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70年来中国的世界上古史研究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奠定基础时期（1949—1966）、恢复和发展时期（1976—2000）、繁荣时期（最近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世界史获得了与中国史并列的学科地位。学者们翻译古代文献，引进苏联教科书，培养人才，并对一些重要问题如奴隶制的特点等进行了初步讨论。改革开放给世界古代史研究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学者们投身于资料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林志纯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倡导组建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建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培养人才。一批新的古代文献被翻译出版，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如世界古代史的体系、城邦与帝国、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的地位和作用等，获得了更深入的探讨。得益于上世纪的积累，新世纪的世界古代史研究进入繁荣时期。资料积累日益系统化，新的研究队伍成长起来；研究工作日益与国际接轨，解读原始文献、探索具体问题成为基本功。因此，最近20年所取得的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大有提升。
关键词：世界上古史研究；学科发展历程；研究成果；前景
中国对古代世界的认识可能始自商周时期，先秦文献中已有对周边地区的记载。随着张骞凿空西域，中国与西亚、印度甚至后来的罗马都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等都保留了对印度、中亚、西亚以及希腊和罗马等的记载。但中国对古代世界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周边地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睁眼看世界，开始了解古代世界的历史。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随着国人走出国门，和西方世界接触，埃及学、亚述学、古典学的知识逐渐传入中国。同时，中国人开始译介西方各种人文和社会科学著作，其中不少篇章涉及希腊、罗马世界的史事和史实，为在中国传播古代世界史知识起了有益的作用。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对古代世界的认识相当有限。作为一个学科，世界古代史的兴起和发展，与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奠定基础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的院系调整中，不少大学创建了历史系，课程设置上模仿苏联，采取中外通史并立的体系。相对于20世纪前期不重视世界史教学与研究而言，世界通史作为专业必修课，在历史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占有半壁江山，世界史有了合理存在的空间，世界古代史成为历史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希腊罗马史固然篇幅较大，然而西亚、埃及和印度的古代历史在世界史中有了一席之地。同时，由苏联专家执教、开办于东北师范大学的世界古代史研究班培养了一批人才。50—60年代大学历史专业的毕业生和世界古代史研究班的学员们，挑起了20世纪最后20年各大学世界古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大梁。
中国学者继承了传统史学的优秀传统，扎实地开展了学科建设和研究工作。首先是翻译古代文献。以古希腊史为例，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和《政治学》、色诺芬的《经济论、雅典的收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等。在古代东方史领域，林志纯先生选编了《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其中包括上“古埃及年代记”、“梅腾自传”、“汉谟拉比法典”等重要文献。这些文献，有些根据原文直接翻译，有些从英译本转译，大多达到了信、达、雅的标准。总体来看，这些汉译本仍是今天不少中国学者使用的标准译本，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林志纯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中，包含古代东方和希腊罗马史的许多基本资料。一些当时未被全文译出的古典著作，如斯特拉波、波桑尼亚斯、普鲁塔克等，都在该资料集中有所反映。部分当时刚刚解读或者发表的文献，例如迈锡尼的线形文字B文书，在该书中也有部分收录，反映了林志纯先生独到的眼光和学术意识。在林先生组织下，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代史进修班的学员分别选译发表了古代印度、西亚、埃及以及希腊罗马的部分史料。由吴于廑先生发起选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丛书中，也收入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李维、塔西佗、普鲁塔克等的著作。在上述译著出版的同时，学者们还编译了一些专题文献。除日知编译的《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外，还有任炳湘编译的《罗马共和国时期》，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等。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在当时具有垦荒播种、探幽发微的巨大作用。该书大体确立了中国世界古代史教材的框架，为学者们树起了一面用历史唯物论具体阐释古代世界历史的旗帜。该书开宗明义，“世界上古史包括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即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和奴隶、奴隶主两个阶级对立斗争的奴隶社会的历史”。因而在第一章原始社会之后，该书分为四编，核心是揭示奴隶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生、发展和衰落。吴于廑的《古代的希腊和罗马》目的是“企图要言不烦，勾出希腊罗马古典奴隶制社会发展的轮廓”。从实际的叙述看，吴先生的重点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于文化方面只约略论及。但总体上说，达到了他给自己设下的“叙述要明确而不繁琐，分析要简当而不空疏”的目标。该书对希腊罗马的历史娓娓道来，至今仍受到读者的欢迎。
林志纯还讨论了古代东方专制主义以及苏美尔初史时期的军事民主制问题。他首先区分了古典作家有关民主与专制的定义，接着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述，指出东方专制主义虽然直接溯源于古代东方各奴隶制国家，但古代东方并非一直专制，国王也并非一直是专制君主，有一个从吉尔伽美什到汉谟拉比的逐渐发展过程。专制政治的产生，是奴隶制发展的结果。
古代南亚史得到刘家和的注意。他根据汉译佛经资料，指出佛教反对种姓制度并不是“真地要消除现实社会中的种姓制度”，只要“婆罗门肯承认刹帝利的第一等级地位，佛教是允许婆罗门坐第二把交椅的”。佛教反对种姓制度的原因，与当时奴隶制的发展、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有关，就其本质论，它是“高悬反对种姓制度旗帜而实际限制和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识”，反而有利于种姓制度的延续和发展。在有关印度土地关系问题上，刘家和主要针对印度是否存在土地私有制发言。他分析了国王所有、贵族所有和农村公社所有的土地，指出大部分土地法律上属于国王，但国王对全国土地的所有权并不表示国王占有所有土地，在实际研究中，应当对土地使用的实际情况，包括农村公社和贵族的土地所有权做具体分析。
胡钟达强调商品经济发展对雅典民主的决定作用。他认为，由于希腊世界周边地区相对落后的状态，给雅典等城邦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壮大了工商业奴隶主的力量，冲破了氏族奴隶主的垄断，最终在雅典出现了民主政治。林志纯曾简明扼要地论及古代希腊历法以及荷马史诗的问题。他特别提到当时文特里斯对线形文字B的释读以及希腊考古的最新发展，注意到文特里斯、布列根、佩奇、格雷等人最新的成果。他注意到当时刚刚发现的所谓地米斯托克利法令，认识到该铭文将订正希罗多德和普鲁塔克等古典作家的记载，证明雅典人的备战和撤退到撒拉米斯是有计划的，而且说明梭伦时代的四等级制已经开始松弛，民主力量大大加强，民主派取得绝对优势，因此希波战争中雅典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民主政治的胜利。
中国学者对罗马史的兴趣集中在格拉古兄弟改革上。吴于廑的《格拉古改革》将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的改革区分开来，认为前者的目的在于恢复城邦体制下的兵农合一制，与当时罗马的形势背道而驰；后者的改革比较重视新兴骑士阶层的利益，符合罗马当时正从城邦向帝国转变的总趋势，富于进取精神。陈文明肯定格拉古是罗马奴隶主中较有远见的人物，同时又指出在当时奴隶制、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小农经济的分化与破产已成必然的形势下，想挽救小农经济的企图必然会失败，从而注定了改革结局的悲剧性。
综上所述，从1949年到1966年的10余年间，中国的古史学家们在培养人才、积累资料等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已对古代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开始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一个良好开端。然而，1957年的反右运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把世界古代史打入冷宫，一些专业工作者被迫“弃文从农”，古史研究完全陷于停顿。
二、恢复与发展（1977—2000）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科技文教事业重新走上正轨。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迎来了春天，古代史研究重新起步。
恢复古代史研究的首要任务，仍然是资料建设。从70年代末到2000年，学者们翻译、出版了一批古典作家的著作。希罗多德等老的译本多重印再版；赫西俄德、普鲁塔克、萨鲁斯特、西塞罗、塔西佗、查士丁尼、奥古斯丁等古典作家的著作首次被译成中文；在古代东方史领域，马香雪从法文转译了《摩奴法典》；专题资料有《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古代伊朗史料选辑》、《古印度帝国时代史料选辑》、《古印度吠陀时代和列国时代史料选辑》、《罗马共和国时期》（下）、《罗马帝国时期》（上）、《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和《古代的地理学》等。它们的翻译出版，为古代史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史料。
为了解最新学术动态，借鉴国外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学者们还开始翻译一些有定评的国外学术著作。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对认识古代历史有重要影响。《古代社会》是恩格斯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基础，将原书翻译出版，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摩尔根以及整个原始社会史的基本理论框架。《全球通史》注重游牧世界的作用以及古代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影响。《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尝试用地图叙述人类历史。它将人类历史划分为早期人类的世界、最初的文明、欧亚古典文明、划分为地区的世界等阶段，强调古代不同地区文明的特征和相互影响，以及不同文明区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贡献，在古代史领域有助于打破欧洲中心论。
一些专题和专门的地区性通史著作也陆续被翻译出版。在古代东方史方面，包括马宗达等合著的《高级印度史》、塔帕尔的《印度古代文明》、埃班的《犹太史》和郝镇华编译的《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在希腊罗马史方面，包括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简写本、蒙森的《罗马史》、乌特琴科的《恺撒》、特维兹穆尔的《奥古斯都》、韦尔南的《希腊思想的起源》和《神话与政治之间》等。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编译的《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对当时正讨论热烈的城邦问题有相当帮助；《世界古代史译文集》中包括苏联学者的部分论文以及普鲁塔克《名人传》的部分传记。这些译作向学者们打开了一扇外部世界的窗户，方便了学者们对外来学术的借鉴。
教材编写取得长足进展。崔连仲主编的《世界史·古代史》详而不繁，叙事清楚；刘家和主编的《世界上古史》简明扼要，页下附有简短的注释，书末有参考资料目录；陈隆波、罗静兰主编的《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古代部分上册）借鉴了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理论，希望揭示古代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特别是游牧世界在古代历史上的作用。吴于廑、齐世荣总主编，刘家和、王敦书主编的《世界史》（古代史上册）汲取了前述各种教材的优点，在构架和体例上也多有创新尝试，至今仍是中国大学历史专业的标准教科书。
林志纯在该时期世界古代史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筹建了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创办了中国第一份西文版《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的组建，与他的推动有直接关系，他本人当选为第一届理事长；他的一系列论文向许多传统看法提出了挑战，在中国的世界古代史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主持编纂的《世界上古史纲》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根据大量原始资料，广泛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和最新考古材料，对世界上古史领域内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不可否认，该书的模式——从城邦到帝国——是否可以用来说明古代文明的一般规律，仍有讨论余地，但由此引起的有关城邦问题的讨论，至今尚未平息。在讨论过程中，许多具体问题得到了更深入、全面的探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古史研究，大体处在《世界上古史纲》的影响下。
林志纯还是该时期中西古史比较的先行者之一。他的两篇长文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探讨古代中西政治制度发展的规律，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1989年，他主编的《古代城邦史研究》出版。在该书综论部分，他综合古代希腊、近东和中国的史实，勾勒出早期城邦政治史发展的基本轮廓，指出早期城邦大多是君主执政，君主握有行政与宗教权力。但在第二阶段，行政权和军权渐渐落入公卿之手，形成公卿执政或贵族政治；同时，城邦中的人民大会等仍在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凡是城邦，大抵实行民主或共和制。林志纯对古代中西历史发展的这种独特看法，在世界古代史和先秦史领域都引起了很大反响。他对古代中国政治制度中民主成分的强调推动了对古代不同地区政治制度的研究，中西古史比较研究蓬勃兴起，形成古代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就具体观点和方法论，大体可分为求同派和求异派。
求同派大体赞成林志纯的观点，承认古代中西政体发展中的一致性。张秉楠的《商周政体研究》把商周时期当作城邦时代，强调商周政体中的民主因素。求异派正好相反，强调中国的特性。
求异派大体以顾准为代表。顾准本是经济学家，从1974年开始涉足历史，从历史研究中探寻中国的出路，并留下了大约10万字的读书笔记。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经陈敏之整理的笔记，取名《希腊城邦制度》。该书讨论了城邦的定义、特征、起源和发展。在他看来，自治、自给、主权在民是希腊城邦的基本特征，它们首先出现在海外殖民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条件下。接着，殖民地的制度又反馈到希腊本土，促进了巴尔干希腊的城邦化。赵伯雄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强调周天下并非城邦联盟，而是周天子的一统天下。虽然统一或实际控制的程度有限，但诸侯国都自认是周天子的黎民，周天子享有对诸侯国的宗主权，这和希腊的殖民地与母邦的关系完全不是一个类型。
吴于廑的《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对认识古代历史的一般特征具有重要意义。作者认为，农耕、游牧世界的并立构成了古代世界史的基本特点，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古代文明交往的重要表现。他概要论述了农耕、游牧世界各自的基本特征以及它们交往、冲突的必然性，揭示了游牧、农耕两大世界关系的本质，证明游牧世界虽然成功对农耕世界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冲击，但每次冲击的结果，都是游牧世界的进一步萎缩和农耕世界的进一步扩大。该文广阔的视野、高屋建瓴的架构，在学者中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反响。
胡钟达是否认古代社会为奴隶社会的代表。他最初尝试论证奴隶社会具有普遍性，并企图通过授产奴隶在农业中广泛使用的实例，来证明奴隶制在农业中一样有利可图。但随着思考的深入，他发现那样的论证越来越不能令他信服，于是转而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提出奴隶社会不具有普遍意义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未明确地提出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事实上，在古典古代的某些时期和某些地区，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以及共和国后期和帝国初期的意大利，奴隶制确曾得到较为广泛的发展；但大多数情况下，所谓奴隶社会中的奴隶并不多，封建社会中的奴隶也不少，奴隶制和农奴制曾长期并存；从生产力发展看，如果把所谓奴隶社会后期与封建社会初期比较，至少就西欧而论，并无明显突破。胡钟达的观点引起广泛注意，促进了古代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刘家和长期从事中西古史比较，他力证春秋时代的楚国是城邦，制度中包含民主成分。他应用轴心期理论对公元前8—前3世纪世界主要文明区在心智和文化的发展上所经历的精神觉醒进行比较，并试图界定古代印度、希腊和中国精神觉醒上的特点：在天、人关系方面，印度形成宗教传统，希腊形成哲学科学传统，中国形成人文伦理传统；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印度提出虚幻的众生平等，希腊揭示出人类平等的内在矛盾，中国儒家则用具有“礼”的形式的“仁”使现实的有差别的人统一起来；在人的本质的觉醒方面，印度认为人是宗教的动物，希腊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中国认为人是伦理的动物。该文高屋建瓴，显示了作者广博的学识。
在古代史各个专门领域的研究中，20世纪最后20年里，学者们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举凡古代史上的重要问题，都或多或少地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在古代埃及史领域，刘文鹏发挥了突出作用。他执笔完成了《世界上古史纲》的埃及部分，并发表了有关埃及史的系列论文。他比较注意早期埃及诸州的分立以及部分国家通过争霸战争走向统一的进程，认为埃及从诺姆分立到统一国家形成，有一个长期的过程；他力证古代埃及是有城市的文明，并根据希拉康坡里考古遗址的资料提出了论证；他批判了魏特夫的治水专制主义理论，指出水利灌溉长期是地方政府的事务，在中王国以前，没有证据表明埃及存在灌溉网的集权化管理。周启迪的《古代埃及史》为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系统且综合性的古代埃及通史，起于史前时期的埃及，终于后期埃及，以古代埃及文化终篇。汉尼希和朱威烈等编写的《人类早期文明的“木乃伊”——古埃及文化求实》比较充分地汲取了国际埃及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叙述了古代埃及的文字、文学、宗教、建筑、艺术和科技成就。
古代希腊史研究成果较多，从雅典国家产生到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都有专题论文问世。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摘要介绍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王敦书首次比较全面地向国人介绍了美国学者帕里关于荷马史诗创作的理论，指出荷马时代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时代，荷马时代希腊的某些地区如雅典有国家存在，那时的希腊社会是阶级社会。关于斯巴达的土地制度，他指出公元前10世纪斯巴达人进入拉哥尼亚后，曾进行土地分配。通过两次战争征服美塞尼亚后，斯巴达人将后者的土地分成份地。这些份地本质上仍由国家所有，公民只是占有者。刘家和的《论黑劳士制度》遍搜古典作家有关记载，对黑劳士制度的起源、发展、衰落，黑劳士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属性作了深入探讨。他认为黑劳士是城邦的奴隶。他们虽然交租纳税，但那并非封建的依附关系，而是斯巴达人对土地和黑劳士人身占有权的实现。因此，黑劳士是奴隶，是奴隶中的国有奴隶。郭小凌回顾了西方对奴隶制的认识和研究，认为奴隶社会概念是后人对马克思的诠释。他还从军制变革、城邦之间的战争与战俘的命运等方面来揭示希腊城邦的兴衰，指出雇佣兵的兴起、战争残酷程度的增加，预示着希腊城邦逐渐走向瓦解。
罗马史领域首推朱龙华的《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该书系统研究了罗马文化的起源、发展和衰落。作者把罗马文化的发展与社会变迁、政治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将文化置于罗马历史的大背景中考察，揭示了罗马文化兴衰的原因和特点。全书文笔流畅，叙事生动。杨共乐的《罗马史纲要》认为，公元前2世纪中叶以前罗马社会的主要生产者是小农，奴隶制很不发展，可称为“古代社会”阶段。公元前2世纪中叶以后，罗马才进入奴隶社会。公元1世纪中叶到2世纪中叶为奴隶制社会的发展和完善期。罗马政治制度的发展得到杨俊明和陈可风的注意。杨著简要叙述了罗马政体从王政时代到帝国时代的变迁，共和国政制是中心。陈可风有关罗马共和国宪政的研究较多地利用了古典文献和近代著述，为比较系统的罗马共和国政治制度史。它在介绍共和国高级官职之外，尚顾及一些低级官吏。
综上所述，从1977年到2000年的20多年中，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无论在资料积累还是在具体研究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新问题的提出、新方法的使用，都为古史研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93年和1997年分别在南开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世界古代史第一届和第二届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外古史学者同台竞技，相互交流切磋观点，表明中国学者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日益得到国际同行的承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一时期的古史研究还带有粗放的特点，不少领域还无人问津；对资料的使用和解释，特别是对考古和碑铭等资料的使用，尚处在比较初级阶段；方法论上，也有诸多需要完善和提高之处。
三、最近20年的趋势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资料的积累，古史研究日趋繁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里摘要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