律身份和社会群类身份之间的交互与涵化，可以从“法律的族群化”和“族群的法律化”两个层面加以研究。
胡鸿主要以自己研究“华夷”问题的经验谈了他对这篇论文的看法。在他看来，回民例反映的是编户齐民内部的差异性治理，而这种身份边界的划分由谁以怎样的方式操作的，背后的动力又是什么，都是相当值得探究的问题。
侯旭东直陈，回民例为何会成为研究对象，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那些量刑条例是在六十年间断续编入《大清律例》，附在不同的律条之下，而论文将这些不同时期的律例抽取出来，作为一个整体的对象来分析，是否合适？可以对照的是清朝对鸦片的处理，嘉庆与道光朝分别出台了专门的《查禁鸦片烟章程》和《失察鸦片烟条例》，而“回民例”的入律往往是根据具体情况一事一议，两者的形成机制并不相同，今天如何研究亦需思考。
随后，仇鹿鸣、徐冲等也表示感到茫然，纷纷追问小事件和日常的意义。仇鹿鸣表示，这篇论文带给他“深深的无力感”，因为它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仇鹿鸣认为，但凡要对原始档案进行编年整理，必然会删落很多不那么重要的事件，比如安史之乱、白莲教起义，最初肯定是混杂在无数日常政事中的。另外，仇鹿鸣对论文所暗示的“权力叙事”持保留态度，他认为历史编纂中的删减大多数时候如同人记忆的自然遗忘机制一样，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的，只有当重要的事件被故意隐没时，才能明确观察到权力在其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某些“日常”在历史上（尤其是古代史上半段）被记录下来，带有相当的偶然性。
方诚峰在诸位学者对这篇论文表示疑惑的时候“代侯老师表心曲”，认为这种研究旨在提倡一种开放的史学，可以对任何事件和日常赋予意义，从而重新理解历史，在此基础上方能改造现实、改造世界。清华大学哲学系陈浩表示，论文重在消解大事件的特权，解构大事件所造成的一套历史叙事，使原先被湮没的、不被重视的众多小事件、日常、非事件有可能得以呈现，从而根据自己的视角、兴趣去书写各种各样的历史。
曹寅则从另一个层面谈了他的感想。在他看来，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可以放在更广阔的时空下进行，充分利用东印度公司档案等材料，重视鸦片战争的国际面向，把握英国军队（大部分是印度人）的动向，将它和同时期发生的中国与锡克战争、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等一并纳入考察的视野，从事鸦片战争的全球史研究。
侯旭东在回应中表示，他一贯的理念是每个人都可以是历史学家，不必被压抑在某种特定的历史叙事底下。他认为，不管近代史还是古代史，都需要从各种各样的叙事中解放出来，重新进入历史，甚至可以形成一种“众筹”的叙事，不是他一个人的独角戏。
黄春高：“马赛克国家”
北京大学历史系黄春高报告的题目是《“马赛克国家”：欧洲封建时代的国家形态》。论文指出，在中世纪欧洲，尤其是在被称为马赛克王国的卡佩王朝，以及类似于马赛克王国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诸多王朝，缺失制度的现象非常突出。在这种国家形态下，有各种公爵领地、伯爵领地、教会系统的领地、城市领地等，此外还有无数的城堡。随之而来，在权力关系上就出现了“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状况。不过处在马赛克情形下的贵族和大众都认可或接受一个作为上级统治者的国王的存在，国王神圣却不强势，贵族们名义上服从、实际上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状态。论文认为，连接或填充马赛克缝隙的东西主要是封建关系，包括各种习俗和习惯，提示我们反思何谓“国家”、何谓“制度”。
曹寅在评议中指出，印度的中世纪和欧洲的中世纪基本上处于同一时期，也是马赛克国家的状态，但欧洲有基督教作为粘合剂，而印度没有统一的宗教，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宗教的粘合性？另外，习俗和制度，或者说非制度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到底是一种先后继替的关系还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清华大学哲学系陈浩认为，论文旨在解构建基于政治制度史观的“国家”。这让他想起了黑格尔的国家观。在黑格尔眼里，国家是理性概念的现实化，这种现实化直接存在于伦理风俗之中，而间接存在于个人的自我意识之中。依据自我意识的不同发展层级，国家至少可以区分为三种形态——部落民族式的国家、封建意义的国家和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前现代国家大都处在日用伦常、风俗习惯状态，个体的自我意识尚未得到承认和发展；现代国家则以制度建构为基础，并且这种制度经过了高度发达的个体意识的反思和承认。与黑格尔不同，韦伯认为，是否独占对于武力的正当使用权，是区分现代国家和前现代国家的关键，现代国家是在特定的疆域内肯定自身对武力的正当性使用享有独占权的一个结合体，而现代国家之前的封建国家并不能垄断对武力的使用。
侯旭东认为，我们对国家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近代中国遭遇的影响，总是倾向于拉长国家的历史，所以像夏代是否存在的问题就极受瞩目。游逸飞则认为，在中西对照的时候，他会选择将西周与罗马相比，将秦汉与earlymodern相比。
鲁西奇表示，他对马赛克国家之间如何粘合最感兴趣，这让他想起研究南太平洋岛屿和东南亚的一些著作。南太平洋上那些距离遥远的岛屿是如何建立关联的呢？构成的权力共同体又有怎样的属性呢？东南亚那些小国以港口相联系，而不是通过陆地，俨然构成了另一种马赛克。这里面涉及自然状态的关联，比如洋流使几个岛屿建立联系，结构性食物短缺、人口繁殖使他们保持交往，等等。也就是说，这样一种权力运作和组合的形态，很值得深入探究。
为时两天的会议讨论的论文数量不多，但涉及的议题广泛且重要，更难得的是会议气氛极其热烈，来自不同学科、不同方向、不同断代的学者跨界对话，激活思想，推进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