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医疗近代以来尤其当下中国一些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时的卑怯甚至心理创伤？恐怕首先要靠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的发展和复兴，通过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等各领域的持续提升或改善。新中国成立以前，部分知识分子想维护或恢复儒家文化那么艰难，就是因为那时中国太落后了。“如果儒家那么好，为什么会让我们的社会比西方落后那么多？”西化派一句话就把那种努力噎回去了。
历史事实表明，只有取得实实在在的成绩并让大多数国民感受到了，才有助于提升民族自信。这种自信，又是弥合百年来的心理卑怯并重建自身话语体系的先决条件。
有了民族自信后，我们更要在实践中避免继续戴着西方话语的镣铐跳舞。笔者这些年来在参加学术会议时发现，即便一些已有民族关怀情绪、认同中国模式的学者，在发言时往往也说着说着英文法文就溜出来了，好像不说那些所谓外文的原文，就无法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些人虽也意识到这方面问题，但还是陷在西方话语里走不出来。
要想跳出这种话语困境，需要适当重返自己的历史传统。如果不对传统制度给予正面表述，就难以对当代制度甚至道路进行有效辩护。唐代杜佑曾著《通典》，那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制度史研究著作。而中国的制度研究主要就指治理研究，因为当时中国只有王朝，没有所谓政体分类之说，我们的制度基本就是“治道”，探究如何“治国平天下”。
唐代史学家杜佑所撰的《通典》
从古至今中国都有“治道”优势
如果摆脱西方基于政体的政治学标准，而以治理作为衡量和判断中国的尺度，那么中国无疑在世界上做得最好。这个有据可查，可以和古代世界任何大的帝国相比，也可以与现代的美国和任何欧洲国家相比。如何治理好一个版图大、人口多的国家，中国在这方面拥有独特经验。
这种独特的治理经验，从古至今一直保持着它的某种沿革。一个典型例子，我们现在的反腐就在使用传统上的巡视制度。这种制度在汉武帝时创立，后被历代沿用下来，至今仍然有效。另外还有郡县制，也是延续到了现在，使中国虽有民族分离主义闹事，但绝难产生分裂。再看看西班牙、英国那些国家，面对国内离心力量，它们连保持国家统一都面临困难，怎么能跟中国比治理呢？
因此，我们现在讲摆脱卑怯建立制度、文化上的自信，需要以研究传统制度为基础，它的下层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层就是治理经验和观念。只有从传统入手，弄清楚它的历史沿革及至现在的存在形式，我们才能找到自身话语的表达语言。
当代大学的学科格局已经形成，不可能一律废掉，所用教材也基本上是西方教材的翻版。我们不能说这种学科设置绝对不好，因为它至少有助于了解西方。但从建立制度自信的角度看，这些学科就有明显弱点，即都没能把相对应的中国史学内容完整纳入其中。为此，现代大学学科教育应设法强化对中国史学的引入，比如中国的政治制度史、经济制度史等。加强对中国传统的了解，并与西方学科及其历史形成比较，更有利于建立对自身道路和制度的自信。
新的时代命题呼唤中国理论
1919年，梁启超一行在法国巴黎时的合影：梁启超（前排中），蒋百里（前排左二）、张君劢（前排左四）、丁文江（后排左二）。民国知识分子群体曾在20年代就科学、玄学和民主问题展开一系列论战。
到那时候，整个中国发问的形式也将改变。近代以来我们一直探究“西方何以富强，中国何以贫弱”，但复兴后的中国需要解释的是自己如何从过去的贫弱变得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东西方实力的变化如此巨大，以至于西方知识分子都在讨论中国何时超过美国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更有利于我们重拾自信，它将自然而然地改变人们看待中国的视角和方式。
总的来看，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中国人对于自身道路和制度的自信正在成长。一个时代的发问方式，取决于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而发问方式的改变，将引导那个时代全部学术思潮的变动。现在的时代问题就是“中国何以富强”，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大问题，因为这不是一个弹丸之地、而是一个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了中央。如果学术不回答这样的问题就算不上学术了。而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其中某种回答会被更为广泛的接受，最终变成主流思潮。