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朝鲜半岛古代关系史的研究萌芽于1949年前，正常发展则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得以蓬勃发展。中国朝鲜史学会日益壮大，学术刊物日益增多，学术会议日益频繁，学术成果日益丰硕，中韩学术交流日益密切，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学术发展的总体趋势。随着新一代学人的崛起，这个领域的研究将会迎来新的发展。
自20世纪初创立的中国朝鲜———韩国学研究，1949年以前草创，筚路蓝缕，发展艰难。1949年以后，百废待兴，一度有所进展，但也有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研究走向正轨，逐步发展，成就斐然。检视四十年来中国学界关于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研究历程，纵论学术成果，无疑是一项浩大工程，并非易事。本文在已刊文献资料索引和若干阶段性研究综述的基础上，以1992年中韩建交为节点，重点讨论四十年来的状况，分为1978—1992年、1992年至今两个阶段阐述，只讨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内地的学术情况，不涉及台湾、香港与澳门三地的研究状况，最后对研究特点与问题，略加总结。鉴于论文太多，难以搜罗齐全，故以专著为线索，兼及个别代表性论文，聚焦于交流演进的关键节点，撷其精要，阐明其发展进程和特点，并展望未来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向。
一、学术复兴:1978—1992年之状况回眸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是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研究蓬勃发展的时期。在20世纪70年代“文革”结束后的三年(1977—1979)，即有论著刊出，关涉中朝经济文化交流、万历朝鲜之役、朝鲜历史人物、义兵运动和朝鲜“三一运动”研究等若干方面，开启了学术研究新的征程。根据辽宁省档案馆藏《李朝实录》，王钟翰辑录了女真史料，开启了中朝关系史料的整理工作。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之下，被视作“承前启后的80年代”，中朝关系史研究得以快速发展，直至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前的十余年间，中国朝鲜史学界开展了频繁的学术活动，创办了学术期刊，为学科的发展开辟了学术阵地，整理了原始资料，促使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研究得到了全方面发展。
(一)朝鲜通史的著译与中朝关系史的著述
宋祯焕《朝鲜史话丛书》(1～4)可以说是我国首部通俗类朝鲜史著作，该书力图打通朝鲜史的尝试值得赞许。1986年出版朴真奭等著《朝鲜简史》，是首部中文朝鲜史。1997年增订再版。此外，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朝鲜全史》，部分得以翻译刊行。
在中朝关系史领域，朴真奭《中朝友谊三千年》，延续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风格，全面阐述数千年的中朝友好历史;他的《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乃是在学术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学术专著，对中朝经济文化交流进行了系统阐发。杨昭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收录18篇学术论文，分为古代史、近代史和文学交流三个部分，涉及朝鲜历史的诸多问题;他与韩俊光合著《中朝关系简史》一书，系统论述了自远古至1945年长达数千年的中朝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关系，是一部重要的中朝关系史专著。金光洙、崔宗国合著《中朝友谊一百年史话》，以朝鲜语写成，分34个专题，多角度、多层次地梳理了近代百余年来的中朝友好交往情况。杨通方《源远流长的中朝文化交流》，长时段地阐述了中朝间长达几千年的文化交流史。孙进己、范寿琨和曹中屏等分别撰文介绍了女真与高丽关系、蒙古与高丽关系和清中后期中朝关系问题。
(二)朝鲜半岛断代史著述
这一时期朝鲜断代史研究成果，既有历史普及读物，也有学术论著，多以朝鲜文发表。历史普及读物主要有:宋祯焕《海东三国》，简明扼要介绍了朝鲜半岛上同时存续的三个政权高句丽、新罗和百济的历史;姜孟山《高句丽的足迹》，是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部高句丽历史著作。该书以朝鲜语写成，选编17个史事，是一部普及性读物。其后，他另有《高句丽史话》、《新罗的人们》，皆是同类性质的历史著作。李洪淳、姜孟山、朴真奭编著的《高丽历史故事》，分上、下两册，辅之以插图，拣选若干朝鲜民族历史故事予以描述。
学术论著，最重要的是朴真奭和姜孟山主编的《朝鲜中世纪史研究》和金光洙的《朝鲜近代史》。前者收录了延边大学朝鲜史学者17篇论文，集中讨论了朝鲜古代国家的社会性质、土地制度和中朝思想文化交流几个方面的问题。后者以朝鲜文写成，全书五章，叙述了19世纪中叶至1919年“三一运动”之间的朝鲜半岛近代历史发展。有别于以往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朝鲜半岛历史研究的下限有所延展，中国学者开始触及朝鲜半岛现当代史的研究，研究成果多以论文形式呈现，研究内容包括“二战”后朝鲜历史南北分治过程的解析和朝鲜战争中的中美关系以及停战谈判。
(三)专题史研究的开展
(四)朝鲜近代历史事件史研究
杨昭全两部著作《日帝霸占朝鲜始末:1876—1910》和《朝鲜1884年的政变》，前者叙述了从1876年《朝日修好条约》(《江华条约》)签订至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其间日本逐步占领朝鲜半岛的历史进程。后者专注于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的叙述。宋祯焕《朝鲜甲午农民战争》一书，叙述了东学道领袖全琫准所领导的反对朝鲜王朝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农民起义史。
二、蓬勃发展:1992年至今之学术纵论
1992年8月24日，中韩建交，这不仅使得中国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建立了大使级关系，地缘政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中国中朝关系史的研究，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国与韩国从政治到经济开展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密切交流;相应地，中国与韩国学界加强了学术文化交流，古代中韩(朝)关系史的研究进入了空前繁盛期，在量和质上，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研究各具特色
上文提及，由于地缘和民族等因素影响，吉林社会科学院朝鲜研究所和延边大学自1949年新中国建国伊始，便侧重发展中朝关系史和朝鲜半岛史研究。吉林社会科学院朝鲜研究所在中韩建交前，当时全国中朝关系史和朝鲜史研究力量相对薄弱之时，承担了一系列翻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刊朝鲜史著作的工作，整理了一批朝鲜史料，编刊了一些朝鲜史研究著作。改革开放以后，该所学术研究进一步提升。同期，延边大学也得以长足发展。1979年，延边大学获得了地区国别史的硕士学位授予权，1993年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延边大学成为中国首个培养高层次中朝关系史和朝鲜史研究人才的高校。
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吉林社会科学院朝鲜研究所更名为朝鲜韩国研究所，延边大学朝鲜学研究中心更名为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以适应新的形势。与此同时，中国社科院和中国知名高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山东大学、辽宁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扬州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等先后建立了韩国研究中心，这些研究机构的建立，都与韩国高丽大学前校长、韩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金俊烨先生的积极奔走有着密切关系。近年来，中国海洋大学、南开大学、鲁东大学等又相继成立韩国研究中心或东北亚研究院，进一步推进学术机构的建设。
总的来说，中韩建交以来近三十年中，中国学界中韩关系研究机构的布局，从东北逐渐延展到关内，各研究机构形成了彼此不尽相同的学术优势和研究特色。大多数具有影响力的中韩关系史研究机构，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也体现了地缘区位的影响。
(二)学术会议日渐增多，专门性学术刊物亦有增加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宣告成立。但20世纪80年代，学术发展比较艰难，全国范围的学术会议，几乎皆由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及其挂靠单位延边大学举办，当时只有研究会会刊和延边大学偶尔出版论文集。中韩建交以来，学术会议日渐增多，专业学术期刊也大为改观。
近十年来，由韩国国史编撰委员会与中国高校韩国学中心每年联合举办的“中韩历史学家高层论坛”，邀请中韩两国顶尖学者，就某些共同论题举办学术会议，加强双方的学术交流，促进中国韩国学研究的发展。“图们江论坛”，是由延边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国际性学术论坛，该论坛围绕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事务，加强学界、政界和商界精英之间的沟通与对话。该论坛自2008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迄今已历12届。讨论的问题涉及朝鲜半岛政治、文化、历史、经济、文学、哲学和法学等多个研究领域。
此外，全国各高校韩国学研究中心也经常性地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即如山东大学陈尚胜教授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壬辰战争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近年来发起举办了三届壬辰战争研究(国际)工作坊，为壬辰战争的专题性研究搭建了国际学界沟通与对话的学术平台。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延边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韩国研究中心都相当活跃，每年举办多次学术工作坊，各国学者展开对话。因此，中国韩国学学术活动，日益繁荣。
(三)刊行资料日益增多，研究成果日臻丰硕
1．研究资料大量整理出版和学术资源数据库建设也越来越丰富
这一时期，随着中韩交流的广泛开展，电子资源的日益丰富，大量韩国汉籍走入中国学界的视野。张伯伟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全九册，分为“王室书目”、“地方书目”、“史志书目”、“私家书目”四类凡26种，清楚地介绍了朝鲜王朝的典籍概况，为我们了解韩国的汉文典籍情况提供了极大方便。
与此同时，韩国古典综合资料数据库、首尔大学奎章阁数据库、韩国史数据库等大批韩国电子资料库在网上免费开放，大批韩国汉文资料如《朝鲜王朝实录》、《备边司誊录》、《承政院日记》、《日省录》、《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历代韩国文集丛刊》以及方志、家谱等众多重要史料，都可以用汉文自由而免费地查询检索、复制下载，使得中朝关系史的研究资料极大丰富，极大促进了中国韩国学的发展。
2．通史与断代史性质的中朝文化交流史与关系史研究成果皆有呈现
陈玉龙、杨通方等所著《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中有《中朝文化交流》一章，系统阐述自周到明清中朝间在文学、书法、哲学、佛学、医药、教育、印刷术、制瓷、火器等方面三千年的文化交流，实际上就是一部古代中朝文化交流简史。杨昭全《中国一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全书四卷，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卷，为我国目前部头最大、字数最多的中朝文化交流史著作。古代篇涵盖中朝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法律、文字文学、宗教、科技、医学、音乐绘画、书法、天文历法、数学等各方面的交流。杨昭全《韩国文化史》比较全面介绍了韩国文化史的方方面面。
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小甫、徐万明、宋成有等共同编著三卷本《中韩关系史》(古代卷、近代卷、现代卷)，是第一部以中文编写比较系统的中韩关系史，给中韩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陈尚胜《中韩关系史论》，收录中朝关系史论文十余篇，重点讨论政治与海上交流的问题。他另一部著作《中韩交流三千年》，是一部按专题比较通俗介绍中韩交流的历史著作。杨昭全、何彤梅合著的《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与前面提到的杨昭全《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有些类似，按专题比较系统介绍了中国与朝鲜半岛间自古及今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流关系。杨军、王秋彬著的《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叙述了自古代到20世纪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演变史。此外，杨昭全和韩俊光合著的《中朝关系简史》、刘永智的《中朝关系史研究》、杨通方的《中韩古代关系史论》，这些专著都论及古代中朝关系史，侧重点各有千秋。汪高鑫、姜龙范、王新民、王颋、刁书仁等，都出版了介绍中、朝、日三国关系史的著作，也涉及中朝文化交流史方面的问题。
杨渭生的《宋丽关系史研究》以高丽王朝为中心视角，依据《高丽史》和《高丽史节要》等史料，主要研究高丽王朝对宋友好关系。书中有大量表格，史料充分，是一部宋丽关系史研究的拓荒性著作。韩国学者卢启铉的《高丽外交史》一书，分建国与领土扩张期、对元抗争期、衰退期、复兴的企图与灭亡四个阶段，集中展现了高丽王朝长达500年的高丽王朝对华外交史。魏志江《中韩关系史研究》，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和博士后研究报告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专著，分上下两编，主要讨论了辽金帝国与高丽、清与朝鲜宗藩关系建立的经过及特点，指出作为北方民族所建立的中原王朝，其与朝鲜半岛的宗藩关系也是依从传统上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范畴。
3．古朝鲜与新罗、百济、高句丽、高丽史的研究概况
中国学界在20世纪，对于古朝鲜、高句丽和渤海的历史研究，大都因循金毓黻等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思路，纳入到东北地方史范畴予以探究。虽然发表了一大批学术论文，但罕有学术专著出版。在“东北工程”的影响和带动下，中国学界形成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所(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和通化师范学院等为核心的研究群，率先展开对于古朝鲜和高句丽史、渤海史的史料整理与研究工作。
4．明清时期中朝关系史研究朝着多领域、纵深化的方向发展
在中朝宗藩关系研究方面，黄枝连在他三卷本“天朝礼治体系”研究系列中，下卷《朝鲜的儒化情境构造:朝鲜王朝与满清王朝的关系形态论》，把清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看成是“天朝礼治体系”的一个典型，并对其特性与发展进行了梳理。韩国学者全海宗在《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将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看成是“典型的朝贡关系”，对某些专题进行了探讨。宋慧娟《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嬗变研究》，全书七章分别讨论了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建立、发展、危机、“变通”、“畸变”和终结，对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清韩宗藩关系进行了通盘的考察。李善洪《朝鲜对明清外交文书研究》，透过外交文书的研究，揭示明清中朝宗藩关系的特色。张礼恒《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年间的中朝关系》，以传统与现代理论为中心，叙述了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发展演变历程。
这一时期，有关朝鲜礼学和儒学、宗教、文学、史学、社会史、西学和数学等方面的著作，可谓姹紫嫣红、琳琅满目。
礼学和儒学方面，谢宝森、张立文等都出版了李退溪的研究著作，对李滉的理学思想进行了阐发，有学者进而对中朝实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葛荣晋《韩国实学思想史》，全书二十一章，对于韩国最重要的思想家如李退溪、李栗谷、南冥等理学思想都进行了梳理与介绍。彭林的《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系统考察了中国礼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历程，重点探讨了高丽王朝的礼制、《朱子家礼》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影响以及朝鲜典籍《经国大典》和《国朝五礼仪》所确立的朝鲜礼仪制度，并重点研究了郑逑和丁若镛的礼学思想，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礼学对朝鲜影响的专著。赵旭对朝鲜王朝礼制也进行了专题研究。有四种韩国学者的韩国儒学思想史被译成中文出版。李甦平《韩国儒学史》与邢丽菊《韩国儒学思想史》，则是由中国学者所出版的系统评介韩国儒学发展史的专著，重点介绍了高丽王朝、朝鲜王朝前后期儒学发展的流派、各学派的思想特征。张敏《韩国思想史纲》与洪军《四端七情之辨:朝鲜朝前期朱子学研究》，都是对朝鲜儒学思想的阐发。李英顺对朝鲜北学派思想也进行了专题研究，出版了专著。
社会史方面，常建华《朝鲜族谱研究》，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角度系统探讨了朝鲜族谱历代演变的情况、特点与原因，分析朝鲜族谱的功能与内容、编纂特征、宗族与族谱编纂的关系等问题，以及朝鲜族谱与中国族谱的关系，既拓展了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视野，又深化了中朝文化关系的研究。
西学与数学方面，有韩国李元淳《朝鲜西学史研究》，此书分五编，分别探讨了朝鲜之汉译西学书、朝鲜西学的实学性、朝鲜后期社会的西洋教育观、东北亚吸收西学的对比考察、韩国近代文化底蕴中的西方因素等问题，对朝鲜西学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李虎《中朝日三国西学史》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专著，分西学初传、西学受挫、西学再传、近代西教、西学确立等问题，较为全面地比较了中日韩西学的异同，此书重视西学的传播过程及其所发生的问题。郭世荣《中国数学典籍在朝鲜半岛的流传与影响》一书，用比较史学方法，以中国历代算学典籍为线索，着重讨论了宋、元、明、清时期中国数学典籍在朝鲜的流传与影响，揭示出中朝古代数学间的密切关系。加深了对朝鲜数学史的理解和认识，解决了一些过去模糊不清的问题。并对韩国收藏中国著作的情况做了全面的调查;分析了朝鲜数学与中国数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史料、内容、方法与原理上说明了中国数学对朝鲜数学的深刻影响。
三、评析与展望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研究的总体特点，
可以概括如下: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古代关系史的研究，从上世纪初开始以来，逐步发展，资料日渐丰富，人员日渐增多，学术研究日益组织化、学科化、定期化和国际化。在跨学科和全球视野之下，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重新认识中国史的一扇窗口，是中国学术界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随着年青一代学人的崛起，相信今后会有更大的发展和突破。
（本文转自：《暨南学报》2020年第9期）
作者简介：
孙卫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标题：《孙卫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研究述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