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卡夫卡在犹太复国主义杂志《自卫》上发表了《在法的门前》，随后收录在《犹太人的布拉格》这本文集当中，之后又收录在1919年的短篇小说集《乡村医生》中。半个世纪之后，肖勒姆在自传《从柏林到耶路撒冷》中回忆了第一次读到《在法的门前》时的情景：“这部作品给我和许许多多的同辈人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并促使我挖空心思地搜罗他生前发表的为数极少的作品。在现代文学领域里，卡夫卡的作品对我而言胜过任何其他人的作品。”1925年，卡夫卡的挚友布罗德整理出版了他的遗著《审判》，人们才得以知道，《在法的门前》是《审判》第九章“在大教堂”中的一个片段，被卡夫卡抽出来独立发表。
《在法的门前》作为法律序言
《在法的门前》和《审判》引发了无穷无尽的解释。齐奥科斯基在《正义之镜：法律危机的文学省思》中把《审判》视为法律的现代危机的体现，并强调了卡夫卡作为法学博士对奥匈帝国实在法的熟稔：“《审判》描述的是在‘世纪末’的哈布斯堡帝国中所实施并且推进到荒谬的极致的这样一种主观主义法律的非正义性：在这个制度中，预审调查就取代了司法程序中其他所有应当保护个人权利的程序。”阿甘本在本雅明、肖勒姆和德里达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极具挑战的解释。阿甘本认为，《在法的门前》里的乡下人用尽各种策略，最终目标就是要让守门人关闭法的大门，从而结束法律“有效力却没有意义”的悲惨状态。
尽管人们对法律、守门人和乡下人，以及门的敞开和关闭的寓意和象征进行了许多的解释，但一个重要的文本细节却遭到了普遍的忽视，即《在法的门前》作为法律的序言。只有将《在法的门前》置于“在大教堂”这章乃至《审判》全书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在法的门前》作为法律序言的含义，从而对《在法的门前》做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约瑟夫·K对监狱牧师说，在自己遇到的与法院有关的人中，只有他值得信任。监狱牧师批评K对法院的错觉，认为“在法律书籍的所有的序言中都谈到这种错觉”，接下来就给K讲述了《在法的门前》这则传奇。K听完后认为守门人欺骗了乡下人，监狱牧师随即反驳了K的观点，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对守门人和乡下人的解释。因此，从《审判》的整体语境来看，《在法的门前》是作为法律序言提出的，监狱牧师的目的在于让K通过这则法律序言理解并接受对他进行审判的那套神秘的法律，最终服从法律对他作出的判决。
尽管很多学者都把《审判》中的法律视为对20世纪极权主义的预言，但也有许多学者意识到问题没有那么简单，至少《审判》的文本细节为相反的解释提供了直接的证据。甚至强调卡夫卡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法律暗示有着更为明确具体的法学意义的齐奥科斯基，也观察到：“很快就显示出K被一个完全不同的司法过程控制住了……所有那些自封为这种秘密法律的专家的人——胡尔德、莱妮、布洛克、蒂托雷利以及牧师——除了传闻什么都不知道。直到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刻（根据从小说中删掉的一段），K认识到了国家正式的法律制度与这个判决他有罪的法律制度之间的区别。”现在，许多卡夫卡研究者已经能够接受《审判》的“犹太语境”，即审判K的这套神秘而荒诞的法律，不是卡夫卡现实生活中的实在法的一幅漫画，而是卡夫卡对犹太律法的想象和描绘。在牛津版的《审判》中，英译者直接在注释中指出，《在法的门前》中的法即是犹太律法。德里达和布鲁姆等都强调《在法的门前》及监狱牧师对这则传奇的三种解释与犹太拉比对《塔木德》的解释和辩论方式非常相似。
法律序言、强制力及法律服从
因此，法律序言对法律的意义，就在于给服从法律提供理由，让法律的效力并非基于纯粹的强制力或合法暴力。肖勒姆在1934年9月20日给本雅明的信中，把《审判》中的法律理解为“有效力却没有意义”。这套法律仍然具有效力，所以它可以对K提起控诉甚至作出死刑判决，但这套法律已经没有意义，所以K无法理解并自愿接受法律的控诉，K寻求帮助的人也无法对法律的意义给出清晰合理的解释。除了卡夫卡刻意把这套法律描绘得腐败和污秽之外，不再能够理性地理解这些法律也强化了荒诞的印象。
尽管肖勒姆认为《审判》中的法律“有效力却没有意义”，但这个论断不是《审判》的前提而是结局：K最终自愿服从了法庭的判决，尽管他仍然不理解法律的意义。就像监狱牧师对《在法的门前》的第三种解释那样：人们不必把法律理解为真实的，只需认识到它是必要的。在这里，仿佛听到了霍布斯《利维坦》中“权威，而非真理制定法律”的遥远的回音。K并不完全理解这种观点，但仍认为这种解释是有力量的，至少比他从其他与法院有关的人那里得到的对法律的解释更有说服力。由此不难理解，听完《在法的门前》这则传奇之后，K随即在《审判》的最后一章自愿接受了法院的判决和执行。对法律权威的更为深入的探讨，将我们从《审判》指引到卡夫卡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