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道僧格》早已轶失，历史上关于这一部宗教法的记载也较为简单，但是从唐朝的史籍记载中，国内外学者复原了其中一部分内容，从现有复原的内容来看，虽然唐朝皇帝一直以道为先，但是由于僧侣人数规模更为庞大，故立法上是以佛教戒律为主，道教清规为辅，与世俗法大不相同，具有以下特点：
1、审判权分属宗教内部和朝廷
《道僧格》的总则中的三个条款：“观玄象条”、“焚身舍身条”和“准格律条”中明确僧侣、道士犯罪的管辖权和审判权，分属与宗教内部和朝廷。
其中“观玄象条”与“焚身舍身条”就详细列举了僧道的哪些罪行应依世俗法判罚，由地方衙门负责审判和执行，《道僧格·观玄象条》中规定：“凡道士、女官、僧尼，上观玄象、假说灾祥、语及国家、妖惑百姓及习读兵书、杀人、奸、盗、诈称得圣道者，付官司依律科罪。狱成者，虽会赦，犹还俗。”
而其中的《焚身舍身条》中也规定了：“凡道士、女冠、僧尼等，有舍身、烧臂、炼指、钊一截手足、带铃燃灯，诸般坏肢体、戏弄道具符篆、左道妖惑、骇俗惊愚者，皆勒还俗，依律科断。”从上可知，《道僧格》虽然尊重宗教习俗，但是却更看重世俗观念中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这一观念，无特殊情况不得损毁。
而“准格律条”则规定了依《道僧格》量刑判罪，由三纲（寺庙、道观的僧道官员）负责审判和执行的罪行。如《准格律条》中：“道士、女冠、僧尼，犯大逆、谋叛、奸、盗、诈、脱法服及徒以上者，依律科断。徒年以上者皆还俗，许以告碟当徒一年。若会赦，亦还俗。徒以下者依僧道法，三纲科断，所由州县官，不得擅行决罚。如有违越，依法科罪。”从这一条来看，僧侣、道士属于特权阶层。
寺庙僧官和世俗官员分工明确，双方互不干涉，各司其职，“如有违越，依法科罪”。而僧尼、道士犯罪管辖权的不同划分，为僧尼、道士这个特殊的法律群体设置了一个法律上依法治教的“自治区”，具有一定的法律豁免权。
2、法律周密，涉及多个方面
《道僧格》目前已复原的共二十四条，但是可以看出这部宗教法的严密性，其内容涉及行政、经济、社会交友、宗教修行等多个方面，总体上看，是一部较为完善的宗教法。
首先是关于僧道资格任免的，唐朝为了控制佛道两教的人数，避免其势力发展过大，影响国家税收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正度、私度、恩度的资格看的极严，严禁私度，不鼓励正度，极少恩度，《道僧格》在“私度条”中规定了发现私度“杖一百”、“徒一年”这样的严峻刑罚，乱世才用重典，对于私度刑罚如此严厉，可见唐朝对于私度的深恶痛绝。
其次是关于僧道的日常行为规范的，对僧道的衣食住行都提出约束，其中“听著木兰条”就规定僧尼的服装取“淄坏等色”，不得取艳丽奢靡之色，须和世俗中人的衣着颜色区别开来；而“饮酒”一条中就规定了僧尼、道士不得“饮酒、食肉、食五辛”。其余的“禅行条”、“有私事条”等更是将僧侣、道士局限在寺庙、道观之内，严格控制他们的外出传教，以防宗教势力发展过大。
在经济上更是严格管教僧侣、道士的蓄产，从僧人道士及信徒两处着手，既禁止僧尼“私蓄奴婢与田宅、财物及兴贩出息”，同时禁止信徒布施“奴婢与田地、房宅”等私产，禁止僧尼道士接受这样的布施。从源头上防止宗教经济的过度膨胀，从而起到保护国家税收的作用。由此可知，《道僧格》在给予僧道一定的自主权的同时也对他们有所限制，就是为了防止宗教势力发展过大，伤害小农经济，从而危及国家税收。
《广弘明集·度僧天下诏》曾详细记述了《道僧格》产生的直接原因：“……多有僧徒，溺于流俗。或假托神通，妄传妖怪；或谬称医茧，左道求财；或造诣曹，嘱致赃贿；或钻肤焚指，骇俗惊愚；并自贻伊戚，动推刑纲；有一于此，大亏圣教。朕情深护持，必无宽舍。
已令依附内律，参以金科，具为条制，务使法门清整。所在官司，宜加检察，其部内有违法僧不举发者，所司录状闻奏。庶善者必采，恶者必斥。伽蓝净土，咸知法味，菩提觉路，绝诸意垢。”从诏令的内容来看，唐太宗之所以制定《条制》就是为了规范宗教人士的行为。但是从现有资料考证，《道僧格》的颁布似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1、宗教势力的扩大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烽烟四起、战祸连绵，加上门阀士族对百姓的剥削日益加重，而南北朝时的统治者多好佛、信佛，为了促进佛教的兴盛，不仅修建了大量佛寺，还赋予道士、僧侣大量财物以及特权。百姓为了拥有土地，享有免除赋役的特权，积极投靠道观、佛寺，私度入教，道佛两教势力的逐渐扩大，分割了国家的土地和人口，严重影响国家赋役的征收。
同时，唐高祖李渊为了拔高自己的出身地位，宣扬陇西李家乃是道教创始人老子的后裔，为了这个谎言，李渊不得不大力弘扬道教，而与此同时李渊也信佛，在未起事之前，就曾为父母造佛像祈福。建国之后，为了争取宗教界的支持，兴建佛寺、道观，武德元年，唐高祖还在“朱雀门南通衙之上，普建直场，设无遮会”，一时道士、僧侣云集。这些举措都促进了道佛两教的兴盛，推动了宗教势力的扩大。
唐高祖也看到尊道崇佛对国家税收的伤害，于是开始抑制宗教势力的发展，但是由于道教势力发展缓慢，其危害远比佛教要小，又因为李唐皇室自称是道家老祖后裔，于是唐高祖的抑制宗教势力的发展主要在于抑制佛教势力的发展，于是颁布了《沙汰佛道诏》以抑佛，然而收效甚微。根据《唐会要》的记载，开元时期“天下观一千六百八十七，道士七百七十六，女冠九百八十八。寺五千三百五十八，僧七万五千五百二十四，尼五万五百七十六…”，道士、女官总数才占僧尼总数的百分之一，可见佛教势力远比道教势力兴盛。
在此基础上，唐太宗吸取了父亲的教训，一边尊道礼佛的同时，一边颁布《道僧格》，以世俗法律来规范道士、僧侣的行为。从《道僧格》的内容来看，唐太宗禁止私度，严格正度，虽然是以道教清规、佛教戒律为参考，但是其量刑却比清规戒律更为严格，这就阻止了那些仅仅是想躲避赋役的人的出世，从一定意义上遏制了宗教势力的发展，为国家税收做出了贡献。
2、宗教为皇权服务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和宗教的关系是极为暧昧的，与西方中世纪时期不同，他们是神权（即教权）高于皇权，是属于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教合一指的是宗教结构与社会结构合二为一，国家以某种宗教或教派为唯一的正统信仰，该宗教的教义和宗教法典都具有法律效力。如中世纪的格列高一世建立的神圣罗马教皇国，就是一个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国家。
而中国则不同，属于政教分离的体制，然而却不是完全的分离，皇权与教权之间有着暧昧交集，如皇族人员会在名义上出家，如武则天的一个孩子就皈依三宝，拜玄奘为师，三藏法师为他赐号“佛光王”，再如太平公主就曾以为外祖母祈福为名出家，“太平”既是她的封号也是她的道号。道士、僧侣也在朝中任职、受爵。但是总的来说，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教权需为皇权服务，如李渊开国是自称是道教始祖李耳的后裔一样，道教还承认了这一说法，就是教权为皇权服务的一种体现。
而唐太祖李世民更是以为宗教人士这一特殊的法律群体立法为由，将僧道官任免权、度僧权、还俗权等严格掌握在国家手中，不仅可以有效控制佛教、道教的发展规模，同时也将皇权凌驾于教权之上，引导佛道两教进一步成为依附君主、辅助王道的工具。
从其内容来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僧侣、道士自主权和豁免权，但是在危及皇权问题上寸土不让，如之前列举的“上观玄象、假说灾祥、语及国家、妖惑百姓、习读兵书”等罪行就属于“大逆、谋叛”这样可以抄家灭族的罪名，僧道只要犯下危及皇权的罪行，一律依照唐律治罪。在唐代，虽然对佛教和道教的政策始终都是以尊崇为主的，但是其中的抑制、利用和统治却是更为主要的。皇权高于教权、教权为皇权服务是唐代历任皇帝的共识。
西方神权
综上所述，《道僧格》作为我国目前所知的第一部较为成熟的宗教法，它的出现，标志着皇权的逐渐成熟，也标志着中国法律已经步入成熟阶段，具有着很高的历史地位。
深入研究发现，由于唐朝实行尊崇宽容的宗教政策，唐朝历代统治者既尊重推崇道佛两教，又在利用着宗教为皇权服务，维护皇族统治。《道僧格》不仅是一部古代道士、僧侣的行为规范法律制度，它也在一定意义上，扼制了道佛两教特别是佛教的发展壮大，扼制了以寺院经济为代表的宗教经济的发展，保护脆弱的小农经济，使之不能危害社稷安稳。
参考文献：
1、《道僧格》
2、《唐代宗教管理研究》
3、《法律视角下的隋唐佛教管理研究》
4、《.政治与信仰：唐初佛教政策研究》
5、《唐代《道僧格》再探—兼论《天圣令·狱官令》“僧道科法”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