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实践中，上述论辩很普遍。但是，没有律师会说“那么乙是同谋”，而是说：“因为乙是同谋，所以他的证言不可信。”具有厉害关系的人作证，其效力会降低或者不可信。破破的桥加上一个“那么”，从逻辑上讲没问题，但是违背了常识。
作为一个中学生的常识问题，一篇议论文（一个论证过程）包含三个要素：论点、论据和论证。破破的桥的第一个错误在于混淆了论据和论证。第二个错误在于“推理”的概念有问题。推理的结论分为两种：必然性结论（证明）和或然性结论（猜测）。
在法律实践中，证据的效力要看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笼统地说物证大于证人证言，是不科学的。以破破的桥上面举的例子来说明，乙是否甲的同谋，其作证效力不一样。
这个“一定结论”，可能包括下列结论之一种：立案、不予立案、撤案、结案。媒体报道：“1998年1月，市公安局将办理情况逐级上报中央领导同志，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经强卫同志批准，1998年8月25日，市局文保处结办此案，并妥善答复了当事人家属。”这里的“结办此案”显然不是结案，而是撤案或者不予立案。
破破的桥说：“有些朋友从孙维的证词里面找心理因素，比如说她为什么不怀疑室友，为什么不想找真凶，为什么说自己上刑场等等。这些说法属于有罪推定，是以她是凶手为前提的基础上，所提出的疑点，在证明上是不能使用的，因为是捕风捉影式的循环论证。”“无论造谣，还是洗白行动，都不能算证据，也无法进入推理过程，因为无论是否凶手都会想尽办法为自己辩护或者把嫌疑指向别人。”
破破的桥对“有罪推定”的误解很深。上述问题不是有罪推定，警方在侦查过程中、检方在审判过程中都可以问。这些不是证据，但是可以从侧面印证孙维是否有罪，因为这些行为与是否投毒具有关联性。
在中国，人们有理由怀疑当事人的背景影响了案件的处理。对于朱令案，人们更有理由怀疑。我在微博上呼吁：“关于朱令案，1、由公安部成立专案组，重新侦破；2、由国务院成立专家调查组，调查原公安、政法等处理案件的行为。”查清后者，有利于推动前者。
破破的桥说：“现在案子已经结了，又应该怎么办？怎样推动应该在这件事上负责的公权力？比如合法地让他们披露更多的信息，逼近真相？”我想我的建议就是最好的办法，我们推动政府这样做。
第六，关于讨论的意义。破破的桥说：“追凶，鄙人已经不指望了。意义也不大，真的找出凶手，弥补不了任何东西，反而毁掉一个到几个家庭。其实没什么意义，就当是唠叨吧。”
破破的桥是个悲观主义者，“不指望了”，这是他的权利。然而，“追凶无用论”是我绝对无法理解的。且不说找到真凶并予以惩罚可以警示犯罪，且不说可以安慰朱令和她的父母，至少朱令可以得到经济补偿，在其父母去世后可以生活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